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古代通俗小说中女将形象差异及成因

2015-03-26王立王琪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6期

关键词：女将身份朝鲜

王立，王琪

（1.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22；2.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辽宁大连116033）

中朝古代通俗小说中女将形象差异及成因

王立1，王琪2

（1.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22；2.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辽宁大连116033）

明清英雄传奇的女将，多因其出身将门或父兄影响而自小习武；朝鲜汉文小说的女将多幼年遭遇家难、“深山学艺”而成长为将。明清小说诸多番兵女将显示出自觉的求偶意识，朝鲜女将则往往呈现出被动的求偶观，虽心有所属但要等待男将先表露情怀。朝鲜女将多女扮男装，被发现后嫁与男将，回归家庭生活；而明清女将家庭生活描写为空白。身处岛国环境，朝鲜女将人物形象经历的曲折坎坷人生经历，起于朝鲜拼搏、忍耐的民族精神，朝鲜礼法习俗禁锢更牢，因朝鲜李朝时期值“程朱理学”高潮，男尊女卑思想比中国更为严重。

中朝文学；通俗小说；女将形象；民族性格；东亚礼教

女将形象，在朝鲜汉文小说中地位较为特殊，与明清小说女将形象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谨予初步的探讨。

一、中朝通俗小说范畴下的女将题材

中朝古代小说中的女将形象多出于通俗小说。在此，将中国明清小说女将形象作为研究对象，明清小说中典型女将形象代表木（穆）桂英、樊梨花分别出自通俗小说《杨家府演义》《说唐三传》，此外《飞龙全传》《荡寇志》《说岳全传》等古代通俗小说多涌现女将英雄形象。朝鲜女将题材亦属通俗小说范畴，至少有李朝时期《玉楼梦》《六美堂记》《洪桂月传》《郑秀贞传》四部，最为代表。关于朝鲜通俗文学的出现与通俗小说的界定，有人认为朝鲜通俗文学的出现是随着近代报纸的发行而发展起来的，也有人认为朝鲜通俗文学始于18世纪朝鲜朝后期“坊刻本”小说（朝鲜民间出版业者以营利为目的出版的小说）［1］。朝鲜通俗文学创作虽出现较早，但有关通俗文学性质的理论探讨却始于金东仁，他1919年提出“通俗小说”这一相对于“纯文学小说”的概念，后又发展成为“大众小说”这一说法。朝鲜对通俗文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朝鲜古代小说进行通俗小说类别划分尚显缺乏。然而关于“通俗小说”类别的性质，中朝有着基本相同的划分主旨，即“通俗小说”是满足社会上最广泛的读者群需要，适应大众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创作的一类小说。通俗小说以娱乐价值和消遣性为创作目的，重视情节编排的曲折离奇和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传奇性和超凡脱俗，而较少着力于深层社会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挖掘。朝鲜“通俗小说”特点贴切于此种界定，朝鲜朝后期通俗小说出现，小说读者群随之扩大，小说商业化相伴生，此前小说读者主要为上层贵族：“随着中间阶层势力的扩大，一般平民也成为读者，小说内容也由符合贵族阶层的教训性内容转变为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娱乐性内容。”［1］

一者，按以上对“通俗小说”的界定，朝鲜古代小说女将描写可被归为通俗小说一类，对弱势“女性”题材的描写多为反映女性争取传统社会中自由平等地位的美好诉求，符合平民尤其是妇女们的期待视野，且女将题材内容的传奇性、曲折性情节亦符合通俗小说特点。二者，李朝时期受中国通俗小说的影响极大，最早受容中国通俗小说是16世纪中期开始的，朝鲜诸多君王都乐于阅读中国通俗小说，其中尤其以朝鲜宣祖（在位：1568-1608）为甚：“他在1584年《精忠录》序，‘命芸阁印出而广其传者’等说明朝鲜国王宣祖对中国通俗小说的认识和爱好”［2］。到了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在朝鲜就更加流行，连科举考试相关试题都联系到中国通俗演义内容。朝鲜学者郑沃根有此断言：“18世纪以后流行的通俗小说，主要以受中国影响而写成的韩文军谈小说类。”朝鲜女将小说创作时代均处于18世纪之后，且均属“军谈类”小说，这也不难将朝鲜描写女将的小说划分为通俗小说。三者，从古代通俗小说命名方式而言，朝鲜四部女将小说的命名均具有通俗小说的一般性特点。一是以一人名字命名，《洪桂月传》《郑秀贞传》均属于此类；二是书名中不直接出现人物姓名，但所指仍为书中人物，《六美堂记》即指最终共处一室的六位美人；三是以事件命名，《玉楼梦》即指因玉楼之梦境展开的小说情节［3］。按照以上通俗小说命名的特点，均有理由将朝鲜女将小说作为通俗小说来看待。

