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波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山东淄博255046)

论银行信贷对节能减排有效性影响

冯 波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山东淄博255046)

通过对银行支持节能减排相关文献的梳理，提出当前国内银行在节能减排中发挥有效性观点，尝试建立银行支持节能减排有效性理论评价体系，并以实际数据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以期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金融支持节能减排有效性研究方面有创新发展，为发展绿色金融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及手段。

节能减排；银行信贷；有效性

节能降耗、保护生态环境，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面临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找准节能减排这一产业转型和升级的突破口，实现单位产出能耗降低和主要污染物减排的目标，以期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银行业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理应发挥重要作用。

一、银行推动节能减排理论梳理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国家较早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应地,金融业投资观念和环境保护观念也随之改变。有关环境保护的新金融投资理论已经取得相当成果。从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看，银行业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动因主要来自经济利益和制度要求两方面，主要理论观点有：其一，环境风险论。该理论认为，“环境变化带给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有气候变化风险、环境风险、法律风险等”。[1]气候变化风险是指气候变化可能引发银行客户经营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引发较大数额损失而造成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环境风险主要指因环境问题而影响银行客户偿债能力以及所抵押资产的实际价值，甚至可能引发商业银行承担环境污染清洁的连带责任等，从而威胁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法律风险是银行客户因违反各级政府关于减排及环境治理而设定的环境法规，被处罚甚至关停，进而产生债务违约风险。其二，制度与道德规范论。该理论认为，银行在追求利润过程中，时刻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制约，不可能无限度地追求利益最大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气候变化和环境资源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银行的利益相关人，包括金融消费者、服务供应商、各级政府部门都从各自层面强化了对商业银行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约束，并通过制度安排和社会问责等方式约束银行业的资金运用，提出更多的环境影响质疑和要求。其三，经济转型机会论。“虽然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节能减排’成本明显不同，但每个国家、每个行业实现节能减排的途径都是通过发展低碳能源产业等朝阳产业，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1]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相关预测，2030年全球节能减排项目资金需求将超过1000亿美元。低碳环保、新型能源等朝阳产业的快速崛起将对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提出新需求，这为商业银行发展提供了新盈利增长点。

当前各类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金融企业越来越重视对适应环境保护的金融发展战略的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看，2003年美国学者T．E．Gradel和B．R．Allenby开创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研究的新阶段，他们合著的《产业生态学》(第二版)被认为是当代金融与环境保护的基础理论，该著作将银行作为服务业的一类加入服务业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中。他们认为，传统环境法规和管理体系包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即环境压力主要来自制造业，而非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后果。该理论的创新在于，他们认为实际上环境破坏已经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负面结果。这一理论对于已经实现产业升级，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来说，奠定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但他们研究的角度和重点是整个服务业与环境保护问题，而非专门针对金融与环境保护问题，所以没有深入研究怎样评估金融对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的潜力。我们认为，鉴于金融部门的特殊性以及与整个经济社会的紧密联系，从国情出发，有必要对银行业在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和效能的研究中，将银行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部门，研究和评估我国银行业对节能减排的影响。

