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德 宝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23)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俞樟华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之路

潘 德 宝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23)

俞樟华教授的学术之路，从《史记》研究到传记文学研究再到学术史研究，是一条探索与创新之路。《史记》研究领域，其《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研究史略》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史记新探》《史记艺术论》及系列《史记》接受史等论著则凸显了创新性；传记研究领域，《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传研究》《传记文学谈薮》《清代传记研究》《古代传记真实论》等体现了其创新的精神；学术史研究，以《王学编年》《桐城派编年》《中国学术编年》《辛亥日志》为代表，体现了对前两者的坚守与超越。

俞樟华；《史记》；传记文学；学术史

俞樟华，1956年生，浙江临安人，198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特邀理事、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史记》、传记文学和学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史学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相关学术成果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曾先后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

一、《史记》研究的集成性

俞樟华教授积数十年的学术成果集中于《史记》研究、传记文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三大板块。早在本科读书期间，他就尝试撰写了《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一文，该文发表后，广受学界前辈好评，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复印，由此开辟了俞樟华《史记》研究的学术道路。因而可以说《史记》研究即是他的学术起点和基点，然后由《史记》研究向传记文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拓展，呈现为典型的波纹式扩展模式——既稳健又富有创意。

《史记》研究史自汉迄今已逾两千年，自然产生了不少名家名作，20世纪80年代开始，《史记》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发展。据统计，1980年以前，历代关于《史记》的专著共157部，而1980年至1998年则有131部，1980年至1988年，《史记》研究论文已达1000篇以上(安平秋等《史记通论》，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7-11页)，新论旧说一时并出，已是《史记》研究史的第一个拐点了，因此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学术界就亟需一部鸟瞰式的著作，一是宏观上把握《史记》的研究现状，通过这部著作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而且可以从中开发出新的学术生长点。二是面对海量爆发的论文，宜有目录、提要，方便学者去取抉择。当然，这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索引、目录受重视的原因，中国索引学会即成立于1991年。

俞樟华教授《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与杨燕起合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史记》研究资料索引，辑录了1987年以前所有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新近出版的研究专著的具体目录，分成十二细目，以便读者利用。尤为突出的是，本书还搜集了海外的研究资料，比如第一部分第三节《解题》就收录了《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明德出版社1978年版)，并详细列出该书601条目录。此著由日本《史记》研究大家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为中日韩三国最为重要的《史记》研究史著作之一(藤田胜久《明治以降の〈史記〉研究》(《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卷11，2001年)即以此著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作)，可以说是东亚《史记》研究成果最完备的指掌图，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内恐怕不容易见到，而且至今尚无中译本，所以《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收录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另外，第一部分第十二节还专门收录了西方学术期刊中有关《史记》的论文及专著目录。这凸显了《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的国际视野，可以想见其对中国《史记》研究所起的推动作用。该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120多篇重要论文和70部专著撰写了提要，也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2005年又收入《史记研究集成》第14卷，增订改题为《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与邓瑞全合编)刊行。

在《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之后，俞樟华教授又出版了《史记研究史略》(与张新科合著，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后收入《史记研究集成》第13卷《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如果说前著是侧重对《史记》研究成果的共时整理，那么此著是对《史记》研究在历时层面上的动态描述，第一至七章分别梳理了汉魏六朝、唐代、宋代、明代、清代、清末至1949年、1949年以来各个时期《史记》研究的脉络，第八章概述了中国台湾的《史记》研究成果，第九章鸟瞰了国外的《史记》研究成果，第十章分析了《史记》研究的最新动向，最后附录又介绍了日本历史上研究《史记》的概况。全书材料丰富，详略得当，观点鲜明，线索清楚，可谓是“《史记》学”研究的开拓之作，深得前辈学者称赞。韩兆琦教授在序言中称其填补空白，将两千多年的《史记》研究系统化、条理化。大判断之外，该书的小细节也深受好评，宋嗣廉教授的书评特别提到该著关于历代“互见法”的论述严谨可靠，感叹“后生可畏，亦可敬”。台湾王叔岷教授在回忆录《慕庐忆往》中，将《史略》中对其《史记斠证》的评述引为知己之言。

