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志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24）

一

现代小说是现代性的产物已经是学界共识，正是在现代价值观念产生之后，才有可能产生表达现代理念的现代小说。在我看来，现代小说的生成与现代传媒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尚没有证据表明现代小说直接由现代传媒派生出来，但是，现代小说产生自现代传媒之后数年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被公认为现代小说肇始之作的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出版发行于1719年，而在1615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新闻》已经每周固定出版，在英国，1665年也出现了第一份报纸《牛津公报》。之所以说小说的产生和现代传媒密切相关，不仅仅因为二者相承接的时间关系，还因为小说的内涵。中文的小说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汇有“Novel”和“Fiction”，“Novel”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新颖的，新奇的”［1］6，关于“Fiction”，维克多·麦尔有精辟的论述：“中国对应于Fiction的概念是小说，它与英语的概念立刻就有了一种对比：英语词基本是从拉丁语Fingere的过去分词中分离出来的，意为构造，塑造，创造。中文词的词源指代一种流言或轶事，而英文词则指称的是由作家所创造的事。小说的意思是一些实实在在已发生的事，虽然不一定是什么伟大的瞬间；而Fiction则指的是作家头脑中所梦想出来的东西。当一作家称他的作品为Fiction的时候，他实际上否认了该作品是现实事件和现实人物的直接反映。”［2］可以发现，无论是“Novel”还是“Fiction”，中文中的“小说”所对应的英文概念都在强调一种独创性和创新性。事实上，笛福等人的小说被认定为现代小说的肇始制作，也是缘于其创新性，“在小说与先前文学形式之间的一番宽泛而又必需的大致比较却揭示出一个重大差异：笛福和理查逊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最早的其情节并非取自神话、历史、传说或先前的文学作品的大作家”［1］6－7，不要小看了这样一个情节的取材特点，这在当时却是一个重大突破，它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规，或者说，打破了人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因为直到19世纪，“巴尔扎克的对手们就据此嘲讽他的专注醉心于当代生活，按照他们的观点，那是昙花一现的现实”［1］7。换言之，现代小说的形成，首先源于观念上的一个突破——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小说的情节可以是作家独创的，而非取材于历史传奇、神话传说等。这样一种观念，更可能产生于现代传媒时代的人，而不可能产生于消息闭塞时代的人。而且，观念的解决是一个问题，内容、情节的来源同样是一个问题——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一个作家的想象力能够突破他现有的相对贫乏的生活经历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并不乐观。这两个方面其实就是一个方面，正是当作家得到了更多的情节、内容信息的来源时，他才可能改变写作的观念，从而导致现代小说的生成，同样，当作家无法获得更为丰富的情节、内容的信息来源时，他的写作观念也很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被尊为现代小说的肇始制作，这个小说的形成就和现代媒介密切相关——1712年，英国航海家渥地士·罗吉斯的《环球巡航记》披露一件奇闻：一个水手被抛在距智利海岸五百海里的荒岛上，孑然一身，竟能生活四年多，这件奇闻就成为笛福写作《鲁滨逊漂流记》的题材来源。

应该说，即便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现代小说直接起源于现代印刷媒介，但是由上述论证可以肯定，现代印刷媒介的确促进了现代小说的生成。同样，由于现代小说的书写已经完全处于了现代印刷媒介营构的语境之中，这就导致几乎所有现代小说的书写，背后都有现代印刷媒介的影子。包天笑曾经回忆吴研人的写作：“我在月月小说社，认识了吴沃尧，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曾请教过他。他给我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也有笔录友朋所说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串起来就成了。”［3］现代印刷媒介直接改变着、影响着小说家的思维方式，李洱曾经论及沈从文的写作“无论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想象世界的方式，还是表达世界的方式，都曾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沈从文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长河》，最早就连载于香港《星岛日报》副刊。后来，《长河》出单行本的时候，沈从文重撰题记，我们从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没有在京城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接触到现代媒体，沈从文很可能就不会写《长河》和《边城》”［4］，而且，李洱提到，现代印刷媒介甚至影响到了沈从文的小说体例，“在《长河》当中，沈从文不仅频繁提到现代媒体，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创刊于1872年，解放前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而且，凭借着一系列用民间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众传媒话语，呈现出一种新的现实。此外，即使现在重新翻阅《长河》，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它与一般长篇小说的迥然不同。与其说它像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更像是一部由一系列碎片连缀而成的地方志、风物志、小品文，甚至有点像卡尔维诺所提出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4］。

