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 511450）

中外养老模式现状对比及多元化分级养老模式探析

魏巍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 511450）

针对中国“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现状和未富先老的特点，分析了中国养老模式的问题，列举主要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成功举措，提出中国养老模式未来发展要完善政府政策、多角度解决资金缺口、建立多元化养老模式，实行从家庭到社会的分级养老模式接轨策略。

养老模式；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1982年，联合国第97届会议规定，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的国家（地区）即为老年型国家（地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亿人，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又提高0.59个百分点[1]。事实上，中国绝大部分城市早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近年来，一方面我国老龄群体规模巨大，从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另一方面，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偏低。2012年以后的“人口红利”已经趋于消失，预计到2025年，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例将超过20%，仅仅依靠国家福利政策难以满足老龄群体多样化需求，中国社会主流的“421家庭”结构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全社会共同期望实现的目标。

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保障必须是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目前，我国养老服务的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尚处在初级阶段。据统计，2012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2万个，床位381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62万人[2]，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35%，绝大部分仍采取居家养老和家庭式养老的模式。但是，老年人的高龄化、空巢化特点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收入水平等因素对于主流的养老模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家庭成员缺乏对老年人的急救护理、医疗康复、精神慰藉方面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典型的“421家庭”夫妻双方除了平日工作、子女看管与教育外，还要兼顾对老人的照顾和赡养，生活、工作、经济、居住环境等多重因素严重制约了传统家庭式养老服务的质量。此外，居家式养老模式难以提供完善服务、保障老年人生活品质。那么，我国的养老模式能不能借鉴国际经验、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的发展路在何方？本研究将在剖析中国养老模式现状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未来养老发展方向。

1.养老模式文献综述

近三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养老模式的理论研究较多，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类：从养老模式的定义上来看，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第一，陈建兰（2012）提出按照养老支持力的主要来源将中国城市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类型[3]。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穆光宗教授，他认为人类只存在上述三种养老模式或养老方式。第二，曹行船等（2008）、杨倩（2011）认为中国的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居家养老三种模式[4]。第三，王培君（2012）认为现今我国的养老方式主要包括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自我养老以及以房养老和新兴的物业养老等六种。其中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是我国养老方式的主要形式[5]。王数玉、刘欢欢等（2011）利用PEST分析法归纳了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各自优势和差异，他们也认同上述三种主要养老方式。此外，典型的养老模式还有成伟等（2012）提出的现代新型养老模式，具体包括自我养老、分居式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互助养老、社会化养老等[6]。

2.中国养老模式的问题及现状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受着儒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尊老爱幼、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从思想层面决定了中国人的养老模式习惯于以家庭养老为主，认为把家里老人送进养老院是一种“不孝”行为。1999年以后，中国渐入老龄化社会。据全国老龄办于2006年2月23日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报告》称，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7%。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年均增加620万，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达30%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发布《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显示，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超3700万人；而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从2011年开始下降，抚养比在2013年底转为上升。目前，中国老龄化现状有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抚养比高三大特征。因此，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扑面而来的“老龄化浪潮”，建立健全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制度，已亟不可待。

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我国养老服务业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但总体上看，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十分突出。

2.1 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家庭养老是中国人首选的，并处于主导地位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是由老年人的子女以及亲戚提供的养老服务，对于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健康状况等因素子女心知肚明，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还可以承担部分家务甚至看管孙子、孙女。几代人在同一屋檐下相互关心爱护，其乐融融，老年人得以享受天伦之乐。但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421家庭”不断增多，家庭养老面临较多问题。第一，家庭养老是以家庭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家庭经济较差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难以保障。第二，两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生活习惯、价值观、思维方式不同，存在代沟，难免产生矛盾。据全国范围开展的家庭调查显示，只要住房条件允许，亲代和子代都有分开而居的倾向：“亲代想与子代分开居住的比例为78.6%，子代想与亲代分开单过的比例为77.4%”[7]。可见家庭养老模式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业界很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共居式”家庭养老正在朝向“分而不离式”转变。第三，子女因为工作的原因，白天不在家，对于老年人而言，缺乏情感的交流和精神方面的慰藉，一旦身边缺少交流的老伙伴或者丧偶，孤独和失落感就更加明显。一些老人不习惯跟随子女迁移到异地居住生活的比例非常高。对于身体状况较好的60-65岁老年人来说问题不太大，但是老年人年龄超过65岁，一旦行动不便甚至失去自理能力时，就需要有人留守照顾，这就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子女都上班的家庭就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旦老人长期卧床，甚至像一些癫痫、中风、偏瘫、抑郁症、精神病症等疾病患者，除了需要家庭成员给予更加细致周到的起居、生活照料服务之外，更需要家庭人员具备专业化的卫生护理和紧急救助的医学常识或专业疾病的特殊护理知识，这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有很大的困难。

