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 刚

“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
——何西来的学术生涯（下）

文 徐 刚

一

何西来是在“文研班”毕业后，根据论文指导教师唐弢先生和班主任何其芳先生的意见，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报到时间是1963年10月底。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文艺理论学术良才，文学所又是国家级文学研究重点单位，他本该如猛虎出山、蛟龙入海，好好施展一番。谁知命运多舛的他，正赶上运动频仍、灾祸不断的年代，“四清”、“文革”、下“五七干校”、抓“五一六分子”，各种运动纷至沓来。用何西来自己的话说：“这些年，大致不外乎整人和被人整，伤害别人和被别人伤害；除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地读过一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业务基本上抛开了。”

确实如其所言，自何西来1963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紧接着便被派下去搞“四清”，到最后一次从江西丰城搞“四清”回来，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已经被“打倒”。这十多年间，他没写过任何文章，倒是写了不少大字报和各种检讨。据说何西来的检讨写得洋洋洒洒，诚恳而又熟练。当时就有人建议他到上海摆个摊儿，挂一块招牌：“代写各种检讨。”他常常调侃自己这一辈子写的各种检讨加起来绝对比他的著作字数要多。

由于形势的变化，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全国各大院校。中科院不算工人，光是部队就进驻了一个建制营，然后各所成立了“大联委”。1969年11月，学部“五七干校”首批人马出发去河南罗山。文学所被“连锅端”，全都下干校，其中包括俞平伯、钱锺书、何其芳等知名学者。当时大家真准备在那里安家落户，很多人都觉得再没指望了，出发之前连书都卖了。下干校时，学部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里原来是劳改农场，他们就打着地铺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那里的生活虽枯燥艰辛，却也不乏有趣的故事。因为罗山水塘多，大家经常到水塘边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次，何西来在一个原是粪坑的池子里洗东西，便被文学所调皮的“校友”取笑多年。

当时文学所是第五连，因为何西来是农村出身，所以担任副连长，负责管生产。驻地在离罗山县城十多里地的地方，在这里呆了几个月后又搬到息县东岳公社。在那里划了一万多亩地，学部所属14个研究所和学部机关便集中在了一起，各所干部包括家属在内共2000余人曾先后在此劳动锻炼，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何西来他们在东岳的日子并不好过，大家一方面建校，盖房、种地、烧砖、打坯，劳动强度大；另一方面又要清查“5·16”分子，学习和审查不断。多年以后，何西来在一篇题为《那年端午不是节》的文章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我们去冬今春陆续从北京到达息县东岳，到这里时天寒地冻，小麦早已种上，所以干校没有种麦。我们的第一种（拨）庄稼是春暖以后下种的，包括玉米、高粱、红薯、红麻、豆类，还有蔬菜。建校之初，白手起家，不仅大田里的农活不能耽搁，而且还要搞运动，清查“5·16”；宿舍也要自己盖，脱坯、砌墙、挖井、砌窑、烧砖，哪样活路都不轻省。劳动强度很高，组织形式也是军事化的，校部领导是军宣队，是从六十六军派来的支左部队，文学研究（所）都是（在）第五连，下辖三个排，排下设班，班设正副班长。大家都是“五七战士”，何其芳、钱锺书、蔡仪、毛星、俞平伯、吴世昌、孙楷第、余冠英这些老一辈的学术权威，也不例外。

当时的劳动强度确实特别大，甚至连端午节当天都是“四种农活接茬干”，没有丝毫过节的概念。有一次，他们去挑化肥，何西来挑一百八十斤的担子，从东岳到干校好几里地，就这样挑着走着，突然失去知觉，眼一黑就倒地了。醒来时，扁担还压在肩上。这还不算，为了强化干校纪律，当时军宣队统管一切，管理非常严苛，说不同意便无法办理请假回家。那时，何西来的妻子韦凤葆在陕西第二印染厂工作，她工作劳累，再加上心动过速的毛病，常常昏倒在车间。有一次她抱着病了的女儿上医院，昏倒在大马路上，被行人救起，送回家。印染厂发来电报，要何西来立即回去，但军宣队并不同意。何西来以绝食相抗争，才换来四天假期。结果路上来回便花去三天，在家只呆了一天，算是和妻子见了一面。

