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延 玲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8)



小说语言形态及其文本意义的阐释
——以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为例

李 延 玲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8)

作为文学意义生成载体的语言材料，它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并非无序组合的文字集合，语言的运用遵循特定的文本话语需求规律，并深刻影响着文学话语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态势，且承载着凸显作家文学创作中意欲表达的内蕴及主题的功能，结合具体的文本进行语言形态和其意义阐释之间的关联研究，对探究作品的深层意蕴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语言形态；作家设置；意义阐释；关联性研究

“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词汇的选择”[1]，具体而言，语言支撑文学生命的关键点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即语言形式所决定的文本话语结构和语言作为作品内容所凸显的文本内蕴主题。语言的功能效应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并非无所定型，它有其自身的表现状貌和游走态势，文学语言及相应的话语呈现正是依赖它的这种特性，才能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构建出不同形态的话语表现模式，从而更好地去服务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势需要。当下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决定着文学语言的发展应具有相应地多元化态势，并促使作家群体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做好与读者阅读期待相匹配的语言形态的选择及开发，这种多元化的语言形态呈现方式主要体现于文本语言的语体选择、语素组成和作家语言运用习惯等层面。众多文学创作实绩证明，作家在自身语言积淀的前提下，可以对文学语言的具体表现形态进行个性化处理，且不同的作家语言形态在展现出其“话语的私有性”[2]的同时，还可在文本意义的阐释层面上生发出相当重要但不尽相同的催化作用。

一

从文学的基本性质来讲，它本质上是一种借助语言的集结运用来进行话语呈现的艺术表现方式，文本话语展现及文本意义的呈现都要紧紧围绕着文本中的语言状貌逐步展开。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环节中的生成者角色，他所奉承的语言模式直接影响其作品的整体性意义的呈现。由于作家在创作中对于语言书写状貌书写形式的个人化探索，造成了作家语言模式运用技巧的多元化状况的产生。诚然，不同的作家，因他对语言形、声、意各层面上的敏感度不同，其语言模式的个人化追求经历中所形成的话语展现模式、话语影响力等也会随之产生明显的区别。赵树理作为延安时期一位重要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他的创作中尤其注重“故事叙述的完整性和语言的通俗”[3]，其小说语言的方言化和泥土气息，是保证他的文学作品能够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见，作家的语言表现模式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之深刻。一般地讲，在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过程中，都会遇到创作语言模式选择的徘徊关口，如战时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在预设的创作主题的推动下，作家们想方设法并努力将自身的知识分子话语模式向工农兵话语模式进行艰难的转向。延安时期作家群体话语书写模式的整体转变所形成的文学创作话语的总体特征，是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运用中融入了众多的方言土语。这使得延安文学当时的语言状貌，在整体上进行了从知识分子语言表现模式到农民语言表现模式的转变，如果将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搁置不议，而只从单个作家对于话语模式的选择，进而考量由这种话语模式的生成所产生的对相应地文学创作过程发生的重要性，不难看出，作家的话语选择对于整个文学创作过程有着重要影响。

小说的创作过程，通俗来讲，就是一个作家讲述其内心故事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它是展现一个作家对于自己所熟知语言的个人化组合能力。陈忠实在进行小说《白鹿原》的写作之前，已进行过诸多小说创作主题层面的相关话语实践，在其《白鹿原》之前的小说创作实绩中，文本的语言特征已能显示出特定区域内的浓郁乡土气息，只是这种接地气的话语表达效果还远未达到小说《白鹿原》中的超高水准。数十年的乡村生活阅历，使得陈忠实对于陕西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产生了透入骨髓的钟爱，这种钟爱的体现之一，便是他对于关中民众话语表达所隐藏的内在意蕴的揣摩和描述。文本中众多凸显关中人文色彩风味的方言穿插运用，是整部小说的一大亮点，它的出现既没有造成文本阅读过程的粗涩和隐晦，也没有影响文本叙述内在节奏的设置，这其实是作家长期农村生活历练在话语书写层面所具功力的真实而又客观的显现。有评论家称《白鹿原》的语言书写过程中，内在地具有陕地秦腔的那种地域味儿，这种秦腔味儿集中体现在语言的构造结构和书写的节奏上，如这种论调成立，则更能凸显出作家的生活环境及其周遭文化氛围对于作家话语模式选择和运用的重要性。

