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志菲

蔡定剑： “民主与法制”的播火者

文 吴志菲

蔡定剑，著名宪政学家，有“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和“中国民主宪政的实践者和先行者”之誉。1955年11月出生于江西新建，1983年6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历任驻福建海防战士，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副处长、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局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等职。

蔡定剑，中国宪政民主的传播者、践行者。

在全国人大任职时，蔡定剑就已经是体制内独具风格的思想者，兼具官员与学者两个角色。有人说，作为学者，蔡定剑比同行更了解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和逻辑；作为官员，他有一份更深切的体制改革激情。但是两种身份的冲突，时常会给他带来无奈和遗憾，最终他去官转身步入学界。

多年来，蔡定剑一直关注和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行政体制改革、预算法、反歧视就业、拆迁条例、城管执法、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制度建设。每一项研究和实践，都和重大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被查出已是胃癌晚期后，蔡定剑从未停止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依然孜孜以求对宪政法治在现实格局中的推动。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蔡定剑留给外界的最后一句话。他走了，但是他是一位依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行为和人格永远活着的人。

“乙肝斗士”显身追悼会的背后

2010年11月26日上午8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蔡定剑追悼会在这里举行。这是告别，也是拥抱，拥抱他的思想人格，拥抱他留下的精神财富。

“剑胆琴心，哲人其萎，惟留雄文垂千古；定宪论政，壮怀未酬，幸有遗志启万千。”“文人书人楷模在天不灭，宪政宪法思想后世永传。”这是蔡定剑的灵堂上挂着的两幅挽联。

上千名中国政法大学师生、法学界同仁和自发赶来的群众冒着寒风送行。许多人手持白色菊花，眼睛红肿。几名网友打出横幅“蔡老师，一路走好”。

2009年度正义人物、全国第一位拿到从事食品行业健康证的“乙肝斗士”雷闯专门从深圳赶来参加追悼会。他自始至终都在-4℃的室外举着“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贡献”的标语牌。“今天这么多人来送别蔡老师，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知识分子，还一直在关注着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说话。”

乙肝病毒携带者被拒之于社会门外，不是什么新闻。大学生找工作难，乙肝病毒携带的大学生就更难，本在健康方面已经是弱势，又遭遇不公平的潜规则。其实，乙肝病毒携带者只是想找到一张走进正常社会的门票。卖门票的往往用他们制定的社会规则丈量每一个人，但凡不同于这个尺子的都打上异类的牌子，然后引起社会主流人群体内一种病毒的整体发作，这种病毒叫歧视。

2003年9月的一天，乙肝病毒携带者浙大学生周一超因刺杀人事干部被判死刑。11月20日，网友发起的由1611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签名的“要求对全国31省区市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和加强乙肝携带者立法保护的建议书”联署行动启动了。这份建议书共寄出了5份，其中一份寄给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蔡定剑。

据有关部门统计，当时中国共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经常发病人群为3000万。在这份建议书的第一部分，乙肝患者维权网站“肝胆相照”版主“小谷子”和他的“战友们”（乙肝病毒携带者网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注中国1.2亿人的权益问题。

蔡定剑曾给“肝胆相照”版主“小谷子”以鼓励和支持：“公民的口袋不能随意搜查，公民的身体怎能随意搜查？”

2004年6月，蔡定剑担任所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宣布成立，当天同时启动了“反就业歧视国际法律合作”项目。

2010年1月，蔡定剑抱病联名20位专家学者呼吁取消高考中的乙肝歧视。2月10日，在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发布新规定，强调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维护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入学、就业权利，不得开展乙肝项目检测。这一规定有助于消除中国数以亿计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心病”，也为消除根深蒂固的“乙肝歧视”清障。

生前，蔡定剑和他的团队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女性就业歧视以及农民工就业歧视进行过深入调研，不断推动反就业歧视。他曾呼吁：“我国应该尽快设立一部反就业歧视的基本法。在这部法规里应该对就业歧视进行明确定义，其中还要包括设立一个怎样的机构去调解就业歧视，当遇到就业歧视后如何让受害人得到救助。”在他看来，“就业歧视是指，雇用单位基于民族、性别、出身、年龄、身体特征、残疾等与个人能力无关的因素，对应聘者或雇员采取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从而剥夺或者损害公民的平等就业机会。”“反歧视是为捍卫人的尊严和保护人格权。反歧视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反歧视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有效利用人力资源。”

