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田润民

“北外”1967 （二）

文 田润民

外交部门前揪陈毅谢富治支持又鼓励

1967年7月，北京城里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2000多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围困中南海，要揪刘少奇；二是外语学院“造反团”和“六一六”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要揪陈毅。这两起事件都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姚登山亲临“揪陈火线”，传达戚本禹的讲话：“革命小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来揪陈毅，这是革命行动。总的讲，这个大方向对得很。”“我们看了小将们的材料，问题很严重，应该让他（陈毅）下到群众中来。”“外事战线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戚本禹插手外事口并讲话，无疑是给“揪陈大军”加油鼓劲，也为自己后来垮台创造了条件。

北外“造反团”和“六一六”从7月15日在外交部所在地正义路4号安营扎寨，到8月5日撤离，历时21天。期间，先后召开了“批斗陈毅誓师大会”、“陈毅推行‘三降一灭’外交路线罪行报告会”、“陈毅问题答辩会”、“陈毅黑史报告会”，并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在外交部门前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外交部“联络站”下属一个组织写了一封声援信，信中一首诗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搭起帐篷当睡地，筑起舞台演影戏，装上喇叭把陈批，大字报、画贴满地。”

8月2日晚，“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开大会，一个大人物突然出现在会场，他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谢富治并没有受中央委派，也没有收到邀请，他为自己这一“不请自来”的举动找了个借口，说：“晚上出来散步，顺便过来看看。”谢富治到这里来“散步”，显然是支持“揪陈”的。两天以后，8月4日，谢富治又一次来到“揪陈大军”驻地，这一次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来意，并公开发表看法。他首先对“揪陈大军”表示慰问，说：“你们辛苦了。”接着又说：“我的意思是陈毅可以出去，去你们学院作检查，你们批判他；先开个大会，几千人，开个头，然后开小会，然后再检讨。”谢富治的讲话和周恩来提出的先开小会后开大会的设想完全相反，显然，他的话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

1975年，乔冠华与毛泽东在一起

谢富治本是一位有着光荣历史的开国上将，他参与指挥过著名的“上党战役”，率领“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后来一直打到西南边陲，是“刘邓大军”麾下一员战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和绝大多数“很不理解”的老干部相反，他积极投靠并紧跟“中央文革”，在一系列恶性事件如武汉的“七·二o”事件、北京的围攻中南海和外交部“安营扎寨揪陈毅”等事件中助纣为虐，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虽然于1972年3月26日因病逝世，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80年10月做出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将他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8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万人“批陈大会”，这次大会以外语学院“造反团”、外交部“联络站”、第二外语学院“首都红卫兵团”为主的“批陈联络站”组织发起。会前，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会场不许挂“打倒陈毅”和“陈毅是三反分子”之类的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武斗、揪人等。为了确保安全，周总理还特别安排8341部队战士坐在会场前面两排座位上。

大会开始以后，周总理讲了几句开场白，然后离开会场去处理急事，会议由谢富治主持。周总理刚一离开会场，突然，“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从二楼和三楼同时垂直落下，与此同时，坐在一楼的“造反团”成员横向拉开“打倒陈毅”的大标语。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向周恩来示威的行动。陈毅站在主席台右侧接受批判，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揪上台陪斗，“打倒陈毅”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外语学院“造反团”负责人宣读了“批斗陈毅大会通令”，要求陈毅“在15天之内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递交有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认罪书’”。大会主席团还建议中央“停止陈毅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代，接受群众的批斗”。批判会开始不久，外语学院几个“六一六”分子试图冲上主席台揪陈毅，8341部队战士手拉手阻挡。然而，几个“六一六”分子趁警卫战士不备，再次冲上台去，一把揪住陈毅的领口，就想动武。陈毅的秘书见状立即和警卫战士赶上前去，推开那几个极左分子的手，簇拥着陈毅到后台。

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主持会议的谢富治眼皮底下，而他对眼前违抗总理指示的行为竟视若无睹，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坐在观众席里的黄镇大使见此情景，忍不住大声喊道：“谢富治，你为什么不管？”

