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平

(怀化学院政法系，湖南怀化418008)

一个政治理论的形成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更离不开理论创立者个人卓越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同时，也离不开理论创立者丰富的社会政治实践。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探寻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以及建设人民民主国家的一系列问题。历史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取得了实践的完全成功，但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的问题却出现了不少的失误。邓小平理论正是在总结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解决了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曾经是开启邓小平时代的两个突破点，“三个有利于”为此给出了答案。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长足发展。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1 亿元［1］逐年上升到 2011 年的 471，564 亿元［2］，稳居世界第二位，成就不可谓不巨大。然而，人们一直以来总认为，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不然。在中国高速发展的30多年里，财富积累的同时，问题也在不断地积累。环境污染、道德滑坡、官场腐败、理想信念缺失等等，这一切都对未来的发展形成了绕不过的障碍。一切唯GDP的时代难以为继，为了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必须要总结过去、统筹全局、开创未来。时至今日，中国的发展呼唤新的理论的形成。

一、“四个全面”重要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四个全面”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为适应改革发展新趋势，积极迎接新挑战，攻坚克难促改革，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两个百年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就中国梦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中国经历了近40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因发展所形成的一系列新问题。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销蚀了发展的后劲;地区发展不平衡影响共同发展;地区、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有碍行业技术创新升级;解决产能过剩和工人再就业矛盾陷入进退两难;未富先老对政府财政形成巨大压力;高等教育普及与就业困难之间矛盾加剧;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的物权保护之间矛盾增多;国企垄断与全面创业急需破题;稳定增长与经济下行需找到新的平衡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需重新审视;人文精神的缺乏成为大国复兴的短板。如此种种，这一切早已不是一句“发展经济”所能解决的，唯GDP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改革和发展又不能停止。如何开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代，呼唤新的理论的产生。

在政治发展方面，中国人的政治权利获得了空前的拓展和保护，但民主政治因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观念的普及、合法财产的保护、户籍制度的改革、自由迁徙管制的放松、政治参与途径的增多、对权力者强化监督等制度不断完善，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太快，政治发展的现实和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法制建设中法律法规的系统性、有效性、连贯性问题突出;立法中出现的利益部门化倾向明显;地方政府唯经济的思想严重损害了政府职能的公共性;官僚队伍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导致政府公信力的“塔西陀效应”不断加剧;在高压反腐背景下公务员队伍懒政惰政现象普遍存在;廉政文化建设非一日之功，等等。如何抓住干部队伍这个关键少数，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形成清明的政治环境是干成中国事业的重中之重。对干部队伍的建设不能停留于老套的禁令要求、思想教育以及道德自律，必须要开辟党的建设的新路径，由此引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境界。

在文化精神方面，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样，各级各类教育普及并得到空前发展，但国民精神缺失的状况令人堪忧。人们在获得自由民主的同时，各种思想观念鱼龙混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唯利是图的利己思想泛滥;传统观念的丢失，新主流思想的缺位，导致文化软实力的虚无;长期的人治传统普遍地阻碍法治文化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人们正确认知的形成;民间思想的活跃与国家意志的凝聚在自由经济大潮中成为一对更加难以处理的矛盾;中国梦和人民的梦怎样有机地融合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需要不断探索，等等。精神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正确的引领可以创造更大的财富，成就伟大的事业。但任其自由发展，甚至出现混乱，它就会成为摧毁一切的力量源头。如何形成适应新时代并能深入人心的新文化体系，成为新任领导人肩负的重要使命。

在国际关系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在总体和平的形势下，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前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发展更是令世人关注;中国经济实力赶超德国、日本，悄悄地打破了世界的平衡;美国霸权主义的惯性思维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中国发展带来的走出去战略不可避免地与相关国家产生利益冲突;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交往的频繁，中国文化的世界认同感成为外交的重要内容;大国外交中国际责任和自身实力之关系的处理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担当的勇气;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需要重新审视;国家新的国际形象需要及时重塑。正如习近平2009年2月11日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所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2014年3月29日习总书记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时又说，“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他还进一步阐述说， “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逻辑”，“中国绝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这些立场和观点为中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重塑大国形象，定下了基调。但要想处理好国际关系，重心仍然在国内。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国家的繁荣稳定和永续发展要靠法治的形成，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经济方面的发展并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国家的复兴与强大必须是以全体人民自信的恢复、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和谐、环境的保护、国际地位的实际提升作为标志。在当下中国，所有这一切的实现，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了，必须得有一个顶层设计，需要及时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和失误，必须要给国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奋斗预期。这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们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四个全面”的思想就是在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大发展，但在发展中又产生了很多新问题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再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小打小闹了，而应该及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大小失误，走一条防止大起大落的永续发展之路。

