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功

（湖北经济学院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边地商人与西汉初期的赵地叛乱研究

张 功

（湖北经济学院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西汉初年，政府颁布了“津关令”、“关市律”来限制汉匈贸易，边地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开始与地方诸侯勾结，从事边境走私。当违法行为受到朝廷追究时，便开始叛逃匈奴。燕王臧荼叛逃，韩王信、陈豨叛乱事件，都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的。刘邦颁布了《商贾律》以惩治叛乱的商人势力，又赦免参与叛乱的赵地民众，调整了赵地行政管理体制，推行和亲政策，边地商人的商业利益得以保障，赵地商人叛乱的原因随即消除，此后赵地没有再发生叛乱。

边地商人；商贾律；叛乱

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在战国时期赵国地区设置郡国，实施管理。但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这一地区先后发生了燕王臧荼、卢绾、韩王信、陈豨等叛乱，西汉政权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数次出动大军才得以镇压，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做过一些探讨，［1］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结论，但仔细研究这些叛乱，就会发现，每次叛乱都与边地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就从边地商人群体利益与汉政权政策的关系为切入点，探求西汉初年边地商人群体与赵地叛乱之间的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一、战国时期赵国地区的边地商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赵，中山地薄人众，仰机利而食。”邯郸地区之民，“设智巧，仰机利”，具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传统。“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2］3263杨、平阳位于战国时期赵国西部，与秦接壤，北接匈奴。种在恒州石邑县北，地望在今蔚州地界，代，即汉代代郡，石即石邑县，在常山郡。战国后期直至秦汉，在赵国北部边境地区，活跃着边地商人群体，依靠经营边境贸易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

《史记·冯唐传》：“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殷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何谓“军市”，《资治通鉴》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胡三省注：“军中有市，听军人各以土物自相贸易。”军市出现于战国中期。《商君书·垦令》说：“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商人通过军市为军队提供作战需要的物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军市，根据军队作战需要准备相应的物资。能保障动辄十万甚至数十万军队的物资需要的商人群体应该是十分庞大的。

军市设立于战时军营附近。《三国志·吴志·潘璋传》记载潘璋“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大军出征，驻屯无定处，在正常的物品供应渠道不畅之处，而又必须让士兵的日常生活消耗品能有补充，于是军市的设置就有了必要。这也是军市多见于战乱之中或边远之地的原因。

军市多设立于边境或远离城镇的地区，驻扎于城镇的军队不许设立军市。《汉书·胡建传》记载，西汉武帝时胡建为北军执法官（守军正丞），他发现北军监军御史在都城长安私设军市，“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结果胡建不经请示，断然将监军御史当众斩首，事后反而得到皇帝的褒扬。所谓“贾区”，即军市，在长期驻军之所是不允许设立军市的。

李牧为赵国将军，长期率领大军驻守北边代（今河北蔚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南）防备匈奴，对匈奴开战时，从全军中选拔出战车1300乘，精锐骑兵13000人，善于搏杀之士5万人，善射士兵10万人。各军种的精兵达到166900人，为之服务的军市和参与军市交易的商人数量应该有相当大的规模的。从战国后期开始，在赵国北部的雁门、代一带，围绕军市聚集了数量可观的商人群体，从事“仰机利而食”的商业活动。与此同时，赵国似乎没有禁止与匈奴的贸易往来，那么这些依靠军市的商人群体，也会从事与匈奴之间的边境贸易。

秦统一六国，“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威振匈奴。”［2］2566匈奴势力受到打击，远离秦朝边境。围绕30万秦军的军市，边地商人群体继续从事着他们的经营活动。只是长城的修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商人从事境外贸易。

秦末大乱，匈奴乘此有利时机，重新占领了被蒙恬夺去的“河南地”。据《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而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2］2890驻守北部边境的秦朝军队一时逃散，“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稍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2887故塞即秦昭王时修建的长城，［3］274匈奴势力重新回到秦长城沿线，“常往来侵盗代地”。秦军的退却，围绕军市的贸易活动自然不复存在，但边境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依然值得边地商人群体去追求。

