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艺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100083）

在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学作为以研究方法为首要特征的学科分支，其学科的进步与比较方法的多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方法的运用推动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比较政治研究在这一时期走向繁荣，7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式微促使比较政治研究进入后行为主义阶段。在后行为主义阶段，制度的重新发现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8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中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推动了政治科学的新发展，其中尤以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的契合最引人瞩目。

在笔者看来，比较政治研究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进行类型学的比较，即通过简单的分类、类比与比较增加对政治现象的智识积累，这个层次的研究为描述性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一系列概念构建比较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个层次的研究才上升为理论性研究；而最高的层次则是通过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对政治活动的规律进行解释与预测，指导政治实践。之所以将指导政治实践看作最高的层次，是因为作为一种经验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如何精美，如果说这种理论不能对现实政治做出有效解释的话，这种理论就是失败的。因此，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解释的功能要优先于描述的功能。从比较政治发展中的理论构建来说，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应对石油危机时的政策差异给出合理的解释，需要替代性的理论。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比较政治的发展影响最大、最具方法论特征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1］从早期发展中就与比较政治研究结合在一起，通过制度的重新发现、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中层理论的构建推动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一、制度与比较研究

从比较政治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政治学有以制度为核心开展比较研究的传统，政治学的这种比较研究传统最早可追溯到政治学的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政治学》。它通过对古希腊上百个城邦国家的比较，来探求古希腊城邦国家不稳定的原因，并以此回答究竟何种制度最为稳定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比较研究主要通过对当时存在的不同制度进行搜集，并按照统治者的人数和统治者是否守法这两个标准进行分类，借此论证和评判政治制度的优劣。这种研究是对政治制度所进行的类型学的研究。这一传统一直在西方沿袭下来，直至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政治理论家对不同的政体形式做了大量的类型学研究，从而为比较政治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历史积淀。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比较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都属于宏观性的体制比较。当时的比较研究还是比较初级的，大多是采用对比的方式来开展研究，主要是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经验比较和分类研究，以及对于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相对价值的规范研究，并且并没有直接地明确地使用比较方法，也没有发展出系统且严格的比较研究理论。这种比较多从对制度的分类开始，如孟德斯鸠对公民共和制、封建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这几种政府形式所进行的分类。比较的对象局限于欧洲大国，在时间上偏重于前后相续的历史的比较，在方法上则未能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论证，而只属于一种比较方法的朴素应用。即使如此，他们对后来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还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历史纵向比较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2）关于政体分类的基本框架已经搭建起来，并且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如民主、权力平衡与制约、全人类的福祉等已经纳入其中。所有这些都为后一时期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近代，一些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也运用了比较方法。例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部著作在研究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专制、稳定与失序的共同主题下，对美国民主运行条件所进行的分析就以法国社会为参照系，其中已经隐含了美法之间的对比。再如最早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政治制度的学者白哲特［2］1826－1877，他在1865年的《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一书中，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分类研究，他超越了对制度的简单描述，对当时的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分析，他的研究突出地表现为他对议会制与总统制的优劣的比较之中。此后，威尔逊又沿着这一比较研究的思路写作了《论国家》（1889年）一书，被后人认为是一部更加成熟的比较政治学著作。

如果说上述论著多少还是从设立隐含的参照物而进行比较研究，另外一些学者则开始尝试明确的比较研究。例如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著名的《民主与政党组织》首先将英国和美国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米歇尔斯的《政党论》则是对德法意三个国家的政党进行比较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讲，他们所做的工作多少类似于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所指称的“集中比较”；从研究对象看，他们二人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政府以外的政治实体上，进而提出了一种更具经验意义的研究。但总体而论，上述论著比较研究的视野并未超出狭窄的地域限制，只是集中于欧洲本身，或者将北美新大陆看做欧陆的某种衍生物而加以对比研究；同时，他们的比较研究尚处在朴素应用的层次，对比较方法并没有形成高度的自觉和专门的论述。

在行为主义兴起之前，比较制度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占支配地位。这种研究主要是对不同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与政治结构进行详尽的比较，倾向于从整体上对正式制度进行系统比较，缺乏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规范研究，多通过罗列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结构形态，进行比较和对比。此后，这种研究也逐步深化到对非制度化政治现象的关注。在杜尔凯姆（涂尔干）对“自杀”现象进行的经验研究中，比较研究开始走向规范化，他提出并实行了严格规范的比较研究步骤，即第一步对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的界定；第二步依据特定的理论，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提出有关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设；第三步通过比较方法对资料数据进行类别分析以检验假设。这样，比较方法开始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特征。

从总体上讲，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可以说比较政治研究以正式的制度设定为核心展开，探求实现某种政治价值的较好的制度安排，具有结构主义的、描述性的、非理论化的特征。这一阶段对制度比较的重视为以后制度的重新发现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作了铺垫。