在蔡定剑看来，反就业歧视是一条漫长又艰难的路，因为这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还包括社会认同、价值观念等方面，需要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早在2007年，蔡定剑就指出要促进中国反歧视法律制度建设要做3件事：意识消除现有法律中的歧视性规定，不少地方性法规、规章都有歧视性的规定，如男女退休年龄这样身份歧视和性别歧视等问题，促进有关部门修改这些法规；二是完善现有法律，如《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保障法》中的制度性规定，使这些法律有可操作性；三是制定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性法律，解决反歧视的定义、范围以及专门机构和申诉程序等问题。他坚信：“让平等阳光照耀每个人，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在推动反就业歧视时，蔡定剑曾与他的学生一起走进招聘会，多次出现在国展等招聘会上。2008年在北京一场招聘会上，蔡定剑看到一家保险公司的招聘告示上写着，25岁到45岁，“党员、军转、教师、律师、营销经营者等优先”。蔡定剑对他们讲，这些要求属“就业歧视”条款，“这是涉及公平的问题”。

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武增说，他们收到了蔡定剑主持起草的有关《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他认定一个目标，就一直坚持。”她说，虽然一些法律进入立法程序尚需时日，但蔡的执着令她感动。“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为宪政的“一小步”鼓与呼

2004年4月，北京崇文区花市的一片民房被强制拆迁，63岁老人黄振队手持修改后的新《宪法》，与百余名街坊一起抵制强拆。这本新《宪法》中有一页被黄振队特意折起一只角，又用蓝色圆珠笔划出这样一些字句：“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当时，黄振队在屋前插了一面国旗，又从《宪法》中摘出一句“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写成条幅挂在门口。他还给街坊们现场编唱了一曲京韵大鼓《被拆迁的人们》：“被拆迁的人们泪涟涟，自己住的房子也难保全……”让有着同样境遇的拆迁户们潸然泪下。当20多名穿警服的人8点半开着警车到来时，现场已经聚集了100多人，组成了人墙进行抵抗……

房屋虽破，却是黄振队和老伴的栖身之所；更为重要的是，那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保护范围的私有财产。黄振队认为，自己的房子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祖产，是私有财产，他拥有这块地的土地使用权，但有关部门却是按照“公房”的算法给他算的补偿费。此外，自己住的房虽然只有20平方米，但加上一个小院子，他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则有30平方米，黄振队纳闷：为什么不能按照30平方米来算？

公民依宪维权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蔡定剑的关注。一个周末，蔡定剑约上两名相熟的记者，身穿一身运动装，背着相机，来到黄振队家所在地调研。那天，蔡定剑一直蹙着眉，走街串巷，边走边拍，把拆迁一带转了个遍。

当时正值修改后的《宪法》刚获通过，然而面对宪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作为宪政学专家的蔡定剑忧虑满腹。他认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等条款已被写入宪法，就应当尽快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对一些违宪的法律法规、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以使宪法原则得到落实。蔡定剑一路疾呼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关于“野蛮拆迁”问题，他撰写过《“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有三大硬伤》等大量评论文章。让蔡定剑欣慰的是，黄振队这个普普通通的共和国公民，在自己的合法权利面临侵害的时候能够想到宪法，并且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他从黄振队借宪法捍卫权利的事件中看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同时，他注意到，这项原本只涉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纠纷，政府部门的身影又不合时宜地作为利益一方参与其中。他认为，维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宪政的要求。政府必须在多元化的利益之中保持中立，只有超越各种局部利益，政府才能有效施政。

“拆迁”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痛。暴力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频发，原因很多。如：现行规范拆迁行为的立法不到位，拆迁群众缺少及时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个别开发商有恃无恐，为完成拆迁而不惜对所谓的“钉子户”停水、断电，甚至威胁、恐吓，强行拆除居民房屋。主要原因是相关赔付不合理，国家规定的款项出现私吞现象，或者开发商不能给予合理的条件，导致居民拆迁后可能失去居所。蔡定剑将暴力拆迁不止的直接原因归结为《拆迁条例》等有关法规规定了一些不正当的程序，偏袒保护拆迁者的利益。蔡定剑曾一次次呼吁：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经明显剥夺了人们享有的最基本的司法权利，修改或废除现有的《拆迁条例》势在必行。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为了抗拒暴力拆迁保护自家3层楼房，唐福珍在楼顶天台自焚后因救治无效而死亡。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后，蔡定剑在媒体撰文提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但具有法律缺陷，而且在政治上也缺少合理性，制造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不修改或废除，“将会载入21世纪的恶法史册”。