“四清”结束之后，何西来紧接着便一个跟斗翻到文化大革命的狂澜中去，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随狂乱的年代上下逐流。他自己也坦言做了很多蠢事，经历了一番铭心刻骨的人情悲欢。杜书瀛在《悼老友何西来》中深情回忆了自己与何西来在“文革”期间的交往。这对“不打不成交、打后成至交”的老友，在“文革”开始时，曾受愚弄而分为两派。当时有人曾写过一篇批判何西来派的大字报，里面说的那个“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指何西来。从此何西来就有了“何老别”的外号。

挨整后的“何老别”曾经差一点儿要自杀，而后来何西来这一派得势之后也整得杜书瀛他们够呛。工宣队和军宣队领着他们清查“5·16”分子，也将杜书瀛逼得自杀未遂。不久之后，何西来所在派别也不幸被列为“5·16二套班子”，纳入清查对象。这个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清查运动原来如此荒唐！参与的双方其实都是被人愚弄、被人“运动”的玩偶。血的教训使大家逐渐清醒，而且越到后期，越认清了“四人帮”的面目。至此以后，何西来和杜书瀛两位老伙计，硬是被“打”成了朋友。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两人一起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两人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到天安门转好几趟，抄大字报，抄挽联，回来兴致勃勃念给主持文学所工作的党总支书记朱寨听。之后，“四五”运动被镇压，听说要来文学所清查“反革命”，朱寨赶紧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保护了所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者。就这样，“文革”期间的对立派竟然变成了一辈子的铁杆儿“同党”。

“文革”后期的“逍遥”时节，何西来曾有过一劫。那时大家厌倦内斗，转而多在扑克牌桌和乒乓球场消耗精力，而何西来却遇上父亲被查等不该发生的诸多烦恼事，整夜睡不好觉。一天打乒乓球，头脑不时昏昏然的他一次动作过大，突然仰天摔倒在地，昏死过去，之后被诊断为严重的脑震荡，而且脑中有积血。面对这种情况，体质不好的人恐怕挺不过来，然而，身强体壮的何西来居然在朋友们的日夜护理之下，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除了鼻子失去嗅觉之外，别的几乎没受任何影响。

当然，“文革”这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却并非何西来人生道路上一段绝对的空白。恰恰相反，在此期间，他从个人的、家庭的以及国家的和民族的灾难中，慢慢觉悟到应当用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头脑来思考问题。在这种艰难的精神蜕变之中，他终于从狂热走上清醒，将自己的思想从“左”的、僵化的硬壳中解放了出来，以一种勇敢和凌厉的姿态，热情地为新时期“人”的文学的觉醒鼓与呼。进而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深化了个人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这里的精神蜕变，当然意味着他的思想从僵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漫长过程。而所幸的是，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并不是纸上得来的空泛概念，而是具有血肉实感的生命体验。也正是从这种“实感”出发，何西来获得了观察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支点，并且通过他在那段荒谬的年代业已结束之后的一系列评论文章生动地体现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追踪着新时期文学的大潮，注视着它的流向，倾听着它的脉动，并且把这一切记录在我的评论文章里。”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无疑是最初的主潮。它的基本特点是贴近现实人生。之后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系列明显的发展阶段之后，迅速呈现出多方位、多角度、多流向的文学态势。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第一次真实地揭示了十年浩劫及其之前一段时间内“左”倾思潮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灾难，揭示了这些灾难对人心灵的戕害，描写了各种人物的命运和悲剧。这一切，长期以来是文学不曾涉足的“禁区”。曾经一段时间，到处都充斥着粉饰升平的文学、造神和颂神的文学、图解“左”倾政治观念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是远离现实人生的，是艺术的末路。因此，当新时期文学以久蓄的力量，艰难而顽强地、不可逆转地恢复它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时候，何西来用他的全部热情迎接着它。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而言，这不只是文艺的复苏，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清明理性和现实精神的复苏，这让人看到民族振兴的希望。因此，何西来的评论文章“几乎是毫无顾忌地为这种新起的文学潮流一路辩护过去”。当然，这也不是为某一部作品、某一位作家辩护，“而是为了一个正在展开着的伟大历史时代辩护”。

