［摘要］吕贝尔是法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所代表的文献考据式的“马克思学”研究，在方法论、研究主题等角度影响了法国“马克思学”政治研究。而在21世纪的法国学界，米格·阿本舒、路易·雅诺威等当年和吕贝尔合作研究“马克思学”的学者，在沉默了十多年之后出版的《吕贝尔: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不仅回顾了吕贝尔为“马克思学”研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并且以此为契机，重新阐释了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维度，提出了“马克思学”政治思想研究的“乌托邦”范式。这其实是阿本舒和雅诺威继吕贝尔之后，为回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统治下革命低迷的现状，为法国“马克思学”研究带来的新的动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5］10－0098－07

收稿日期:2015－08－20

作者简介:刘冰菁，南京大学－巴黎第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相比于中国学界近年来兴起的西方“马克思学”热潮，21世纪法国“马克思学”思想研究却总体上呈现出低迷、分散的状态。一方面，自1996年吕贝尔逝世之后，法国学界几乎不见任何关于吕贝尔的相关研究，吕贝尔经典的“马克思学”研究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更多的法国学者溢出了吕贝尔的研究圈，依托各类杂志和大学会议，整体呈现出主题多元、分散的状态，而在这其中尤为引入注目的是吕贝尔当年的“马克思学”研究的合作者路易·雅诺威 ①(Louis Janover)和米格·阿本舒 ②(Miguel Abensour)，他们在沉默了12年之后，于2008年共同出版了《吕贝尔: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Maximilien Rubel，pour redécouvrir Marx)。在这本书中，他们不仅重新阐述了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的历史贡献和当代意义，而且提出了“马克思学”中的“乌托邦”范式。这就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阿本舒和雅诺威会在耄耋之年、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提出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及其“乌托邦”研究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出版物放回到法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就会发现，他们不仅是为了纪念吕贝尔在法国开创的“马克思学”研究，更是要在当下传递这样一条信息:在吕贝尔逝世后，在新自由主义当道、激进左派萎靡不振的全新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国的“马克思学”研究该如何做出表率。为此，本文将通过介绍雅诺威和阿本舒这部新作的具体内容和理论指向，说明在吕贝尔之后“马克思学”的当代立场，进而说明其中阿本舒系统介绍的“乌托邦”范式，以期推进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发展现状的理解。

一、保卫吕贝尔:关于马克思而非“主义”的文献学研究

从米格·阿本舒和路易·雅诺威的生平经历来看，他们不仅都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法国著名学者，还都是吕贝尔开创“马克思学”的亲密合作者和《马克思学研究》的主要撰稿人，是法国当代为数很少的仍在公开支持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于2008年共同出版了这本《吕贝尔: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以纪念吕贝尔对“马克思学”的科学范式的确立作出的历史贡献。从形式上来看，《吕贝尔: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是阿本舒和雅诺威为了公开纪念吕贝尔“马克思学”研究贡献的合辑，总共收录了四篇长文。第一篇是米格·阿本舒和路易·雅诺威合写的《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保持距离的工作》(Mximilien Rubel，une ? uvre à l＇écart)，第二篇是阿本舒最先发表于1970的《为了阅读马克思》(Pour lire Marx)，第三篇是雅诺威最先在2003年无政府主义杂志《被诅咒的时代》(Les Temps maudits)上发表的《在今天阅读吕贝尔》(Lire Rubel aujourd＇hui)，最后一篇是尼古拉·韦尔(Nicolas Weill)所做的吕贝尔访谈《二十世纪而非十九世纪的思想家》(1995年9月在《世界报》发表)，也是吕贝尔逝世前最后一次正式的谈话记录。这四篇文章记录了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贡献和时代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阿本舒和雅诺威的眼中，吕贝尔开创的“马克思学”研究，其核心目标也是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反对苏联将政治意图凌驾于文本研究之上的做法，力图将以各种“主义”代替文本的“马克思主义”(marxicism)官方研究还原为属于“马克思的”(marxien)科学研究。