现代小说是在现代印刷媒介语境中形成的，现代小说的诸般特点也最适宜于现代印刷媒介语境中读者的需求。一般来说，娱乐性被认为是小说的基本属性，因为娱乐性，小说也赢得了几乎每个阶层读者的喜爱。这一点，在旧小说时期就非常明显，元明清三代查禁小说，可是虽屡有查禁，而且虽然小说在当时属于下里巴人的玩意，不登大雅之堂，可是“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5］，正因为小说的广泛流行，康有为曾经感慨小说流传之广：“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6］也正是因为小说的流行，以至于梁启超以极其夸张的语言提倡革新小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手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7］梁氏极力鼓吹革新小说，显然看重的是小说的娱乐性，他关于革新小说的言论，其实就是呼吁中国小说尽快进入现代小说轨道，具有关注现实的精神，从而传递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批判。这里，其实也凸显了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即信息传递、价值引导。娱乐性和价值引导、信息传递功能基本被视作小说的基本功能，虽然之后有精英主义主张，强调小说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但是，作为读者来说，他们注重的永远都是小说是否好看，小说是否能帮助他们认知社会人生。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现代小说几乎完美地契合了读者的需求，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小说之所以在这个时代能契合读者需求，和这个时代特点有关。在印刷媒介时代，报纸开始流行，各种信息开始通过报纸流传，但是，此时的信息传递远不如之后的电子媒介时代快捷、密集，在很多地方，信息的到达是有限度的，信息的透明也是有限度的。这种信息状况适合现代小说。作家可以通过自己对各种信息的认真收集，集中在作品中表达出来，从而就具有了其他文类所缺乏的信息传递功能，迎合读者获取信息，认识社会的需求。同时，就娱乐方面来说，在现代印刷媒介形成的年代，社会娱乐较之以前已经有颇大的丰富，可是，却也并没有达到之后电子媒介社会“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语）的效果，这样，小说的娱乐功能就显得颇为醒目，据说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小说在报纸连载时，就出现了读者为了早点看到下回情节，居然连夜在报馆前排队，等报纸出来而能先睹为快的盛况。毫无疑问，这种盛况，只可能在现代印刷媒介时代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永远也不可能出现了。

总的来说，现代小说产生于现代印刷媒介文化时代，它的基本属性完美地呼应了这个时代的欠缺：由于当时信息传递相对不发达，小说就可以给读者提供信息，帮读者认识社会人生；由于信息传递相对不发达，使得一般民众生活中并不能随处看到耸人听闻的故事（这正是我们今天电子媒介时代人司空见惯的），这就使得小说中的故事对读者来说具有极高的娱乐性。所以，虽然现代小说很早就有严肃、通俗之分，但是，更强调社会价值批判的严肃小说一样具有吸引大众的故事，所以，现代严肃小说在报纸传媒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实现了它的最繁荣阶段。

二

考德威尔曾经对诗歌发表过犀利的批评，他说：“诗在技巧上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准；它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越来越成功地坚持个人对生活的感知与个人的感觉，以致完全脱离社会……大多数人不再读诗，不再觉得需要诗，不再懂得诗，因为诗随着它的技巧的发展，脱离了具体的生活……诗从当初作为整个社会（如在一个原始部落）中的一种必要职能，变成了现今的少数特选人物的奢侈品。”［8］在他看来，诗歌的没落，在民众中失去影响力，是诗人咎由自取的结果。脱离群众就意味着它将失去生机。考德威尔时代的诗歌状况，和当下中国的小说状况有些相似：它们都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庞大阅读者群体，都在日益蜕变为一种小圈子文学。当然，在这个相同的表象下，也有一个很不相同的原因，如果说考德威尔时代诗脱离群众是因为诗人咎由自取的话，而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小说的状况显然不是作家自己造成的，而是时代带来的必然结果，换言之，传统的小说书写方式已经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了。在现代印刷媒介时代形成的现代小说就其根本属性而言，并不符合电子传媒时代的读者。也就是说，这种状况的形成，和我们今天由现代传媒的初期——印刷媒介时代，过渡到现代传媒的后期——电子媒介时代——密切相关。