2.2 社区养老基础薄弱

社区养老不仅兼有居家养老的地理、成本、亲情氛围优势，同时可以享受所辖社区提供的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医疗服务等上门服务，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养老模式，主要有社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院、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老年公寓等形式。但是，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区养老起步晚、尚处在初级探索阶段，社区养老资金的来源主要靠政府财政资金、福利彩票收入、社会各界捐助以及市场化运作，需要政府推动并且大力投入。但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缺口较大，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公益性事业的市场化运作积极性不高，导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陈旧、场所简陋，规模和数量极少。目前社区养老的主要负责机构是街道办下设的居委会。居委会除负责计生、就业、流动人口管理、卫生、物业、调解纠纷等多项职能之外，也包括养老服务。有些社区养老中心的护理人员就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兼任，他们专业化水平不高。即使向社会招聘，也因为居委会的社会化能力很弱，只能靠上级拨款，招聘来的工作人员素质不高，层次偏低。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例如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是养老社区必备的关键功能，只有新开发的大型生活小区才会选择老年人集中的位置考虑建立社区医院，向社区内老年人提供日常医疗护理和特殊急救服务。目前中国的社区养老一般只能提供最简单的服务，或者有些因为经费问题，只能开展一些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老年社区配套的文化健身、娱乐设施，楼梯、洗手间的无障碍设施，洗手间、起居室紧急呼叫装置，上门服务，医疗康复、心理康复、老人医保、节假日福利，吃药、看病异地报销，等等，都还不成熟或正在建设。

2.3 机构养老冰火两重天

2011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积极推进养老机构运营机制改革与完善，探索多元化、社会化的投资建设和管理模式。中国的养老机构包括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护理院等，分为民办和公办两种形式。2012年底中国各类养老床位数为381万。按此计算，全国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19.6张，远低于发展中国家30-50张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公办机构价格低廉，一些高龄老人、智障老人、大病老人急需进入专业养老护老机构，但多数人满为患，有些甚至排队要等几年，根本住不进；而民办养老机构参差不齐，多数医疗卫生设施条件较差、服务专业化水平较低，入住率低。而稍好一些的机构投入大，相对费用高，不少家庭住不起。以广州某社区配套完善的高档护老公寓为例，入住两房一厅的房间月租金最低7000-9000元，其他生活费用1000-2000元。以北京为例，某民办地处北京三环以内的、利用旧房改建的养老院收费在3500-5000元左右，但设备设施陈旧、服务条件不尽人意。有关学者做了初步测算，以江浙一带为例，吸纳民间资本新建一座中档的（按10万/张床位标准），可容纳300张床位的敬老院需投资3亿，投资回收期暂定20年，以敬老院满负荷入住来测算，每位老人需支付2000元才能达到敬老院的盈亏平衡点[8]。事实上，在未考虑敬老院利润的前提下，已经超过了江浙退休职工的月平均收入。

3.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现状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阶段比中国早，居民生活水平较高，老龄化进程缓慢，65岁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从7%过渡到14%所需时间依次为：德国用了42年，英国花费46年，美国花费69年，法国长达114年，中国预计再有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这个比例。因此，中国被戏称为“跑步变老”和“未富先老”的国家。

美国：20世纪40年代，美国就开始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但是美国的老龄化社会进程很慢，直到2004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左右，主要原因是美国出生率高，并且吸纳大量移民。美国养老模式有公寓式养老、社区养老、以房养老等主要类型。公寓式养老由政府拨款满足高中低档不同层次人群，按物业类型和提供服务分为生活自主型、生活援助型、持续护理型等老年公寓。社区养老是多数美国老人选择的方式。美国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发达，助老功能健全，政府也大力推崇。一方面可以缓解美国医疗财政体系沉重负担，延缓或减少老年人进入社区的时间，减少老年人进入社区养老的人数；另外一方面性价比较高，减少经济支出及家庭成员照顾的压力。以房养老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逐渐成熟完善，专业名称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分为保险示范项目计划、房屋保有人计划和财务自由计划。尽管美国是世界上以房养老最成熟的国家，但是这种形式的需求量不是很大。