二、中朝女将形象差异对比

首先，成就女将身份的途径不同，有家族性与偶然性之别。中国明清小说中女将身份的形成往往具有自然性与必然性趋势，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女性能够成为女将，多是因其出身将门的家族式影响，她们多是受到作为将相的父亲、兄长的影响而自小习得武艺、戎装一身，随着家族将门的征战而走入战场。这种将门家族之将相身份的传承模式使得女将身份的形成凸显出一定的自然性与必然性。从第一个层次来讲，女将形象本身的出现就已是一反传统礼教的戒条，这种任由女性走出闺阁而踏入男性所独善的战争领域十足算得上是对传统礼教的挣脱；而从第二个层次来讲，对于女将形象多具有超越男性将领的武艺谋略，且多处呈现女将轻松击败男性将领的情节（往往很有些离奇，但人们喜好而不去深究），典型情节如“木桂英三擒杨宗保”、“薛丁山三请樊梨花”等，这无疑更是对父权社会男性独尊的地位发起公然抨击和挑战；从第三个更深的层次来讲，中国明清小说中诸多将门传承女将的叙述模式突出了女性身份和地位本质的变化，即女将的一出生就宣告了对于女性平等地位的争取和占有，而这种出身将门、又自然而然地遵从将相传承而成为女将的故事情节，其自然性和必然性的女将身份更是强烈地颠覆以往传统父权社会女性生来卑微的地位，而使女性跃然成为传统社会受敬仰群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情节安排的自然性与必然性，看似中国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惯有模式，其背后隐含的颠覆传统父权、维护女性地位的宣告，才是其真正的进步性思想内涵。

对于明清小说女将身份形成的自然性与必然性，其与朝鲜小说女将身份形成相比，虽然缺少了更多的传奇性情节，但这种自然与必然的女将身份更加具有对传统礼教本质性予以抨击的颠覆意义，可谓空前绝后。

朝鲜汉文小说女将身份的形成，则往往呈现出偶然性和传奇性。与中国明清小说的女将身份形成过程相比，朝鲜小说中的女将身份形成，往往具有更多的来路不明的传奇性色彩，虽然也不失史诗性叙述魅力，但个人遇难成祥、“发迹变泰”的偶然性因素显得神秘莫测。朝鲜小说中的女将早年多居于深闺，其达到社会角色的“转型”变化铺垫不足，实现女将身份多是出于命运的偶然安排。如上述四部朝鲜小说中的女将，竟然均因早年遭遇灾祸与逼迫，从而使得人生轨迹发生了不同寻常的重大转变。四部女将小说有着相同的女将形象情节发展路线，均为：