二、刘邦定都长安，封锁匈奴和边地商人东移赵国地区

西汉建立之初，匈奴“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2］2719索隐：“二者并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旧并匈奴地也，今亦谓之新秦中。”匈奴势力南下越过长城，方便了朔方郡附近的边地商人从事贸易，但也使关中地区更易受到匈奴攻击。高祖进入关中之后，于二年十一月“缮治河上塞，六月，兴关中卒，乘边塞”。［4］33征发士卒，补充兵力，修缮长城要塞，防备匈奴的入侵。汉朝在上郡一带的严密防御，限制了匈奴的南下，也间接限制了这一地区商人的边境贸易。随后，匈奴势力开始从雁门、云中、代郡这些对匈奴封锁不太严密的地区南下侵扰汉朝。三郡在项羽封建时属赵歇的代国，高祖三年韩信、张耳讨灭陈余和赵歇，三郡属汉，四年以后，雁门、云中属张耳的赵国。三郡与匈奴接境，时常受到匈奴的攻击，是汉匈对峙的前线地区。

与修筑各种防御设施相对应，汉政府颁布了《津关令》：“越塞阑关，论未有□，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令、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阑出入者，与同罪。”［5］83《津关令》规定出入关塞必须持有“符传”，汉匈边境地区的“津关”重在限制人员、物资、武器、马匹、金属等战略物资流入匈奴。①《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5月版，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王子今、刘华祝：《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此外，还有“关市”贸易管理规定，“关市”是设在边境地区互市市场。②“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史记·南越列传》）这是最早的关于西汉“关市”的记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史记·匈奴列传》）这是汉匈边境“关市”的最早记载。林干先生认为汉匈关市开始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汉朝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这在刘敬往结和亲之后便执行了。”（《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宋超先生指出“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资交流”是“和亲”政策的内容之一，与林干先生判断一样，（《汉匈战争三百年》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王子今先生根据现有材料，判定汉匈关市的开放不晚于景帝初年（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史记·汲郑列传》裴《集解》引应劭曰：“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2］3109《汉书·汲黯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4］2321这一规定在景帝、武帝时期一直都在执行，（宋子惠侯）“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4］588列侯因为违反禁令与匈奴交易而受到处罚。武帝元狩二年，“后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入，曰：……愚民安知市贾长安中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如边关乎？”［4］2320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贾，其律一也”。臣瓒曰：“无符传出入为阑也。”限制、禁止与匈奴之间的物资贸易是“津关令”的核心内容之一。

西汉初期，张苍主持了这一地区的边境防务，“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高祖五年七月）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2］2675赵王歇在击败张耳后分代地王陈余，陈余被杀后代地为汉郡，直到高祖六年才封刘喜为代王，当时张苍已经进入中央政府。汉初，诸侯王相国实际掌控诸侯王国，张苍以“代相”、“赵相”的身份作为三郡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主持对匈奴的防御工作，加上赵王张耳、张敖父子对汉朝的忠诚，①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载：张敖手下准备刺杀刘邦时，“张敖啮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也！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高祖力也。愿君无复出口。”加上张敖之妻为鲁元公主的缘故，张耳父子对汉朝的忠诚度要高于其他诸侯王。在韩王信叛乱以前，汉朝在代郡一带对匈奴的防御是成功的，至少没有与匈奴势力勾结，也看不出地方政府与商人势力勾结从事贸易走私的痕迹。

高祖六年，高祖下令军队复员，赵、代边郡地区没有出现战国后期赵国、秦朝那样驻扎数十万军队备胡的现象，依赖军市赢利的商人群体只能通过边境贸易获利。汉朝封锁边境和《津关令》、“关市律”实施的结果，汉匈之间贸易往来受到限制，依赖汉匈贸易获取利益的边地商人受到打击。