二

小说文本的语言运用和其他文体的语言运用有着共通之处，同样有着属于其自身的体系化特征，也即是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着代表其个性的话语模式和话语系统，它们将直接影响到作品整体意蕴的阐发与呈现，是文本中作家预设主题逐步剥显的话语依据，是作家借助语言书写提升文本话语魅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作家试图最大化升华其作品深层核心意旨的话语载体。《白鹿原》在文本语言上的重要特征是，它于普通话语为主体话语模式的书写语境下引入了些许彰显关中地域风味儿的方言土语，且被引用的方言土语大多出现在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中，此种独具规律性的方言运用，使得作品的话语表达层面具有了以下双重意义：一方面，使得小说中的语言运用显得更加地丰富和灵动，使小说的话语表现更加地富有张力感，进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另一方面，方言土语的运用，不仅能更好地开掘出关中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更能贴切地凸显出与特定区域之文化紧密关联的民众生活情状、精神状貌、民风民情，使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自身身份与其话语呈现达成匹配，也使作品中的众多人物形象得到了完整性展现，真正发挥了“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是一地域内文化内涵显现的有声语体”[4]的重要作用。如小说《白鹿原》中有以下的两段对话：

嘉轩解释说：“不该再吃偏食了，他俩大了，人说‘财东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咱们家是骡马娃娃都不兴娇惯。”白赵氏似有所悟，低头看看偎贴在腰上的两颗可爱的脑袋，扬起脸对儿子说：“今个算是尾巴巴一回。”嘉轩仍然不改口：“当断就断。算了，就从今个断起。”白赵氏把已经码到手心的铜子和麻钱又塞进大襟底下的口袋，愠怒地转过身去：“你的心真硬！”

街巷里的梆子声更加频繁地敲响，干散清脆的吆喝声也愈加洪亮：“罐罐儿馍——兔儿馍——石榴儿馍——卖咧”。

仙草从织布机上转过头说：“你去把那个卖馍客撵走，甭叫他对着门楼子吆喝了，引逗得娃们尽哭。”嘉轩反而笑说：“人家在街巷里吆喝，又没有钻到咱们院子里来吆喝，凭啥撵人家？吆喝着好，吆喝得马驹骡驹听见卖馍卖糖的梆子铃鼓响，就跟听见卖辣子的吆喝一样就好了。”[5]58

在上面的这段引文中，普通话语书写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和展开，保证了文本故事的顺利进行，人物之间的对话，穿插了许多具有关中地域色彩的方言，如“吃偏食”、“不兴”、“尾巴巴”、“尽哭”、“卖辣子”等，很好地将一个普通关中地界家庭内的为了孩子买花馍而引起的父母亲间的争吵画面进行了书写，通过这样的对话，既突出了白嘉轩在白鹿村的威严形象，即说一不二，不容商量的族长形象，还从侧面贴切地描绘出了白赵氏对于自家孩子的母爱之情，并在文本意义阐发层面，将文本中只听其声的“叫卖郎”形象进行了展现，这位“叫卖郎”形象的塑造仅是通过其简短地带有地域方言的吆喝声也展现的，简短的一段话，描述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场景，凸显了白嘉轩、白赵氏、叫卖郎三个小说人物的形象空间，使得文本达到此时叙述时间节点地解读空间更富弹性。

三

“语言的准确性对于文本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6]，这里的“准确性”主要指语言在整个文本中是否能够匹配主题的需要。《白鹿原》中语言运用的叙述性特征是作家经过长时期的实验，经历了由描写语言到叙述语言的过渡，再到小说创作实绩中高潮的叙述性语言状态的整体呈现。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语象、语义构成了其叙述话语的三个依存的层面，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可以将之分成叙述性语言和人物之间的对话性语言两个方面。语言是文本之所以为文本的最为基本的言语构成，作家通过对于生活话语的自我加工及运用，将自身对于生活、思想、审美、历史等多个方面的内在化处理，形成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文学语体呈现态势，进而组成不同的句段，达到表情达意、管窥社会的作用。《白鹿原》的成功离不开其平实而又富有张力的语言形态，它作为文本外在语体状貌，是文本展现其审美形象和文本蕴意的基础。从其小说的整体话语形态特征来考究，陈忠实在小说中的语言形态表现上，相较于莫言小说中天马行空式的陌生化处理之后的叙述形态，充其量是中规中矩的叙述呈现，并无奇谲晦涩的词汇来装点小说的话语书写。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话语的叙述性，小说开头便这样写道：“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5]1这句叙述性语言不单准确而生动地交代了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的传奇色彩，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品内容的神秘性，“豪壮”一词也暗示了白嘉轩这个原上封建族长性格中的一部分，整体表达效果简洁有力，使文学阅读接受者在思考及期待的同时，感受到了作家话语表达的劲爽，文本的故事情节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了铺展的空间。