二

作为随新时期文学潮流而逐渐成长的重要批评家，何西来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践其实早在之前就已经开始。他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评论文章，是发表于《延河》杂志1962年2月号的《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这篇写于1961年的习作，从史诗效果探求的角度谈长篇小说《创业史》的艺术结构，而文章的独特性在于从作品的艺术构思出发，着重分析小说人物素芳的命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亲是农民，熟悉解放前后农村生活的贫苦、农民的苦难，也熟悉柳青笔下土改之后到合作化初期的农村。”而他之所以对柳青笔下这个不为人所重视的小说人物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他在素芳的遭遇里，看到许多自己所熟悉的农村妇女的共同命运，由此而深切同情她们争取爱情、幸福和解放的权利。据说这篇评论发表后，受到了柳青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他不断向人推荐，认为文章比较接近自己的创作意图。

“我的文章中不是仅仅重复柳青的人生见解，虽然他的某些见解曾让我震惊得颤抖，像电火一样照亮了我的思路和视野。我更重视我自己的人生见解和艺术体验，只有它们才真正能够用来诠释、发挥、说明作家的见解，与之衔接，产生共振，成为我的评论的灵魂、骨骼和血肉。”确实，作为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深入地理解并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猜度作家每一个描写后面的用意，使自己在鉴赏中的再创造尽可能符合作者思维推进的内在逻辑，这样的功力并不稀奇。但更为可贵的功夫在于，当评论者进行理性把握，作出某种判断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人生探求、自己在这探求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思考，作为主要的思想和生活参照系，融入到评论实践之中去，即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来深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断，这才是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者必备的专业素质。而年轻的何西来，似乎甫一出场，便把握到了如此批评的要义。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主要笔名，“何西来”这个名字是从新时期以后开始逐渐使用的。据他所言，当时并没有什么讲究，不过是从李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中随便截下几个字。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即他是秦人，西行入京，一定是要为秦人争光的，所以索性把原来的何文轩更名为“何西来”。另外，国粹京剧分西皮、二黄两大板式，意谓要像西皮一样，唱腔高亢入云，为中华文化尽绵薄之力。仔细一想，或许还有所谓的“圣教西来”、达摩西来的含义。无论所取何意，都似乎是在预言他此后文学批评的“大气象”。

何西来文学批评活动的“大气象”，是从粉碎“四人帮”开始的。用刘锋杰先生的话说，是“崛起于70年代末，大成于80年代中”。从1979年到1980年，他陆续发表了《诗祸漫议》《说“鉴”》《陀螺和陀螺文艺》等短论，以史为鉴，希望中国文学能走出“左”倾政治的阴影，摆脱“左”的精神桎梏。《诗祸漫议》中庆幸一个“因为写诗而招祸”的年代的结束。《说“鉴”》一文通过对“鉴”的考释，来阐明现实主义文艺的时代品格，“鉴，就是镜子，它有光滑平整的面，靠光的反射作用，能够再现物体的形相，不溢美，也不藏丑。越是好的镜子，越能毫发毕现。镜之对人有用，原因盖出于此”。而《陀螺和陀螺文艺》则试图以陀螺这个小玩具“以小见大”，讲出“文革”后一代批评者的文学态度：“不问作家艺术家的具体情况，不管各种艺术形式的特点，无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简单地、生硬地要求文艺配合一时一地的具体任务，是陀螺文艺的头一个特点。”“今天搞爱国卫生运动，要配合；明天打麻雀灭四害，也要配合；后天大办食堂，要写；大后天大炼钢铁，更要写。而且，按照中国多年来的习惯，要干什么事，就说这是‘政治任务’，以示其重要。”于是，而“从50年代后半以来，很多专业的和业余的作者，都一直像旋转的陀螺一样，在对各种没有尽头的‘政治任务’、‘政治运动’的眼花缭乱的配合中，被搞得晕头转向。”值得庆幸的是，这条“陀螺文艺”的“邪路和死路”，今天终于走到了尽头。文艺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以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立思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新发现、新认识为依据，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有自己的头脑，而不能是一个陀螺。因而为了艺术发展的将来，需要把生命还给创作。