俞樟华教授这两部“考镜源流”的著作不但方便了学界同仁，而且也建立起他治学的特色——“选题新颖”“视野开阔”，而这两个特色与学术史关怀互为表里。这也引起了日本、中国台湾的《史记》研究界的密切关注。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关于中日《史记》学史的研究都会征引这两部著作。藤田胜久《日本の〈史記〉研究》(《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卷7，1999年版)表示此两著注意到日本的《史记》研究成果，沟通了中日《史记》研究史，这对于中日两国的《史记》学史有重要意义。池田英雄《史记学50年》(明德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也提到了这一点，认为中国人的《史记》研究学史中也关注到了日本的研究，“这在2000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是第一次”，“作为日中两国学术交流的先驱之作，其意义是深远的”，而且还指出历来编著《中国史学史》大有人在，但专门围绕《史记》而编写研究史的，中日两国皆无先例，因此《史记研究史略》堪称是填补空白之作。俞教授在完成《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研究史略》这两部具有奠基意义的学术著作之后，逐步向《史记》研究的各个崭新领域拓展，充分凸显了《史记》研究的集成性取向和特点。

第一波为《史记》本体研究，代表作为《史记新探》《史记艺术论》，主要体现了“选题新颖”的特点。《史记新探》(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的《司马迁的法律思想》《司马迁与古代姓氏学》《司马迁与地名学》《史记与晏子春秋》《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史记与戴名世》等十几篇文章，都是比较新颖的、富有开创性的选题，深受学界重视。张大可教授在此书序言中说“许多《史记》课题，一代又一代的人作了数十万次的重复研究，《史记》的各个角落均有人开拓，似乎有‘题无剩义’之感。在《史记》研究这块万紫千红的百花园地中，要绽出一枝独秀的鲜花，可以说是很难的。而《新探》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放出异彩，实属难能可贵。”韩兆琦、赵志远《有益的开拓 可贵的探索——评〈史记新探〉》(《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7期)则从以下三个方面充分肯定此书的学术价值：一是注重探索《史记》的源流，二是注重比较研究，三是注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史记艺术论》(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从司马迁的传记理论、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语言风格、叙事结构、名篇解析等，对“史家之绝唱”作了正面阐释，论述细腻有味，多能深刻阐释其“史家之绝唱”的原因，而其中《后代传记文学无法超越史记的原因》一章更是从反面入手来论证《史记》的艺术成就，从后世无法超越的角度提出问题，将《史记》置于中国史传文学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指出《汉书》对《史记》文学性的有意消解，即从历史书写的层面说明无法超越《史记》的原因，另外还从历代统治阶层对历史书写的控制、传记理论的贫乏以及师法《史记》的失误等角度来说明《史记》的艺术性，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以《史记》为中心考察历史书写中文学性衰退现象，这样的论题发前人所未发，增加了学者对《史记》艺术性阐释的维度。

第二波为《史记》接受史研究，代表作有《唐宋史记接受史》《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史记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主要体现了其“视野开阔”的特点。《唐宋史记接受史》(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开篇就说回顾《史记》研究的漫漫长路，“不无惊讶地发现，在成绩背后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弊端”，一是历来的研究皆以作家、作品为主，视角单一，没有读者的一席之地；二是这些研究多是静态、共时的分析，割断了《史记》与历史的联系。这些论述凸现出学术史关怀，问题意识于此生焉，作者于是“走向接受美学”，开辟新的学术路径。上编先论述唐代接受《史记》的社会条件，再分别从史学、小说、诗歌、散文四方面对《史记》的接受展开论述，下编第一章为宋代历史文化情境，然后又分别从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三个角度展开讨论，充分展示了唐宋人是如何接受《史记》并将《史记》内化为唐宋文化文学的过程。该书将论述的视野扩大到唐宋的《史记》阅读史，与其早期《史记》研究史资料积累也密切相关，试看下编第三章阐释史研究，分别讨论了编纂体例、班马异同、文章风格，就是较为集中的另类“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别具一格，考察《史记》人物如项羽、范蠡、赵氏孤儿、伍子胥、屈原、韩信、司马相如等在不同文本如戏剧、小说之间的嬗变，这些人物跨越文本、贯通古今，其形象嬗变实则就是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演变史，某一时代的《史记》人物形象，就是该时代文学史的一个横截面，读者自可“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史记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上篇讨论《史记》与古代长篇小说，中篇讨论《史记》与古代戏曲，下篇《史记》散论，仍是《史记》的演变研究，前书侧重于人物故事，此书的主题更为丰富，比如关联《史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而讨论中国文学演变传承的关系。这两部著作保持了选题新颖的特色，同时也展现了作者视野开阔的特色，一般的研究者专注于司马迁的《史记》本身，或汲汲于考订文字，或孜孜矻矻考索史实，这些自然也是《史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作者那样跳脱鲜活，自整个文学史采英撷华，而后又回归《史记》，实不多见。这里我也要指出，学术研究如此广阔的视野，是其早期积累的升华，如《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第一部分第十节收录了和史记有关的戏剧、小说资料，已见萌芽。