待国务院法制办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替代原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时，蔡定剑又从自己人大制度的学术领域出发，指出了前者的两大不足。首先，就要强调这种涉及“非国有财产的征收”的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法制办不能“越俎代庖”，但可以将自己的征求结果提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促进立法的完善。其次，蔡定剑还发现，暴力拆迁本质上就是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祸因还在于公民政治权利的缺失，即他们无法参与城市规划和自己赖以生存的社区的规划。蔡定剑呼吁城市规划应由本级人大而非上级政府决定。

言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难产”，蔡定剑曾这样分析：“地方政府从拆迁中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取得不少经济利益。《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出现反弹，拆迁利益链上的其他获益者也极力反对。这种利益的博弈是新拆迁条例的制定处于‘胶着期’的重要原因。”

社会不是因赞美而进步，而是因批评而慎重，因建设而成长。宪政是宪法的灵魂，没有宪政，宪法便空有其名。蔡定剑曾说：“我读书没有书斋型学者那么多，文章也没有呐喊型学者写得那么好，但我的每项研究都带着实践精神在做，都同当前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着。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但却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是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印痕的一小步。”

“和做一位学者相比，我更愿意做一位公民。”他矢志要为每一位公民权利的具体实现而思考、而写作、而呐喊、而呼吁。他不满足于对于现实的批评，执着地参与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他将很多精力用于法治普及与宣传，参与制度设计。《单双号限行政府可为吗？》《车改：被利益曲解的改革》《“馒头血案”的宪法视角》《人代会的“务虚”与“务实”》《公众参与需要写入法律》等大量时评文章彰显他的真知灼见。他尝试着通过一些个案的改变，点滴推进社会的改变。

面对社会问题，蔡定剑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仗义直言。针对城管与小贩之争，他说：“城管的合理性、合法性一直存在质疑。在城市中，是不是小商小贩做点小买卖都得通过政府的许可？如果小商小贩将之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谋生手段，政府就不能对其加以取缔了。城市当然需要秩序，但这种秩序是要以服务人民的目标为前提的。政府的管理应当服从于民众的生存权。”甚至在已经罹患重病之后，他仍然出现在凤凰卫视著名电视辩论节目《一虎一席谈》中，为小贩的权益拍案而起，仗义直言。

在30年改革进行之后，蔡定剑深感自上的改革已缺乏动力，但自下的力量却仍不乏希望。“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人财产有所增加，个人的自主、自由、利益和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社会各阶层力量日益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改革冲动。”因而，在他看来，改革的新动力也来自多个方面。以法律、政治、社会学为主的知识分子、独立律师、草根NGO（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公众舆论，甚至是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都是这些力量的体现。在题为《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的文章中，蔡定剑写道：“‘自上’的动力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已基本耗尽，而民间‘向上’的动力正在萌芽并蓬勃生长。中国改革的新动力在民间，在于每个人的力量。”

自“黄埔一期”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1955年11月27日，蔡定剑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坪乡光明村委会谷村的一户农家，兄妹共6人，他排行老二。

蔡定剑高中时期的同学潘后军回忆说，蔡定剑在他心目中是大哥，从读书时起，蔡定剑就很懂事，是个很有抱负的青年。“那个时候点的是柴油灯，每天晚上看书看到很晚，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个脸上像刚从煤窑里出来似的。蔡定剑个头只有一米六八左右，那段时间他没日没夜地复习功课，瘦得皮包骨，最瘦时只有80斤，可就是这个看起来个子不大的青年带着同学们一起发奋读书。”潘后军回忆说，蔡定剑时常会回来过春节，每次回来都会让他通知一些高中同学来聚会。“每次聊的都是关于基层的工作，他说和同学聚会就是一次很好的基层调研。”

1975年，自大塘中学毕业后，受当兵的哥哥影响，蔡定剑报名参军。对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而言，当兵是他们离开农村唯一可能的出路，因此当兵的指标是抢手的香饽饽。可兄长已经入伍，占了家中入伍的名额，而村子中的民兵连长又希望自己的侄子被征召。蔡定剑不甘心，给招兵连长写信、表决心，终于打动了招兵连长成功入伍，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即使在部队，他也是个爱读书的战士。

