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健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中世纪英国的货币定期重铸制度形成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该制度以英王的高度控制和高标准货币而著称。但是，到亨利二世（1154—1189年）统治时期，由于多种原因，货币定期重铸制度被打破，新的具有现代契约性的货币制度开始出现。对于英王亨利二世货币改革的研究，国外学者的著述较为丰富，但对该时期货币铸造制度转变的探讨则较少。由于资料的限制，国内学者对该问题也鲜有涉猎。故笔者依据广泛搜集的史料，试图从缘起、表现和影响等几个方面对亨利二世时期货币铸造体制的变革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中世纪英国货币制度的认识。

一、货币铸造制度变革的缘起

英王亨利二世开创了领有欧洲大陆土地的安茹王朝，这使得其统治时期英国的社会发展深受欧洲大陆的影响。故在考察其统治时期货币铸造体制转变的缘起时，不仅要考虑货币定期重铸制度自身存在的分散性和斯蒂芬统治时期货币铸造的混乱等国内因素，也要兼顾欧洲大陆货币体制革新的影响。

（一）货币定期重铸制度存在的分散性

中世纪英国的货币定期重铸制度形成于10世纪末，且在诺曼征服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最初为每6年进行一次重铸，而后缩短为2—3年；同时，国王还通过分发铸模和征收“牌照税”等方法控制货币铸造［1］。这一制度基本保证了货币的重量和成色，故被学界认为是当时西欧最好的货币制度。但是，货币定期重铸制度也存在问题，即具有较强的分散性。

首先，铸币师权力过大，影响英王对货币的控制。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的首要职责是掌管货币铸造，而参与货币铸模的制造是其重要表现。在货币定期重铸时期，货币铸模的制作和分发有着严格的规定，并由专人管理。但是，由于铸币厂和铸币师众多，加之交通的不便，货币铸模并不完全由伦敦来提供。在威廉一世时期，英国至少有69座铸币厂，为之服务的铸币师多达几百位［2］82。为了保证货币的重量和成色，国王规定每一位铸币师均需在铸模上镌刻自己的名字。但是，由于铸币技术低下和铸造环境的恶劣，同一位铸币师经常使用多个名字。如铸币师奥斯本（Osbern）在其所铸货币上曾使用过 Sierb、Siereb、Serbir、Sierbi、Serb、Serbr、Sier和Sieri等八个相似的名字［2］82。因此，伦敦的铸模雕刻师不可能为如此众多的铸币师制作铸模。他们往往从伦敦铸模雕刻师处得到铸模模型，之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并加上自己的名字。

一些不法铸币师私自伪造铸模，铸造低标准的货币。一种方法是直接降低货币的重量。银便士的标准重量为22.5格令，而由铸币师铸造的低标准货币仅为17—18格令。另一种方法就是掺假，即在保持货币标准重量的同时，增加货币中贱金属的比重［2］82。由于市面上的人多为文盲，无法读懂货币上的文字，也较少关注货币设计样式的具体变化，这就使得低标准的货币得以流通［2］97。铸币师通过铸造低标准的货币而获利丰厚，但却扰乱了货币流通。

除货币铸造之外，铸币师还负责货币兑换。货币师掌管着其所在城市及其周边的货币兑换业务，用新铸货币来兑换市面上的白银、国外货币以及本土废弃的旧币［3］547。他们可以直接在铸币厂所在的城市与携带旧币或白银的顾主进行兑换；同时，在一些铸币厂设立较少的郡，他们还需要为该郡的其他城市提供货币兑换服务［3］547。

其次，铸币师的工作环境相对分散。为了抵制铸币师之间合谋伪造货币的行为，国王严禁他们在同一个房子里工作［4］271。在亨利二世进行货币改革之前，除了伦敦铸币厂的铸造活动集中在伦敦塔之外，其他的主要在铸币师各自分散而独立的工作间里进行［5］59。同时，铸币厂的铸造活动经常时断时续，尤其是那些位于经济相对落后和较为偏僻地区的小铸币厂。这些现象不便于国王对货币铸造的集中管理。