在那样一个文学转型的年代，不同程度地交织着新与旧的冲突。当《伤痕》《班主任》《人到中年》等“伤痕文学”刚刚出现时，曾不出所料地受到过“左”的围剿，而何西来“坚定地站在作家一边，站在思想解放一边，为这些作品辩护、阐释、助威、呐喊”。1980年左右，他写了《人的重新发现》《公仆与主人之间》《蚌病成珠》《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等一系列文章，弘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人道主义，在肯定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文学意义上开风气之先。他率先把“伤痕文学”以后的文学潮流概括为“反思文学”，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达到的最高成就”来评价《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用“思想家气质的艺术家”来评价刘宾雁，即见其睿智又见其胆识。对此，刘再复评价说：“由他最先提出的‘反思文学’这个大概念，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开端时期的主潮内容，这个概括在批评界与创作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何西来“人道主义”的批评纲领，即那篇被誉为“当代批评经典之作”的《人的重新发现》。文章从“从神到人”、“爱的解放”、“把人当作人”三个角度，充分肯定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复苏及其价值。在他看来，“人的重新发现，是说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野中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开始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家探讨的重要课题。”他坦言：“我崇尚为人生的艺术，不相信文学会高雅到蜕尽人间烟火”，他主张要把“大写的人”写在文学的旗帜上。他是这种主张的鼓吹者，也是实践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他写下百余万言的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文章，为破土而出艰难前行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文学大潮保驾护航。在当代作家和批评家中，他最推崇的是巴金、邵燕祥、王蒙、王元化、刘再复、钱谷融等；当代文学作品，他则首推巴金的《随想录》、邵燕祥的《邵燕祥文抄》、王蒙的《杂色》、陈忠实的《白鹿原》、锦云的《狗儿爷涅檠》，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杨绛的《干校六记》等。在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喜爱和首肯中，何西来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理想。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评论家这样评价何西来，“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西来先生息息相关”，“他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生气相接，成为开路先锋”；而用何西来自己的话说：“我的评论文章几乎是毫无顾忌地为这种新起的文学潮流一路辩护过去”，要知道，这在当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杜甫伟大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得益于对傅庚生先生“滴血的心”的特殊记忆，也得益于他作为一个优秀文学评论家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说：“当新时期文学以久蓄的力量，艰难地，然而顽强地，不可逆转地恢复它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时候，我用全部的热情欢迎了它。我从中看到的不只是艺术的复苏，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清明理性和现实精神的复苏。我看到了振兴的希望。”他觉得自己为“新起的文学潮流”辩护，“不是为哪一部作品、哪一个作家辩护，而是为了一个正在展开着的伟大时代辩护。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评论家应尽的责任”。何西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文学上呼唤“大写的人”，他用自己在新时期文学批评领域战士般的身影，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大写的人”。