谢富治支持和偏袒北外“造反团”早已不是秘密。早些时候，他就说过“造反团”一个主要负责人是他的好朋友的话。他两次亲临“造反团”安营扎寨的“揪陈”火线，今天又主持“造反团”唱主角的“批陈大会”，对违抗总理指示的极端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外事口清查一小撮极“左”分子参与火烧英代办、夺外交部大权一系列罪行时，谢富治的态度十分暧昧。后来，他所派出的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的“工人宣传队”和海军宣传队在外语学院支持“造反团”，打击“红旗大队”，造成多起非正常死人事件，导致“红旗大队”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毛主席亲自过问外语学院的运动，派8341部队进驻，开展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久，谢富治被诊断出患胃癌，有人分析说，谢富治身患不治之症以及政治上可悲的结局，一大半原因是他插手外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元帅蒙难厕所藏身总理遭围攻18小时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要让谁灭亡，先让他疯狂。”

在“8·11”批陈大会上出尽风头的“造反团”并未就此罢手。

8月26日下午，外交部正在举行批判陈毅的小型会议。外语学院“造反团”得知消息后，派出几百人冲入外交部，准备劫走陈毅。周总理闻讯，立即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人保护，并派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协助，同时亲自给姚登山打电话，责成他负责保护陈毅的安全。于是，在外交部大楼里，一场惊心动魄的保陈毅和抓陈毅的“战斗”开始了。在造反派楼上楼下四处搜寻陈毅踪迹的混乱之际，秘书、警卫和保卫人员机警地选中了一楼一间不起眼的盥洗室，然后掩护陈毅悄悄地进入，躲藏起来。可怜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竟在那里待了五六个小时。直至夜幕降临时分，陈毅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绕开外交部大门，从后门出来，坐上卫戍区的军车，才安全地离开，回到中南海家中已是晚上8时。而“造反团”的人一边在外交部办公楼内到处搜寻陈毅，一边紧紧盯着停放在办公楼前陈毅的专车。当他们得知陈毅早已离开时，几个极“左”分子气急败坏，把陈毅专车的轮胎扎破，以解他们的心头之狠。

8月26日晚上，周恩来接见了北外“造反团”和外交部“联络站”的代表，严厉批评了“造反团”冲外交部揪人的错误行动。可是，“倒陈派”不仅不认错，反而提出无理要求，要求重开批判会，还要扩大批判会范围，给周恩来不断施加压力。他们反复纠缠、围攻总理达18个小时。周恩来被外国人称为是“世界上最难对付的政治家”、“外交谈判高手”，如今竟被红卫兵整得心力交瘁，感到心脏隐隐作痛，医生两次给他服药，仍未见好转。他忍无可忍地说：“你们这么搞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番战术，已经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也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也不能再忍受了！”总理的保健医生也发出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即搀扶总理离开会场。

不料，这帮人还不甘心，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进人民大会堂揪陈毅。本已走出会场的周恩来听到后，回过头来怒不可遏地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冲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总理这番话让听者大吃一惊，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讲话素以温和出名，今天的言辞如此激烈，尚属首次。

此时，外人尚不知情，周总理手里已经拿到了一把“尚方宝剑”，制造外事口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文革”小组失“小三”

1967年8月份以来，外事口恶性事件一个接一个。8月14日，“造反团”派人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开创了中央部机关砸政治部的先例。8月18日，“造反团”派出100多人进驻外交部，伙同外交部“联络站”，查封部党委，成立“夺权临时指挥部”，并发布三项通令：“一、从即日起，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集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工作；二、部党委成员中，姬鹏飞、乔冠华二人必须于今日下午三点钟前来本指挥部报到，其他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情节，进行自我交代和检查，必须对陈毅及其他部党委委员进行认真具体的揭发，每晚八点到我指挥部报到；三、外交部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权力机构，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外交部的一切党政事务应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外交部被夺权后，适逢某国驻华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指示姬鹏飞副外长出席，“造反团”扣押了他，不让出席。更有甚者，“造反团”还强迫姬鹏飞、乔冠华两位副外长到王府井大街叫卖他们编辑出版的“批陈”刊物《“文革”风云》，羞辱这两位外交部的高官。

