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严歌苓是海外新移民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她的小说闪烁着‘新移民文学’独有的精神特质，她以自己小说中无与伦比的敏锐和细腻被评论界誉为是当今北美华文创作最具实力的小说家，尤其是被称为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1］。严歌苓将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和熟悉的生活素材杂糅进一部部耐人寻味的作品的同时，也渗透了她自己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和姿态。沈从文曾指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2］严歌苓是一位非常真诚的移民人生的歌者，但她又决不局限于新移民生活的经验性表述，新移民对她而言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切入口，异域在她的作品中作为一种背景式存在。她很少单纯去呈现华人在海外生活的艰难或成功，也没有简单因循前辈或同期作家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及融合的写作或极端的女性经验的表达，而是仍沿袭着她在国内的写作主题，表现不同环境中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观照普遍人性。严歌苓的可贵在于她并非只着眼于本民族移民生存与文化困境，而是从自身生命移植的体验出发，直面那些处于各种边缘的弱者的人生，穿透其表层的喜怒哀乐进入隐秘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一种辽远的苦难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表达了维护生命尊严、守望人性本真的美好愿望。

严歌苓以其敏锐的眼光穿越异域异质的文化阻隔，对女性生存投注深刻穿透的一瞥，为读者提供了生动而全面的范本。女性的生存境遇是复杂而独特的，尤其是对处在异质文化空间和男性主流社会的双重边缘里的华裔女性移民而言，其生存境遇更加艰难。对人本身的关注，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是严歌苓小说文本叙事的核心。

如果将严歌苓作品中那些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形象稍作审视便能发现，她所欣赏和赞美的女性人物往往有一个共性: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她们身上有着不加取舍的宽容大度和牺牲精神，面对苦难她们表现出坚韧强悍的生命力，面对本能的情欲她们自由拥抱，甚至无比坦荡地从中享受到乐趣。她们并非强者，事实上她们在生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苦难总是伴随着她们，然而，她们能始终以自己本心面对，在她们的博大无边的包容里，那些世俗所谓的强者们才能得到荫庇和救赎，获得心灵的安宁。

对这一类女性形象，不能简单地做出是非判断，甚至也不能以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去衡量，她们寄寓了严歌苓所有关于人性尤其是女性的美好想象，并且在她的创作中一以贯之，从最初的扶桑、少女小渔到近年的王葡萄、田小菲、婉喻，她们从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吃亏，不跟寻常人一般见识，她们只是一味地付出和包容——为此严歌苓甚至不惜拨开历史的重重雾障，跨越种族差异的距离，提摄那隐匿于人性深处、属于远古的“雌性”。

严歌苓对于“雌性”这样解释:“它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更含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3］她的作品中总是散发着一股远古雌性所特有的混沌气息，这种雌性除了最高层的母性之外，很多时候还代表一种低层次的动物本能——身体的肉欲。正如王安忆所说，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是无法逃避性这个问题的，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严歌苓以她灵动自由的笔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引领我们走入一片雌性的芳草地，给现代文明中我们以强烈的魅惑。若要理解严歌苓，必然绕不开“雌性”这个话题。

一、地母式的宽容和坚忍

如果要将代表社会阴暗腐败的“妓女”和圣洁无私的“母性”联系在一起，大概很难。然而，尤金·奥尼尔却在戏剧《大神勃朗》中，将地母设置为妓女，带给人们一个截然不同的大地母亲的形象。

地母娘娘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乳房丰满，髋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头兽。她的大眼睛里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条神圣的牛，忘记了时间，有她自身的永动的目的，她说话的口吻粗鄙而热诚:“我替你们难过，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狗娘养的——我简直想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爱你们这一大堆人，爱死你们，使你们永远忘记了所有的一切。”［4］

张爱玲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地母娘娘”的信仰，认为这才是女神，女人的精神里应该有一点地母的“根芽”，“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5］，她应该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而严歌苓则在前辈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她认为:“母性包含了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6］在她的笔下，母性更多地与雌性本能相连，带有藏污纳垢的宽厚与原始，这种混沌不但丝毫无损于母性的完整，反而以其包藏万物而生生不息。小说《扶桑》便塑造了这样一个代表雌性典型的女性形象。