逃脱灾难——深山学艺——女扮男装——效力于当朝（中国）——边疆侵扰，征战沙场——战功显赫封为元帅——显明女儿身——与男将元帅成婚——多次征战后功德圆满。

于是，朝鲜小说中的女将身份得以形成的过程，也就充满了崎岖坎坷的经历，朝鲜女将形象远没有中国女将那么便利的“家族式”习得武艺的机会，也没有家族传承式的将相身份，相对于中国小说女将形象，朝鲜女将缺少了诸多客观上必要的有利条件，而是全然凭借柔弱身躯临危遇难后的传奇经历，而阴错阳差地、奇迹般地走上了女将征战之路。有关朝鲜女将的传奇性因素，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主要是“深山学艺”这一重要关目。虽然朝鲜女将缺少中国女将式出身将门的影响，使其女性的初始形象与征战沙场的女将形象大相径庭，也自然缺少了习得武艺的必有现实条件，但是朝鲜小说中的女性们均是通过“深山学艺”情节对客观条件进行了有利的逆转，深山遇仙山道人，进而习得超凡的精湛武艺，使得朝鲜女性克服世俗禁锢而陡然修炼成精武强将成为可能。朝鲜女将形象虽缺少中国式的女将身份形成的自然性因素，却能在情节上设置一系列坎坷雄奇经历，亦成就了女将精湛武艺的练就过程，甚至可称之为是迅速的塑造过程。除朝鲜女将习得武艺情节之外，她们能够征战沙场，最终实现女将身份，还往往是通过“女扮男装”与“应试中举”来进行。

在同样深受程朱理学思想严重束缚的朝鲜传统社会，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被严令禁止：“在朝鲜古代，贤妻良母是女性的人生价值标准，根本没有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4］以此看来朝鲜小说的女性要转变成巾帼英雄、女将军身份，“男装中举”情节的安排显得尤为合乎传统社会的现实生活状况，这才使得女性为将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朝鲜女将身份形成过程之所以曲折跌宕，根本上是源自于传统社会现实背景对于人物自身性质的束缚，在传统礼教的遏制下，女性是绝无权利参与科举考试的，因此朝鲜小说女性通过“男装中举”最终实现女将身份，不得不说这一过程无不包含着传统社会女性深受不公待遇的凄怆色彩。这样安排，可以认为是吸收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易装中举”叙事。

中朝小说均含有女将形象，而对照女将身份形成过程呈现出一定差异。从以上论述的第一个层次挣脱传统和第二个层次公然挑战父权社会的角度来讲，中朝女将故事情节具有相似性，即均能达到以上两个层次的思想深度，对传统社会的反抗和对女性地位的争取均是两国女将形象所要传达的信息。而朝鲜女将形象则相对缺少了中国女将所具有的第三个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这成了中朝女将身份形成的根本差异点。中国女将身份形成的必然性从更深层次和强度上颠覆原有的父权秩序，在情节上通过必然性趋势默认女性平等于男性的社会地位，而朝鲜女将偶然性经历却略显缺失这种深层的女权追求，较之于中国女将，朝鲜女将身份形成过程略显被动。中国女将身份形成的必然性在于它把女性自身因素与时代社会因素融合在一起，情节背后作者构想的是一个已然肯定女性参与社会行为的大背景，其必然性体现出作者默认女性已经具有不异于男子的平等地位，这种将女性置于崇高地位的姿态是对遏制女性的传统社会的猛烈抨击。出身将门、自小习武的情节安排无一不凸显出中国女将形象的自由式发展，在平等的基础上得以再次追求平等的发展机遇，这无疑是给传统父权社会以颠覆性一击。相比之下，朝鲜女将身份形成过程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严重束缚，首先成为女将并非女性的初衷，因为女性的社会参与权利受到传统社会的严重遏制，朝鲜女性均是因灾祸而偶然机缘性地走向女性英雄的大方向，而当其真正实现女将身份之前，又不得不受到传统社会对于女性参与政权与战场的严令禁止，在女性一路受到的社会阻隔之下，又不得不由女性自身创造条件，借助“男装中举”的曲线轨迹，才得以实现女将的最终身份，这其中还是参杂了女性对于传统地位的不可挣脱性、妥协性。由中朝女将身份形成的对比来看，虽然同具一反传统社会女性地位的思想精神，但是中国女将形象更加凸显出对于传统父权的强烈颠覆与对女性平等地位的大力追求，而朝鲜女将形象较之，则不免相对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

其次，女将面对佳偶、婚姻的态度的不同。在中朝女将小说中，女将面对自己所倾慕的配偶和未来的婚姻态度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可以大致概括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用以区分中朝女将形象特点的不同。

