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光祖

未尝不是一剂清醒药

●文 杨光祖

平庸的评论家没有成长和发展，几十年里，老调重弹，废话一箩筐，面不改色心不跳。从事评论几十年，就那一套东西，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优秀的评论家却不断打破自我窠臼，不断脱胎换骨，不断刷新自我，让人看到他们的生长，从一个小树逐渐成长为一株参天大树。李建军就是这样的一位评论家。阅读他最近出版的新著《大文学与中国格调》，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在这部书里，他延续了自己的批评精神，那种锋芒丝毫未减，只是更加深沉、深厚。不过，让我更加钦佩的是他的思考更加广阔，思想的穿透力更加慑人。在自序里，他反思了“五四”时期对汉字、汉语的过分排斥，和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强行断裂。“就文学来看，这种对抗性的态度和简单化的策略，以及对西方文学经验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的断裂’和‘主体性的丧失’，并最终导致‘中国格调’的凋丧和‘大文学’的衰微。”书中所收二十六篇文章，主题、对象、角度各异，但其实讨论的问题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说起李建军，很多人觉得他太直接，有些批评文字太刻薄。但是，对李建军先生的学识，他们却大都不太了解。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情社会，从事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件辛苦活，吃力不讨好。人家好不容易写一个作品，谁愿意听批评意见呢？更何况像李建军这样的单刀直入，鞭辟入里，一般的中国作家真的是有点受不住。

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说，文学批评要有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别林斯基说，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这些前贤的话值得我们反思。真正的批评就是具备一种批判精神，没有批评精神的评论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君子从道不从君。”君子听从的是“道”的声音，而不是某种权威，也不是市场、金钱的声音。熊十力说：“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是需要一种胆识的，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坛缺乏的就是李建军这样具备批评精神，并且富含穿透力的评论声音。

比如此书的第三辑，收录了五篇重头文章，都是有关莫言和诺奖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个人认为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好事情，中国当代文学能被世界关注，也很不容易。但我看不惯有些评论家那种一获诺奖就伟大，就不能批评的声音。似乎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天则，人是不能怀疑和批评的。我对莫言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评价是比较高的，我认为是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我也觉得他有很多问题，比如格调不高，语言啰嗦，思想穿透力不够，云云。相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莫言还是有距离的。在大家都像打鸡血似的高歌猛进的时候，李建军如此冷静地剖析莫言的小说、莫言获奖的原因，还有对授奖词的分析，虽然个别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这种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人云亦云，独持己见的精神，我们还是要肯定的。我想对于莫言来说，也未尝不是一剂清醒药。尤其《为顾彬先生辩诬》一文，批评刘再复的观点，真是酣畅淋漓，读之过瘾。近年的刘再复确实让人失望和讨厌了。本雅明说：“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能使别人在理解其批评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李建军就是如此的批评家，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那种独立地自由地思想，却无所不在地启发着我们，让我们对文学有了新的思考。

那么，李建军为什么那么执着地批评当代中国文学大家？我认为，因为他的文学标准是文学史的，是在一个大的中外文学史的视野里说话的。如果放到文学史上衡量，我们当代文学真的让人不能满意，而那些所谓大家的顾盼自怜，踌躇满志，也让我们感到可笑复可怜。其实，李建军对当代作家的严厉批评里，可以看出他的大爱来，他是真爱中国当代文学的，真爱那些作家的，他希望他们能够不断超越自己，写出真正的文学杰作。他提出的“大文学”概念命意也是如此。他认为中国文学传统的优秀品质，我们当代作家大都没有继承，比如，在写作伦理上，中国文学敢说真话的勇气和精神，即“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反讽精神，还有同情弱者和底层民众的兼爱精神和泛爱情怀。

雨果说：“愤怒和温情，是人类对于不自由状况两个方面的不同反应，并且，能够发怒的人就能够爱。”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李建军的文学评论，大概不至于太离谱。有时候，听到一些作家对李建军的误解之言，我觉得他们太心急了，也太脆弱了。如果大家能静下心来，认真读读李建军的文章，可能会对他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也会觉得中国当代文坛多么需要他这样冷静而富含学理的批评文字。就像很多人一提起鲁迅，就马上联想起两个字：骂人。如此快捷的联想，如此而已的读者，每每让人心寒。