19 世纪中叶的美国，华人被视为“卑劣民族”而不能见容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女性移民更是处在本族裔和外族男性的双重压迫的夹缝中，艰难地求得生存。扶桑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她出身于农家，从小就跟广东一个8 岁的少爷定了亲。成人后，未曾谋面的丈夫先行出海淘金去了，她被迫与大公鸡拜了堂，被拐到美国后又数度像牲口一样被标以斤两拍卖，受尽嫖客的侮辱。照常理，她应该像普通女子那样绝食，或者拼命拉客直至病死;然而，她对这一切灾难竟能泰然处之、逆来顺受，对被迫做妓女不但毫无怨言，还是一个“敬业”的妓女，她对每个嫖客都笑得真心诚意，对每具男性肉体都只有迎合，并从中得到“最低下，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她就像开在废墟上的“恶之花”，摧残没有使她枯萎，反而愈发娇艳。作为人尽可夫的妓女，她的一生在社会意识的层面上是痛苦的、屈辱的，从道德观看来这本是女性的不幸，社会的耻辱，道德的沦丧。

在此，严歌苓穿透社会道德层面，转向人性层面，赋予了扶桑以超脱社会功利的自然本色，把一般人眼中那些代表了“无耻”的品行从扶桑身上轻轻滤出，上升为一种远古雌性的大度、宽容以及对人性种种弱点的容忍。在扶桑的身上，张爱玲信仰的地母形象隐隐跃出。

首先，从外貌举止上来看，扶桑“成熟、浑圆、高大、实惠，动作迟钝，口慢脑筋慢”，她“微笑得那么无意义，带一丝蠢气”;甚至也出现了一些动物的特征，当她被搁在贩卖的船舱里时，“嘬起的嘴唇和垂下的睫毛使她脸上出现了母牛似的温厚”，上岸称体重时“卖力地吊在那里，被猎来的兔那样团团缩紧腿，让人看详尽”。这和张爱玲描画的地母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年轻、美丽、肉感、带点懒散和淫荡的女人。

其次，就女性角度来看，扶桑的个性中具有浑然天成般的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她温顺、谦卑、坚忍、善解人意、天真得原始。扶桑就像地母一样，承受着所有外力的侵犯，即使历经无数凌辱与苦难，她仍然在卑微的生存境地里，以博大的宽恕与慈悲释放出最远古的“雌性”的光辉。作者借儿童克里斯——一个只有12 岁、没有受到更多种族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能够以他未谙世事的眼睛和心灵来感受原始的人性美和生命本能的力量的男孩的视角，对扶桑作了全新的诠释。

扶桑是慷慨的。她不图嫖客的钱财，也不去辨认他们的身份高下，“你没有技艺，也没有妖惑的妩媚，丝毫不带那千篇一律的淫荡眼神。你的平实和真切让人在触碰你的刹那就感到了。你能让每个男人感受洞房的热烈以及消灭童贞的隆重。”

扶桑是慈悲的。她虽受尽折磨，却真心诚意接待各种客人，尤其是那些离乡别井来美国淘金的苦力。她会极具同情心地在茶馆后面的床铺上接待那几个菜农;在白人袭击唐人街时，她的肉体成为种族主义者们泄愤的工具。她以母性抚慰着在异国他乡的单身中国男人，也以肉体充当了阻止种族冲突的战壕，她牺牲自己以换得双方的宁静，就如同耶稣以肉身拯救上帝的子民一样，将十字架上的受刑看作是对苦难与罪恶的救赎。

扶桑是宽容的。当人们一再掠夺和侵害扶桑时，她的姿态并不是被动的和痛苦的，反而是包容和宽恕的。扶桑心底埋藏着对白人男孩克里斯的爱情，她的内心呼唤着他的名字，尽管他背叛过她，在茫茫人流中强奸过她，但她依旧不计前仇，将那颗纽扣珍藏在发髻里，同时“掩藏起最远古的那份雌性对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与宽恕”。