日本：1970年左右，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人口金字塔发生倒转，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了少年人口比例。目前，日本已经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即“少子老龄化”阶段[9]。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被业界称为“超老龄国家”。据日本2013年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显示，2012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有些地区已经高达30.7%。日本养老模式大致分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两大类别。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家庭成员中的长子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而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照料主要由儿媳担任。80年代后，随着日本超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无法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周到的赡养服务。受东方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选择以社区养老、家庭养老为主，政府机构的集居型养老为辅的模式。政府逐步完善年金计划、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制定多项优惠政策等，使老年人退休后可通过社会福利、退休金等途径获取经济保障。当老人有护理需求时，相关机构进行评估，按照相应的护理级别，由社区专门服务人员入户向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及护理服务。上述养老模式使得日本传统家庭的护理走向社会化，从而把家庭成员从繁重的护理任务中解脱出来，弥补了家庭护理资源的不足。对超过65岁的老人和抚养老人的家庭成员可以减免部分税收，享受额外假期等等[10]。

英国：1929年，英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即达到占总人口的7%，迈入了老年型社会的门槛。2005年，英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6%，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英国养老模式鼓励健康自立，官办民助的社区照顾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服务内容丰富多样，监督管理制度健全，服务队伍专业。服务形式包括社区活动中心、家庭照顾、居家服务、暂托处、老人公寓等。英国社区照顾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需求层次理论，构建了由“生活照料-物质支援-心理支持-整体关怀”逐层递进的全方位的服务内容模式[11]。此外，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英国居民退休后可享受国家养老金、国家第二养老金，并且自愿选择是否参保职业养老金、私企养老金等。

德国：1930年，德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迈入老年型社会的门槛。2011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德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比例高达21%。目前，德国老龄化程度是欧洲第一，仅次于日本。德国的养老模式和其他国家类似，有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两大类型。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在社区养老方面探索出多种互助养老形式，包括多代屋、合住屋、一体屋等等。2005年以后，德国政府改革原有“三支柱模式”为“三层次模式”，即政府法定养老金、企业补充养老金、个人自愿储蓄型养老金。

4.中国养老模式发展建议

4.1 完善政府管理体制

我国政府财政支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两种模式。我国和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一样，也面临着机构养老负担沉重的问题。从政府意愿上来看，也希望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而对于机构养老模式来说，公办的养老院、敬老院凤毛麟角，民办的养老院层次差别很大，服务价格昂贵。从体制上来讲，我国管理体制是全国老龄委员会及各地的老龄委员会，政府支持的老年人社区服务的执行机构是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向老年人提供社区服务的专职人员往往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兼任。有的社区由居委会向社会招聘专职的家庭护理员、义工、志愿者等，他们应该从现有的街道办和居委会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由社会监督，社会化评级的专门服务机构。事实上，全国老龄委员会只是一个协调组织，并非权利机构，很难管理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建设。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水平滞后，发展不均衡，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制度，健全和完善符合资质的社区医院，新建或完善社区老年日间服务中心、社区敬老院、互助中心，成立相应的评级机构，对民营养老机构进行监督、评级等等。其次，我国养老模式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一批专业化素质较高的居家养老医疗护理服务人员，如护理保健、心理疏导、上门医疗服务的专门人才。日本于2000年出台了《护理保险法》，通过向需要护理的家庭派遣家庭服务员，加强居家服务。这一做法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4.2 多渠道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我国养老财政支出包括老年人退休金、医保费用、养老福利服务与福利设施建设投资。目前，我们国家养老资金的来源主要靠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福利彩票收入、社会各界捐助以及社会民间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但目前政府的财政支出缺口较大，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公益性事业的市场化运作积极性不高。针对上述情况，可考虑以下方式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第一，在老年人退休金支付方面，2013年国家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550.81亿元，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实现全覆盖，连续8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水平达到1721元。针对庞大开支导致的养老金赤字问题，许多发达国家都提高了退休年龄，我国考虑在原来基础上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制定适合国情的弹性退休机制，并且逐渐废除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政府包揽缴纳养老金的多轨制特权，减轻国家负担。

第二，在医疗保险费用方面，可考虑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缴存比例，拓宽养老保险覆盖险种，制定可供双向选择的多档次养老保险金缴纳制度，推出新的养老保险险种等等。在英国，国家基本养老金之外，还建立了国家补充养老金，即现行的国家第二养老金。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做法，个人可考虑根据自愿原则，选择购买第二份养老保险，退休后免费或部分免费享受社区提供的专业医生的上门家庭护理、老年人服务中心照顾、失去自理能力的全护理服务等等，缓解养老金缺口的压力。2014年济南市出台了养老保险新规，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全市统一设为从100元—5000元12个档次。这些都是大胆的尝试。