二、银行推动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经验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同年，国家环保局颁布《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商业银行开始涉足环保领域。2007年以来，中国环保总局会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相继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三项“绿色金融”。随着近年来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关注，节能减排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我国绿色信贷开始得到各银行机构的重视。各层级金融机构、环保机构纷纷响应，陆续出台了绿色信贷实施方案和细则。从国内银行业实施情况看，中国工商银行于2007年9月出台《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确立信贷“环保一票否决制”原则，对不符合环保政策的项目不予贷款，对列入“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的企业和项目，在限期内暂停所有信贷支持。在工商银行体系内实施法人客户“环保信息标示”，并建立客户环保风险数据库。国家开发银行提出了除严格控制“两高”行业贷款外，推出了节能减排专项信贷产品，重点支持水污染治理和处理项目、火力发电脱硫治理等。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不仅自身积极实施节能减排绿色信贷政策，还主动加强与国际环保项目的对接与合作。如兴业银行2006年5月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能源效率融资项目合作协议》，由IFC向兴业银行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本金风险分担，支持国内人民币绿色贷款。2008年2月25日，双方签署二期合作协议，合作额度1亿美元，用于支持兴业银行发放总额达15亿元人民币的节能减排贷款。为推动节能减排，该行2008年10月，率先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即对总投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融资履行审慎性审核调查义务，评价、识别其环境与社会风险，帮助客户解决项目环境与社会问题。同时，利用赤道原则这一风险管理工具，筛选优质项目，提高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能力，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和业务流程。在组织架构上，兴业银行2009年1月成立专营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后升格为总行一级部门——可持续金融部，组建了项目融资、碳金融、市场研究、技术服务、赤道原则审查等五个专业团队。并在所有一级和二级分行中设有专职绿色金融产品经理，协同经营团队推进业务发展。在制度层面，出台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包括赤道原则项目管理办法、分类指引、环境与社会风险专家评审规范等。

三、银行信贷对节能减排有效性分析

目前，国内银行支持节能减排与环保工作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也刚刚开始，在金融如何介入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法、手段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金融介入的有效性研究缺乏理论探讨，同时也没有系统的评价体系来分析评价金融手段的有效性。在坚持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基本原则下，探索银行业进行“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性，通过一定的方法测度金融支持“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判定、识别金融介入的有效工作区间，提供有效性的方法及措施是当前银行业参与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银行介入的效用机理：解决节能减排的“多重失灵”问题

1.“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市场失灵——市场环境下企业进行环境保护博弈关系

在关于企业是否实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决策博弈模型中，我们可以将现实经济运行中众多企业的博弈关系简化为两企业博弈模型。假设两企业均独立决策，没有其他外部干扰因素，同处一个市场内，其策略和利益因此具有通过市场因素而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模型即可看到，在无外部因素，仅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进行环保生产必然增加成本支出，并进而导致利润下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此该博弈关系只能有一个纳什均衡解，即两企业都选择非环保型决策。所以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可能采取环境保护的方式进行生产，“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

通常情况下，解决市场失灵是引入政府干预，然而在我国国情和制度体系下，单纯政府介入往往低效率。在面临众多被监测者的情况下，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因此在成本收益机制作用下，环保监督部门往往采取环保收费“一刀切”模式，这不仅难以形成有效监督，而且还增加了行业性成本支出，偏离了环保治理初衷。因此在不断改革和完善行政干预手段基础上，引入其他更为广泛而有效的手段成为现实选择，这其中与企业生产联系最为紧密的银行就成为一个可选择手段。

2.银行介入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有效性的理论机理

从银行业角度看，银行介入环保问题具有独特比较优势。

第一，环保防治具有宏观和微观的共性，这与银行业的经营特征一致。环境污染来源于微观企业，因而具有微观性特征；同时诸多微观企业环境加在一起，就形成了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环境问题，具有宏观性特征。所以说，环境问题及其治理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以防治。而银行业的经营特点是既联系众多经济实体，具有广泛的微观特征，又因为所掌握的资金资源、通道以及信贷导向作用的影响，具有宏观协调的天职，与环境问题兼具宏观与微观性特性相吻合。

第二，对比行政监督的低效问题，金融手段更具效率和效果优势。环境问题成因各异，涉及诸多微观经济体，点多面广形式多样，面对行政监管约束，微观企业常常与环保监督部门玩猫捉老鼠游戏，想尽一切办法规避行政监管以降低成本。而行政监督也因监管面广繁杂而面临监管手段匮乏、监督成本过高等不利条件，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监管，因此行政手段往往只能作用于宏观层面，无法应对环境问题的微观复杂性。比较来看，金融手段因与经济体的天然资金关联而具有明显优势，可以直接切中企业的资金命脉。假如行政部门能够安排合理的激励制度，使得银行机构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发挥金融杠杆的微观作用，就能很大程度上弥补行政监督浮在表面而难以深入的低效问题，实现综合治理的特殊功效。