扶桑是坚韧的。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甚至只是被压迫者的消遣对象，可以说是最卑贱、最软弱的人。然而，扶桑把一切巨大的苦难都看作是对她的成全，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以一抹谜样的微笑面对生活。即使在遭到轮奸时，她也只是无声地迎合与包容，“如同雾包容无论多嶙峋的礁石”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她的人。她这种异常的表现比受伤者的惨叫或惨不欲生的情景更令人心碎。在血淋淋的平静中显示了华裔女性所特有的一种坚韧。

扶桑是自由的。她拥有“最自由的身体，因为灵魂没有统治它。灵魂和肉体的平等使许多概念，比如羞耻和受难失去了亘古的定义”。扶桑能听从身体的自然属性——来自她体内的“性”的生命力的召唤，在被毁灭、被践踏的同时释放自己，“从这照理是巨大的痛苦中偷欢获益”。克里斯本来认为，她应该是一个等待被救赎的女人，但他最终明白，扶桑不能也不需要被救赎，因为“她心里实际上有一片自由”。

严歌苓钟情于描写扶桑“跪着宽容世界”，扶桑示弱以纳强，用宽容的母性胸怀包容着以雄性为代表的强势力量，她无私地给予，将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开出绝美的花来，这花在抚慰了男性的身体和心灵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他们的征服与超越。缘此，跪着的扶桑美得惊心美得夺目，不仅化解了大勇的暴戾之气，也消弭了克里斯种族无意识积淀中对异族的仇恨与恐惧。此时的扶桑已经不是唐人街那个华妓，狭义的道德在这里已无法解释，只能归结到一个更大的宗教般的道德范畴中，远古雌性的力量便是这种道德的主宰。扶桑这个“天生的妓女”“旧不掉的新娘”，她从原始走来，是个“真正的、最原本的女性”，“健壮、自由、无懈可击”。

二、弱者以自我牺牲实现救赎

严歌苓跨越百年、回眸扶桑的年代不是为了书写东方人在西方的传奇，而是由文化意蕴的剖析回归至对人性内涵的终极讨论。一曲《扶桑》实际上是对“包涵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的母性的赞歌。严歌苓较为推崇东方女性的传统善良，她认为这种“古典的善良”是潜伏在女性意识深处的美德，是一种弱者的宣言。当她置身西方社会，不由感叹现代文明逐渐褪去了女性心灵中这种古典的美德，从而往往使一个女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沦为输者。但是，“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她认为，没有了这种母性的善良，世界将会没有光彩，所以她塑造出扶桑这样的女性。

《少女小渔》就是这样一篇“弱者的宣言”。在严歌苓的想象当中，每个女人的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这可以说是小渔最好的注解，她处处忍让顺从，在人和人的竞争、倾轧中，她是甘愿吃亏、甘愿输的那个，而她的好心眼又使得她对于所吃的亏不以为意。她把少女珍贵的童贞轻易献给了一个垂死的病人，仅仅缘于她令人匪夷所思的同情心。为了“身份”，她听从男友江伟的主意，只好靠借来的一万五和意大利老头假婚。没想男友江伟事后却比她还委屈。她想哭，“但见他伏在她肩上，她觉得他伤痛得更深，把哭的机会让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于是，“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为了避免被移民局清查，小渔和老头假同居。老头趁火打劫一再涨房租，小渔不吭声就付钱，因为江伟知道了会找老头麻烦，她“宁可拿钱买清净”，于是“她瞒着所有人吃苦”，步行上下工。她甚至一点也不在乎头的委琐和鄙俗，用真诚的关爱与他认真相处，偷偷帮着收拾邋遢的房间，还在门口种了花。在小渔眼里，老头与情妇瑞塔的相依为命，即使是“一塌糊涂的幸福”，也让她觉得“很感动、很感动”，而当她发觉自己夹在中间妨碍了他们时，“心里的惭愧竟真切起来”。小渔发现老头摔伤了，不顾江伟的阻拦送老头上医院。小渔没有高尚的想法，只是抱着一种朴素的信念: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的手能变得好些，世上没有理应被糟蹋掉的东西，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7］。她考虑的总不是她自己，而是他人，而这种对他人的怜悯和包容却使她有着“弱者”的不尽的魅力。因为这种母性的力量，原本“每一天都过得像末日”、自暴自弃的意大利老头找回了生活的勇气与做人的尊严，甚至开始出门卖艺;他去除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重新变得文雅、宁静;“他仍爱赤膊，但小渔回来，他马上找衣服穿。他仍把电视音量开得惊天动地，但小渔卧室灯一暗，他立刻将它拧得近乎哑然。”当小渔临走时，意大利老头交给她一张火车月票，“当她接过它时，他脸上出现一种认错后的轻松。”评论家陈思和曾说过，《少女小渔》“所证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8］216，小渔身上的纯洁真诚的人格品性和至善至美的质朴情感，代表了东方传统文化美德的精华，“只有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才能确实地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8］216。而小渔身上的善良与真情正是寄寓了严歌苓的期盼，虽然只是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也显得尤为可贵。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继《扶桑》之后又一部妓女题材的小说，然而，和《扶桑》不同的是，这次是一组秦淮妓女的群像，并且是一群与天真原始的扶桑绝不相类的风尘女子:她们风情万种、放荡颓败，她们辗转欢场、饱经世故，她们甫一出场就惊世骇俗:

书娟和一个同屋女孩这才看见两个年轻女人骑坐在墙头上，一个披狐皮披肩，一个穿粉红缎袍，纽扣一个也不扣，任一层层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泻出来［9］。

然而，严歌苓却硬是要从这些风尘女子欢歌浪语的背后，去触摸她们隐秘的心灵世界，穿透那层繁华与苍凉间的悲哀无奈去发掘她们貌似孱弱的身躯中所蕴藉着的巨大伟力。小说以“我姨妈”书娟作为叙述视角，讲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这群披头散发的风流窑姐无处栖身，死乞白赖地躲进教堂，与威严的神父，以及另一群纯洁懵懂的少女共同面对血雨腥风的故事。一边代表着最卑贱的肉体，一边象征着最圣洁的灵魂，严歌苓以其惯有的敏感和绮丽的风格，不动声色地逼视着人性在绝境中不为人知的复杂和丰富。

这群胭粉大军转眼间便将秩序井然的教堂糟蹋得乌烟瘴气，窑姐们“打打闹闹，满口秽语，扯起斗篷就当地方便，围成一圈就猜拳吃酒，一股辗转欢场的邪媚糜烂之气恣肆蔓延”［10］。她们缺乏知识、没有信仰，在这铁蹄肆虐、江山覆巢的危难时刻，她们依然冷漠麻木地逍遥快活，骂骂咧咧地戏弄神父、醉生梦死亵渎权威。阿多那多面对这样一群不知亡国恨的女子愤然叹道:“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9］如果说扶桑还能于污浊中保有那份天然的雌性，那她们应该算得上自甘下贱地荡尽了雌性中的母性因子;如果说扶桑是宽恕悲悯的，那她们只能是粗鄙狂放的。

严歌苓当然不是以一幅“乱世后庭花”的艳情图来吸引猎奇的目光，她一如既往地注入了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对女性生存的关照。透过那影影绰绰的桨声灯影，我们看到了这群秦淮妓女真实的生存图景。她们其实是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边缘者，谁天生淫荡?谁自甘沦落?多半生逢乱世、误入青楼，一介弱女子翻覆不出命运的掌心，只得倚楼卖笑、忍辱偷生。这里，玉墨是作者浓墨重彩刻画的人物，她出身大户、满腹诗书，性格刚强、不甘下贱。因此，纵使沦落风尘却依然淡定娴雅，她人前刻意装扮的大家闺秀的气质、不无做作的应酬，正是她努力想改变人们的看法，渴望被人尊重，试图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行为表征，与书娟父亲的交往和恋情是迟暮美人的人生赌注。纵使是积习缠身的红菱和豆蔻也有她们泼辣直爽或者单纯执着那美好的一面。然而，歧视与偏见就是一道无形的屏障，始终将窑姐与常人等而划之。玉墨那脆弱的“爱情”在身份被揭穿之后如青烟飘逝，书娟也为此对她有着深刻的仇恨;人人都可以鄙视、唾弃她们，为逃避侵略者躲入教堂时，不仅陈乔治说“别人动得我动不得?”阿多那多甚至用一条江北嗓门喊着:“神父，放她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就连唱诗班的女学生们都时时处处显示着高贵、尊严，像“菩萨看待蛆虫一样见怪不惊”。玉墨跳“狐步舞”时的心理活动和舞姿神情最能体现她的内心向往和必将面对的冷峻现实之间的矛盾。她们注定遭尽世俗玩弄却不为世俗认可，一生辗转于无边的炎凉之中逃不开尘世的宣判与道德的仲裁。无限的孤独，无望的反抗，既如此她们干脆以彻底的沉沦来嘲弄那道貌岸然的神圣权威，曲折地表达内心对尊严的渴望和对世俗的抵抗。