在明清女将小说中，诸多番兵女将都显示出一种自觉的求偶意识，作者从华夏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待这些异族“他者”，往往从强势的中心意识出发，某些她们在战场上偶遇佳偶，如何主动出击，提出倾慕对方、愿结夫妻的诉求，而这种主动告白仪式又多发生在激烈紧张的战场上，甚至在激烈交战过程中，可见女将内心的紧迫感，她们似乎未受到传统封建制礼教言语的束缚，而是根据自身迫切的需求完成主动求取的行动，这在传统封建制度下备显荒谬，但却在英雄小说的女将形象上屡屡发生。而主动求婚情节在异族女将的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时不时地写出番邦女子与汉族人的不同，她们显然更为多情，更为开放，在男女终身大事上表现得积极主动，有时真是热情得让人接受不了。特别是她们采取的求偶方式，是那么的直露而大胆，这是最为戏剧性尤其是带有轻喜剧意味的……”［5］“这些异族少女都比较热情、奔放，她们在战场上见到自己的意中人，就不顾少女的羞涩，当面与之谈婚论嫁，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丢人的事情”［6］，代表人物有《杨家府演义》木桂英、《说唐三传》樊梨花。即使有些女将不是在战场上向男性将领告白，却也能主动地选取中介媒人为自己表达诉求。这样看来，中国女将形象从总体上来说具有积极主动的求偶意识和行动，在情节模式上大为打破了传统礼教的婚娶观，使女性居于主动，男性却显被动，在封建礼教束缚千年的传统模式下显示出异样的特色。

朝鲜汉文小说中的女将为代表者，则往往呈现出的是一种被动的求偶观念。在朝鲜小说中，女将们往往遵从传统礼教的模式，虽心有所属但终究等待时机，等待对方男将先表露情怀或对方有真心婚娶的意愿，而后再名正言顺地与男将结为夫妻。在朝鲜小说中女将们均是表现出这种被动型的婚娶观，她们要不就是起先与男将同时彼此相恋，以江南红为代表；要不就是心有所恋却独自默默守候不语多年，白云英扮男装为官，与金箫仙共事数年，却隐忍内心情感不吐，默默辅佐；一枝莲辅佐杨昌曲征战多年，却深藏内心情感，在众妻妾帮助下最终嫁与心上之人。要不就是受命于皇恩而嫁与男将，以洪桂月、郑秀贞为例，即女性身份被发现后，遵从皇帝的赐婚。她们表现出的均是一种被动型的婚娶观念，是遵从了传统礼教模式所倡导的谨守妇德的规范，但却使本已超脱了封建传统的女将形象又一次受到了礼教的束缚。

固然，朝鲜汉文小说的母体——中国明清通俗小说中也不乏女将类型，其原型也正如日本学者大塚秀高教授所指出的源于人仙之恋，即织女是西王母的第二世代，其职责是在人间寻找男性原理的体现者并与之交会，为《新话摭粹》、《绿窗新话》遇仙故事中寻求“欲”或“欢”的仙女所自，“杨家将”为代表的“阵前比武招亲”女将们及才子佳人小说描写都是“西王母交会母题”变形［7］。然而，时至明代女将题材的通俗小说开始成为一个近乎独立的小说类型，其中的女将招亲模式到了清代基本确立。朝鲜汉文小说基本上脱胎于明清通俗小说，她们何以要显得保守一些、在现实社会框范下亦步亦趋？这当然要从当时时代的社会环境上找原因。