三、边地商人与韩王信、陈狶叛乱

代郡、雁门、常山郡靠近匈奴的地区的商人群体，面对汉朝的边境封锁，他们以犯禁走私应对。“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2］2905裴《集解》：“奸音干，干兰，犯禁私出物也。”裴《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私出塞与匈奴交市。”边地商人的“奸出物”行为，在汉朝封锁边境的政策得到严格执行时，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时，则会畅通无阻。所以，地方政府执行对匈奴封锁政策的严格程度，直接决定着商人的经营活动能否顺利进行，间接决定了商人势力对政府的态度。汉政府修筑要塞、加强边境军备、颁布《津关令》，严格限制汉匈之间人员流动、物资流通，严重损害了从事汉匈贸易的商人利益。边地商人开始聚集在代郡一带，继续其“奸出物”的行为，并寻找机会，努力使“奸出物”行为得到政府默许。

西汉初期的郡国并行体制下，上郡（今宁夏河套平原一带）属于汉朝直辖地区，随着对匈奴封锁的加强，边地商人们只能向东移动到诸侯王辖区，继续寻求贸易机会。当时匈奴王庭在代地正北方，代郡又属于诸侯王封地，对匈奴防备相对松懈，代郡一带遂成为商人进行对匈奴贸易的理想场所。

韩王信是战国时期韩国王族之后，高祖二年十一月封王，五年春改封颍川。六年正月，移封太原，同年九月，匈奴军队围太原，韩王信叛汉，七年十月，高祖率军攻打韩王信，韩王信败走匈奴。其部将曼丘臣、王黄拥立战国时期赵国王族后裔赵利，收集韩王信残兵，与匈奴联合继续与汉兵作战。高祖再次率军出征，于平城被围，用陈平奇计脱逃，遂派樊哙领兵平叛，自己返回长安。七年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刘喜逃归洛阳，高祖封刘如意为代王，八年十月，高祖击韩王信余党于东垣，终于平息叛乱。韩王信、曼丘臣、王黄逃亡，与匈奴势力勾结继续侵扰汉朝边境。“信亡走匈奴，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收复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2］2633韩王信叛乱被平息后，汉朝派陈豨镇守代郡，不久之后，陈豨又与韩王信的残余势力及匈奴人勾结，发动了叛乱。刘邦再次亲征。“上曰：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2］2633白土人曼丘臣、王黄原来都是活动于边境地区的商人，“（樊哙）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于代南。”［2］2657则王黄还是匈奴人。陈豨曾“使王黄求救匈奴。”［2］2638王黄作为匈奴出身的商人，长期与匈奴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陈豨才会派遣他去与匈奴人联系。

王黄等边地商人是西汉初期代郡一带叛乱的重要人物。他们是历次叛军的重要将领，在韩王信叛乱时，王黄率军接应匈奴，“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2］2633甚至准备与冒顿单于合围汉高祖于平城，“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4］3753不仅如此，王黄在韩王信叛乱被镇压后，再次策动了陈豨叛乱，“十年春，（韩王）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陈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招豨，豨称病甚。九月，陈豨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掠赵、代。”［2］2640王黄等边地商人是策动韩王信、陈豨叛乱的罪魁祸首，还是韩王信、陈豨等叛乱势力与匈奴之间建立联系的使者，又在韩王信、陈豨叛乱时率领叛军与汉军作战。高祖对上述情况是知道的。

白土为上郡属县，地望在现在陕西省神木县、榆林县、米脂县一带，秦昭王修建的长城附近（神木县在长城以北、榆林县在长城沿线、米脂县在其南），境内“圜水出西，东入河。”［4］1617这一地区是古代西戎活动的地方，“晋文公攘戎狄，居于河西圜、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2］2883进入战国时代，这一地区被义渠戎占据，秦昭王时“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十有余年而蒙恬死，于是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边者皆复去，匈奴得宽，稍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楚汉战争时期匈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者，至朝那、肤施（榆林）。遂侵雁代。”［4］3749-3750这一地区在秦末大乱时为匈奴人所占据，王黄是匈奴人就不奇怪了。