然而，就像厚实的大地承受了一切灾难、却孕育着无尽的生命一样，正是在这些经受了种种伤害、为俗世唾弃又无人来救赎的风尘女子体内蕴藉了救赎的伟力。

在战争的恶魔面前，十万国军齐解甲，代表着上帝的英格曼神父也失去了他往日的权威，他无能阻止日本鬼子枪杀中国伤兵，甚至连他自己收养的陈乔治也倒在中佐的枪下。当日本鬼子将魔爪伸向纯洁的唱诗班少女时，以玉墨为首的十三钗挺身而出，让渡了生命延续的权利!这一刻让人想到斥奸骂贼的李香君，想到毁家纾难的柳如是;这一刻有荆轲的易水悲风，有孟子的舍生取义;这一刻，虽然她们仍未能祛除身上的种种陋习，对不公的男权社会也始终难以抒怀，但是，她们历经反抗世俗到救赎俗世，始终真诚地守望人性的本真。此时的书娟也不再执念于玉墨与父亲的旧情，而是拷问内心神圣与淫邪的分野，获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最终越过仇恨，走向宽恕。

“这究竟是怎样一群女子?她们在纵情与舍生、放荡与圣洁间大步往来，一边是谵妄的欢场俗行，一边又是救赎的广博胸怀，她们注定了在肉体上跌落地狱，但是她们又倔强地在灵魂上仰望天堂。这群倔强异常的女子，叩响了人性深处向美向善的门环，也隐喻了人性对于文明的最终皈依。”当白衣黑裙的玉墨腰里藏着那把小剪刀，像小女孩犯了小错误一样对走过身边的大佐侧脸娇羞一笑。血与火的光影中，那分明是百年前的扶桑在微笑，而这微笑如此的壮烈和铿锵。

三、强悍的民间生存哲学

历史是严歌苓进入想象世界的布景:扶桑来自于她偶然间见到的一个百年前的华裔妓女的照片和图书馆一百多本华人移民史书;玉墨等十三钗来自于她对南京大屠杀那段惨痛历史的回眸。这次，严歌苓把目光从海外移民史转向了中国现当代史的纵深处，从多少有点特殊的移民或妓女转向了芸芸众生:她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作为背景贯穿了一个普通女人从青春到暮年的一生，延续了她以个人生存经验而非宏大历史叙事揭示人性关怀的写作特质，执着地表达了“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就是弱者”的理念，演绎了一种强悍的民间生存哲学。

王葡萄是《第九个寡妇》中最光彩照人的女性，生活对她来说是残酷的，但她在生活面前始终是主人，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存哲学。她一生中似乎始终伴随着苦难:7 岁时就死了父母，逃黄水逃到史屯才被孙家收为童养媳，14 岁就成了寡妇;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农村不断发生剧变的历史阶段，常常面临严峻的人性和生存考验。然而，这并不妨碍她理直气壮地生活，也不妨碍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爱愿望。这种强悍的生存哲学突出表现在葡萄救治被错划为恶霸地主枪决而未死的公爹孙怀清(事实上葡萄把他当作亲“爹”)、并将其掩藏于红薯窖中这件事上。20 来年，她始终以不变应万变，使自己和“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政治运动带来的危机。后来，“爹”逐渐失去了很多能力，像一个大婴儿一样只能完全处于葡萄的照顾之下，如同乌鸦反哺。母性和女儿性就这样融合在葡萄保护公公的过程当中。