两个副外长中，乔冠华最引人注目。他个头大，儒雅而潇洒，在社会上知名度高。60年代初，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喜剧片《乔老爷上轿》，风靡全国。外交部的干部们发现，影片中的乔老爷大大咧咧，幽默而风趣，和他们身边这位副部长颇有些相似，于是便把“乔老爷”这顶“桂冠”送给了这位副部长。乔冠华对这个并无恶意的外号似乎不反感，任凭人们去叫。如今他出现在王府井大街上，叫卖红卫兵小报，“乔老爷卖报”一时成为京城一大新闻。

谁也没有想到，“文革”这么乱，“乔老爷卖报”这样的小插曲竟然引起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的兴趣，并记在了心中。

6年以后，即1973年春天，中美两国决定互设联络处，外交部准备派韩叙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中日建交，廖承志正率领代表团在日本访问；副外长乔冠华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代表詹金斯谈判顺利。面对我国外交工作所出现的喜人局面，“乔老爷”诗兴大发，遂写下了几句打油诗：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在场的人开怀大笑，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这其中的故事。

可是，6年以前的外交气氛远没有这么轻松。那时，外交部完全瘫痪，我国对外活动中止了4年。

外交部党委被查封以后，发生了一起严重涉外事件 ——“火烧英代办”。

事件发生之前，港英当局在香港抓了几名中国记者并封闭了几家报社。外交部在极“左”思潮的指导下，发出了一个“通牒”照会，限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放人，否则就要采取措施。48小时到了，英国政府没有理会。8月22日深夜，首都“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学生造反派公然违抗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开始冲击位于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这一次，又是外语学院“造反团”打头阵，里面竟有一位高级干部。他们打伤20多名执勤解放军战士，冲进去后，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殴打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及其工作人员，砸代办处的陈设，放火烧了9辆汽车。最后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大楼。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震惊中外的“火烧英代办”事件。

周总理后来多次提到，那段日子“我说话不灵了”。

一个大学的群众组织为什么胆子这么大？竟敢和周恩来总理对抗？

表7显示的是普通教师心理健康的教段差异, 从健康均分可以看出，不同教段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差异(P<0.01)，高中教师高于小学教师。从各因子得分看，除了在躯体化、强迫症状等两个因子上无明显差异(P>0.05)外，其它7个因子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在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方面，高中教师显著高于小学教师(P<0.01, P<0.05)；在敌对、恐怖方面，高中教师都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教师(P<0.01)，初中教师和小学教师都没有显著差异。

原来，所有这一切都和一篇讲话有关。8月7日晚上9点至11点45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钓鱼台办公室接见了姚登山和外交部“联络站”代表。王力在听取汇报后，就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以及“批陈”问题发表公开谈话，声称：“揪陈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20几岁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部党委的班子不动动怎么行？”并鼓吹“红卫兵可以办外交”。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红卫兵办外交”造成的恶果。

面对失控的外事口形势，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国家的利益将受到更严重的损害。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五号楼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将王力8月7日讲话稿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请主席指示。25日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王力讲话、造反派打倒陈毅、夺外交部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

毛主席没有马上表态。

一天后，即8月26日上午9时，毛主席召见杨成武，表态：“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随后毛主席又对杨成武补充说：“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 杨成武边听边作记录，记录完，检查一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认真看了一遍，将记录稿还给杨成武说：“对，就这样。”“马上去办吧。”

中午12 时40分，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西郊机场，立即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杨成武取出记录纸，念完后将记录呈交周总理。周总理马上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全体人员到齐后，周总理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 王力和关锋随即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这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中央文革”小组如日中天，没有人敢挑战它，当时流行这样一句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就打倒谁！”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号称“中央文革”内部的“小三”（即三个小字辈，“老三”即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极为活跃，经常以“中央文革”首长的身份到处讲话，接见红卫兵，煽动造反。