在部队中，蔡定剑文化素质较高，文笔又好，提干本来很有希望，但他所在的连队却因为编制调整被裁撤，导致他丧失了提干的机会。

1979年，人生的第一个转折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到来。这一年，蔡定剑即将退伍，家里也劝他返乡务农，但蔡定剑实在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刚恢复不久的高考。部队有规定22岁以下的战士有资格从部队参加高考，而蔡定剑当时已经23岁，可蔡定剑求学的诚意打动了营长，他争取到了全营仅有的两个高考指标之一，并成功考入了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成为该校“文革”后复校的“黄埔一期”。此时不仅仅是政法大学的复校，也是中国整个司法体制元气恢复的起点。早年坎坷的经历使蔡定剑明白一个人因为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

蔡定剑勤奋博学敏思笃行的特点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展现，大学期间，他不仅撰写了两篇犯罪心理学的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还自行调查研究，撰写《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一文，该文获得全国青年调查征文一等奖。当时的副校长江平一直称他是“79级非常优秀的学生”。

蔡定剑的夫人刘星红是他的同班同学，她记忆中的那个蔡定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富有主见。1983年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干事。一年后，不安于现状的他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陈守一。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从此与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结缘。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后不久，蔡定剑即率一个小组调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可行性。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地理分布，蔡定剑选择黑龙江、江苏和四川3个省作为调研点。他从政府实际需求出发，将政府需要村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分析，设置的一般调查科目大至办企业、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育、土地管理；小到移风易俗、买国债、献血、灭鼠等，在田间地头他来往地奔波着。

在调研中，蔡定剑展示出扎实的实操功力，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也是应该的，是发展趋势。根据实地调查结果，蔡定剑等向彭真提交了一份高水平的调查报告。1987年11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蔡定剑等人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委员们第一次看到从实践调查中得来的论证报告，感到十分可信。彭真也赞赏这个调查报告写得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终于顺利通过，为中国广袤而荒芜的民主大地上撒下了种子。

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二字被去掉。多年后，蔡定剑深情地回忆说：“这意味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这颗民主的种子开始在乡土中国生根发芽，意味着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定的一些重要法律原则，如一人一票、当场公开计票、秘密写票、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负责、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直接推选产生及村务公开等，不仅使文化程度低于城市居民的农民开展的村委会选举，在程序的严谨等多方面领先于城市居委会选举，更重要的是，对其他一些规范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法律有十分宝贵的借鉴作用。例如，新修改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并将“秘密写票”规定写入法律。

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定的一些重要法律原则至今未能写入，说明前者较后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于这类现实问题，有着丰富立法经验和实践经验的蔡定剑内心十分焦虑，他曾为推动制度的完善作出了大量的努力。

有人曾评价说，他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型官员。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时候，蔡定剑曾是收信数量仅次于委员长的工作人员。他常常坚持给普通的寻求法律帮助的人回信，也在一些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关注宪法权利和民主法治。

曾任研究室主任的程湘清回忆说，虽然中国第一部监督法直到2006年才出炉，但是，蔡定剑率政治组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执法检查的若干规定》在1992年已获得通过。

1994年，蔡定剑专程做过一项人大会议表决计票方法的研究，他提议应该重视弃权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为这表达的是一种中立态度”。

年复一年，蔡定剑在体制内的职位也不断上升。2002年底，就在蔡定剑担任副局长之时，他作为课题负责人调查撰写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这份报告，扎实有力地回击了有关中国选举的若干流行谬论。这份报告写到，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就在这一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以“特立独行”的学者身份参与政治生活

蔡定剑长期在全国人大工作，既看到了民主法治在中国的蹉跎与进步，更看到了人民心中孕育的民主要求，并视之为中国民主化的宝贵资源。他曾经感慨：“是什么力量把百岁老人在寒冷泥泞的冬天从温暖的家中吸引到投票站去？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全身瘫痪的病人叫人抬到选举大会会场来竞选村官？又是什么动力驱使这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怀揣着法律文本四处奔走，苦苦寻找着民主权利？……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是对自己命运的关注。”

曾有人评价称，作为官员的蔡定剑是鲜见的人大体制内具有鲜明个性，为中国宪政发展敢于并大力发出自己声音的官员。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员，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学术情怀和改革激情。但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定剑曾说，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妻子刘星红说，20世纪90年代末蔡定剑就有到高校去的想法了。

2003年的最后一天，这位“学者型官员”正式告别全国人大，去官转身步入学界，回到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两年之后，回忆起这次离开的原因，蔡定剑曾说，在机关工作，条件、环境都不错，但自己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政治法律领域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总以官员身份表达个人意见很不妥当，不如选择做学术研究。政治是“众人之事”，因此需要众人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告别仕途，是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