再次，郡守和市镇参与货币的管理，区域性特征显著。在货币定期重铸时期，地方铸模的制造和部分教俗封建主拥有铸币权是导致区域性货币铸造的根源。当时的铸模分发管理较为松散，加之为了满足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铸币厂通常依据本地铸模进行铸造，因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形成了多个货币铸造中心［5］78－79。同时，国王把铸币权授予一些地方的教俗封建主。英王威廉一世和二世曾分别授予伊普斯维奇和切斯特等地的伯爵铸币权，并豁免了后者的铸币税［5］57。英王还授予主教和大主教以及修道院院长铸币权，如坎特伯雷和约克的大主教，达拉谟、赫里福德、诺里季和巴思等地的主教，以及彼得伯勒和雷丁等修道院院长均在当地拥有自己的铸币厂［5］57－58。地方教俗封建主参与到货币铸造中，使得货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

定期重铸时期的货币体制以郡和自治市为基础。英格兰的政治管理是建立在郡的基础之上的，这使得货币铸造也以郡为基础。地方郡守在货币的铸造和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一些较大的自治市参与到货币铸造中来，甚至由有声望的市民经营本地的铸币厂，如科尔切斯特的铸币厂就是如此［6］。从《末日审判书》中有关以郡或是自治市为单位征收铸币税的记载即可证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在亨利二世货币改革之前，英国推行的是地方铸币体系［7］。

由上可知，自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货币定期重铸制度形成以来，英国的货币铸造体制就具有铸币师权力过大、郡守参与货币管理和铸币师工作环境独立分散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王对货币铸造和发行的控制力。

（二）斯蒂芬统治时期货币铸造的混乱

英王斯蒂芬统治的20余年间，因王位争夺而内战不断。英国贵族纷纷投靠斯蒂芬或是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相互缔结盟约。二者分别在自己控制的疆域内发行货币，加之一些大贵族也趁机铸造货币，致使市面上的货币十分混乱。据编年史家记载，当时几乎每一个城市的领主都发行货币，甚至有六七位地方伯爵认为自身已经强大到可以僭越王室的铸币特权，故在所铸的货币上镌刻了自己的名字［2］117－121。同时，为了获利，他们还在铸造中掺假，导致货币贬值。例如便士的重量已经从威廉二世时期的22格令下降到14—20格令［8］57。据此有学者认为，当时的货币不比之前的伪币标准高［2］126。货币混乱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亨利二世即位之初。

斯蒂芬统治时期，政治上的无序导致了货币铸造的混乱，英王原本控制的货币铸造权已经不复存在，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建立起来的定期重铸的货币制度也随之瓦解。因此，加强政治统治和统一铸币权就成为亨利二世即位之后首要解决的问题。

（三）欧洲大陆货币体制革新的冲击

中世纪英国货币铸造的变化与欧洲大陆密切相连，因此应把亨利二世时期货币的相关问题纳入欧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首先，亨利二世货币铸造体制的变革深受欧洲大陆货币体制的影响。在欧洲大陆，铸币厂和货币兑换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为亨利二世加强对货币兑换所的控制提供了经验［9］624－625。同时，欧洲大陆货币的设计样式长期固定不变，这对英国的货币体系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是导致亨利二世放弃货币定期重铸制度的重要外因［9］626。其次，欧洲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促使货币铸造体制出现重大变革。12世纪中期，随着中欧弗赖贝格和弗里萨赫银矿的发掘和开采，白银供给较为充足［10］20。同时，欧洲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需要大量的货币，这在客观上刺激了铸造活动日益频繁。为适应以上状况，欧洲大陆的铸币厂进行了重组，开始向更专业化的“工厂制”铸币厂转变，出现了最早由政府提供的铸币厂建筑、领取薪水的管理人员、用货币检测箱来检验货币以及享有特权的由铸币师和铸币厂员工组成的企业团体［10］20。中世纪欧洲铸币厂的这一转变过程是从12世纪60年代开始的，而亨利二世时期货币铸造体制的变革应被视为其重要组成部分［11］52。