吕贝尔1905年10月10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切尔诺夫策小镇。该小镇在1919年还属于罗马尼亚，1940年被前苏联占领。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年轻的吕贝尔选择离开切尔诺夫策前往巴黎求学，并且对苏联保持着敌视的态度。在二战期间，吕贝尔在法国遇到了托洛茨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小组，才对当时法国泛滥的各种解释马克思思想的“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误打误撞开始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但是，吕贝尔从来就不打算提供另一种对马克思思想的个人解释，而是抓住了苏联和法共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伤疤，提出要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澄清马克思的思想，以便能够超越作为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吕贝尔在1959年创办《马克思学研究》(études de marxologie)杂志时，在序言中毫不避讳地指出了“马克思学”具有明确的批判对象，它并不是要建立一种学说体系或是特殊的方法论以便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而是旨在改变当时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意识形态境况。换言之，“马克思学”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吕贝尔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正在不受控制地蔓延:那就是相对于大量的解释或护教的作品，缺少严肃的研究、对文本的批判和马克思文本群的编辑” ①。所以，阿本舒和雅诺威在书中将吕贝尔的研究赞赏为“保持距离的工作”，就是指吕贝尔和从苏联贩卖而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保持清醒的距离，把马克思留给马克思。

第二，在方法论上，吕贝尔之所以能够举起反对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旗帜，能够确立起“马克思学”研究的科学性，依赖于吕贝尔对马克思著作、手稿等的编辑和研究。吕贝尔对文献学的推崇也直接影响了阿本舒和雅诺威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成为他们继续推进当前的“马克思学”研究的合法性所在。

吕贝尔将自己对马克思的文献考古学确定为“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声称自己坚持贯彻了马克思晚年向其女婿拉法格说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众所周知，这里马克思反对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在指责19世纪70年代年轻的法国工人党表现出的急躁和幼稚。但对吕贝尔来说，马克思表明心迹的这句话具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马克思及其思想是时代的受害者，亟需正本清源，而这就依赖于对马克思各种文献、书信、笔记的考察，他认为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马克思。

用阿本舒和雅诺威的话来说，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是通过回到马克思原始的文献的科学方法，来厘清斯大林主义和其它十月革命后诞生的各种“主义”，“每一个马克思主义都声称‘修改’或是‘超越’了另一个，但最终都将马克思的思想归于一种党派的逻辑。吕贝尔从这个可怕的循环中逃离了出来。他消除了所有的政治思想，就是为了找回马克思多变的文本，其核心就是反对各种对马克思思想的滥用，各种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还原论。” ①吕贝尔为重新阅读马克思树立了两大基本原则:“这就是说，要打破马克思玄学研究的循环，就不能只满足于阅读《资本论》这样的主要代表作，而是要关注那些保存在屋子里不见天日的未完成手稿。第二点，不再透过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或是任何一个马克思的继承人来阅读马克思，无论他们是多么负有盛名，而是要从根本上回到马克思，不再屈从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注释、这样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比如列宁主义或是更可怕的国家意识形态。” ②所以，用吕贝尔的文献学来重新阅读马克思，就不再是为了支持某种“主义”而从马克思那里提取合理的元素，相反是要将理论都还原到它自己的文本之中，这是吕贝尔在“马克思学”研究中坚持的基本精神。

第三，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吕贝尔在文献考据的基础上，打破了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既定印象，提出应把《资本论》和其它未经编辑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和笔记统一起来，并以此尖锐质疑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死后由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是否符合马克思的真实思想。

吕贝尔确实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编辑马克思的各类重要文本、考证马克思的生平传记上，从而在掌握了马克思的一手文献之后，提出现已出版的《资本论》三卷本根本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唯一表达，而只是未完成的科学手稿的一部分。所以，吕贝尔特别推崇将《资本论》和其它未经编辑的文本统一起来研究，比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1861－1865经济学手稿》等。按吕贝尔的想法，马克思从1844年开始就已经选择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直至《资本论》。