蔡定剑原本打算去北大，后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北大聘请他担任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在中国政法大学同事眼里，蔡定剑丝毫不像一名官员，只有从头到脚的谨慎严肃表露着在机关工作多年的痕迹。在许多学者觥筹交错的聚会中，蔡定剑总是更多地沉默。同时，人们发现，自转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以来，蔡定剑越发奔波忙碌起来，他涉足的领域更加宽泛，议论的话题也更具有现实贴近性。

据蔡定剑的大哥介绍，弟弟辞官从教一事，亲人刚开始不解，后来大家慢慢懂了。“别人可能最多做一个项目，他一下就是4个项目，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凌晨3点才睡觉成了常态。”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于学生来说，蔡定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将宪法这门枯燥的学问讲得让学生理解并产生兴趣。他病危时，在政法大学BBS上为他祈福的贴上，有学生表示：“有幸上过蔡老师的宪法课，老师真的是个理论家、实践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结合体，他让我们的视野开阔了不少，他讲他领导反就业歧视的活动现在还是历历在目……”

对学生要求上，他注重两个素质：一个是学生的外语，学生要懂得国外先进国家是怎么操作的；一个是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生不光是看点书懂点理论，要去实际调研。他不是就学问谈学问的一个人，他要把学问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关联在一起。

蔡定剑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惟史书、不惟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对于其参与的上海闵行区公共预算改革，蔡定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曾公开介绍了2009年度的闵行区公共预算制定，“闵行的整个预算表框架分3部分，预算收支总表，部门预算支出总表，各部门职责描述、预算目标和支出表，包括教育、社会保障、投资等各种分类信息。其中部门预算表最重要，也是改革的重点，能看到每个政府部门怎么花钱。部门职能是什么，公务员编制有多少，今年主要工作目标和该做的主要工作，都要做具体描述，然后是钱怎么花。”“这次闵行公共预算改革的重大创新，是在公共预算改革中理顺了党、人大与政府的关系。”

蔡定剑是一位走出书斋的宪政专家，他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利。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与越来越功利的学者教授相比，与远离政治和现实的知识分子相比，蔡定剑有着更大的担当。他敢言他人不敢言，敢做他人不敢做。为此，蔡定剑被贴上了“特立独行”的标签。

时不我待的“战士”像陀螺连轴转

蔡定剑曾先后3次到南昌大学讲学，每次校方给他讲课费都被他拒绝。2009年6月，他在南昌大学讲学期间回家乡，感觉胃不舒服，在医院检查时被确定为癌症晚期。他没有向外界透露病情，每天仍工作到深夜，以至很多一段时间他的亲人也不清楚。

病后，在宪政民主议题的研究与实践上领跑的蔡定剑还是坚持计划中的研究项目。在癌细胞业已扩散至全身之后，所带来的剧痛经常令蔡定剑没力气说话，但他留给学生和朋友最后的形象仍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笑容可掬的师长形象。他一直非常乐观，努力配合治疗，但工作从未因病耽误。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蔡定剑，总是“朝气蓬勃的样子”。他宛若中国宪政道路上一支明亮的蜡烛，他正燃烧着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照耀着社会。

“我曾是一名战士，我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来战胜它。”蔡定剑始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加快了一切工作的进度，以空前的激情研讨学术、接受访谈、撰文著书。蔡定剑的弟子说，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想为民主事业做更多事，影响更多人。的确，他想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用自己最后一腔激情与力量，支撑自己在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路上走得再远些；想用他最后一丝微弱气息，把中国推进民主的声音传播得再响亮些。

蔡定剑的儿子蔡克蒙说：“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一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我曾想让父亲在治疗时散散心，送了几本闲书给他看，希望能够减轻患病给他造成的郁闷。可父亲在病榻前从没翻过这些书，而是依旧去看与他研究的民主制度有关的亨廷顿、熊彼特和达尔。我在父亲做化疗陪护时，曾经无意中听父亲叹息自己的病，‘这都是命’。我知道父亲是一个不信命的人……”

蔡定剑总觉得自己的后代生活的物质环境过于优越，缺乏磨砺，因此总想将自己的儿子蔡克蒙送到江西老家的农村“忆苦”。蔡定剑常对儿子说：“你应该感受一下赤脚在能够烤熟鸡蛋的石板路上行走，在充满蚂蝗的水田中插秧的苦。”蔡克蒙说，父亲生前给予我很多教诲。