我2003年就开始阅读李建军的文章，但一直只是拜读，不敢发言，好坏都不敢说，只是认真读而已。当时一些杂志约我写李建军，我都婉谢，感觉还是抓不住。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敢于发言，撰写了几篇评价他的文章。很多人说，李建军信持的文学理论是苏联的，大都过时了。真的如此吗？只要认真阅读他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对西方现代文论是相当熟悉，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是相当谙熟。只是他不像某些学院派写起文章来一堆一堆的征引、注释而已。其实，如果不想读他的文章，或者读不出这一点，那就翻翻他的《小说修辞研究》，只要稍存公正之心，就不会对他有偏见了。这本专著集中展示了他的过硬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功夫，他在叙述学上的功力，当今文学评论界少有人能及。正是这种文本细读功夫，和小说修辞理论能力，让他的那些匕首、投枪一般的批评文字，几乎无人可以反驳。

那么，李建军是不是也像某些批评家那样只是拿一个西方文论的筐子，削足适履中国当下的文学作品呢？用现在时髦的术语，就是：强制阐释。我们细读他的这册新著《大文学与中国格调》，你就会发现这里没有强制阐释。李建军的优秀之处，就是谙熟西方文论，包括十九世纪俄苏文学理论，但却不生搬硬套到中国当代文学上来。他面对中国的这些文学文本，凭的是自己的文学直觉，是用自己的“心”感知的。他一直反对用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比如，莫言荣获诺奖后，很多人觉得莫言从此获得了批评豁免权。李建军连续发表数篇文章，驳斥这种观点，通过梳理欧美学者、评论家对莫言的“误读”，或者是强制阐释，得出结实的结论：西方的批评家并不见得就懂中国文学。他们凭借外文翻译的莫言文学文本，怎么能判断真实的小说水平呢？

中国当代的文学评论家，大多数都使用的是西方文论，而对中国传统的文论却几乎一无所知，对中国的文学传统也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文学评论基本就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我曾经批评当今文学评论的“不及物”现象。看他们的文章，你会发现将文章中的作品名随便置换一个，文章都完全成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还是中国近代的大裂变让我们的文化传统出现断裂，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有了某种鸿沟。我这几年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回到自己的文论传统中，很多古典学者也在持续不断地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但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转型成功。这是一个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家的困境、尴尬，或者说，也是一次机遇。李建军的杰出，就在他的知难而上，在学习西方文学传统的同时，不忘本民族文学传统，甚至他的批评渐渐转向民族本位。他不愧是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的博士，理论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都是极强的，而且国学功底也颇了得，所以，直探传统文论源头，收获也是颇为丰富。甚至我感觉他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起码是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如这里提到的“大文学”。

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接续让我感佩。在 《大文学与中国格调》一书里，他有一辑都是谈中国文学传统，比如《史记》《红楼梦》等。在《〈史记〉与中国小说的未来》一文里，他通过文本细读，仔细梳理了以 《史记》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反讽叙事，他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写作伦理，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叙事典范和修辞经验”。相反，他对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经验，批评得比较严厉，认为它不能成为我们模仿的主要模式：“如果完全无视中国经验，那么，当代小说将不过是他者的复制品，模仿得再毕肖，再成功，也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价值的。”比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不是小说的正格，偶一为之，倒可以，但不能成为常态，否则必然是死路。他对《尤利西斯》等西方现代小说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西方现代小说，重估我们的叙事传统，未尝不是一面镜子。

中国的文学评论只有接续上我们的文学传统，才能获得有自己尊严的文学评论。我们那些只是拿西方文论来强制阐释我国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并没有获得西方学者的认可，相反得到的只有他们的讽刺和轻蔑。这是一种无能和缺乏尊严的行为。我们肯定要学习西方的文学理论，鲁迅说的“拿来主义”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关键是我们得用自己的脑髓，不是让我们的大脑成为人家理论的跑马场。这一点在李建军的文章里，是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他是真正有自己的大脑的评论家，即便我们不同意他的部分观点，那都无所谓。自古诗无达诂，文学批评的阐释、批评历来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关键是你是不是在用自己的大脑，你是不是有自己的文学理论？

李建军评论的可贵之处，就是有中国格调。而这种中国格调是一种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格调，不是那种闭关自守的夜郎自大。我曾经撰文说时代需要李建军这样的批评家，如今我更加如此认为。李建军在自序里说：“我们应该写出更老成的文章，更像庾信一样，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变得更加成熟一些，更加深沉一些，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晚秋一样凝重而复杂的社会内容和人生况味。”李建军就是如此的一位评论家，一位文学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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