二、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主流政治学研究中制度的回归和制度概念的重新阐释，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兴起。在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派别中，历史制度主义因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上与比较政治学高度契合，从而为推动比较政治学克服行为主义的局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历史比较分析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开展历史分析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一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历史制度主义的一大特色。比较政治学家奇尔科特依照历史的逻辑，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传统方法、行为方法和后行为方法。在他看来，传统方法是非比较的、描述性的、地区性的以及静态的［3］。德怀特·沃尔多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他认为，传统政治科学的基本方法恰恰是一种历史比较分析［4］，这种分析方法在19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学研究中应用广泛。历史制度主义者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和索默尔（Margaret Somers）在《现代世界中的社会革命》一书也认可了这种比较历史方法的存在。他们认为，比较历史分析作为学者们认识社会的一种基本方法，被大量的社会科学家如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巴林顿·摩尔等非常娴熟地用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5］。何俊志将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式划分为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三大范式［6］。本文在看待比较历史的方法时，取用后一种观点，认为在行为主义范式兴起以前，在经验研究中，比较政治学主要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比较研究主要围绕制度展开。

罗得斯在对旧制度主义范式下政治学研究方法所进行的总结中，也将历史比较的方法（Historical－comparative）视为主要的研究方法［7］，而拉斯韦尔称早期的比较研究为“比较政府”［8］。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上，研究资料的获取主要借助于研究文献资料和史实［9］。如芬纳（Finer）在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时通过各国的宪政资源与制度安排［10］，系统比较了美、英、法各国在宪政制度安排、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总结出现代民主政体运作的一般原理。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研究美国国会的著作《国会政体》同样采取了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由此可见，政治科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大量地使用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而且偏重于国别制度比较。

1925年，梅里亚姆在《政治研究方法的新进展》一文中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美国的政治科学研究在1850年至1900年进入历史比较阶段。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科学还很不成熟、不精确，在研究方法上缺乏综合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在观察与评价政治现象时缺乏可测量的客观标准［10］，因此，政治科学的研究需要新的研究范式，这为大量运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技术的行为主义范式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在行为主义者看来，过去的历史比较分析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缺乏对政治理论的构建。行为主义者并不强调历史，他们仅仅在统计数据时将历史看做一个体现统计逻辑规律的时间序列［11］。在行为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比较研究中，定量的、大范围的统计分析代替了类型极其有限的制度比较。从李普塞特开始，围绕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行为主义者运用统计方法在多国之间进行数据分析，并从中提炼出了大量的理论模型。由于行为主义者只能统计可以量化的因素，只考察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这些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当模糊的和缺乏解释力的。为增加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力，历史制度主义在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时并不刻意强调研究对象的可量化程度，而是强调多变量解释。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对单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的多变量研究，可以深入政治过程的内部，在前后相继的历史序列中揭示政治运作的实质［12］。而由于受到解释变量的局限，行为主义的统计分析无法揭示出政治黑箱之内的因果关系。

在后行为主义阶段，由于行为主义在解释各国在解决同一问题时的政策差异方面无能为力，许多行为主义者放弃来原有的多国的、少变量的统计分析，开始尝试对单国、多变量的深入挖掘。苏珊·奥格登指出：“比较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面临着使其模型和论说简单化的难题。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昂贵、困难，往往是收获不大的。”［13］这除了道出对行为主义范式的不满之外，同时也指出了从行为主义的定量分析方法转向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的必要性。

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历史分析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和描述性的制度分析，而是将对政治现象的观察纳入历史情境与制度变迁过程之中，既关注历史的连续性，也关注历史的断裂点，从而克服了行为主义、理论选择理论将政治现象简单化、模型化的倾向。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契合上，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发展的主题，另一方面在制度的历史背景与时间序列中实现了历史分析、制度分析与比较分析的融合。

可见，历史制度主义不但重新继承和发扬了旧制度主义的历史比较分析，而且历史制度主义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力方面更进一步，他们既不是片面地依靠宏大的理论，也不是单纯透过微观行为者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而是透过前后相继的历史背景，在中层理论的框架下来构建一种理论，这种既重理论又重历史的双重要求为提高对复杂的政治现象的解释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三、历史制度主义与中层理论构建

比较政治学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理论构建的问题。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构建构造当中，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构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第二种形式是微观理论，第三种形式是构建一种中层理论。在历史制度主义形成以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要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构建一种普适性的宏大理论，另外就是微观层面的理论。对比较政治学而言，宏大理论通过大量的跨国比较旨在宏观层面上提出普适性的理论，而微观理论则关注微观主体在政治活动中的行为互动与策略选择。

构建宏大理论这种形式主要体现比较政治学在行为主义阶段的发展上，这种努力主要通过一定数量的跨国研究来克服旧制度主义研究阶段简单的类比和分类方法，通过研究范围的扩大和一系列技术手段的引用来进行跨国研究，通过对大量的国家之间高度的相似性和共同倾向的研究来构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如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比较研究，而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构建出来的。虽然在五六十年代，对制度的研究并没有从政治分析中消失，如塞缪尔·亨廷顿在研究中对制度的重视，这一时期有关政党的文献，以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关注民主制度下国家结构与阶级利益之间的互动，以此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差异性。制度在这时候不但作为塑造政治行为的力量，同时还作为直接的分析对象而存在，但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并没有集中于制度之上，而是集中于通过政治行为来解释政治产出上。同样，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在进行理论构建的时候，对制度的研究从整体上来说是忽视的。这一时期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构建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如多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这种状况受到了重视制度的研究者的批评，如埃克斯坦对多元主义的批评，认为正是制度因素在政治生活中塑造着利益集团的行为；本迪克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认为只有制度因素才能解释在传统与现代二分法框架下的跨国政治的多样性。虽然对制度的研究并没有消失，但是，在行为主义这一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下，对制度变量的分析是被纳入宏大的理论框架之中的。