得知父亲生病后，蔡克蒙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曾打算放弃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留学的机会在身边陪他，可被父亲拒绝。母亲告诉蔡克蒙，父亲不希望耽误儿子的前程，不想让儿子看到他受苦，而他更觉得民主和法治的事业需要我们年轻的法律人去推动。

2009年9月6日，蔡克蒙飞往巴黎留学前一日，蔡定剑去上海闵行参加公共预算改革的会议，7日飞回北京直接从机场送儿子。他在机场对儿子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蔡定剑在体检中被查出胃癌晚期后，多次化疗效果显著，但2010年春节之后病情又迅速反弹，多次治疗方案均告失败。9月9日，医生宣告癌细胞已经失去了控制，开始疯狂生长。身边的好友和同事都认为，蔡定剑实为工作所累。去世前一个月中，这位癌症病人还组织了3场研讨会，议题分别是反就业歧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和拆迁条例废旧立新。他的学生说：“老师像陀螺一样连轴转。”“他比其他学者都苦。”

2010年10月底，蔡定剑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西郊香山饭店会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法学圈公开露面。最后一次失败的化疗，令他胀痛难忍。由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蔡定剑以病重之身主持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他发起的、资金也来自于他的学术课题。与会者不能忘怀的是，当时蔡定剑“仿佛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身子就歪在椅子上，会议期间3次返回房间休息，且多次到休息室服药。

蔡定剑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直陈“城管是中国政府过度管制的标本”，“政府总想无所不在地体现它的存在，并且习惯地喜欢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人民”，同时为城管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

11月12日，蔡定剑因病情恶化被送入北京北海边的解放军305医院。他喜欢这座著名医院的环境，但最终未能踏出病房一步。据刘星红回忆，蔡定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很多次做完化疗后，他都痛得无法吃饭，可他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忍着，装得没事一样。

11月18日下午，蔡定剑病情加重，北京305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次日，他对前往探望他的人念叨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成为他的临终遗言。

11月21日，他的生命倒计时。亲人守在他的床前，肿瘤使他粒米难进，胳膊削瘦如柴，而腹部却肿胀如鼓，亲人不忍心看他。他几乎整日昏迷。

天妒英才。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在家人的目光中合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他54岁生日还有5天的时间。刘星红说：“他一直抱着生的希望。对于工作和家庭的事，没有特别交代。”

蔡定剑在江西新建老家是个有名的孝子。2002年，蔡定剑的父亲生病时，他特意回家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父亲去世。之后，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在新建县县城买下一套房子给母亲居住。年近八旬的蔡母尚不知蔡定剑离去的消息，家人担心她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

“他是个刻苦、勤奋、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刘星红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儿子蔡克蒙在蔡定剑的影响下成了“宪政爱好者”。在追思会上，蔡克蒙说：“如果有一天我到父亲陵前扫墓，我希望我能烧给他一张选票。”

蔡定剑最终还是走了。尽管在3天前，传出其因病住院时，众多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就开始在网上为其祈福。他的去世，引发全国媒体自发的集体“普法”行动。他生前的文章和言论，遍布众多报刊和门户网站。一时间，学人撰文、民众纪念、媒体悼念……悲思汹涌，叹息满地。很少有学者像蔡定剑这样在离开之后引起如此广阔的缅怀和追忆。他何以获得如此广泛的推崇与尊敬？

有人说，有学识，有担当，却没有常见书斋学者之情绪化和怨气；有官位，有视野，却能放下身段，从细处着眼，一点一滴做事，谦卑待人，这就是蔡定剑。今日，不管是身处高墙之内尚有抱负的官员，还是象牙塔内的学者、知识分子，几人能做到？

有人说，他走了，但他又没有走。他留下了一篇篇关于人大制度、监督制度、公共预算制度等满含真知灼见的文章，他留下了许多以调研和思想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进步的案例，他留下了这样一种精神：即使面对再多的责难，即使面对再多的压力，我们也一样要推动中国向前走。他走了，他的许多言论仍然掷地有声！有的人走了，他还活着，并且以一种更为深远和让人刻骨铭心的方式，永远活着。蔡定剑就是这样的人。

有人感喟：“去吧，先生。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如果不堪忍受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就修住妙法莲华往生净土吧。”在祭奠和缅怀蔡定剑的过程中，无疑也是深层次审视和读懂中国的一次契机，思索中国宪政民主之路的机会。蔡定剑留下了遗憾，这些遗憾也给更多的学者留下了更多的探究空间。

薪尽火传，指日可待。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的蔡定剑脱颖而出。必有一日，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的进步，定会让蔡定剑的英灵感到欣慰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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