这种叙述性的文本话语书写模式，贯穿在小说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它并不因故事展开所遇场景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叙述性话语占据着小说整体话语的重心地位，话语信息含量相对较大，使得文本的总体信息容量远远超过了五十万字所应容纳的最高量值，成为了帮助作家通过设置“白鹿原”这个“民族缩影之原”来展现民族魅力和“民族秘史”的重要环节。叙述性话语的运用，解决了白描语言在叙述中所产生信息含量较少的问题，“一句凝练的形象准确的叙述，如果换成白描语言把它展开描写，可能要用五到十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内在的纯粹的文字魅力却不存在了”[7]。组织语言过程因之叙述技巧的精准辅助，可使作家在对文本整体意蕴的统筹下更好地调用多种叙述视角，消除人物视角纷繁设置层面上的羁绊，保证将主要叙述笔墨和书写精力，集中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铺排及文本意义的深层次阐发等层面上，继而营造出良好的叙事氛围及生发出积极的叙事效应，更易将读者纳入进作品中作家所构建的故事场域中。

小说《白鹿原》中的叙述性话语形态主要是通过时空叙述和情节化叙述两个层面来实现其对文本意义的彰显作用的，在小说整体故事情节的有序展开过程中，文本中所设置的时空顺序和情节展开大致上是呈并列状态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小说人物的生存空间也随之发生变化，顺序的叙述方式使得情节的展开必须跟文本内部的叙述时间达成一致，时空、情节的双线合一式的铺排叙事，将小说《白鹿原》的叙述性话语模式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开发。

文本中的话语书写特征和作家自身的话语审美取向密切相关，作家语言风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主要表现在不同时期内作家创作的侧重层面需求话语呈现态势的相异，也会影响其对于文本话语的书写定位及风格样貌。也即是说，语言风格的形成是文本话语得以凸显的作家层面上的表征，影响语言整体构建图景的内在因素仍在作家那里，一切的话语呈现均要为相应的文学作品的主题表现服务，只有在作家的认真权衡下，适合作品内涵完整表现的语言样式才是作家笔端用以自我思想书写的正确载体。作家的生活阅历及其对自身创作价值的追求也是影响他的语言风格的重要成因。

这种语言态势的表征功能在莫言的《蛙》中也有所体现，与《白鹿原》相较，莫言对于方言土语的使用在注重方言的地域化特征前提下，展现了方言与文本意义呈现之间的张力空间，一则展现了他笔下“高密世界”的独特风味，使小说主要人物身上均附染了明晰的地域色彩，凸显了小说对于民族化主题的表现功能；另则，这种方言化书写还和作家生活阅历及语言追求有着密切关联，是探究作家创作心理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样，此现象在当代作家阎连科身上也有类似地显现。譬如，有论者提出，可从其成长经历、作品主题的转变、艺术追求的转变等方面来定义其语言风格的运用状貌[8]。无论是作家自身的文学积淀抑或是附绕在作家周遭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均不可否认语言风格状貌及其相应的话语呈现模式，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及深化起到了非凡的表现功能，这种表现功能的作用既涵盖文本表层意义层面，也与文本的深广意蕴层面相勾连，在文本意义完整书写基础上为实现作家预设的内在涵韵的升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88．

[2]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语言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216．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6．

[4]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5]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1．

[7]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60.

[8]刘培.阎连科乡土小说的语言风格研究[D].广东：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0：60-62.

2014-07-02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32400410355)

I206.6

A

1000-2359(2015)01-0159-03

李延玲(1966—)，女，河南许昌人，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