其三，女将成婚后身份变化的不同。中朝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女将大多具有成婚的经历，然而在成婚后女将身份角色的变化，在中朝两方表现略有不同。以朝鲜女将为例，她们起初征战沙场往往是以女扮男装的身份得以实现的，当她们的“女儿身”一经发现后，均面含羞涩，自觉地换回女儿装，纷纷嫁与男性将领，回归家庭的生活之中，虽然当战争再次打响她们依然会再次出战，但小说中均有对于她们回归家庭生活的相应描写，她们依然表现出服从于传统礼教制度对于谨守妇德的要求，她们也如同平常百姓女子一般，按妻妾主次侍奉夫婿双亲，还着重描写了回归家庭后与众妻妾们如何处理和谐关系的情节，在《洪桂月传》、《郑秀贞传》中，她们甚至因为处理妻妾间关系的原因使得自己在丈夫面前失宠，引发了情感危机。回归家庭的女性形象其实是通过男性作家目光的审视并最终通过男人的话语来提出的，所以女性形象难以避免地反映出男人的愿望和要求：“小说中女性所做的一切都是从道德出发，说到底还是一种情感奉献，还没有走出要求女性自我牺牲的道德迷雾。”［8］163就类似清末满族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何玉凤那样，回归家庭后的女将们同样屈服并受害于传统礼教的管制，这些无疑不显示出女将形象在回归家庭生活后抹去了原本女性意识的光辉之处。

中国的女将在成婚后的描写，则显示出与朝鲜女将截然不同的特点，她们的家庭生活描写基本上是空白的。应该说，中国的女将虽然成婚，但在具体描写中完全淡化了她们的家庭生活情节，甚至可以说她们在成婚后似乎也并没有回归到家庭生活中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女汉子”一般无二地随同丈夫征战沙场，一往无前。这样看来，中国的女将形象一直被定格在战场上，而没有在家庭生活上给予她们过多禁锢。如木桂英、樊梨花等女将英雄，虽在求偶时十分心切，但成婚后她们没有依附在围绕丈夫的家庭生活中，而是继续在战场上得以自我价值实现，甚至时时有超越男将之势头，显露远胜男将的风光。家庭生活未成为她们的拖累，没有回归家庭生活的她们，虽缺失了女性形象的多面性，却使得女将这一英姿勇武形象一直在小说文本中得以贯穿，而且在同题材的不同文本中持续。

三、中朝女将形象差异的基本成因

明清时期，辽东地区战事频繁激烈，是当时东亚乃是亚洲和世界持续性关注的大规模冲突的焦点。中朝小说特别是朝鲜汉文小说中的女将描写，不仅仅是单纯的叙事题材、叙事传播模仿的文学现象，也是时代现实对小说作家之于选题偏重性、表现的偏爱侧重的较为直接的外部触媒。而辽东战事带来的是明代朝廷举措与社会心理的一种整体性效应，其在明后期至清代小说的宝贝兵器描写上即较为直观地反映出来。［9］

由上面中朝女将形象塑造差异的初步描述，可看出，在女将英雄身份的形成、面对配偶婚姻态度和婚后家庭生活方面，中国女将形象相对于朝鲜女性更能表现出一种自由性与平等性。从人物所处的小说社会背景来看，华夏女英雄被作者赋予更多社会便利条件和自由氛围，使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而朝鲜女将则均表现出女性的相对弱势与局限性。作为中朝通俗小说的女将题材，其创作初衷均是为了关注弱势的女性命运的发展，力求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然而两国女性为何略显差异，这要从两国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首先，生存环境差异导致的民族心理的差异。朝鲜身处岛国环境，不同于中国之中原大国，朝鲜的地理位置和国土实力导致其受到来自然界等许多不定因素的困扰，这样长久以来，自然有着不同于中国优越大国的民族心理，而是更多具有内心的忧患感，在自然环境与历史社会环境的磨练中朝鲜人民更多地形成了一种勇于与自然和命运的抗争心理，在拼搏中求得生存的机会。“从生存环境来看，朝鲜是半岛国家，这种物资资源有限和自然灾害不断的岛国环境和朝鲜半岛近现代外强的欺辱历史，形成使其文化中带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生存心理，表现为一种拼搏、忍耐、不屈的民族心理”［8］246。正是源于这种内心的忧患与民族性格的坚韧性，我们不难理解在朝鲜女将小说中，女将人物所经历的曲折、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和练就过程，这正是起因于朝鲜民族心理中拼搏、忍耐的民族精神，在求取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危机的考验，方能造就生存发展的良好机遇，这样的民族心理也就造就了朝鲜女将小说的传奇性与曲折性故事情节。而中国女将的发展历程相对显得平缓无奇，人物形象的出身也相对带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这是源自于两国不同的民族心理的影响。