二、“四个全面”思想的基本内容

1.“四个全面”思想的提出

“四个全面”的思想是十八大以来逐步提出和不断完善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2)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2013)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2014)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中提出来的。

2.“四个全面”思想的基本内涵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我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

十八大报告首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制定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表。这是对未来中国社会中长期发展及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我国经过近40年的发展，基本建成了小康社会，但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经济总量虽然在2010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居民相互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大，有些方面的差距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而且，这种发展是以高消耗、高污染、高投入、人口红利为条件发展起来的，此种情形在新形势下越来越难以为继。空气、水土的污染不仅影响到人们正常生活的质量，还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继续发展。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靠高投入刺激的生产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整个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社会矛盾也在加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现代化国家的基本任务，也是化解社会各类矛盾、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迫切要求。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是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有力武器。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议，正式宣告了一个空前改革的习近平时代的到来。保持改革的常态是中共的成功和中国道路成功的最大密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分析利益集团时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革命运动显然倾向于吸引那些与其阶级的维系最弱的人;某些学者认为那些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或‘脱离’社会主要集团的人才最容易信仰激进的宗教或参加激进的政治运动。”［3］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或组织不仅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还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各阶层政治上的分歧。贫富分化、权力寻租、诚信缺失、各种暴力事件频发等等，都与此相关。要想破除各种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大无畏精神，冲破各种阻力，完善各种体制，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破解当下中国的各种积弊，开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在中国，执政党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属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的阻碍和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揽子改革举措。由最高层领导人担任组长的党内多个工作小组，既保持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又使公共决策排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影响和非理性民众的干扰。这保持了党中央决策的相对自主性，有利于改革的积极推动。李克强总理曾说，促动利益比促动灵魂还难。改革必然触及各种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只有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引领，才能彻底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力，让改革落地。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和各项惠民政策的出台，充分显示了中国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坚定的个人担当。

第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取财政投入、从水费和相关水规费中安排资金等多渠道，支持乡镇水利服务机构改善工作条件。同时结合农村水利项目建设，支持乡镇水利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能力，进一步改善了基层水利服务机构的办公场所，配备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办公设施和交通工具。目前全国有19 368个基层水利服务机构有独立办公场所，配备技术服务车辆7 195台，14684个基层水利服务机构配备有必要的办公设备。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国家就是为了追求最高的善。这种善就是法治下的良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并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中国这个具有强烈人治传统的社会里，人亡政息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无法逃避的魔咒。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是每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有一个强政府、一个强势领导人的引领。华语国家新加坡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处理强政府、法治和民主关系上，没有强政府而去实现民主，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同样，没有法治，民主也无从谈起。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是一个良治社会形成的三要件。并且，这三者的时间顺序不能颠倒。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下，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推进依法治国，才是解决中国人治传统，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尽管我们现在不可避免地还要寄希望于领导者的英明，但这是让领导者的权威转向制度权威，最终走向法治的必经之路。没有强势领导人，法治无以推进;只有领导人的权威，没有制度的权威，良治社会难以持久;法治若不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就不是真正的法治。亲历了“文革”劫难的习近平深知真正的法治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安全幸福的重要性。在当前中国，信访不信法、群体性事件频发、 “塔西佗陷阱”的加深，等等，无不凸显法律权威的不足。因此，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治理深入思考的体现。为了从根本上克服这个历史顽疾，让中国走出人治的阴影，迈向法治的文明政治行列，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非凡魄力和自我革新的勇气，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法治改革举措，并对建国以来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了彻底的立改废的工作，为打破旧有利益格局，开辟法治全新局面启动了破冰之举。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2014年10月，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时，习近平正式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如果要出问题，还是在党内。苏联亡党的历史教训一再警醒中共党人，如果不把党自身建设好，就有可能亡党亡国。在中共的历史上，党的建设加强了，内部团结了，战斗力就上来了，中国的事业就能成功，否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要遭到破坏。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在新的时代，党的建设同样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在多种场合的讲话中强调，“要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他强烈反对党内存在的各种潜规则盛行，明确主张净化政治生态、纯洁从政环境，因此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的认知里，只要把这个党管好治好了，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强有力的政党力量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大有希望。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一党制和多党竞争制，究竟孰优孰劣，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4］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政党制度对于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而言目前是合适的，也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只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中国共产党就能担当起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大任，而其他任何政党却不能。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而不是缺乏正气，被团团伙伙、利益集团充斥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保证。因此，习近平指出“党建是最大政绩”，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纪律。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各国政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政党治理本身的制度化、现代化影响并决定着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和现代化。所以，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乏、贪污腐化之风盛行、懒政惰政现象蔓延，正说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其他各项改革措施能否顺利推进，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关系到依法治国的远景目标能否真正落到实处。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党要管党，务必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了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三、“四个全面”思想的内在联系