第三波是参加一些重要的《史记》研究集成之作的编撰，首先是与张大可先生一起编写了《司马迁一家言》(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对司马迁的“一家言”思想及内涵作了专题论述。其次是与安平秋、张大可主编《史记教程》(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和《史记研究集成》14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前者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为高校开设《史记》研究选修课而编写的教材，后者是古往今来《史记》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此外，俞樟华还参与韩兆琦主编的《史记文白评精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新科主编的《史记研究资料萃编》(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等书的编撰工作。

二、传记研究的开拓性

钱穆论中国史学的特色曰：“纪传乃为二十五史之主体，志与表仅如附属，份量不大，价值意义亦居较次之地位。故纪传一部分，在中国正史中，其地位价值亦特高。纪传之主要特征，乃一种‘人物史’。故中国史书传统，可谓人物传记乃其主要之中心，亦可谓中国史学，主要乃是一种人物史。”*钱穆《中国史学发微》，联经出版社公司，1998年版第300页。《史记》正是纪传体的开创者，因此对《史记》精神把握越精深，就越会注意到研究人物一途，可以说《史记》研究与传记文学研究有着天然的学术纽带，是《史记》研究深入之后的自然转向。因此，俞樟华教授由《史记》向传记文学研究的拓展既是合乎学理逻辑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在新的学术领域探索上勇猛精进的开拓性。

合文学与史学于一体的古代传记文学研究，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亮点所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记文学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积累期、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繁荣期、21世纪的深化拓展期，期间呈现为老生代(朱东润)、后老生代(韩兆琦、陈兰村、李少雍等)、中生代(李祥年、俞樟华、张新科、郭丹等)、新生代(熊明、史素昭、许菁频等)四代学者的交替与延续。作为中生代的代表，俞樟华教授的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古代杂传研究》(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传记文学谈薮》(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清代传记研究》(合著，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古代传记真实论》(合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这些著作从理论研究、类型研究、专题研究以及断代史研究等不同层面所体现的学术开拓性意义，得到了学界同仁的高度评价。

鉴于古代传记文学理论资料零碎分散，浩如烟海，如珠玉散落在各种典籍之中，迫切需要学界对此加以系统地梳理与总结，俞樟华教授《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一书正好切合了这一学术需要，第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理论。作者首先通过长期积累细心地下了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浩繁工夫，从历代传记作品的序跋论赞、各种史书、历代文人对史传和杂传作品的评点著作、笔记杂著、目录学著作、文学批评著作、历史评论和小说评论著作、诗文书信序跋奏议表状、帝王诏书及一些专题文章、历代文学作品选等十大类的著作之中搜集资料，鉴别整理，系统总结，因此资料丰富是该书最明显的特色。其次是理论框架建构。中国古代并无完整的传记理论体系，相关论述也散见于各种文献，虽然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非常成熟，但始终没有注意到传记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相较于西方传记理论重叙事法则、叙事伦理，中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宗旨是惩恶劝善经世致用，这是中西不同文化学术传统长期孕育的结果，所以作者特别强调了与此密切相关的真实论，并在对本土传记理论民族特色的深切把握中，第一次建构起中国特色的传记理论框架。此书出版后，学界好评如潮。陈桐生谓读到樟华教授的这一新著后，感到非常兴奋，认为这本书在樟华教授个人治学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而在中国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领域，这本书又是一本填补空白的论著。而且他特别说明他在使用“填补空白”这个词的时候是颇费斟酌的，但因此书“确确实实是这个领域中的第一本，说他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不为过”(陈桐生《向着中国传记文学理论开拓——评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张新科也赞扬此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是古代传记理论研究的开拓之作，认为著作的成功，首先在于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完整的体系；其次，完整的体系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的；再次，体系和材料以自己思想的“线”来统帅材料，表现出独特的识见。(张新科《古代传记理论研究的开拓之作——读〈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李彦东《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视角——读〈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10期)则总结为四大特点：一是资料翔实，旁征博引；二是博观约取，创造转化；三是重视经典，举一反三；四是文化观照，见微知著。

《古代传记真实论》对《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的真实论再次作了深入的探讨，是一部致力于古代传记理论专题研究的力作。全书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包括：传记真实的意义，传记“实录”论，刘知几论“直书”与“曲笔”，材料真实是传记真实的基础，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传记真实与小说真实，传记文学的艺术加工等。这是对《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相关论题的进一步深化。