第三，国内环保中的社会监督弱势。从我国现实国情看，社会监督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作为社会监督的的个体具有三个可能角色，即消费者、投资人、社会独立监督者。作为消费者或是投资人都在企业“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中处于弱势状态，同时还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2]消费者会因追求廉价的商品而对企业环保问题视而不见，投资人又因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而在环保问题上“失语”，不可能形成有效监督。社会独立监督者，尽管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但国内社会独立监督的话语权和力量软弱，缺乏有效的惩治手段。因此从社会监督层面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缺乏对环境保护的有效影响。

前述分析可知，从目前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看，环境问题因其外部性和保护防治的公共性而产生了严重“市场失灵”。通常来讲，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是“看得见的手”介入。然而目前我国行政力量介入节能减排与环保问题，其方式和手段仍主要是走行政强制性和事后处罚等路径，并且存在官僚腐败、政出多门和工作效率低等问题而形成微观上的“政府失灵”。从国民角度看，又同时存在“软约束”和“社会监督失灵”问题。而银行业具有宏观协调与微观防治并举的行为能力，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宏观与微观并存特性相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解决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多重失灵”现状，加入金融手段，可以发挥重要的补充和协同效用，弥补其他手段的缺陷而形成综合治理之效。[3]

(二)对银行业开展“绿色信贷”，推动节能减排的实证分析

由前述论证可知，“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兼具宏观性与微观性，因此考察银行业开展“绿色信贷”以推动“节能减排”的实际效果亦需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进行。从微观层面看，银行机构可以通过信贷政策调整，实施绿色信贷从而有效控制企业对非环保项目的资金投入，发挥金融杠杆调节作用。因此，在微观层面银行介入环保问题的效用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中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证明。而我们更关注的是银行在宏观领域对企业节能减排的效力和贡献。本文尝试建立和使用相关指标体系并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来判断银行支持节能减排的效率情况，从而为改进工作，促进节能减排有效性的提高提供参照系。本文将银行业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宏观有效性定义为：一定区域内，银行部门通过信贷政策和信贷投向调整，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同时，实现单位产出能耗与排放指标有效控制。按照这个定义，本文设定并考察银行信贷指标、经济产出总量指标以及企业能耗与排放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确定相关指标，观察各个指标之间变动关系，分析银行业通过信贷手段支持“节能减排”的有效性。

1.指标的选取

(1)信贷产出指标：GDP增长率/贷款增长率。

(2)信贷能耗指标：能耗增长率/贷款增长率。

(3)信贷排放指标：排放指标增长率/贷款增长率。

2.分析方法及相关定义

通过比较一定区域内各个指标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对应弹性关系，可以消除不同类型指标的比较差异。本文设定上述指标波动的现实含义如下：主要观测信贷能耗指标和信贷排放指标，指标含义转换临界值为1，大于1反映银行信贷呈现低效率状态，小于1则相反，即处于银行信贷支持“节能减排”的有效区间，本文将其定义为高效区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设定了信贷产出指标作为另一个临界参考指标，即当信贷能耗指标和信贷排放指标大于1但同时却低于信贷产出指标时，也可以认为银行信贷波动对企业“节能减排”有所贡献，但此时效率较低，为低效区间。当信贷能耗指标与信贷排放指标超出信贷产出指标时，银行信贷支持“节能减排”进入无效区间。