二、货币铸造体制的变革

在国内铸币权日益分散和欧洲大陆货币体制转变的影响下，为了改善货币流通和重新控制铸币权，亨利二世分别于1158年和1180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货币重铸，同时从多个方面对货币铸造体制进行了革新。

（一）结束货币定期重铸制度

货币定期重铸制度在英国延续了近200年，但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分散性，不利于英王对铸币权的控制。因此，在亨利二世即位后的1158年就颁布法令，规定在英格兰只允许本土“一种货币”流通［12］102。这不仅意味着在英格兰只允许存在本土一种类型的货币，即全国只能使用一种铸模；同时也表明英王对国外货币的抵制。此法令的颁布标志着货币定期重铸制度的正式结束。这为加强对货币铸造和发行的管理铺平了道路，也为铸币税的集中征收奠定了基础。

（二）引入新币，并固定货币的设计样式

引入新币，改善货币流通。在亨利二世即位之初，货币流通十分混乱，市面上充斥着大量由地方贵族铸造的货币［13］61。为了改善货币流通，亨利二世两次引入新币。第一次为1158年的“十字—短十字形”（Cross－and－Crosslets）便士，亦称为“蒂尔比”（Tealby）便士［12］102。像先前的国王一样，亨利二世在新铸货币的正面镌刻上了自己的名讳HENRICVS REX，以示对铸币权的控制［4］260。但是，由于“蒂尔比”便士的铸造较为粗糙，并未彻底改善货币流通。基于此，1180年再次引入新币——“短十字”（Short Cross）便士。为保障新币顺利引入，亨利二世做了一些准备工作。1180年3月，财政官理查德被派往法国，8月返回时为国王带来了图尔城和勒芒的货币兑换商和铸币师。在来自图尔城的法国人菲利普·埃默里的技术指导下，自1180年11月11日英国开始对货币进行大规模重铸，并正式引入“短十字”便士［14］24－25。此类货币的铸造水平要高于“蒂尔比”便士。随着新币的引入，货币的重量恢复至22格令，之后进一步提高，在亨利二世统治的晚期达到了22.5（1.46克）格令以上［15］；［8］58。

货币标准和设计样式长期固定。从“蒂尔比”便士开始，英国的货币开始出现设计样式固定化的趋势。“蒂尔比”便士使用至1180年，流通时间为22年，而“短十字”货币使用至1247年，流通时间长达67年。以上两种货币流通期间的重量和成色以及设计样式保持不变。例如在“短十字”货币上压印有亨利二世的名讳的做法，被其继任者理查德一世和约翰所沿用［8］60。可见，亨利二世时期在货币铸造中形成的货币标准和设计样式长期固定的做法逐渐形成惯例，并被后来的英王所继承。

（三）铸币厂的集中与重组

铸币厂数量减少，货币铸造日益集中。为了重新控制铸币权，亨利二世不仅暂停了达勒姆和坎特伯雷等教会铸币厂的铸造活动，而且还关闭了大量先前由地方贵族自主设立的铸币厂［16］140。同时，随着货币定期重铸制度的结束，频繁而规律的货币铸造活动逐渐较少，因而货币铸造日益向少数铸币厂集中［5］87。在1158—1160年货币重铸期间，铸币厂从1154—1158年间的48个下降至29个，其中7个是新建的［11］41－42。此次重铸结束后，白金汉、剑桥、多塞特、亨廷登、苏塞克斯、沃里克和伍斯特等七个郡的铸币厂被彻底关闭，而肯特和萨福克两郡也仅剩一个［4］261－262。之后铸币厂数量继续下降，到12世纪70年末，仅剩十四个［4］262。而1180年的货币重铸仅在十个铸币厂进行。除了伦敦和温切斯特及其附近的威尔顿之外，还有位于西南部的埃克塞特、北部的约克、密德兰的北安普顿。此次重铸还开放了林肯、牛津、伍斯特和卡莱尔等四个铸币厂［14］25－26。这些铸币城市中有七个位列当时英国十大最富城市［14］26。由此可见，铸币厂日益集中在一定区域内较富裕和较大的城市之中。到13世纪，铸币厂主要集中在伦敦和坎特伯雷等少数几个大铸币厂。