不过，基于反对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吕贝尔根本没有停留在单一的文本研究中，而是直接挑战承担《资本论》第二、三卷编辑工作的恩格斯的“原罪”问题。众所周知，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作为其亲密战友的“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承担起了编辑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巨大工作，并于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但吕贝尔发现，恩格斯不仅忽略了马克思其它经济学手稿的存在，而且在编辑《资本论》中漏了很多内容。比如，吕贝尔发现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时，就忽略了马克思在第二卷手稿中写下的对黑格尔的评价，吕贝尔在编辑法文版《资本论》第二卷时最先加了进去:“我和黑格尔的关系非常简单。我是黑格尔的信徒，那些自以为埋葬了黑格尔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继承者的唠叨，对我来说是极其可笑的。不过，对这位伟大的导师，我仍然保留批判的态度，我试图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从而彻底地改造辩证法。” ③吕贝尔还整理了很多类似的细节，完全否定了恩格斯编辑版本的学术价值，认为里面只剩下看似完整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而丢失了马克思哲学、政治革命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早期马克思文本中充斥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维度。所以，吕贝尔将一个文献的基础问题扩大为他重构马克思思想的武器，完全否定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的合法性，将其贬低为为政治服务的僵化体系。

可见，在阿本舒和雅诺威的笔下，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研究之所以值得纪念和继承，正是因为吕贝尔不畏政治意识形态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干涉，推崇MEGA 1所倡导的、细致入微的文献考据方法，试图以此恢复马克思研究的科学性。但是，无论是法国学者还是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都已发现:吕贝尔以文献考据作为其研究的科学性和合法性来源，客观上造成了其巨大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排斥性，而吕贝尔团队的“马克思学”所面临的这一困境，成为阿本舒和雅诺威重提吕贝尔的契机。

二、为何保卫吕贝尔:文献学“马克思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无疑，吕贝尔作为法国“马克思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打开了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自由讨论空间，也在整理马克思文献上为后人提供了思想史研究的基础，确实有其纪念意义。但事实上，自吕贝尔1996年逝世之后，阿本舒和雅诺威都未发表过多少关于“马克思学”研究或吕贝尔的文章，却在吕贝尔逝世12年后重提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吕贝尔的文献学“马克思学”研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

首先，让阿本舒和雅诺威失望的是，虽然在1991年之前，他们仍坚持三十年来每年都利用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经济与社会》报刊一期的版面来出版《马克思学研究》，但无论是在法国国内还是在国外，自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MEGA 2启动之后，吕贝尔文献考据式的“马克思学”已经不再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者避之不及的忌讳。吕贝尔被学界所遗忘，这是阿本舒和雅诺威重新提出吕贝尔的直接原因。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被遗忘的状况从法国青年学者杜康热的一份调查报告 ①中就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杜康热统计了法国从2005年以来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史的出版物，只重新出版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10种马克思著作，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主题的作品41本，以马克思主义史为主题的作品仅10本，而关于吕贝尔和“马克思学”的作品只有阿本舒和雅诺威的这一本《吕贝尔: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阿本舒也在文中感概门庭冷落，虽然吕贝尔跳出了各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圈子，但是并没有多少学者有勇气像吕贝尔那样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要求把“马克思主义”还给“马克思”。

不过，阿本舒抱怨的吕贝尔被学术界排斥，本质上并不是学者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是吕贝尔将马克思研究同文献考据直接划上等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国内众多“马克思学”的研究学者早已明确指出，吕贝尔所代表的“马克思学”具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排斥性。因为吕贝尔所标榜的“科学的”“中立的”文献学“马克思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性产物，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它注定不会成为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基本模式，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起点，旨在“破”而非“立”。

就吕贝尔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来说，二战爆发后，吕贝尔于1942年参加了在法国秘密成立的“无产阶级革命小组”(Groupe révolutionnaire prolétarien)，其宗旨就是揭露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虽然吕贝尔1945年离开了这个小组，但是作为其主力成员，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对苏联的极端厌恶，这一立场直接延续到了他以后的“马克思学”所谓的科学研究之中。在他创办《马克思学研究》之前所撰写的各类文章中，吕贝尔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及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怀疑和抵制。比如，在《卡尔·马克思，被苏联诅咒的作者》(Karl Marx，auteur maudit en URSS)、《苏联的资本增长问题》(La croissance du capital en URSS)等文本中，吕贝尔就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联国家体制的厌恶，认为苏联实施的经济机制是赤裸裸的奴隶制度，进而质疑苏联政府对马克思文本的审查和编辑方式。这几乎成为支持吕贝尔不断挖掘马克思的各类通信、手稿、笔记等的直接动力，也就是抓住苏联对马克思文本的编辑问题，将之扩大为马克思学研究的根本问题，试图通过纯粹的文本研究来缔造非政治化的马克思。这种自我标榜为“唯一科学性”的文献学研究既具有历史局限性，只在冷战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才可能博人眼球，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理论排斥性，排斥了其它研究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合法性，注定无法为大多数学者全盘接受。南京大学的张亮教授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其中的缘由，吕贝尔的“马克思学”既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同时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某种排他性，因而很少有学者会用“马克思学”来标识自己的研究。“作为梁赞诺夫的推崇者，吕贝尔对MEGA 1所倡导的文献考订方法的欣赏达到了迷恋的程度，因此，就研究方法而言，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学’其实就是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献考据研究。当‘马克思学’与文献考订建立起直接对应关系后，这一术语实际上就具有了某种排他性，在客观上排除了以其他方法从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进而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注意到，尽管西方学者大多对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表示尊重，不过，极少有人愿意用‘马克思学’来指称自己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在科学规范的思想史研究中，尽管文献考订是一项基础因而重要的工作，但它绝不是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与核心。” ②