3.相关数据的计算与比较分析

2000～2010年淄博市有关数据情况见表1。

表1 2000～2010年淄博市有关数据情况

数据来源：《淄博市统计年鉴》(2001～2011)、《淄博市金融统计月报》(2000.12～2010.12)。

(1)贷款投放对企业能耗排放的滞后影响。

本文选取2000～2010年间淄博市GDP与各项贷款指标，利用Eviews5.0计算当期指标相关性，二者相关系数为0.980905，呈高度相关。但我们考虑到银行信贷投放对区域经济增长可能有滞后效应，因此也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滞后1期、2期和3期的检验，计算所得两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983072、0.991308和0.987371，因此可以得出该市当期银行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在2年时点达到最大值，因此可以按照滞后2期来进行实证检验。从通常情况看，这也与企业生产建设项目1～2年的工期相吻合。而从企业生产和企业能耗、排放间的关系看，前后两者一般不存在滞后性问题，均为同步正相关关系，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在产出的同时也会带来能耗和排放。因此通过对区域GDP指标与贷款指标的弹性分析，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系来比较、判断贷款指标与能耗、排放指标间的关系。

图1 淄博市2000～2010年信贷指标与GDP、能耗、排放的指数变动趋势

(2)弹性比较分析。

我们将淄博市2000年～2010年的GDP以及工业排放指标、能耗指标分别与信贷指标进行比较，建立相关弹性比较指标，并考核上述指标的变动，形成图1。通过比较分析看出，淄博市作为典型工业城市，能源消耗和工业排放伴随整个经济总量的变化呈同步波动。2005年之前，该市信贷与能耗、排放指标间的弹性波动较小，信贷能耗指数以及各类信贷排放指数在多数年份保持在1以下，除2004年的信贷能耗指标外，其他指标均低于同期所参照的信贷产出指标，表明该地区当期信贷投放及结构分布较为合理，没有造成同期能耗与排放的更高增长，说明信贷推动节能减排有效性得以发挥。

随着2002～2003年全市贷款的高速增长，形成该市2003～2004年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期。由于新增投资主要集中在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行业。如全市2004年制造业投资占比高达57.9%，其中化工、建材(主要是水泥和建筑陶瓷)、纺织、电力、钢铁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分别达14.7%、11.2%、5.3%、4.9%和4.7%，这些行业投资占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达70%，随着投资向产能的转化，以2005为拐点，信贷能耗指数、信贷排放指数开始超过信贷产出指数，金融支持“节能减排”进入低效区间，废水、废气、能耗指数呈逐年递增趋势。随着近年来节能减排政策常态化，政策导向、环保压力、信贷引导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该市工业节能减排逐步进入正常轨道。从具体数据看，随着2007年节能减排等行政干预强化，政府及主管部门针对全市经济特点，在行政介入方式上表现为狠抓企业能耗和废气及粉尘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行政推动一大批小水泥、小建陶、小化工企业关闭，表现在统计指标上的变动即是本文所列信贷能耗指数与信贷排放指数回落到信贷产出指数以下，尤其是信贷能耗指数快速降低，行政干预手段效用得到充分和高效发挥。由于信贷变动对GDP和排放指标的滞后效应，通过建立指数考察体系，观测2007年之后各监测指标的变动情况看出，在行政手段和政策规定常态化后，信贷导向对节能减排开始发挥有效作用。2008年以来，各信贷排放指标均运行于信贷产出指标之下，银行业通过信贷结构调整和方向性引导，对节能减排的贡献处于高效运行区间。

4．回归模型的建立

(1)能耗预测与信贷效应实证。

首先，本文对所获得数据，即能耗指标、经济指标以及信贷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进而选取合理指标建立回归模型。具体见表2。

表2 淄博市能耗与当期相关经济指标及

如果按照我们前面对全市GDP相对于贷款的滞后期为2年计算，以及经济指标与能耗指标同步变动的一般规律，我们对贷款指标与能耗指标(滞后2期)进行相关度检验，两者的相关度明显提高，且接近能耗指标与经济指标的相关度。