对于何西来而言，文学批评并不是对文艺作品的简单阐释，而更为内在地体现为时代情绪的集中表达。面对刚刚逝去的荒谬年代，一种自觉的历史反思意识，便成为新时期伊始颇为醒目的批评潮流。在此，旧时代的逝去，使得一路走来的历史中人，不得不带着控诉的意识来迎接这个新时代，而历史感则无疑是一种带有复杂况味的时间意识。何西来以其敏锐的批评意识，捕捉到时代转折的微妙情绪，并将之清晰地表达出来。如其在《历史感的追求及其艺术转化》一文中所表达：“对历史感，或称历史纵深感的追求，是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一个逐渐强化，逐渐自觉的趋势。”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自己所言及的“历史感”概念作了详尽的界定和阐释，在他看来，“一部作品所包含的历史感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因素组成。从客观方面来说，历史感是指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历史真实。从主观方面来说，历史感则更多地是指作家感受、认知、把握客观的历史真实的能力。它常常表现为历史眼光，历史见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甚至还表现为敢不敢坚持真理，敢不敢揭示历史真相的艺术家的勇气或胆量。客观的历史真实具有真理性，它来源于社会生活，是作家从切身的社会实践中把握到的、摄取来的，它是作品产生历史感的基础，是读者在鉴赏过程中获得历史感的客观依据。”

为了更为全面地阐述自己有关“历史感”论题的诸种观念，何西来在同一时期还写作了长文《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的角度对“历史感”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意识，正是在历史教训的总结和消化中，随着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逐渐自觉，逐渐深化的。当文学仍然是左倾权力意识的奴婢和工具的时候，当清明的理性被钳制，被扼杀，因而昏死过去的时候，不可能有历史意识的自觉。”而历史的主体意识，恰恰指的是“人对自身在历史运动中的价值、地位、作用和意义的一种自觉”。由此他顺理成章地将“历史意识的自觉”和“历史感的加强”，视为新时期文学“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化现象”。

何西来正是从新时期文学“历史感”和“历史意识”的批评分析入手，来切入“人道主义”、“主体意识”，乃至“反思文学”的概念，进而扩展至整个新时期文学思潮史研究的。在此，从整个时代的批评氛围来看，这种历史感的追求，虽有颇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仍不失为一种时代控诉的替代方案，毕竟，这种理论化的分析显然要比那些情绪化的控诉高明得多。因而这无疑也可视为何西来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卓越贡献之一。

三

除了对现实主义和历史意识的关注，艺术风格问题的探讨也几乎贯穿了何西来整个批评生涯。早在弱冠之年的他，便感动于杜甫身上那种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遂有了第一篇研究艺术风格问题的文章《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文章发表在1960年的《文学遗产》上，时任主编陈翔鹤提携后进的和蔼令他铭记终生。此后大约20年，他虽没有写过关于风格问题的文章，但最初的问题意识却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何西来奉命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风格”条目。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工作，他参阅了中国古代和现代关于风格研究的大量论著，也参考了外国古代和现代有关风格研究的重要资料。在当时过眼的材料中，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被他极为看重，而其中专论风格的《释〈体性篇〉才性说》，给予他的工作最多启发。这些都为他此后专注于风格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探寻者的心踪——论王蒙“寻找自己”和提倡“杂色”》《执着人生，执着艺术——李国文小说艺术风格论》等诸多文章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何西来重风格，也是他自觉的批评选择。他看到，风格问题曾长期是文艺学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与“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于正常人性的摧残，教条主义对个性的扼杀乃至毁灭，对知识分子持续的歧视、戒备和思想禁锢等关系极大。因此，他要通过大声的呼喊，推动“艺术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艺术个性的张扬”，为“艺术风格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尽一己之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鉴于中国文化人的人格在几十年间没完没了的左倾政治运动中不断被践踏、被扭曲、被阉割的事实”，在他的风格研究中，更多地注意了艺术风格和主体人格的关系。如他所说，“作家和批评家的素养应该包括先天的才气、禀赋，后天的历练、积累，另外就是胆识，包括人格修养和道德修养”，因而他的批评特别注重个人的素养和人格，这直接影响了他此后的文学实践。