第二，中朝两国所受特定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同。中朝女将在情感态度上表现出两种略显不同的状态，这是源于两国社会背景下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明中期至清初是张扬“情”的时代，思想家、文学家大都为情申辩、为情讴歌，指陈情的巨大功能，在当时社会起到了情感启蒙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女将人物面对情感时所持有的主动性态度。而17世纪以来，朝鲜王朝严格执行儒教伦理，相对于中国，朝鲜礼法习俗还牢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朝鲜女性对于“情”的考虑完全受制于传统礼教的严格束缚，她们不能凭借自我主观的意愿来求取情感，而只能在儒教伦理许可的范围内谨守爱情。如论者指出的，朝鲜女性之于中国女性缺少反抗意识：“朝鲜汉文小说中的女性比之于《三言》等明清小说中的女性较少反抗意识，正是不同历史时代的生活实际在各自文学作品中留下的不同印记。这就难怪朝鲜汉文小说中的女性们一律保存着女性的阴柔品格，比较柔弱、少反抗、给人留下悲凉的感觉。”［8］161当然，这也是当时东亚文化格局中，大陆满汉杂糅的北方与朝鲜半岛之女性观的、性别意识的联系及差异，受到满族“重小姑”等女性观影响，明清小说女将的性别意识较为开放。［10］

第三，朝鲜朝男尊女卑思想比中国明清时期的更为严重。中国自古奉行儒教伦理几千年之久，到了明清时期，这种千年承袭的礼教传统在时代的发展下已显得并非坚不可摧，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新思潮的涌动，固有的传统女性卑微地位的观点有所松动，一些思想家纷纷提出女性平等地位的观点，小说作者在创作中也不时流露出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的态度。而朝鲜三国和高丽时期，封建礼教对女性虽有束缚，相对来讲并不十分严重，但朝鲜李朝时期，由于“程朱理学”思想传入，朝鲜女性开始受到儒教伦理空前严重束缚：“从高丽王朝末期到李氏王朝时期，随着中国的‘朱子学’的传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统治秩序，制定了一套以‘三重四德’为核心的严格的行为道德规范来约束女性言行。”［11］也就是说中朝两国同样受到儒教伦理的支配，但明清时期正值儒教思想在新思潮影响下发生松动，三教合流，而朝鲜李朝时期正值“程朱理学”受到社会广泛宣扬的高潮时期，此时朝鲜女性受到空前的制约和束缚。因此相比之下，朝鲜朝男尊女卑思想要比中国更为严重，也就使得朝鲜女性受到更多的礼教束缚，难有反抗机会，进而导致朝鲜女性形象在生存的客观条件、情感状态、婚后生活方面都呈现出较大的被动性。

近年来，关于朝鲜汉文小说与明清小说关系研究，有了较大进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2］，但从东亚文化圈中的中朝文学、文化交流来看，女将描写的确带有突出的东亚武侠文化的诸多亚文化特征，具有较大程度的可比性和深入谈论的空间，值得进一步探讨。

［1］张乃禹.论韩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过程［J］.考试周刊，2009（38）.

［2］（韩）郑沃根.明清小说在朝鲜［J］.中国文学研究，2003（3）：52.

［3］任永安.古代通俗小说的命名方式及特点［J］.水浒争鸣，2009 （11）.

［4］李秀兰.简论20世纪30年代中韩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4）.

［5］王立.明清通俗小说异族女性群像的形象学分析［J］.东方丛刊，2000（2）：69-82.

［6］刘相雨.清代英雄传奇小说之女性形象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139.

［7］（日）大塚秀高.西王母的女儿们——从“遇仙”到“阵前比武招亲”［C］//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八届年会论文集.北京. 2011.

［8］谭红梅.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9］刘卫英.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社会心理学审视［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4）：59-65.

［10］王立，吕堃.《儿女英雄传》十三妹形象的性别文化意蕴［J］.民族文学研究，2006（1）：137-142.

［11］崔婧琪.从韩国俗语看传统韩国女性地位［J］.科技信息，20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