通过上述检验，我们拟建立信贷指标与能耗指标回归模型。以2006年以前数据为基础(时间点选择在2006年是因为从该年开始，信贷政策开始逐步关注绿色环保和节能降耗)，通过建立回归模型预测2006～2010年全市能耗值，并比较、分析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在剔除其他影响后，以近似量化观测金融手段对“节能减排”的可能影响。我们选取工业贷款(INDC)作为预测工业能耗值(EN)的自变量。要说明的是，尽管在相关性检验中，工业贷款较各项贷款具有更高相关度，但这只是基于我市工业城市的特点所得到的结果，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可能决定了不同信贷指标与能耗指标的相关度，而且考虑到银行信贷政策调整对工业企业节能降耗的影响并不完全来自于工业贷款，还可能存在其他的间接情况，选择“各项贷款”并加入其他经济变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模型的构建可能更为科学有效。

选取工业贷款和工业增加值作为预测工业能耗(INEN)的自变量，以能耗指标为因变量，按照前述验算滞后期检验结果建立经典回归模型，等式为：

y=a+bx1+cx2+ε

其中y代表工业能耗指标,a为常数项，x1为工业贷款,x2为第二产业产值，e为扰动项。运用Eviews5.0得到估计方程及检验结果如下：

INEN=3364.42-12.809INDC

+5.049IEP

(1)

Dependent Variable: EN(-2)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9/12/12Time: 09:36

Sample(adjusted): 20002010

Included observations: 9 after adjusting endpoints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C3364.421512.87536.5599190.0006INDC-12.808603.132162-4.0893810.0064IEP5.0494511.0422804.8446190.0029R-squared0.802491Meandependentvar3852.364AdjustedR-squared0.736655S.D.dependentvar1033.969S.E.ofregression530.6034Akaikeinfocriterion15.64711Sumsquaredresid1689240.Schwarzcriterion15.71285Loglikelihood-67.41199F-statistic12.18920Durbin-Watsonstat3.179650Prob(F-statistic)0.007705

由检验结果可知，模型拟合性较好，各项指标通过检验，可用于分析和预测。

由模型结果可知，信贷总量的增加与工业能耗之间存在负向回归关系，且相关度高于工业增加值指标，说明全市信贷总量的增加在较大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工业耗能增长的作用。

利用得到的估计方程(1)计算2006～2010年全市能耗预测值并与实际值进行比较，见表3。

表3 能耗测算与实际值的比较 (单位：万吨标准煤)

从估计模型看，银行业信贷投放在节能降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际情况分析，预测结果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包含了行政干预、信贷干预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但由于目前行政手段对节能降耗的影响尚没有有效的统计体系，其所带来的能耗降低难以准确计量，因而也无法推导出金融效用的确切数值。尽管如此，但是建立模型估计方程进行测算并与实际值比较的观测方式，仍不失为一种有效量度金融有效性的方式，在行政政策相对稳定，行政因素的突发性降低后，再通过这一方式进行连续比较观测，将更为有效地观测到信贷手段的影响度。

(2)排放预测与信贷效应实证

按照相同的建模和观测方法，本文将信贷指标分别与各排放指标建立回归模型，计算各排放指标预测值和实际值的差异。为简化起见，此处只列出相关分析表和模型的方程，见表4。

表4 信贷指标与工业废水、废气及

分析结果显示，工业三废排放与工业贷款呈现高度相关性，且存在滞后性1～2年。

信贷与废水排放回归模型为(工业增加值作为自变量不能通过t检验，予以剔除)：

IWwater=3706.683+23.49981INDC

(2)

(4.70)(12.50)

Adj-R2=0.951011， DW=0.827050，

F-value=156.3025

信贷与废气排放回归模型为(工业增加值作为自变量不能通过t检验，予以剔除)：

IWgas=1463.763+2.589541INDC

(3)

(14.73)(10.94)

Adj-R2=0.936882， DW=2.352856，

F-value=119.7470

信贷与固体废弃物排放回归模型为：

IWbody=73.02483+0.882716INDC+

0.408297IEP

(1.67) (3.10)

(4.54)

(4)