此外，《古代杂传研究》属于传记类型研究，是俞樟华带领浙江师范大学古代传记文学研究方向毕业的五名硕士研究生集体攻关的项目，其中许菁频关于古代自传的研究，盖翠杰关于古代行状的研究，叶娇关于唐代古文家传记的研究等，是对中国古代杂传文学研究的一次系统深化，是科研成果与育人成果的融合和统一。《传记文学谈薮》《清代传记研究》分别作为传记的专题研究与断代史研究著作，也同样各具特色。

需要强调一下的是，俞樟华教授在致力于传记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时时关注《史记》之后迄于当今传记文学创作的命运与前景，除了前文提及的《论后代传记文学无法超越〈史记〉的原因》的历时性思考之外，还在《时代呼唤史诗般的革命领袖传记》(文艺报2001年6月30日)一文中就当下盛极一时的领袖传记创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史诗般的领袖传记，首先要将诗意注入人生，注入生活，或者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升华诗意。”此文后被《新华文摘》2001年第10期全文转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1年第9期全文复印，于此亦可见作者由古及今的现实当代意识与现实情怀。

三、学术史研究的创新性

学术的发展总是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演化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俞樟华在1989—1990年间撰写《史记研究史略》之时，实际上已开启了作者未来的另一个学术方向——学术史研究，因为无论从学术领域还是学术范式而论，《史记》研究史都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学术史研究。

编年体史书源远流长，导源于《春秋》，由《资治通鉴》集其大成，这是编年体学术史的主体渊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编年体学术史著作晚至民国时期才得以开花结果。早期的重要成果以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为代表。尤其是后二书，已是成熟的编年体学术史研究著作，更具开创性意义。然后到了20—21世纪之交，得益于“重写学术史”思潮的有力推动，学术编年再度勃然而兴。因为“重写学术史”既需要学术史观的创新引领，同时还取决于扎实的文献基础，其中学术编年显得特别重要。面对这样学术背景和趋势，俞樟华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感悟和扎实的文献功底，积极从原有的《史记》研究、传记文学研究领域新辟了第三个学术板块——学术史研究，其学术成果伴随新世纪初《王学编年》《桐城派编年》《中国学术编年》《辛亥日志》的出版而趋于高潮。

《王学编年》(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一部关于王阳明及其后学研究的融合学术性与工具性于一体编年之作。王阳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建立了以良知与致良知说为主干的理学体系——王学，又称阳明学，对当时及后代哲学、文学、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清人毛奇龄《王文成传本》谓：“尧舜相禅，全在事功；孔孟无事功，为千秋大憾。今阳明事功，则直是三代以后，数千百年一人。”王阳明为“千古一人”，殆非虚言。但迄今为止，并无一部有关“王学”的编年之作问世，所以《王学编年》的学术创新意义首先在于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缺。全书记事按时间顺序，起自王阳明生年，即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下迄清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纂《明儒学案》，对王学及其流派进行全面总结为止。主体部分以王阳明的生平和学术为纲，按时间先后介绍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观点，以及后代的主要研究观点和对王学的评价。对于王阳明，重点介绍王阳明家世、少年经历、王阳明师承、科举仕历、龙场悟道、升迁朝官、赣州剿“寇”、王学遭禁、建祠表彰、学术评价等内容。1676年以后与王学有关的清代人事，作为附录，择要著录。《王学编年》在体例上，也颇有更新的意义，它在继承“学案”编撰之学术传统优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概而言之，一是“细密”，二是“广远”。《王学编年》聚焦于案主王阳明及其后学弟子，以时为序，逐年推进，一方面细致考察王阳明学术思想之嬗变，另一方面旁录彼时理学名士的学术活动与见解，相互映照。王学之初萌潜变，细微可辨，足以见出编撰之“细密”，为旧之学案体所罕见；再者，王阳明一生寿数为五十七载，而编年为二百年，后学群起响应，弟子如云，扬波推澜，《编年》备录人事之纷繁复杂，百年铺展，以宏阔的历史性演述，足见其“广远”。正是此处的“细密”和“广远”补传统“学案体”之阙如，使之得以细化完善，从而注入新意，更具学术活力。仅就体例一端，《王学编年》于学界就颇有启示和示范意义。总之，《王学编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极大地扩充了王学的内涵和外延，以丰富的史料立体地勾画二百年王学的学术生态，具有持论的客观性、谱系的立体性与学理的会通性等鲜明特点。此外，书后附有《王学研究论著知见录》，包括著作和论文两部分，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既可见王学研究的基本成果，也可以作为《王学编年》正文内容的补充，读者还可以按图索骥，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所以此书除了固有的学术价值之外，还兼具检索便捷的工具性功能。(参见葛永海《二百年王学谱系的立体架构与多维演述 ——俞樟华〈王学编年〉简评》，《云梦学刊》2010年第6期)