何西来著《母亲的针线活》书影

对于何西来而言，风格的问题之所以重要，首要原因在于其内在隐含着对极左年代文学律令的尖锐批判。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理论与左倾教条对文学个性的扼杀，使得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风格问题长期沦为文艺学上的薄弱环节，理论研究欠缺，实证研究停滞。所以，尽管在历来有关“双百方针”的权威性阐述中，大都一再地提倡着“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都可以自由发展”，并且反复强调：“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但实际上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个方针始终只是停留在口头层面，而风格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艺术流派、学派，并没有能够真正发展起来，繁荣起来，单调、死板，“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反倒成了常态。只是到了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极左思潮的被清算，随着人道主义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了正面的旗帜，随着艺术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艺术个性的张扬，才真正出现了艺术风格多样化的格局，风格理论和风格批评也日渐受到重视，并且一步步走向深入。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人的主体性问题和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提出，而变得更自觉、更强劲了。因而风格问题的再度复兴，背后其实见证着文学从“一体”到“多元”的艰难历程。

而另一方面，在政治之外，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风格问题的重要参照系。中国人历代以来一向把道德与文章并提，视人品与文品、人品与画品、人品与书品、人品与戏品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从风格概念的起源上来看，人们也是先用它来品人，而后才逐渐发展到评诗文、论书画。在表面上，中国人说“文如其人”和西方人说“风格即人”差不多，都标示了不同风格的差异性及其根源，然而，实际上中国人更强调风格中所包蕴的主体人格的高下与低劣，也就是说更加注重风格作为特定审美范畴的伦理道德内容，这是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美善合一的观念，以及把善作为更高一级的概念分不开的。何西来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风格理论的精义所在，也是最值得珍惜的批评精神。也正是以此为写作预期和理论背景，何西来写出了重要的理论文章《论风格鉴赏中的人格感应》一文。

进入90年代，何西来对于艺术风格问题的理论探讨出现了变化，多取鉴赏学的角度，同时在实证研究上开始向戏剧和绘画领域拓展。在戏剧领域，他重点研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为流派的群体风格和一些有代表性的艺术大师个人风格。比如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红线女的艺术风格，以及张仃、夏风、周韶华等人的画风。

总之，从弱冠之年写《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开始，到90年代中期写成《师造化，重风骨——张仃焦墨艺术风格论》为止，何西来的风格研究经历了整整40年的漫长时间。而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也分明见出了他自己的人格和风格。其间，有“横眉冷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和力道，更有“小桥流水”、“四两拨千斤”的轻巧与从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风格认识的深化是和我人生认识的深化同步发展的”，而背后更是一个时代的巨变和蜕迁。

四

许多历史亲历者都在津津乐道地讨论，由一个文学转折的新时期脱胎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类比关系。何西来何尝不是这新时代的“五四之子”，他所崇尚的“为人生的艺术”不正是这一代人文学操守的真实写照么？《我崇尚为人生的艺术》便是他的批评宣言，这些话语虽带着世纪之初的古朴，却显示出十足的诚挚：

我崇尚为人生的艺术，不相信文学会高压到蜕尽人间烟火。我欣赏艺术境界的空灵、飞动，赞叹技巧运用的精熟、圆练、举重若轻。它们都给我以美的享受，让我惊服于人的创造才能。但是，这并不是文学功能的全部。我不认为文学的目的仅仅在于自身，仅仅为了自身。真正伟大的艺术，总是肩负自己时代的使命。艺术家是人生征途上的执火者，它们的作品，是用生命点燃的炬火，是灵智的明灯，是精神的太阳，照亮着世世代代跋涉者的脚步，给他们以启迪，以慰藉，以希望和力量。

人道主义是新时期文学的头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当时激起理论界的广泛讨论。它从现实主义的历史批判中见出，流泻于艺术家的笔下，进入到理论家的视野。它的锋芒指向“社会生活中仍然顽固残存着的各种封建积习，各种束缚人、摧残人，把人不当人的非人道和反人道的现象”。作为一股历史的巨流，它崛起于方生未死之间。党所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是从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桎梏下，对人的思考能力、精神创造能力和自主意识等的解放，因而具有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西来所言，“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该是最富于人道精神的文学；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人道的社会。我们的旗帜上不能没有人道主义；文学离开了人道主义，就没有了灵魂。”因此，“如果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噩梦样的现实的结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潮流洪波涌起的社会历史根据，那么，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它的政治思想背景。既然人道主义潮流在中国土地上的再次勃兴，出于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那么，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举起双手，迎上前去，欢呼它的君临呢？”这便是1980年夏天何西来写《人的重新发现》的始因。这篇文章，是他“新时期文学思潮论”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也是他对新时期文学进行多方位宏观考察的主要视角之一。