铸币厂的彻底重组。为了加强对货币铸造和发行的控制，亨利二世对日渐集中的铸币厂进行了彻底重组。首先，更换全体铸币师。在1158年的货币重铸中，几乎所有的铸币师均被新任命的铸币师替换［4］261。但也有例外，曾经出现在斯蒂芬时期第七类型货币上的九位铸币师，也参与了1158—1180年间“十字—短十字”便士的铸造［11］45。与1158年的货币重铸一样，在1180年大规模重铸之前再次解除了所有铸币师的职务，由新任命的铸币师代替［11］49。其次，集中铸币师和铸币厂建筑物。1180年之前铸币师往往是在分散的工作间里工作，彼此联系较少，尤其是在那些只有单个铸币师的铸币城市［14］20。但是，到了1180年货币重铸时，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铸币师们独立的工作间被集中的铸币厂建筑所代替［11］51。新任命的铸币师以租借的方式在这些建筑物中工作。据记载，在1183—1190年间，温切斯特的两位铸币师因使用当地铸币厂的建筑需要分别交纳1镑6先令8便士的租金［11］51。集中的铸币厂建筑代替了分散的工作间，使铸币师逐渐集中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英王对铸币师的控制和铸币厂的管理。

（四）设立皇家货币兑换所，任命皇家货币兑换师

为了加强对货币兑换事务的控制，英王设立皇家货币兑换所，任命皇家货币兑换师。1180年货币重铸中，在多个城市设立皇家货币兑换所，最初为16个，多设在铸币厂所在的城市［14］26。同时，英王任命菲利普·埃默为皇家货币兑换所的总兑换师，负责所有的兑换业务［17］。

皇家货币兑换所的设立和皇家货币兑换师的任命，改变了货币铸造和发行的管理方式。首先，铸币师的工作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盎格鲁－撒克逊晚期以来的相关铸币法律可知，铸币师是地方铸币厂的唯一官员，他们不仅参与货币铸造，而且主管货币兑换。但从1180年起，货币兑换的工作由皇家货币兑换师来承担［11］49。而铸币师被严禁参与货币兑换，否则将受到严惩。据1181—1182年的《财政署卷档》（Pipe Rolls）记载，伍斯特的铸币师埃德里克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与来自伊夫舍姆的乔斯林兑换了48先令，因此被罚6镑13先令4便士［11］49－50。类似的事件在1181—1182年至1184—1185年间的《财政署卷档》中有43处记载［11］50。

其次，皇家货币兑换师的任命与铸币税的征收。为了保证国王的利益，货币兑换师通常由官方任命，每个铸币城市至少有1位。在1180年货币重铸的过程中，货币兑换师的人数有所增加，但随着重铸的结束，其人数急剧下降。据1179—1180年的《财政署卷档》记载，当时有12位领取工资的货币兑换师，到1180—1181年则增加至16位［4］268－269。而到了1182年，仅剩4位货币兑换师，其中1位为伦敦铸币厂服务［14］30。与之前相比，1180年货币重铸时的最大特点为货币铸造和货币兑换所是分离的，这便于国王向货币兑换所的每一次交易征收铸币税［5］94－95。货币兑换由皇家货币兑换师负责，铸币税的征收也由他们完成。由此可知，皇家货币兑换师的任命，改变了铸币税的征收方式，也加强了国王对货币兑换事务的控制。