第三，在养老福利服务与福利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由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作为保障。在我国目前老龄化加速、家庭养老问题突出、机构养老供应不足的背景下，国家应把发展养老福利服务和福利设施建设的资金作为政府财政预算的专项资金，自上而下由地方政府设立相应预算，专款专用。对于社会兴办的老年服务机构，要给予税收、水电、工商、贷款、土地招标等方面的政策扶植，甚至资金支持。对于达到一定资质标准的社区服务机构给予激励和奖励制度，提高民间资本进入公益事业的积极性，降低个人享受市场化养老服务的成本。

4.3 让多元化养老模式落地生根

近年来，业界学者积极呼吁多种养老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值得推广的养老模式有以房养老、互助养老、分居式家庭养老等等。此外，一些城市先行先试，开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新办法，如上海市社区的时间储蓄形式把有能力的老年人帮助其他老人的时间记录下来，等自己需要帮助时，可以从中支取，获得帮助。广州市的一站式老年服务，为老人提供全面的衣食住行服务，打造10分钟养老服务圈。北京市的一些老年服务中心已经配备了专业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和健康咨询等等。在中国养老模式从家庭养老逐步走向社会化养老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养老模式。但是，新办法的出台，离不开政府配套的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引导。例如以房养老在欧美成熟完善，要想在我们国家落地生根，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允许金融机构参与到房地产反向贷款抵押政策中，还要制定一系列的法规和试行办法才能运作起来，政府一旦缺位将无从谈起。

4.4 实现家庭社会分级养老模式对接

中国离不开家庭养老模式。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和中国家庭结构“小型化”，仅仅单纯依靠家庭养老显得力不从心；如果把老人推向社会，完全依靠国家的养老机构也不现实，这既不符合东方人的传统思想，淡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而且加大国家财政负担。美国的“阶梯养老计划”，加拿大、芬兰的多种级别养老院都是非常好的思路。中国养老模式应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开发从家庭到社会分级接轨的养老模式（详见表1）。

表1 从家庭到社会分级接轨的养老模式

当家庭成员没办法为老人提供专业周到的生活服务时，可以根据当地养老服务的品种，结合家庭和老人的经济状况就近选择，如选择由市场化运作的养老服务机构，需按政府指导价计酬，如心理医生、家庭护理员、民办敬老院等；如果选择政府提供的社区机构，需要向政府申请，并且由专门的评审机构对老人提供上门评估，符合要求的老人可按级别入住公办养老院，享受社区服务和派遣上门专职护理人员。服务费用可考虑由政府、家庭按比例分担。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官网.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OL].[2013-02-22].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 ndtjgb/q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html.

[2]中国投资咨询网.2014-2018年中国养老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R/OL].[2014-02-04].http://www.chinairr.org/ report/R09/R0905/201401/14-147844.html.

[3]陈建兰.中国城市养老模式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37.

[4]曹行船，等.唐山市福乐园社区老年人养老方式调查[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8，(3)：15-16.

[5]王培君.基于城市家庭结构变迁视角的我国养老方式研究[D].上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2:29-30.

[6]成伟，等.中国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多元化养老方式探索[J].理论与现代化，2012，(3):41-46.

[7]李云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制度的嬗变[J].学术交流，2006，（7）.

[8]陈卫民.民办敬老院现状分析及对策[J].中国民政，2012，（10）：46-47.

[9]刘清芝.美国、日本、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及其启示[J].西北人口，2009，(4):73-75.

[10]王运祥，周洁.日本老龄化社会问题的解读与启示[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5）:85-88.

[11]郑少卿.英国社区养老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12，（7）:394-395.

（责任编辑 娄扎根）

A Study on Multivariate Classified Endowment Pattern and Its Status Quo at Home and Abroad

WEI Wei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College,Guangzhou 511450,China）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aging before getting wealthy and swift shift to the aging society,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issues in endowment patterns in China,lists successful measures on endowment patterns applied in foreign countries,concludes that the future progressing trend on endowment issues in China greatly depends on governments moves to complete relevant policies,meet financial gap from multi-angles,establish multivariate endowment patterns and implement classified joint strategies from the pattern of household endowment to social ones.

endowment pattern；household endowment；endowment in community；endowment by institutions

F126

A

1008－7257（2015）03－0120－05

2015－01－22

2013年广州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州市老年住宅市场供给模式研究”（13G61）

魏巍(1981-)，男，吉林通化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经济师，硕士，研究方向：市场营销、网络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