王力，1921年8月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39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大众日报》编辑，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委宣传部长。1958年，因擅长撰写国际评论文章，担任《红旗》杂志副主编。从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从1964年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1月，经毛主席提名，接替陶铸担任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力垮台以后，江青竭力要把王力和“中央文革”撇清，说他是“刘邓司令部的黑秀才，是彭真的黑爪牙”。1967年8月26日，周恩来宣布王力“请假检讨”时，开始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10月26日，转移到西山一座别墅，由卫戍区看管，从此便彻底失去了自由。1968年1月26日，他被转入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被开除党籍。王力从“请假检讨”到进入秦城监狱，失去自由长达15年，因为有毛主席“不准提审”的批示，没有人敢提审他，成了一个特殊的犯人。1982年王力获释，1996年10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75岁。他晚年留下了一本《王力反思录》，书中为他1967年8月7日那篇讲话辩解，矢口否认当年外交部混乱局面和他有任何关系。

左起：关锋，王力，戚本禹，穆欣

关锋，1919年生于山东省庆云县。1944年，任中央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得到康生赏识，1956年调入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调入《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阅读的《思想理论动态》。在王、关、戚三人中，关锋是最善于揣摩和迎合毛泽东个人思想脉搏的一位。1957年“反右派”时，他写了一篇《驳所谓‘一切阶级都有局限性’》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向》一文，提出应当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4年，他写文章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宣传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观点。1966年5月，他以“何明”的笔名公开批判北京市委。他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接着，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倒台，除了1967年8月4日和戚本禹一起接见姚登山并发表讲话支持外事口的极左行动以外，还由于他主持起草了《红旗》杂志1967年“八一”社论，其中强调“揪军内一小撮”。这个一贯善于揣摩毛泽东个人思想脉搏的笔杆子这一次揣摩错了，毛泽东看了“八一”社论大为震怒，批道：“大毒草！”“还我长城。”

关锋政治生命的终结过程和王力相同，也是从1967年8月26日被软禁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秦城监狱。他比王力高寿，2005年逝世，享年85岁。和王力不同的是，他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文革”的资料，他出狱后对“文革”的态度是“四不”，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

戚本禹，1931年生于山东威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编辑组组长、副总编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65年12月8日，他在《红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因此引起人们的注意，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3月30日，他在《红旗》第5期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用一系列捏造和歪曲的事实公开批判刘少奇。他比王力、关锋晚几个月失去自由，于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直至1986年出狱。和王力、关锋所不同的是，这两个“难兄”没有被判刑，而“难弟”戚本禹则于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1990年退休。晚年的戚本禹对指控他“文革”中参与迫害老干部的罪行很不服气，声称：“我是1931年出生的，我怎么知道1929年的事？都是江青让我干的！”

戚本禹被判刑入狱一个重要原因是1967年7月中旬煽动围困中南海并在中南海内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一事件给叶剑英元帅留下及其深刻的记忆，也为9年以后逮捕“中央文革”小组剩下的3名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埋下了伏笔。

1976年9月15日，叶剑英元帅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接见完前来吊唁和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外宾后，两人就当时的国内形势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都担心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即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篡夺国家权力，谈话中叶帅提到了1967年批斗刘、邓、陶事件。汪东兴介绍了当时的情况：1967年7月9日晚8时，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召集周总理等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会，提出他要离京外出一段时间，由汪东兴陪同，期间，由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7月18日，北京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接着，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得知戚本禹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邓、陶夫妇时，两次打电话报告汪东兴，汪东兴当即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让他转告总理：“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总理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讲讲。”汪东兴又把主席的指示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戚本禹很不高兴地说：“你 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家里的事由我来办。”说完就气哼哼地把电话挂断。

江青一伙并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们还是组织人批斗了刘、邓、陶夫妇。

叶帅听完汪东兴这段话后说：“他们无法无天！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灾难又要临头了！”

叶帅和汪东兴心里明白，如“四人帮”上台，“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那一幕就会重演，毛主席在世时都敢那样做，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在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叶帅和汪东兴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得到华国锋主席的支持，采取非常措施，逮捕了“四人帮”。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