《桐城派编年》(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记事起于桐城派之祖戴名世的生年，即顺治十年(1653)，迄于桐城派殿军马其昶的卒年，即民国十九年(1930)。著录的主要内容，包括桐城派主要人物的生年、从师问学、交游、唱和、科举、为官、书信、序跋、著作、重要诗文作品、卒年、卒后的情况等，重点反映桐城派各家在文学、历史、学术、教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作者的贡献主要是：第一，本书是第一部用编年形式叙述清代桐城派发生、发展、衍变及消亡历史的学术著作，在研究形式上有所创新；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书突破桐城派是一个文派的局限，将桐城派研究扩展到文学以外的其他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使桐城派的研究，体现出综合性的特点；第三，本书在叙述桐城派各成员的活动和成就的同时，又大量吸收了晚清以来关于桐城派研究的各种成果，使本书具有桐城派发展史和研究史的性质；第四，在目前关于桐城派研究的各类著作中，本书所著录的桐城派人物和著作是最全最多的，它为今后桐城派研究提供了许多问题、线索和翔实的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桐城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学术编年》(与梅新林合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自1985年正式启动研究项目以来，历经28年的不懈努力，至2013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首次以编年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学术发展史的系统梳理，是一部力图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全面综合与总结以往学术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兼具研究与检索双重功能的大型工具书。《编年》起于三皇五帝，终于清宣统三年，共计9卷12册1000万字。《编年》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学术追求：一是注重揭示中国学术史的宏观发展演变历程，在通观这一演变历程中把握各代学术盛衰规律；二是注重把握、凸显中国学术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术流派的源起、形成、鼎盛及至解体历程，使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兴替规律得以提炼；三是注重历朝历代各种学术群体的区域流向、位移、传承关系，以见学术中心的迁移规律，这是极有特色和眼界的一个研究方式；四是注重中外学术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历程，以见跨文化的学术传承规律。《编年》综合吸取历代史书与各种学术编年之长而加以融通之，率先创制一种新的编纂体例，即主要由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者生卒四大栏目所构成，同时在各栏目适当处加按语，另外再在每年右边重点记载外国重大学术事件，以俾中外相互参照，合之为六大版块。

以上三书——无论是《王学编年》《桐城派编年》的出入文史，还是《中国学术编年》的走向综合，都鲜明地体现了俞樟华教授的学术创新意识，这一方面表现在选题上的创新性，连续创造了契合学术本身发展需要的三个“第一”，也就是说填补了相应领域的三个学术空白；另一方面则是体例上的创新性，说实在的，在编年体基本趋于成熟的情况下，要在体例上有所创新谈何容易，然而俞樟华教授的以上三书都切切实地做到了，而且得到了学界前辈同仁的高度认可和赞许。此外，俞樟华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浙东学派编年史》的研究工作，此与《王学编年》《桐城派编年》《中国学术编年》三书一样，也同时兼具了选题与体例的创新性。

从《史记》研究到传记研究再到学术史研究，构成了俞樟华教授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在以上三大板块的学术链接中，第三板块既是前两大板块的延续，同时又体现了一种学术坚守和超越的可贵精神。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术研究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这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事业，只要有志气，有恒心，肯吃苦，肯努力，一定是会有所收获、有所成功的！这就是俞樟华教授学术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责任编辑 詹歆睿】

Professor Yu Zhanghua’s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Academic Career

PAN De-b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Professor Yu Zhanghua’s academic career, from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Records, to the research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to the research of academic history, is an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road.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Historical Records, hisHistoricalRecordsResearchDataIndexingandPapersMonographs

andResearchHistoryofHistoricalRecordshave the properties of integrated.HistoricalRecordsNewDiscussionandOnHistoricalRecords’Artand a series work onHistoricalRecordsacceptance history showed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ResearchofChinaBiographyLiteratureTheoryandTheStudyofAncientMiscellaneousBiographyandAnalectsofBiographicalLiteratureandResearchonQingDynastyBiographyandOntheAuthenticityofAncientBiographyalso reflect his creative spirit.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academic history, Annals ofWangXueandAnnalsofTongchengSchoolandAnnalsofChineseAcademicandXinHaiLogasthe representative, these works reflected on the persiste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former two.

Yu Zhanghua;HistoricalRecords;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academic history

K207

A

1009-5128(2015)03-0091-06

2014-11-28

潘德宝(1980—)，男，浙江乐清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