“四个全面”的思想是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贯通的整体，是我党新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起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基本方法与路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体目标。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目标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为了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要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更加成熟、更趋定型的制度体系，务必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在当下的集中体现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思想，亿万民众服从了“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第一个大局。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虽然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两极分化却扩大到内部矛盾不断扩大和严重激化的地步，这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目标和根本宗旨。时至今日，从经济上讲，我们有条件让那些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地区和祖国一同进步，现在到了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时机，而且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四个全面”思想的总体目标。党的工作的最终追求只为此而不为其它。

2.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闸门，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高举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旗。两次中央全会、提出两大主题、形成两份重要《决定》，构成了党中央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为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基本路径。改革是常态，但常态并不是为了改革。改革是要改掉不利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旧有体制机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那么，改革怎么改?中国社会人治传统深厚，很多人习惯了主观臆断，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百姓。时至今日，我国社会无论是从社会阶层还是经济成分来看都发生了极大的分化，不再是建国初期那种单一的阶级结构和经济成分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矛盾更加复杂。社会的发展又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完全正确的模式可以遵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长期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进行改革，成功和挫折以及失败混杂一起，若仍然“摸着石头过河”就会陷入深渊。况且，近40年来改革经验的积累足以让我们的领导人可以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全面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成败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最高概括——改革必须深化，改革、建设和国家治理必须走法治道路。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缺一不可。

3.全面从严治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5］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又务必首先加强自身建设。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四中全会也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艰巨任务，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党的领导成为了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要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而这一切，没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是绝对不行的。党的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同样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统领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所以，如何建设党成为了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建工作的基本要求。不可否认，当前党内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好，其他所有工作都将失去根本保障。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取得的成效让人民对党、对国家的未来大大地提振了信心。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推进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也积极推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的正确性。习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别于此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于“全面”二字，这是人们读懂中国梦，读懂“四个全面”的关键所在。

四、“四个全面”思想的重要意义

1.“四个全面”思想是党和新一届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以“中国梦”为开篇，以重拳反腐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统领，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两翼，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着力点，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放眼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6］，为此，党中央和新一届中央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并付诸实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之基本方略变得不断清晰，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并获得新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思想，并于2015年“两会”期间作为一个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向大会和全社会加以阐释与传播。它将成为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最基本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2.“四个全面”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7］。“四个全面”思想是新一届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基于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丰富的社会实践提出来的。理论的创立者自身经历过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积极参与并成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丰富实践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见证了中国自建国以来两个重要时期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其中严重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四个全面”思想不仅仅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面，关键是它包含了党的奋斗目标、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根本路径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四个全面”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

3.“四个全面”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一个理论能否独立地引领一个时代，一看它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二看它是否解决了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四个全面”思想就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呼唤一个革命的理论来唤醒人民、团结人民起来斗争。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直处于探索之中，终因缺乏经验而使得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国家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等理论并不断完善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邓小平理论取得成功的同时，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却是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当下太多的社会问题不是不发展引起的，恰恰是因为发展，尤其是快速发展之后出现的。正如文中此前所述及的有关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发展目标、发展路径、根本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等等，“四个全面”思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蓝图，指明了国家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发展的方向。它是继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之后所形成的关于中国未来全新发展的又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丰富多彩的国家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实现的第三次重大理论飞跃。

［1］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下)［M］.见“概况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2］统计局发布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2－22.［EB/OL］ http://www.gov.cn/gzdt/2012－02/22/content_2073982.htm.

［3］［美］奥尔森.集团行动的逻辑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36.

［4］［美］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1989:388.

［5］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6］李吉明.“四个全面”让中国治国理政方略更加清晰.人民网，2015－02－28. ［EB/OL］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5/0228/c241220 －26613484.html.

［7］贾高建.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 ［N］.人民网，2014－07－17. ［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717/c40531 －252911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