（五）铸币厂管理过程中契约关系的确立

国王与货币的铸造者和管理者之间建立起初具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1180年货币重铸中，亨利二世引入国外领取薪水的铸币师（salaried moneyer），并完全替代了封建铸币师（feudal moneyer）［5］92。同时，皇家货币兑换师与国王之间也建立起一种契约关系。货币兑换师领取工资最早是从1180年的圣马丁节开始的［14］28。《财政署卷档》记录了1181—1182年间四个城市货币兑换师的工资支付状况：以每天8便士向北安普顿的埃尔韦斯·布瑞特支付了189天的工资，以每天4便士向伍斯特的马丁·德尔·波支付了180天的工资，以每天8便士向伦敦的布鲁努斯·伯丁支付了180天的工资，以每天8便士向温切斯特的罗兰支付了365天的工资［14］30。货币兑换师的工资最初是由郡长支付的，而1180年货币重铸之后，他们成为了兑换所的职员，因此其工资也逐渐由兑换所的管理者来支付［14］30。随着货币重铸的结束，货币兑换事务中所需的兑换师逐渐减少，因此部分货币兑换师被解雇。同时，有关其工资的记录也出现了减少或中断，但领取薪水的货币兑换师一直存在［11］52。

货币铸造合同的出现也体现了货币铸造中的契约观念。在货币铸造之前，铸币师应与货币兑换所的管理者签订合同，对每磅白银铸造的实际货币数量以及所铸货币的重量和成色均做出严格规定［14］23。同时，货币铸造合同的出现，也是对铸币师铸造行为的规范，使得货币铸造活动能稳定有序进行。

三、货币铸造体制变革的影响

通过对货币铸造体制的革新，亨利二世再次把铸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控制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而且也使货币铸造成为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货币铸造和管理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使铸币厂初具现代意义上“工厂制度”的某些特征。由此，亨利二世时期货币铸造体制的革新在中世纪英国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首先，铸币厂和铸币师的集中管理，加强了英王对货币铸造的控制。亨利二世执政以来，取缔了斯蒂芬统治时期兴起的由地方贵族控制的铸币厂，同时还关闭了大主教铸币厂和一些小规模的无利可图的铸币厂，使得货币铸造日益集中。除了两次货币重铸期间开放了多个铸币厂外，在亨利二世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仅开放6个，而伦敦铸币厂在其中据主导地位［16］140－141。随着铸币厂的集中，铸币师也被集中在国王指定的场所。如伦敦铸币厂的铸币师开始集中在圣韦斯达特教堂（St Vedast’church）的附近［5］95。铸币厂和铸币师的集中为中世纪英国货币铸造和发行的集中管理奠定了基础。

其次，铸币税的直接征收，加强了英王对货币兑换的控制。在货币定期重铸时期，铸币师负责兑换货币，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货币铸造和兑换中的利润，然后再将其中的一部分在铸模更换时上交给国王。但从亨利二世时期开始，英王逐渐控制了货币兑换，并直接从货币兑换中获利［13］61。铸币税征收的标准为每铸造1磅重的白银需要向国王交纳6便士［4］265。当时的铸币税主要依据货币铸造量的多少来征收。据马丁·艾伦估算，1158—1160年期间货币的铸造量约为20000—50000镑，铸币税年均为500—1250镑［4］273－274。而在1180年货币重铸之后，英国的铸币量也大幅增加。1182—1190年间年均铸币量是1160—1180年间年均铸币量的6倍。铸币量的上升客观上促使铸币税的增加。铸币税的直接征收不仅增加了国王的财政收入，而且也支持了其政治统治和海外征服的军事行为。

再次，国王与铸币师及铸币厂管理者之间契约性增强，初步建立起“工厂制度”管理模式。在亨利二世货币重铸之前，铸币师身兼货币铸造和兑换之职。之后，新任职的铸币师专门从事货币铸造，且完全依据货币铸造合同而行事。国王任命的皇家货币兑换师负责兑换货币，他们以领取薪水的方式来维持生计。总之，亨利二世时货币铸造体制的变革，结束了早期以独立分散的工作间为特征的铸币管理模式，同时也初步确立起具有现代契约性质的“铸币工厂”（mint factory）。而中世纪晚期集中而复杂的“工厂制度”管理模式的完全确立又经历了多次变革。在亨利二世逝世之后，铸币师的权力有再次被恢复的迹象，偶尔也从事货币的兑换。直到1262年亨利三世再次对货币铸造制度进行改革时，彻底收回了铸币师的铸造特权，自此他们成为普通的工资劳动者；同时，货币铸造过程中的其他各种劳动者也多以领取薪水的方式来维持日常生活［5］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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