更重要的是，在阿本舒和雅诺威看来，新世纪以来，不仅吕贝尔被学术界遗忘了，连“马克思学”、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都已经被遗忘了。换言之，90年代全球冷战结束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之下，对马克思的关注大大减少，更没有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存空间。在这种背景下，重读吕贝尔，他们也是提倡要以吕贝尔文献考据的合理方式重读马克思，恢复马克思思想中被忽视的乌托邦革命和自由的维度，来回应士气低迷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经济的布展，苏东政治的崩塌，全球局势被新自由主义所占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被同一为齐泽克所说的“犬儒精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预言更是被无限期地延迟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革命在主流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可能。连法国激进左派也纷纷转向日常生活的断裂、美学带来的感性救赎、边缘人群的“无器官的”欲望流动等，不再迷恋马克思的各类哲学、经济学文本研究。甚至当代的一大批法国学者不再关注“马克思说了什么”、转向“通过马克思想要说什么”，将马克思政治思想同葛兰西、福柯、德勒兹等其他思想家相关联来推动理解和革新马克思政治思想研究。比如，埃马纽埃尔·雷诺(Emmanuel Renault)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From Neo－Marxism to‘Post－Marxism’);迈克尔·洛伊(Michael Lwy)和丹尼尔·本萨义德(Daniel Bensad)的马克思、本雅明研究等等。

面对这种研究趋势，阿本舒和雅诺威并不表示认同。在他们看来，这些研究都离开了马克思的一手文献空谈自由和解放，都是不可取的。真正的“马克思学”研究，还是要回到吕贝尔以文献学方式恢复的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中。所以，雅诺威在书中特别强调吕贝尔晚年在新形势下提出的研究任务，重申了他们俩人今日“马克思学”研究的根本立场。吕贝尔晚年曾重新定义过马克思和新的时代局势之间的关联，认为面对新的现实局势首先要改变我们对马克思革命思想的认识:马克思思想中不仅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且还包含着对人类普遍命运的预测;苏联的政治事件提醒我们马克思不仅是十九世纪的、也是二十世纪甚至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家，他仍将成为我们政治运动的核心，而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积累的动态过程基本没有改变……在我们的历史上‘马克思的显现’……它不再、也永远不会取决于一位精英思想家或是先锋人物，而是取决于圣西门所说的‘最庞大的也最贫穷的’的阶级的共同革命行动” ①。这里的“对人类普遍命运的预测”，就是面对当代革命士气低下的现状，阿本舒和雅诺威想要强调的内容——回到吕贝尔的文献学考据的“马克思学”，回到吕贝尔最先提出的马克思文本中的乌托邦革命和自由维度。

行文至此，阿本舒和雅诺威的学术野心就昭然若揭了。为什么要保卫吕贝尔?既是因为吕贝尔所代表的“马克思学”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排斥性，导致其团队日益式微、无人问津;同时也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低潮呼唤重读吕贝尔，就是要重读马克思的乌托邦革命精神。