葡萄作为中国农村的普通妇女，她对社会变迁漠不关心，不过是“季节变化、花落花开、树枯树荣”，好像一个浑顽未开、不谙世事的孩子。葡萄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不会避人，没有胆怯，不知轻重”，天灾人祸在葡萄这里全是见惯不惊、大事化小的。葡萄实心眼，“爹”叫她去讨债，她就“人不还账她绝不饶人”;她能披头散发，一身猪粪地追到炼铁炉的地方大叫“把我的锅还来”。葡萄对“解放”没有概念，不知道究竟解了什么又放了什么，因此，革命寡妇蔡琥珀、干部孙少勇、演白毛女的女战士对她而言都难以理解;革命话语在葡萄这里都落实为柴米油盐，她成了养猪模范的意义就在于从此“馍”有“饭”;村里闹饥荒，葡萄没有饿着肚皮喊口号，她在公公的指导下尝试着做一切可吃的东西，还尽力去帮落难的邻居;四清运动、知青下乡甚至“文革”对葡萄而言，大概跟戏台上闹剧类似，她并不费心去弄明白它们的具体含义，这一拨拨的人都是史屯的过客。她的责任一直都是保护“爹”，一年看两次儿子，尽力帮助她身边的可怜人，不论他的出身、地位和前途。无论形势如何，葡萄始终能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并能把人看作高于任何理念的个体。四人帮倒台，葡萄让“爹”出窖;知青回城，葡萄收养了知青留下的私生子;改革开放后她的红薯窖里又开始藏躲避计划生育的妇女了。“葡萄的确是个难得，很真很真的人”，她所秉持的则是朴素的人性论的观念，风雨不动，坚如磐石。

葡萄本色天然地活着。正如严歌苓评价笔下的这个人物:她骨子里是雌性的，在行为上也更多地保持了动物性，她拥有蓬勃的生命力，懂得主动去爱。日子虽然艰难，却不妨碍爱情从石缝里发芽。她和丈夫的哥哥好过，并生有一个儿子，她先后和同村的史家兄弟俩好过，即便是在被男人蹂躏的时候，她内心都透着对男人的怜悯。葡萄如扶桑一般，仿佛是地母的化身，既纯洁又充满肉欲，在苦难的年代里带给男人慰藉，也润泽了自己。她把身体和感情分得非常清楚，爱藏在心里留给心爱之人，而身体则作为施舍馈赠给可怜人。

这样一个王葡萄，在传统观念里她是不洁的寡妇，在阶级定位中她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底层民众，同时还是工作出色的模范、“想落后的生坯子”。“启蒙”“进化”和“阶级”这类概念在民间世界难以找到受众，民间自有自己的一套伦理哲学，它只相信从很远古的史前时代，最有力量的、母系社会的力量。她什么都不管，就像一个母兽似的雌性动物一样，她只是管抚育你、生育你、为你疗伤。葡萄这样一个融农村妇女与民间地母为一的人物，她的生存哲学是以民间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她对所有行为的是非标准是民间潜规则与自然人性的结合。王葡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使她像蒙昧少女一样强大而嚣张、坚忍而娇媚，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

《一个女人的史诗》是另外一段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存轨迹。主人公田苏菲第一次出场是一个16 岁的教会高一女生，她从小到大都较一般的女孩子单纯、幼稚、甚至有点无知。她“一颗好心，满脑糊涂”，毫不防备，因而常被人所蒙骗。小菲对革命一无所知，只因为一件要不回来的毛衣怕被母亲责罚，稀里糊涂就被同伴伍善贞拉去参加革命了。在部队文工团，她随时准备替补各种角色，大伙拿她寻开心，她不羞也不恼。作者着意刻画她性情中不为尘世所染的纯和真，正是为以后她对爱情的选择做出铺垫。