对于当代小说，很多读者都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姿态，也有很多读者甚至缅怀新中国建国前的现代白话小说，认为那才是经典，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事实上，就文学水准而言，当代中国小说毫无疑问已经远远超过了现代白话文学初创期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可是，当代读者却仍然对当代文学不买账。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垃圾论”曾经在中国文坛引起轩然大波，虽然顾彬的这句话已被证明为一场闹剧，但是这句没有任何道理的话居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不断被提起，显然表明了当下读者，甚至包括某些文学写作者对当代小说写作的某种否定。这种否定当下而称颂以前的价值立场，在我看来，不是因为当下小说质量太差，而是价值错位的结果。原本非常适应现代印刷媒介时代的小说的重要属性，即传递信息和娱乐性在今天这个时代都已经落伍了。2007年，新浪博客的“文学已死”事件中，编辑设计了一项网上问卷调查。这项问卷设计本身可能毛病很多，如问项是否合适、单项选择是否科学等，都大可推敲，但最后的问卷结果，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公众对“文学”的认识和期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等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如在“你觉得文学在生活中的意义”项下，认为“很大”的占67.13%，认为“一般”的占26.44%，认为“没有意义”占6.43%；在“你觉得文学有什么价值”项下，点击“认识社会人生”占61.87%，点击“提高审美能力”占26.21%，点击“记录历史”占11.92%；在“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项下，认为“一般”的占48.55%，认为“很没意思”的占39.84%，认为“很了不起”的占11.61%［9］。从这个调查答案中可以看到，当有67.13%认为文学在生活中意义很大的时候，有61.87%人把意义价值赋予了“认识社会人生”，而又有将近90%的读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学不怎么样。换言之，文学能够提供关于这个社会的信息，帮助我们认知社会是多数读者对文学的心理期待，而读者却又不认同当代文学，显然就是说，当代文学无法满足读者“认识社会人生”的心理期待了。应该说，2007年我们已经处于电子媒介时代，可是，人们仍然是拿印刷文化时代的标准来要求小说，这当然会导致读者对当下小说的不满。事实上，这也正是当下严肃文学写作无法满足读者阅读期待的重要原因。电子媒介时代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传递的快捷和丰富，这种快捷传递的信息导致我们生活中充满故事，而且，这些故事还都是真实的新闻事件，这就使得原本收集报纸资料结合到一起的小说显得过时。事实上，电子媒介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瞬息万变，这就使我们所有人，包括作家，都永远地被抛在了生活后面——你永远不可能得出关于世界的一个整体印象。因为，当你刚对某个信息作出反应，得出某种结论的时候，一个新的信息，和原来信息相悖的信息可能就会对你刚形成的整体感构成冲击。“911”事件之后几秒钟，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场劫难，华尔街的某个数字在一秒钟前跳错，全世界的经济立刻就会做出反应。在这种状况下，很难想象，作家还可以充当原本在现代印刷媒介时代充当的游刃有余的角色——信息传递人。因为相比较新闻语言，小说语言在信息传递，价值传播方面已经暴露出了它的致命的弊病——太慢，太缺乏权威性。

这样，小说虽然是想要借助故事的讲述传递小说家的价值指向，但是，在当下，这种价值指向显然也并不具有带给大众丰富信息的功能。事实上，当下很多小说家是非常关注当代生活，并且力图在作品中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比如当下流行的底层文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是，毋庸置疑，这些作品确实显示出了作家们力图关注当下，关注大众日常生活的题旨。而且，很多作品还表示出了深刻的意蕴。比如墨白的《事实真相》写的是农民工，他没有就物质层面的不平等展开，而集中表达的是农民工精神的压抑以及话语权的失去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就远比一般的关注农民工的物质生存的社会报道要深刻得多。但是，小说叙事毕竟是要经过艺术加工的，艺术加工过的东西，即便是深刻，却失去了生活真实事件本身应具有的活生生的热度。所以，这些力图表现更为深刻的现实的文艺作品并不比网络上一个普通的反映社会真实状况的帖子影响更大。小说曾经很好地承担了帮助读者“认识社会人生”的功能，但是在今天，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现已经越来越得不到读者的认可。相比较无所不包的网络，小说作品中传递的知识显得分外贫乏和狭窄，正如作家李洱曾经说的那样，作家的问题是他无法给读者提供更多的经验，或者，作家本人的经验还不如读者丰富。所以在上文所述的新浪博客调查中，绝大多数的网友对当下中国文学表示了失望。这显然是由于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至于小说的娱乐性，按照的尼尔·波兹曼说法，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丰富发达的大众传媒给我们提供了各种丰富的娱乐方式。在电影、电视等各种影像资料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更习惯于读图而不是阅读文字，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读图时代的到来。所谓的读图时代，其实表明了影像资料已经开始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当代人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相比较丰富、驳杂的各种图像、影像，小说所具有的娱乐性显然太过于不足。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宁愿阅读图片，观看影像资料而不是阅读小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当代作家来说，像以前那样讲述故事，表达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当下严肃小说遭遇尴尬的根本原因，这也要求现代小说必须应对电子媒介时代的特点做出某种改变。