三、阅读吕贝尔，即重新阅读马克思的乌托邦精神

在《吕贝尔: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一书中，阿本舒和雅诺威花费了大量笔墨陈述了吕贝尔“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历史意义。诚如他们所言，在今天，提出阅读吕贝尔其实就是要阅读马克思，阿本舒和雅诺威在保卫吕贝尔的同时，也进一步挖掘、继承了吕贝尔早期关于马克思和乌托邦革命的研究，以此提出了他们自己关于“马克思学”政治思想研究的新的时代命题——乌托邦范式，以讨论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问题。

在20世纪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形成史成了判断马克思思想的关键问题。到底是支持以阿尔都塞为首的断裂说，还是支持以伊波利特、列斐伏尔为首的合成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决定了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倾向(偏向科学主义，还是偏向人本主义)。而吕贝尔坚决站到了斯大林体系和阿尔都塞学派断裂说的对立面。这种断裂说假设了马克思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和之前的乌托邦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包括青年马克思在内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彻底断裂，才缔造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吕贝尔认为，在马克思毕生的作品中，都浸润着马克思身上的一种激情，一种和乌托邦主义者相似的冲动，那就是对资产阶级文明压迫人类的憎恨和抗争。所以，吕贝尔提出，马克思于1843年6月到11月之间在克罗茨纳赫的思考，包括马克思此时的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才是马克思政治革命思想的真正形成。因为在这些作品里，马克思最先提出了对国家理论、对政治革命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将无产阶级的革命定位在真正的人的解放。这也是吕贝尔为什么会激烈反对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因为在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宣传下，马克思思想似乎只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不见任何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和自由革命维度。

所以，吕贝尔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研究中，有意识地凸显了其中的乌托邦的政治革命线索，反对第二国际宣传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要知道，吕贝尔强烈质疑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并不单单指向他的文献编辑问题，而是认为恩格斯所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逻辑上存在缺陷，因为实现革命的道德动力就被寄托在纯粹客观的历史经验之中。吕贝尔认为，马克思真正伟大的发现，不是唯物史观和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是揭示了乌托邦的终极意义——乌托邦的缔造者们能够在实践中改变现状的社会力量，“乌托邦不是被否认和拒绝了，而是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接受和吸收” ②。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是空想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认为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提供未来的药方的书，也不是在国家慈善家提出的新的乌托邦计划。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废黜乌托邦;他只是重新改写了它的意义，将乌托邦放到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之中，并且完全相信工人阶级能够废黜剥削、建立起新的城邦” ①。可以说，吕贝尔是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运动中找到了能废黜压迫现实、建立乌托邦的真实可能性。而这一点成了阿本舒和雅诺威在吕贝尔之后继续推进“马克思学”研究的核心主题。

因而，和吕贝尔如出一辙，阿本舒和雅诺威在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问题上，都有意地抬高了体现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立场的作品，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他们都在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中找到了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革命相似的伦理冲动，同时又用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批判理论来克服传统乌托邦思想脱离现实的理想化倾向。这一点，准确地体现在阿本舒自1997年之后开始系统提出的“乌托邦”范式 ②上。

首先，对阿本舒而言，乌托邦并不是绝对的空想主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人的存在的不完整性，即“尚未存在”(Pas－encore－être)，乌托邦就是要不断追求人的本质的完整实现。乌托邦的超越精神在社会现实中为人性的实现提供了根本动力，也是弥合马尔库塞理性与现实之间缝隙的建构力量。由此，阿本舒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将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看作是新的乌托邦范式，放大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问题式下对共产主义的分析，以期重新讨论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的革命可能性。

阿本舒提出，马克思理论并不是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解释的那样实现了从人本主义的乌托邦向科学问题式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史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乌托邦”之间的根本对立是虚假的。因为实际上马克思既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对现代社会历史过程和未来社会的幻想，同时也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蕴含在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未来。所以，相比于传统语境中的圣西门、欧文、傅里叶等空想主义者，阿本舒并不认为马克思的“乌托邦”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马克思并不是在批判空想主义者的过度或是不现实，而是批评他们缺乏激进性、——寄托于乌托邦、局部的革命，不会动摇现存社会的根基——顺从现实、无法辨认出表象的现象和既定社会的构成本质” ③。

具体到对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的考据工作中，和吕贝尔如出一辙，阿本舒也有意地抬高了体现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立场的作品，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他在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中找到了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革命精神相似的伦理冲动，同时又用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批判理论来克服传统乌托邦思想脱离现实的理想化倾向。阿本舒总的观点是，青年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已经提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政治批判的模型，并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从本体论角度将共产主义—乌托邦即人的本质实现过程，纳入到历史现实运动的辩证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了新的乌托邦理论。