何西来

他们这一代人正是肩负着自己巨大的时代使命，投入到文学批评这一严肃的学术行列之中的。于他而言，评论家只有具备独立的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评论。就像朱寨先生在何西来《探寻者的心踪》一书序言中所说：“其实何西来同志并不是搞当代文学评论专业的。他的研究专业是文艺理论。他原来的学识根底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但是，“作为一个中年人，时代的责任感，胜过个人的爱好；明知自己的所长，他人潜心专业的学术成就也令人眼羡，但都未能动摇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同代‘探寻者’‘心踪’的探寻。”

另外，曾任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也觉得何西来的文章“总是坦率的，没有什么‘心机’，不会拐弯抹角，写来写去，总有一片赤诚在”。如其所言，何西来新时期的批评文章，可以说是对我国当代文学投下的一片赤诚。他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时期的文学，以火样的文字为这个时期的文学的生长呐喊。在他的呐喊声中，可见到他的真实跳动的脉搏、热腾腾的血的蒸气。“我就喜欢何西来这种袒露灵魂的文章。这种文章近乎‘赤膊上阵’，但我觉得这种敢于在大地上赤膊的人，才是大地的赤子，我相信这种赤子才是真正信赖自己的大地母亲的。”

批评的明晰性，是何西来的根本特点。大约由于他自身也有痛苦的人生体验而且有真诚的反省的欲望，因此，他对新时期文学中那些宝贵的东西特别敏感。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伤痕的审视，对人的重新发现，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肯定和对新形式的追求，新时期文学中的这些主脉搏，都被他敏锐地、及时地把握住。《探寻者的心踪》中的那段“自序”，大抵可以视作他的批评箴言：

文学固然探索着艺术、形式、技巧，追求着美，但它首先追求着更圆满、更自由、更合理的人生；它是进击者手中的利器，不是摆设，不是装潢，不是有闲者消遣的玩物。创作是对人生的探求，是探求者心灵的记录；鉴赏也是对人生的探求，但却要通过作品的中介。评论，包含了评论家的鉴赏体验，但却不仅仅是鉴赏。它主要是一种理论活动。评论家当然思考艺术，思考美，但更重要的是思考人生。评论文章，不仅仅是评论家在作品中心灵探险的记录，是他与作家心灵相撞时迸出的火花，同时也包蕴了他探求和思索人生的果实。

因而，“评论不是对作品长处、短处、优点和缺点的指出，评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看来，作品传达着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和评价，评论则通过对作品的剖析，传达着评论家对人生的理解和评价。因此，他更多是把评论看作自己对人生的探求，看作一个没有止境的认识过程和攀登过程。而艺术的探求又是与人生的探求相统一的。