三

毫无疑问，电子媒介时代的海量信息会把小说永远湮没在无人问津的角落。但是，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信息传递的铺天盖地，绝非意味着小说虚构意义的消失，相反，它使小说虚构具有了另外的独特意义，它要求现代小说必须强调发展出它在印刷媒介时代原本忽略掉的功能。李洱曾说：“当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因为，虚构本身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由于非虚构世界的存在，可能使小说存在的理由显得更坚实、更充分。事实上，当今天的这个世界过多地沉浸在非虚构的语境中时，在某种意义上，虚构就成为了马尔库塞笔下的‘他者’。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正是这种‘他者’，这种异于现实的美学，让我们得以与体制化的现实疏离开来。而正是这种疏离，这种暂时身在庐山之外，不仅让我们得以认清现实，而且可能使我们的文字具有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我的身份。”［4］换言之，正是小说虚构的立场，使得小说天然获得了另外一种看世界的眼光和视角，这也使得小说书写，小说虚构可以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获得另外独特的意义。

当下电子媒介时代中信息传递的便捷导致了信息爆炸，这也使得一般作家再按照印刷文化时代小说写作的惯性写作的话，就很难在小说中给读者提供“认知社会人生”的指导，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小说从此失去了这个功能。发达传媒社会中信息传递的便捷使得我们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各种各样的信息话语之中，这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当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接触到的不是社会实际，而是社会话语，甚至我们都已经失去了真实认知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话语已经把我们的思想给左右了，让我们的认知只在旧有的话语窠臼中打转，而没有能力对自我，对社会有一个自己最本真的认知。李洱在分析发达传媒时代娱乐话语对人的影响时，曾做过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说：

当然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由媒体控制的娱乐时代，我们就没有痛苦了。痛苦还是有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体验到的痛苦，是一种受大众传媒影响之后的痛苦，一种很新型的、听上去好像还有点别致的痛苦。比如说，如果说以前女人的痛苦，可能是易卜生笔下娜拉式的痛苦：娜拉到底是走出去呢，还是继续呆在家里？出走之后是重新回来，还是继续呆在外面？如果要呆在外面，又会干什么呢？这是女人的痛苦。那么，现在呢？如果说她们已经从那种老式的痛苦中解放了出来，从棍棒、老虎凳，从大男子主义的淫威下解放了出来的话，那么她们现在则进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一种面对镜子时的痛苦：我为什么没有章子怡那么漂亮，没有张曼玉那样的身材？章子怡用什么化妆品，本姑娘也得用什么化妆品，张曼玉在电视里穿什么样的旗袍，姑奶奶也要穿什么样的旗袍。于是，一种作为整体的女人形象，一个整体的人的形象，就此瓦解。女人从一种专制进入了另一种专制。当然这不仅仅是女人的问题了，男人遇到的问题同样严重，或许更为严重。而这种专制，无疑是大众传媒提供给我们的。［4］

也就是说，在发达传媒社会中，我们都有失去自己的危险——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话语编出的庞大的话语织体，已经牢牢地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笼罩进去，这导致我们每一个人在大众传媒话语的软性专制之中无法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痛苦在什么地方。正如同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当女人在发达传媒社会中产生一种全社会普遍的面对镜子的痛苦时，作为每一个个体的最真实的痛苦都已经被这个大众传媒营构的虚假痛苦所掩盖，我们都失去了认知自己个体独特痛苦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应该有能力穿破这一言语织体，对这个社会的真实做出最本真的判断，并利用小说将之传递出来。小说虚构在发达电子传媒时代如果要能帮助读者“认知社会人生”的话，那么，对小说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说家必须有敏锐的触觉，感受到迟钝者无法感受到的时代痛苦和无力感，小说家必须有理论自觉，能够把这种无力感和痛苦捕捉到，清晰地表达出来。