阿本舒认为，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就已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提出了以实现人的本质的“局部革命/总体革命”这一理论模型，形成了一种反对任何的国家统治形式、反对一切压迫奴役人的本质实现的政治观点，即以人为本的、“民主反对国家”的乌托邦精神。比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国家观时，提出民主的本质在于人的存在本身，不是人为法律存在而是法律为人存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④。

不过，仅仅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乌托邦革命实现的目标是不够的。阿本舒认为，虽然马克思批评了空想的乌托邦改革，但马克思还是可以被称为“乌托邦”的思想家，是因为他彻底改写了实现乌托邦的根本方式，将真实的历史运动引入作为社会形态理论发展的中介环节，提出了“关于历史的新概念，取代了让社会运动围绕着乌托邦转，而是让乌托邦围绕着社会运动转” ①。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先是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性思想的批判才显露出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批判了黑格尔思想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认为黑格尔将克服人的异化终结在绝对知识的无时间性中。而阿本舒认为，马克思在手稿里就已经通过无产阶级的本质实现，重新建立起一种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才可能辨识出异化劳动向人类的本质发展的过渡:“马克思和时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联合。这种和时间的现实运动的联合，不仅使他能够看到生命老去的形式，并且能够认识资本主义下新的现实(Wirklichkeit)形式。而这种和时间的联合、这种时间的三维性最终通过无产阶级的介入实现了。正是在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存在’之后，马克思才重新将黑格尔那里被切断的时间重新连接了起来。” ②而这个过渡是十分关键的，它将乌托邦的未来设想重新聚焦于人的本质实现的社会运动之中。“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包含问题的解决。” ③马克思的新的问题提法，本身就预示着马克思关于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重新转变了场地，置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而不是黑格尔思辨的天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更全面地展开了这条新乌托邦的线索，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根本不是由唯心主义者所主导，而是由现实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现实矛盾。马克思已经明确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去审视历史发展的过程和革命发生的动力，以此为基础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设想就和其它的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区别了开来，它不再是空想的口号，而是新的待开启的革命。

这就是阿本舒所说的马克思在乌托邦理论中引入了新的革命元素，即将人的本质放入到历史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这是充满救赎力量的人学辩证法，而不是狭隘的经济学范畴的辩证法。在阿本舒的眼里，马克思的乌托邦精神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是同体的，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不是乌托邦精神逐渐消失让位于科学，而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向共产主义批判的转移。马克思并不是乌托邦的掘墓人;他将乌托邦精神投射到共产主义的现实活动中，将其重新纳入到更高层级的力量上” ④。实际上，阿本舒是有意识地将青年马克思作品中的人本主义革命动力和成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现实线索结合起来，以此重振共产主义革命的预言被延迟的现在。

到这里其实不难发现，阿本舒对乌托邦问题的极大关注，其实已经溢出了吕贝尔的思想，而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特别是提出希望哲学的恩斯特·布洛赫的思想，重新拉回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讨论中，这和阿本舒近三十年的工作经历有着莫大的关联:阿本舒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在法国的主要传播者。自1974年以来，阿本舒参与到了“政治批判”这一套主要译介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丛书之中。所以，在阿本舒分析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文本中，大量可见对布洛赫、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作品的引用和论述;阿本舒对“尚未存在”的人的乌托邦本质的定义、放入历史现实运动中马克思的新乌托邦，这些都沿袭了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和《希望原理》中关于“具体乌托邦”的规定性。他也认为，布洛赫提出的从抽象乌托邦向具体乌托邦的超越精神，根源于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劳动—人本学批判理论。虽然布洛赫的《希望原理》采取的确实是人本主义立场，但绝对不是脱胎自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人本主义，而是以人的内在非理性路线来重新解读和超越资产阶级的物化现实。但是，阿本舒为了将吕贝尔对马克思前后思想的同质性判断贯彻到底，简单化地将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同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等同了起来。