五

何西来批评生涯中有颇多合作漫谈的机会，而就此亦有诸多成果。1985年5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西安开会，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郭继明与评论家阎纲商议，决定出版一本以随谈录的形式评论新时期小说的书，目的是将文学评论“搞活”。于是，几个同样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顾骧、朱寨、陕西评论家王愚，与何西来等几个朋友凑在一起，颇得“以文会友”的雅兴，他们以随谈、交谈、恳谈乃至自由谈的方式，对新时期小说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讨论。其中论题包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的回顾；新时期小说的产生；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情况、特征和基本经验；以及小说创作向何处去等重要命题，之后的讨论文章结集出版为《评论家十日谈》，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而另一次由何西来参与的集体讨论成果，则是大概十年之后的“北戴河对话”。这便涉及到杜书瀛和何西来这对老朋友之间的交往。1995年夏天，何西来与杜书瀛、邵燕祥、刘心武、钱竞、白烨等几位朋友相约到北戴河度假，对新时期以来人们所广泛关注的社会文化、文学艺术的种种问题进行“对话”，“海阔天空，各抒己见，高谈低语交错而起，思想火花不断擦亮，时而互相辩驳、各不相让，时而互相补充、点头称是，欢声笑语与拍岸海涛共鸣，情愫神思携蓝天鸥鸟齐飞。最后，得《北戴河对话录》一稿二十余万言”。这些“对话”分成数篇文章发表于各大学术和文学刊物，可惜，这本书稿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出版，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何西来不仅是著名理论批评家，也是写散文的高手，他的散文作品是比较典型的学者散文。比如，《秦皇陵漫兴》《居庸关漫兴》《小亭沧桑》是现代人情怀、历史风物、风土人文与旅游雅兴的完美组合，《愚人节的感伤》《母亲的针线活》等怀人的文章则见情见性，感人至深。

对于何西来而言，在批评这个巨大的名利场里摸爬滚打多年，应制的作品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总体风格的坚韧与质朴还是清晰可见的。他没有太多巧言令色的轻佻，显示出对批评工作的虔诚与敬畏。世纪之交时，年迈的何西来仍为批评现状的不堪忧心忡忡。他写于1999年的短文《批评的贫困》便指明了这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年代里，批评家收入低、文艺批评园地的萎缩、刊物经营难、批评家出书难的多重窘境，直接造成了批评的“贫困”。由此导致的后果包括相当数量的文艺批评减煞了它本来应该有的锋芒，批评的单向颂扬化、溢美化倾向已经变得非常惹眼，而批评的“软广告化”等问题更是令人不胜其烦。这无疑显示了老一代文学批评家对当下现实的敏锐和批判之情。

总之，倘若对何西来总体的批评原则作一个简要的概括，不屈不饶的现实主义风格当属最为重要和醒目的关键词之一。正如他在《纪实之美》的前言中所总结：“我的批评理念，就其主导面而言，是现实主义的，重视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人生价值和伦理价值，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但我也非常重视和强调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不赞成标语口号式倾向，不赞成作家的或遵命的某种先定理念的赤裸裸的不经审美转化的宣示。准此，则我的批评实践，可以归入社会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一脉，而其主导面则是现实主义的。”

退休之后的何西来业余生活极为丰富。他热衷生态保护及生态文化宣传，曾积极参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的活动，兴致勃勃地担任过“鹤的代言人”；他年近古稀还抓紧学习机动车驾驶，惦记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做了一辈子学术的他，退休后依然也不肯闲着，承担了百位名人传记出版计划交予他撰写的《杜甫传》任务。据悉，住院期间与病魔抗争的何西来曾多次落泪，其中固然包含对这个世界的不舍，但更多是难以完成手头工作的抱憾。内心极其丰富的他从杜甫研究走上文学之路，却终究无法完成《杜甫传》的写作任务，其中的遗憾与伤感不言自明。

在何西来病重和去世后，国内外各界人士、生前好友通过各种形式表示了哀悼和慰问。著名作家王蒙发来悼词：“惊悉西来友离世，深感悲痛，他的热情、才华、学问永在人间。”告别仪式厅大门处的挽幛上，书写着他生前好友刘再复从香港发来的挽联——上联：“华夏赤子，明之极，正之极。品学兼隆，满身侠骨顶天立。往矣往矣，痛哭西来兄竟永别远走。”下联：“人文清光，诚亦最，真亦最。慧善双就，一腔热血照我行。惜哉惜哉，淘尽东流水犹难洗悲伤。”这无疑是对他一生的极好概括。

2014年12月，何西来的骨灰安葬在京西香山南麓的金山陵园。站在高高的山坡上，他可以俯瞰让他无比眷恋的大自然和人间风景，而他的文品、人品和精神风范则将长驻人间。

（完）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