同时，作家对社会的独特认知必须借助小说虚构来完成。发达传媒社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话语，新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法律话语、医学话语、自然科学话语，等等，这种种的话语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的权威话语，借助新闻媒介，这些话语共同完成了对这社会的话语控制。相对于上述种种话语，小说话语是不被授权的话语，最缺乏权力和公信力的话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助科学话语、法律话语来反驳别人，却不能说别人不对因为他和小说描述的不一样。小说的这种虚构性使得它在传递信息时和新闻话语相比显得相形见绌，大家都更愿意相信真实的新闻而不愿意相信虚构的小说。可是，正是小说话语的这种虚构性，使得它成为了表达作家独特认知的唯一话语——只有它才是不被污染的话语。新闻话语、法律话语、科学话语这些原本帮助我们认知世界的话语已经遮蔽了世界本身，从而让我们只能看到话语，而无法看到世界的真相，甚至我们都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真实感知——你一旦张口，就必然会进入既定话语的窠臼之中，重复既往世界话语，而不能本真地表达你自己的真实感知。卡尔维诺对此显然深有体会，他说：“有些时候，我真感到整个世界都快变成石头了：一种缓慢的石化，视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进度有所不同，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一幸免。仿佛谁也无法逃避美杜莎那不可阻挡的目光。”［10］所以，当卡尔维诺想要讨论小说价值的时候，还要借助于神话故事来表述，不能直言，直言就进入到既定话语的窠臼，只能靠神话的意象引导我们去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虚构的意义就彰显出来，面对庞大的种种话语织体，作家突破这些话语织体表达自己真实的本真认知时，可以借助虚构绕开这些话语，从而避免自己被固化的可能。正如同卡尔维诺、卡佛的小说那样，小说家在小说中没有运用任何的意识形态语言，任何的社会流行语言，而只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一个故事。正是通过这个极简单的故事，作家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认知。这是小说虚构才有的力量。毫无疑问，这也是小说虚构在发达传媒时代具有独特意义的重要表现。

另外，发达传媒社会信息传递的快捷在导致社会陌生感失去的同时，其实也给小说写作提供了另外的写作路径，即描写心灵，关注人类命运，关注地方特殊命运。毫无疑问，陌生感是小说存在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相对于耳熟能详的东西，读者都更愿意读那些能够带给自己新鲜信息和知识的文本。而我们身边的发达电子媒介带来的海量信息正在摧毁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的陌生感——如果你愿意，你在网络上几乎可以搜索到任何地方发生的重要消息。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小说写作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空间，事实上，这种状况可以促使作家更为坚决地转向对人类命运、心灵的关心，对地方特殊事件的关心。旅美阿富汗人卡勒德·胡塞尼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一经出版，就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在2007年被改编成电影上映，目前此书全球销量已经超过800万册。平心而论，胡塞尼的文笔并非十分出众，可是，这部小说却关注了人类的心灵，关注了阿富汗人的命运，因此，这部小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描述，对于人类心灵的渲染，大众传媒并不能比文学做的更好。同样，2011年中国作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在出版十五年之后，获得了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也说明了地方特殊性书写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众所周知，《马桥词典》是一部虚构的南方村寨的词典，是一部用语言故事讲述社会、生活文化与哲理的小说，十几年来这部小说在文坛长盛不衰，有几十种外文译本在海外出版，显然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小说讲述的并非简单的语言的故事，而是对人性的思索，是利用特殊地方生活展开的对人类文明的思考。

我们当下生活在电子媒介时代，信息的便捷、密集，娱乐事件充斥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但是，这不意味着小说虚构的过时。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充满各种权威话语的世界上，我们更需要小说这个“他者”用虚构的话语帮助我们重新认知我们的生活，体察我们被大众传媒和种种权威话语遮蔽的生命感觉。换言之，在今天这个时代，大众对小说应该具有的指导社会人生的功能有一种更加强烈的需要。当然，这对小说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更敏锐，能够感受到迟钝者无法感受到的这个时代的独特生命感觉；他必须更自觉，能够把这种生命感觉捕捉到，清晰地表达出来。

现代小说的生成和现代印刷媒介密切相关，又在现代印刷媒介语境中得到了充足的发展，甚至达到兴盛的巅峰。电子媒介时代所带来的密集信息和娱乐至死的时代精神让现代小说有过时之虞，以至于小说在当代遭遇尴尬。但是，小说虚构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过时，事实上，在当下这个充满各种权威话语的时代，这种虚构话语反而能够给我们带来被种种权威话语遮蔽的生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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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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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7.

［6］康有为.日本书目志［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

［7］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1（1）.

［8］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301.

［9］张宁.公众期待与文学的内部秩序［J］.郑州大学学报，2007（2）.

［10］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M］.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