这一地区历代都活动着沟通汉族与北边游牧民族贸易往来的商人。“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赏，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2］3685乌氏县即在朝那（今宁夏固原一带）附近，处于秦昭王修建的长城之南，“奇绘物”即出产于内地而为少数民族所需要的各类织物。这些地区的商人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贸易中获得丰厚的收入，白土与朝那一样处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分界线附近，随着匈奴的南下，白土商人获得了商机，从事匈奴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当时匈奴不仅到达朝那，也到达了肤施，肤施是上郡郡治，在白土之南，由于匈奴南进和秦汉之际的战乱，再加上王黄匈奴出身的背景，使王黄等白土地区的商人们得到活动的机会，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使他们积累起巨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西汉政权打击异姓诸侯王的做法与边境防御政策一起，促成了商人势力于韩王信、陈狶集团的结合，商人势力的加入，对边境地区的叛乱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从《商贾律》看汉政权平定叛乱、经营赵地之方略

高帝“八年冬，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春三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裳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春三月，行如洛阳，令吏卒从军致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诸城能坚守者也），皆复终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刘氏冠。贾人（师古曰：坐贩卖者也）毋得衣锦绣绮榖罽、操兵、骑乘马。”［4］65在守将反叛、边境被寇、汉军全力反击之际发布厚葬战死者、优待参战者的诏书，其目的在于稳固军心，激发军队战斗力。但发布限制打击商人的《商贾律》，又与北方的平叛战争有什么关系？这需要通过对《商贾律》的解读来寻找答案。

以上是《商贾律》的内容解析，其次看《商贾律》颁布后汉政府在雁门、代地区的防御措施。高祖七年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刘仲蒙尘洛阳，高祖封刘如意为代王，让陈豨统管赵代国境。“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豨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境，边兵皆属焉。”［4］1891陈豨接替了原来张苍的职务。关于派遣陈豨的理由，高祖自己有所解释，“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4］68再次将国境管理收归中央，这是对张苍转任中央，国境警备委托韩王信却招致叛乱的反省。高祖九年正月，高祖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封代王刘如意为赵王，将代地三郡归入赵王国，陈豨掌管的边境范围随即扩大，由其统一掌管代郡一带地区对匈奴的防御和封锁。随后，在边地商人的策动下，陈豨发动了叛乱。“豨少时，常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常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赵相周昌乃求入见上，具言豨宾客盛，擅兵于外，恐有变。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诸为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4］1892这些宾客可能早就与王黄有关系或者本来就是王黄同伙。“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4］69与王黄、曼丘臣有关系的商人策动、参加了陈豨叛乱，宾客之中商人占的比重较大。

陈豨宾客的“不法事”触犯的可能就是《商贾律》和封锁匈奴的禁令。《商贾律》和封锁禁令限制了边境附近商人的活动，这些对汉朝政策不满的商人集中在陈豨的周围，其中有匈奴人，也有汉人，其势力覆盖代赵全境，成为叛乱发生的基础。高祖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叛时，刘邦指出，“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黄来归者，皆赦之。赵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对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也，亡罪。（复以为常山守尉）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服，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偏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惟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又求：乐毅有后乎？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号华成君。”［4］68这次叛乱不是简单的陈豨武装集团的问题，实际是在国境附近汉王朝封锁、防御匈奴的政策与当地商人势力冲突的结果，叛乱是这一冲突的具体化。高祖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叛乱一发生，高祖就以掌握当地官民的人心为主：下令赦免参与叛乱的民众；不问常山守尉的罪而是让他们复职；将赵地壮士四人封为千户，任命为将军；封乐毅后。表面看来是争夺士兵，实际是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拥护，当然也包括商人阶层在内。高祖不是依靠武力消灭陈豨将士，而是以大量金钱收买他们，满足他们作为商人对金钱的需求，将他们纳入制度框架内来解决问题。高祖十一年冬，下令“诸县监守不降反寇者，复租赋三岁。”［4］70仍然以获得地方势力的拥护为目的。