和葡萄一样，小菲在爱情的选择上是主动的。她敢于和命运抗争，即使这抗争只是将她带入一场痛苦之中。小菲18 岁那年，因为看得欧阳萸几笔漂亮的毛笔字就要爱他一生，而且为了这个还不知道爱不爱他的男人还拒绝了旅长都汉的爱，而这份爱是一张通往安逸、富贵生活的通行证。忠于自己感觉的小菲自然不会为了地位和权势所动而牺牲自己的爱情，但是，对她来说选择欧阳萸实在是不明智的:她和欧阳萸本来就是来自两个世界，欧阳萸出身于书香门第，风流倜傥、学识渊博，他所钟情的是和他一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才女，而田小菲都不是。巨大的差距注定了他们的爱情是一场互相折磨。而都汉不仅深爱着小菲，而且还懂得她的价值:真——这份“真”在欧阳萸那里却被视为“俗”。小菲那份与葡萄类似的强悍使得她飞蛾扑火般选择了欧阳萸这个让她为情所困为情所苦的男人，半生磨难，爱得死心塌地，呕心掏肺，甚至不在乎欧阳萸别有所爱，只要他爱她的“单纯”就够了。小菲未婚先孕促成了她和欧阳萸阴差阳错的结合，此后，小菲一生都在用尽全力追求一个男人——从她最灿烂的青春，到她渐归于平淡的中年——尽管这个人早已是她的丈夫。

小菲对欧阳萸的爱因为崇拜而卑微，因无私而崇高。她的爱，不仅仅是一种男女关系的两性之爱，包含亲情，更多的是一种母亲般的怜爱。虽然婚后欧阳萸对她始终不冷不热、甚至还一次又一次出轨，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最大的痛苦，而小菲只如同大地藏污纳垢一般将丈夫带给自己的痛楚一并接纳;风雨飘摇的年代革命的运动一个一个接踵而至时，欧阳萸总是受到冲击，她以女人柔弱的肩膀和坚强不屈的韧性承受一切苦难，荫蔽爱人和家人度过每一场劫难，最终赢得丈夫的心。《一个女人的史诗》实际上就是小菲心灵的苦难史，生活慢慢将她磨砺得庸俗、老练，为了所爱的人，她可以奉献一生。

严歌苓谈到这部作品时说:“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她的情感世界多少次被颠覆，多少次寻找情感的疆土和版图。”特别是小菲这样将一生的目光都专注于她所爱的男人身上的人，“只要能得到欧阳萸的爱，再来一次‘文革’才好呢!”［11］她根本不在意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历史就仿佛是一件无法卸下的道具，陈设在那里，任由大王旗在城头变幻。这和葡萄何其相似，似乎那样动荡的年代仅仅只为了成全她们那份强悍的生存哲学。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苦难往往与女性形影不离，屈服还是承担由此成为考量女人及人性的试金石。即使遭到了尘世中种种伤害与抛弃，扶桑、小渔、玉墨、葡萄、小菲、婉喻……严歌苓笔下的这些女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挺身而出，以素手柔荑撑托起令男人们也倍感吃力的苦难，证明了弱者自有他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容纳尘世间一切看似肮脏的东西，同时也能摧毁尘世中一切貌似强大的力量。犹如大地的沉默和藏污纳垢，所谓“藏污纳垢者，污泥浊水也泛滥其上，群兽便溺也滋润其中，败枝枯叶也腐烂其下，春花秋草，层层积压，腐后又生，生后再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无穷”，其恰如大地本身，“大地无言，却生生不息，任人践踏，却能包藏万物，有容乃大”［8］216。这里，严歌苓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开启了一扇通向历史深处的闸门，从远古的雌性那里寻找人性之美，并且极力讴歌人物在污浊中绽放的这种纯朴、本真和原始美，表达了对本真人性内涵的终极关怀和高度礼赞。

［1］ 陈瑞林.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J］.华文文学，2003，(5).

［2］ 沈从文文集:第12 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

［3］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138.

［4］ 女作家聚谈会［J］.上海杂志，1944，(13):1.

［5］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 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70.

［6］ 严歌苓.扶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77.

［7］ 严歌苓.洞房·少女小渔［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0.

［8］ 陈思和. 谈虎谈兔［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J］.名作欣赏，2006，(13).

［10］ 张健. 苦难与女性:解读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

［11］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