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鸿 雁

(黑龙江大学a.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中心;b.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汉魏时代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伟大变革时代。古典诗歌在汉魏阶段开始由抒情向写实转化，从“诗言志”到“缘事而发”;当诗歌由抒情言志转向叙事之时，汉魏叙事诗就呈现出了新的审美品格。汉之前的雅正诗歌转化为对世俗生活的描写，汉之前神秘的背影变成了明朗的身姿。在叙事情感上，汉魏叙事诗的情感倾向鲜明。出现了“讲述”与“显示”两种情况。“讲述”是冷静的情感，客观的陈述;“显示”是有鲜明立场的，汉魏叙事诗以批评的角度和立场，叙写小人物的狂欢，充满诙谐性。汉魏叙事诗的“讲述”与“显示”都体现了强烈的情感倾向与政治倾向。

一、汉魏叙事诗的“讲述”:客观陈述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代发展至汉魏阶段，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强大统一的汉代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社会关系空前复杂、矛盾剧烈冲突的时代。李泽厚说:“如果不单纯从理论角度而更为广泛地从审美意识的形式发展上就更加重要。楚文化与先秦北国文化的交融结合是在汉代完成的，由此而打破了南北文化很少联系接触的状态，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为这个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部分，中国古代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在汉代完全形成，并成为汉民族的久远的传统。这也是后来佛教艺术大量输入，但却不能根本改变中国艺术的特征的重要原因。”［1］汉魏叙事诗第一次大规模地描述汉魏时代的社会现实，正视汉魏时代的诸多社会问题，把脉时代的命运与症候，叩问时代的脉搏与前景。

诗歌至汉魏阶段，诗风斗转。先秦时代的吟咏抒情渐次式微，先秦时代，像“周人史诗”这样的历史宏大叙事悄然退场，朴素的日常生活的叙述跳跃于诗间。

汉魏叙事诗的故事性、戏剧性、叙事性较之先秦时代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叙事性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被肯定与认同。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自是又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观风俗、知厚薄云。”明代徐祯卿在《谈艺录》中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叙事在西方有着悠长的历史。西方学者认为，存在着两种叙事技巧，即“叙述”与“讲述”。《小拉鲁斯词典》1963 年将两词统一解释为“作关于什么的叙述”;《埃米尔·利特雷词典》认为，“讲述”是指“作一次讲述”。《保尔·罗贝尔辞典》指出:“讲述”为“口头叙述某些事实事件或认定为真实的事件”;“叙述”则指“为消遣取乐讲某一虚构的故事”。“讲述”是借助于具体的事实，即叙述者与听众或多或少都熟悉的事实;“叙述”则是自由叙述，或者类似自由的叙述［2］369。汉魏阶段的叙事诗显而易见并非西方所说的“讲述”与“叙述”，而是出现了“讲述”与“显示”两种情况。

汉魏叙事诗在叙事情感上倾向鲜明，“讲述”是冷静的情感，客观的陈述。

究其缘由，概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有关，中华民族历来讲求温柔敦厚、不偏不倚、谐和中庸、“发乎情、止乎礼”。时至汉代，儒家的地位渐次巩固，情感的要求近乎定型，“讲述”趋于主流。不唯如此，被誉为20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的法国结构主义大家罗兰·巴特在1953 年发表的《写作的零度》中，阐释了其著名的“零度写作”理论，与中国的“讲述”异曲同工。零度写作是一种中性的、“客观的”写作方式，与传统写作中所极力倡导的“文字的现实的客观再现”全然不同。零度写作是一种以客观的、“零度”的感情投入到写作行为当中去的一种习作。零度写作并不是没有感情，更不是抛弃情感，而是得以客观、中性、从容地叙述。“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3］。

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讲述这一悲剧的时候，就是异乎寻常的冷静，作者脱身事外，客观冷静甚至可以说冷酷地陈述故事。“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因何徘徊?因为婆婆的驱遣，“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丈夫百般求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婆婆确是“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于是夫妻作别，“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全诗无一句赘语，无一处情感的渲染，无一处情绪的张扬，却又抚人心神、荡气回肠。

胡应麟曾评价《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一首，骤读之，下里委谈耳;细绎之，则章法、句法、字法、才情、格律、音响、节奏、靡不具备，而未尝有纤毫造作，非神化所至而何?”［4］王世贞也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5］沈德潜更说:“庐江小吏妻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杂述十数人口中语，歌肖其声口，真化工笔也。”［6］

“讲述”是一种立场，是一种态度，是一份坚守，是一份肯定。这样的“讲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汉魏时代叙事诗的历史选择。