历史制度主义带动了比较政治学研究视角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向中观层面的转换。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石油危机爆发时，一些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者就开始比较不同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中层制度，试图在宏大理论与政治现实之间构建中层理论。历史制度主义从历史的视角对行为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行为主义通过个体行为解释群体，忽视了个体背后的制度环境，削弱了对政治背景和政治结果的关注，片面沉溺于对方法的强调，分析范围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同时，行为主义在解释跨国比较的差异性问题时缺乏解释力度，如为什么相互竞争着的各个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行为、态度和资源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其后出现的理性选择理论由于对个体自利行为的假设缺乏历史情境，同样无法解释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政府行为模式与公共政策的的差异。斯文·斯泰默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恰恰在这方面通过中层理论的构建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在历史的视野中，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强调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制度背景，以及偶然因素对政治产出的影响，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过于看重理论的普适性从而使分析视野受到局限的问题。任何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范式的提出，都是由于原有的研究范式不能解决政治研究中面临的新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在中间层次上进行理论构建正是为了对这些新问题提出有力的解释。

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作为一种经验科学，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与制度研究、比较方法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比较方法的运用层次来看，二战以前的比较研究多偏重于国家与国家的比较、制度与制度的比较，这种比较多以跨国性的正式的国家制度与宪政结构的对比与类别为主，缺乏理论构建。而二战后行为主义的兴起，比较研究已经上升到了理论构建的层次，出现了一系列的比较政治理论。行为主义和宏大理论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早期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不足的问题，但在进行普适性理论构建时，局限于考察政治现象的统一性，使得他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都不能回答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政治的差异性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得这些比较学者的理论构建转向了中层理论。

要进行新的理论构建，首先必须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概念体系。在概念的运用上，历史制度主义者抛弃了对政治现象简单的二元划分（如对国家进行的诸如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先进与落后、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划分），更多探求政治产出的多样化概念。沿着这一概念体系，理论构建就由强调同一性的宏大理论转向了中层理论，以探求同一现象背后的多样性问题。

凯瑟琳·丝莲和斯文·史坦默对中层意义上的制度研究与理论构建进行了总结，认为根据对研究对象和制度的重新界定，可以将中层理论研究分为如下几类：（1）以卡赞斯坦为代表的政策网络研究。通过研究美英等国中观层次的政府不同部门的结构差异来解释各国的政策产出的差异。（2）法团主义的法团结构研究。通过对非政府组织机构及其与政府互动关系来解释政策议程与政策产生。（3）对利益集团的差异性研究，重点研究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利益集团的行为与公共政策形成的关系。（4）理论框架的总结。历史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和彼得·豪尔等学者，重点分析在既有的大制度框架下，制度如何通过中间层次的政策来约束微观行为者的行为［14］。总之，历史制度主义通过中层范畴的理论构建，解释了西方各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行动者的不同需求和具体的政策差异与历史沿袭的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制度塑造了这种差异。

由此可见，历史制度主义构建的是一种中层理论，通过在中间层次上解释各国政治产出差异的制度原因，既避免了宏大理论的空泛与不可验证，又避免了陷入琐碎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对真正的政治问题的关注；既关注政治研究的价值指导，又能提出切实可行的理论假设；既突出了自己有限的研究范围，又增强了政治理论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

结语

总之，历史制度主义是在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都无力解释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政策差异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历史制度主义继承了旧制度主义重视制度研究的传统，并在中间层次上重新界定制度，而由此带来了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一系列新的概念体系的产生和中层理论的构建，有效解决了在行为主义阶段比较政治学面临的困境。随着冷战的结束，苏东、南美一系列国家的制度转型，以及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都对比较政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全球政治会因此走向一体化，还是差异性进一步加大，这对重视差异性分析而忽视统一性的历史制度主义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1］B.Guy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New Institutionalism［M］.London and New York：Wellington House，1999：65.

［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9.

［3］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74.

［4］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7.

［5］Skocpol.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72－95.

［6］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6，3－4.

［7］David Marsh，Gerry stoker.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M］.Wales：Creative Prent ＆ Design Press，1995：43－46.

［8］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

［9］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2.

［10］James Farr，Raymond Seidelman.Discipline and History：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M］.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129－146.

［11］Ira Katznelson.Structure and Configur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M］／／Mark Irving Lichbach，Alan S.Zuckerman.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and Structu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94－95.

［12］Dietrich Ruese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Democrac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Introduction.

［13］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中译本序言.

［14］Sven Steinmo，Kathleen Thelen，Frank Longstreth.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