Adj-R2=0.978048， DW=1.245939，

F-value=201.4940

将2006～2010年工业贷款及工业增加值数据分别代入上列方程测算2006～2010年度各个排放指标的预测值，并与实际值进行比较，见表5。

表5 模型预测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指标及与实际数据的差异比较

从模型测算与实际比较结果看，2002～2003年该市信贷投放的高增长，随之而来的是2003～2004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随后的产能释放使得2006～2007年全市各项排放都超过了模型预测的数值。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而产生的新一轮投资增长，也带来了工业排放的提高。这与前面通过指标增长比率间的弹性关系得出的结论一致。单纯对信贷增长与排放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出，各项排放指标中，2006年以后的五年，淄博市工业三废排放的实际值均高于预测值，这与能耗的测算与比较结果正好相反。其原因：这与我市政府行政部门在环保行动中重点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关系密切。由于当前地方政府对“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重点仍主要集中在“节能”方面，对于各类工业排放的控制没有具体量化考核指标，因此通过银行信贷间接调控工业“三废”排放也难有效实施。从统计数据看，由于全市重化工业的经济结构特点，政府在“节能减排”行动中重点对粉尘和工业废气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进行了整治，而对于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等工业排放的监管力度仍较弱。尽管目前仍难以量化分析金融部门在工业“减排”中的具体作用，但通过模型测算至少说明金融部门在“节能”与部分“减排”项目方面的有效性得到了发挥。鉴于“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仍处于总量层面，细化及分层数据难以有效获得，因此对于金融部门按照“节能减排”政策所做出的信贷政策和信贷结构的调整效用，也难从结构上加以深入研究。尽管如此，但从总量数据上的研究仍能从宏观层面反映出银行信贷对节能减排的有效性。在新形势下，加快推动“绿色金融、绿色信贷”仍需要政府、金融当局以及银行业在更高层次上的交流与合作。

四、结论

首先，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从竞争性博弈关系看，企业不可能主动进行保护环境的经营生产，因此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干预，包括行政监督、政策准入与退出、经济金融过程约束和社会监督等，而其中银行介入作为重要的金融手段之一可以发挥较好的优势。

其次，金融支持“节能减排”的有效性问题更多应放在宏观层面分析。可以建立一定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以预测和分析金融有效性的变动趋势。对于“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金融有效性的度量需要建立连续监测体系，以政府政策变动为节点进行划段分析。在行政政策稳定期内，通过历史数据分析，考察银行信贷投入与工业能耗、工业排放间的关系。

再次，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排除其他外部因素干扰后，信贷投入对区域能耗与排放的影响十分明显，且存在一定滞后性，结合理论分析，本文认为，通过银行信贷手段促进节能减排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更强，金融支持节能减排的有效性存在较大的比较优势。因此宏观管理部门应在保持连续、稳定的环境保护政策的前提下，加强对银行业的政策引导，通过信贷杠杆更好地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从而建立合理的、低成本投入和高效率产出的环保新模式，推动全社会节能减排的持续有效进行。

[1]王卉彤.商业银行支持节能减排的国际实践及启示[J].投资研究,2008,(6).

[2]魏加宁,徐诺金,郭田勇.“绿色金融”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N].金融时报,2008-04-14.

[3]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课题组.商业银行应对节能减排的策略和建议[N].金融时报,2008-07-28.

(责任编辑 鲁守博)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Bank Credits’ Influenc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Feng Bo

(DepartmentofResearch&Statistics,ZiboCentralSubbranchBankofthePeople’sBankofChina,Zibo255046)

Through carding the documents on banking’s suppor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e proposition that banking industry could effectively influenc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s put forward, and thus th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ystem of banking’s effective influenc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ith the actual statistics as the sample data, an empirical study is carried out by relating theory to practice, in hope tha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ill be made possible in the field that banking industry has an effective influenc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hich will offer scientific basis and measures for developing “green financ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ank credit；effectiveness

2014-11-23

冯波，男，山东淄博人，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

F830.5

A

1672-0040(2015)03-0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