不过，对阿本舒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回到吕贝尔、回到马克思的乌托邦革命理论，来重新激活马克思的政治革命思想，是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看到乌托邦精神对当代社会结构批判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也是他们“马克思学”研究在面对新的现实挑战时谱写的另一种“时代精神”。

(责任编辑:周文升)

·“司法改革”专题讨论(学术主持人:梁平)·

路易·雅诺威(Louis Janover，1937－)，法国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和编辑，是法国公认的极左知识分子，是法国斯巴达克斯的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成员，与布列东、德波、字母主义国际都有所交集，写作了大量关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作品。同时，他也被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所吸引，作为《“马克思学”研究》杂志的合作者之一，和吕贝尔共同编辑过马克思的生平目录。雅诺威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发表作品，绝大部分都和超现实主义的主题相关，比如《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政治》(Surréalisme，art et politique，1980)《梦想与现实，超现实主义从乌托邦到先锋派》(Le Rêve et le Plomb．Le Surréalisme de l＇utopie à l＇avant－garde，1986)《超现实主义或，无处可寻的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 ou le surréalisme introuvable，2003)等。

米格·阿本舒(Miguel Abensour，1939－)，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法国著名左派杂志《社会主义或野蛮》创始人勒福尔(Claude Leford)的得意门生，吕贝尔《“马克思学”研究》的合作者，并且从1974年开始负责“政治批判”系列的出版物，成为在法国介绍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西美尔等)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同时还曾担任法国国际哲学学院的院长。阿本舒的哲学思想主要是要融合“反国家的民主”的民主概念和乌托邦概念，重新讨论民主政治革命在当下的可能性空间。其代表作有《反国家的民主:马克思与马基雅维利要素》(La Démocratie contre l＇état?: Marx et le moment machiavélien，1997)《汉娜·阿伦特反政治哲学?》(Hannah Arendt contr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2006)《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重新发现马克思》(Maximilien Rubel，pour redécouvrir Marx，2008)《走向批判的政治哲学》(Pour une philosophie politique critique，2009)《人是乌托邦的动物:乌托邦第二部》(L＇Homme est un animal utopique / Utopiques II，2010)。

Maximilien Rubel，Avant－propos，études de marxologie，Juin 1960，pp．3－4．

Miguel Abensour，Louis Janover，Maximilien Rubel，pour redécouvrir Marx，Paris，Sens＆Tonka，2008，pp．84; pp．27; pp．49．

Miguel Abensour，Louis Janover，Maximilien Rubel，pour redécouvrir Marx，Paris，Sens＆Tonka，2008，pp．27．

Miguel Abensour，Louis Janover，Maximilien Rubel，pour redécouvrir Marx，Paris，Sens＆Tonka，2008，pp．44－45．

Jean－Numa Ducange，Publications récentes en franais sur Marx et l’histoire du marxisme (depuis 2005)，Cahiers d＇histoire．Revue d＇histoire critique，114|2011，mis en ligne le 21 juin 2011，consulté le 22 février 2015．

张亮:《应该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学这个术语》，《现代哲学》2009年第5期。

Louis Janover : Maximilien Rubel，uneuvre à découvrir，L’Homme et la Société，n°199，janvier－mars 1996．

Maximilien Rubel，Le communisme—De l’utopie à la mythologie，études de marxologie，Novembre 1970，pp．2005－2013．

Miguel Abensour，Louis Janover，Maximilien Rubel，pour redécouvrir Marx，Paris，Sens＆Tonka，2008，pp．49．

相比于阿本舒在1997年之后连续出版了《反国家的民主:马克思与马基雅维利要素》和乌托邦系列两部曲等政治哲学著作，雅诺威的研究重心一直都围绕着超现实主义，关涉马克思和乌托邦思想的论述也散见于他关于吕贝尔的文章中，并没有像阿本舒那样自觉和系统地提出马克思学研究里的乌托邦范式。

Miguel Abensour : Marx: quelle critique de l＇utopie? Lignes 1992/3(n°17)，pp．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

Miguel Abensour : Marx: quelle critique de l＇utopie? Lignes 1992/3(n°17)，pp．58．

Miguel Abensour : Marx: quelle critique de l＇utopie? Lignes 1992/3(n°17)，pp．5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Miguel Abensour : Marx: quelle critique de l＇utopie? Lignes 1992/3(n°17)，pp．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