高祖十一年冬，郭蒙和曹参打败陈豨的将军王黄和张春，周勃平定代地，占领马邑，高祖占领东垣。十一年正月柴武斩杀韩王信，十二年十月，陈豨被杀，叛乱终于平定下去。高祖改革了代地的行政区划，代、云中以西地区为云中郡由中央直辖，以太原郡的一部分和雁门郡、代郡为代国，封皇子刘恒为代王。诸多措施均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为目的。云中郡归中央直辖后：“则代受边寇益少矣。”［4］70以后代地商人阶层再没有和匈奴结合反叛汉朝，说明朝廷已经牢固控制了这一地区。

陈豨叛乱爆发后，西汉政府改变了仅仅以武力压制商人阶层的做法，通过赦罪、任用代表性人物为官等措施强化这一地区对朝廷的服从。随着朝廷对赵代地区的牢固控制和北方从事与匈奴贸易的商人阶层受到打击后分化、归附，《商贾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惠帝、吕后时期大加改动，接近名存实亡。

五、汉匈和亲背景下边地商人与朝廷对立关系的消除

汉高祖刘邦六年（前201年），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引兵南下攻太原，至晋阳（今太原市西南）。刘邦亲率大军32万追击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被匈奴精兵40万骑包围于白登（平城东南十余里）七日。刘邦用陈平计方得突围。汉匈军事实力的差距显露无疑。

汉高祖八年（前 199年），刘敬创和亲之议。他认为汉政权既无法战胜匈奴，又无法摆脱其侵扰，唯一减少或避免边患的办法只有和亲。他向刘邦建言：“‘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结和亲约。”［4］2122和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边患，维持了边境的安宁。

随着汉匈和亲政策的推行，边境贸易受到的限制趋于减少，加上参与军市①《汉书·冯唐传》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壹杀牛。”则边地守军设立军市在西汉依然存在，商人可以通过参与军市贸易获利。贸易获得的利益，边地商人群体的活动空间得以保留，边地商人和汉政权的关系得以正常，此后未再出现大规模的商人参与的叛乱。

六、结语

自战国中后期开始，赵国北部边境地区出现了参与军市贸易的边地商人群体，这一群体同时从事边境贸易。在赵国名将李牧率领赵国大军防备匈奴的十几年里，赵国北部边地商人群体规模趋于壮大，他们通过从事军市交易、边境贸易获取数量不菲的商业利益。秦统一六国后，蒙恬率 30万大军防守匈奴，依靠军市贸易，边地商人群体的贸易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秦末天下大乱，边境戍军不复存在，虽然丧失了军市交易的机会，但匈奴势力南下带来的边境贸易依然使边地商人的利益得以维护。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开始采取综合措施防备匈奴南下，这些措施同时限制了商人的边境贸易，于是边地商人和地方郡国政府相勾结，以边境走私来获取商业利益，进而与匈奴政权相勾结。当商人和地方郡国政权通敌行为受到中央政府追究时，商人群体和地方郡国政府不惜举兵反叛、叛逃匈奴。西汉初年的韩王信、陈豨叛乱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臧荼、卢绾的叛逃匈奴，同样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西汉政权为了平息叛乱，采取了武力镇压、金钱赏赐、《商贾律》限制等诸多手段，最终平息了叛乱，通过对赵地郡、诸侯国的调整，强化了对赵地的控制。边地商人群体受到分化打击，汉匈和亲政策推行后，商人的边境贸易得以顺利进行，商人群体与政府关系趋于正常化，此后未再发生叛乱。

［1］张永芳. 一将谋反连累三王［J］. 辽宁电视大学学报，2000（4）.

［2］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M］. 释文修订本.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6］张功. 西汉《商贾律》探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6）.

（责任编辑：李俊丹 校对：苏红霞）

K232

A

1673-2030（2015）02-0041-06

2014-09-15

张功（1966—），男，甘肃成县人，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