二、汉魏叙事诗的“显示”:立场鲜明

汉魏叙事诗不唯“讲述”，还有一种更加精彩的叙述方式——“显示”。“显示”是有鲜明立场的。汉魏叙事诗产生于汉魏社会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先秦《诗经》时代文雅正统的儒家观念，在汉代渐行渐远。汉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已经剥离了宗法、等级、礼教的束缚，人的个性精神得以极大地张扬。个体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叙述的更为真切与真诚，这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风格始终呈现于汉魏叙事诗歌之中。汉魏叙事诗叙述态度明朗、立场鲜明。法国哲学家萨特提出过“介入”理论，他认为，文学应该介入生活，而不是不偏不倚地描画。“作家既然意欲自己对于世界而言具有本质性，他又怎么能意欲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包藏的种种非正义行为而言也具有本质性呢?”也就是说，作家的本质是自由的，他在文学创作中满足自己对于世界本质的感觉，但在他所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中，却包含着种种非正义的行为，这就与他所要表现的自由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必须“介入”生活。“介入”是指作家把现实世界看作一个还在“生成的世界，以自由的情感描绘创造一个体现自由本质的世界”。汉魏叙事诗的“显示”就是对生活的“介入”与描述。

汉代诗歌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罗根泽说:“就乐府说罢:汉代重在社会问题，魏代则浸入颓废的人生观的意味，六代则情歌最多，唐初则空中楼阁地表达着理想国的境界，中唐以后则又渐渐地走到社会问题上边。”［7］在社会问题的描述中，它以批评的角度和立场，叙写小人物的狂欢，充满幽默和诙谐。《陌上桑》就是其中最赋予意义的杰出代表。《陌上桑》开创了桑园这一重要的母题。法国著名汉学家桀溺说:“‘罗敷’一诗承担了，也概括了一个悠长的过去，以及一个最有原始想象和基本冲突的领域。桑树和桑园在引发礼仪风习、神话传说或者是道德思辨的繁荣间，展现了一幅中国文化初始阶段的画图。《陌上桑》继承了这一遗产，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其矛盾之处。可以说，它既集中了一切传统的成果，同时作为新诗体的样板，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而马卡布律在西方似乎也占据着同样的地位，请汉学家们对它类似的形势稍事注意。但是，在中国方面的事实或者终能看得更清楚些。我们之所以承认罗敷诗在以桑园为主题的诗歌中的卓越地位，并非仅仅由于它的文学价值。它是代表一个过渡时期的典型作品。在这个时期，古典诗歌的体系开始从民间抒情诗的思想及语言方式中脱离出来，同时从那时起，两千年的帝国政治和社会基础也奠定下来。如果想在汉代文学中寻找这一发展的标志，那就没有比罗敷诗更有力的证据了:确实是它把同样丰富、标志着中国文化两个时代的前后作品连接起来。”［2］313《陌上桑》站在人民的立场，充满幽默的喜感。女主人罗敷出场在一个明媚的春日，各种渲染其美丽，可见作者的喜好，因为对平民女子罗敷的喜爱，才用溢美的语汇描述、渲染。在一片欢乐中，使君出场了，形势陡转，面对“宁可共载不”的邀约，我们可以推断罗敷或接受，或推辞，但是很难想到是这样以夸耀夫婿优秀的方式婉拒，这是弱者对强权的抗议，这是平民对权贵的回击，更是浓烈情感的“显示”。

汉魏时代，一改以贵族生活为主体的宗法制社会内容，转而描述以平民生活为主体的市民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精神求索、他们的人生狂欢，所有这些都“显示”为鲜明的立场。

三、“讲述”与“显示”的政治维度

文学与政治相伴相依，始终不离不弃。马克斯·韦伯说:“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的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乃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利或影响权利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8］汉魏叙事诗的言说:“讲述”与“显示”也必然带有不可超越的政治维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孔子说过“兴观群怨”，《诗大序》说文学:“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韩愈和柳宗元说“文以明道”，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都是在论及文学与政治的血肉联系。

汉魏阶段彻底摒弃了先秦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关系以及原始时代的群体意识，个体生命意识的崛起，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文学是人学，必然要反映人在这个时代的命运与症候。于是，汉魏阶段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无论“讲述”，还是“显示”，都倾尽全力地坚守人的尊严与立场，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从没有这样强烈过。同时，政治在稀薄与弱化，这就使得汉魏叙事诗世俗化的倾向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在叙事内容上，先秦时代“周人史诗”这样的宏大叙事变成了《陌上桑》这样日程常生活中小人物的朴素生活，而这生活又是充满幽默诙谐的。在叙事方式上，由情感的直接宣泄变成“讲述”与“显示”两种言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汉魏时代这样从容与自信，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汉魏时代这样灿烂与辉煌。四百余年的汉代留给历史的是千古的绝唱，留给我们的是行者的悲歌。汉魏叙事诗凭鲜明的情感立场，独有的政治视角，以“讲述”与“显示”两种言说方式娓娓道来。汉魏叙事诗是汉代色彩斑斓的生活的写照和缩影，是汉代丰富多元的社会生活的图景与画卷。这里有一代流离苦难的人的襟怀，这里有一代命运孤寂的人的风华。

汉魏叙事诗的存在，让我们有了与古人相遇的机会，让我们有了与古人对话的可能。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千古良篇，还给我们留下了深长的思考。汉魏叙事诗触摸了我们心灵深处那份独有的温暖与感怀，撩拨了我们心中那份久违的柔软与情怀。

［1］ 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28.

［2］ 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3］ ［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译者前言.

［4］ 胡应麟. 诗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31.

［5］ 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二·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80.

［6］ 沈德潜. 说诗晬语［C］//原诗·瓢诗话·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00.

［7］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北京: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1:2 -3.

［8］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