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静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

从教育资源配置的维度探析高校的教学与科研

唐静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校中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为学者和社会所关注。而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的特点和方式极大地影响了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要使高校教学与科研能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资源配置的维度来看，应逐步开放高等教育市场，使教育资源配置多元化；弱化政府干预，减少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改革高校教师评价机制，优化校内资源分配体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教学鼓励措施，让广大的教师结合自身的特点在教育实践中自主寻求教学与科研的平衡点。

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教学与科研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化，高校中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日益为学者和社会所关注。目前的研究多是从教育的本质、高校的功能等方面来分析的，很少从教育资源配置的维度来探析。当今中国高校轻教学、重科研的成因何在？是否有必要调整？调整的路径何在？本文试从资源配置的维度来审视上述问题，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几点建议。

一、高校之教学与科研

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争论得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伯顿·克拉克认为：“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没有任何问题比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更为根本。”[1]最早，大学公开的职能只有教学，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建制化科研；到了18世纪末期，大学才产生了少量的科研活动；随着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科研在大学中的地位日益加重；20世纪开始，教学与科研逐步成为彼此独立的活动。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大学正逐步成为多元的巨型综合性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随之也变得更为复杂。同时，伴随着研究型大学地位的确立，以及随后流行的各种以科研为主要评价指标的“高校排行榜”迫使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强化了对科研及其相关活动的重视与奖励[2]，导致了很多大学过度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认为科研产出才是教师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这一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

近些年来，各国高校纷纷陷入追逐“一流名校”的热潮之中。“一流”是一个比较性概念，越容易量化的，容易制定统计指标的东西就越容易进行比较。相对于科研成果而言，教育效果需要长期追踪，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难于制定较为普遍的标准，难以建立容易操作的模型和统计指标。因此，当资源分配者寻找“可比之物”时，科研明显比教学更受欢迎。“一流”的名誉利于吸引更多的教育资金，吸引地方政府的支持，吸引优质的生源，吸引更优秀的教职员工加盟，从而能在新的科研竞赛中取得优势。科研力争上游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争夺资源的竞赛。

然而，这场竞赛是否对学生有益，优秀的研究员是否也是优秀的教师？参与科研，在何种程度上对学生的成长成才有帮助？高校的管理者是否仅是为了便于配置资源，高校本身是否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过度重视科研？这些问题似乎未曾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并不认为教师应该重视教学而轻视科研，仅从事最基本的教学任务。相反，学校仍要鼓励教师去开展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科研活动，将其成果展示于人。用经济学家亚瑟·奥肯的话来说，研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也必须固守在一定范围之内。

二、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的特点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由此决定了高等学校的科研活动与科研机构相比，除了具有以上的共同特性之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高校不同于科研机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然而，我国高校教学与科研失衡的问题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法的界定而有所改善，很多教师依旧将大量时间、精力投放于科研而忽略了对学生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由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的特点所导致的。

1.政府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

政府的主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第二，有一套能为其控制的、能影响高校决策者和高校教师行为的分配方式。就高校教育经费的来源而言，因为高校吸纳横向项目、校友捐款和盈利能力一方面有限，另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挖掘。政府拨款就成为高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府通过各类学科和项目的评估、各类科研项目的招标、各类导向性政策，如曾经存在的全国重点学科评估、省级重点学科评估、985和211工程评估等，以及刚刚推出的协同创新工程，每年都有的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招标等，进行着教育资源的配置，也引导着高等教育迈向“科研”。评估中的优胜和项目的中标意味着大量的、可持续性的资金流入，如果哪所高校不去争取这些经费，不需多年其收入和办学能力将会和优胜者、中标者拉开巨大的差距。高校虽有自主办学之名，但为了赢得拨款，不得不根据指挥棒来行动。

就教育经费向教师配置而言，教育部将在生产企业中运作良好的按件计酬的工资体系引入了高校。大学教师的评价与奖励都基于他们所发表的作品，教师每年的收入一般由职称所决定的基本工资、发表科研作品的奖励和教学课酬三部分组成，但课酬所占比重很微小。不难想象，这种激励机制下，中国的教师都变成了发文机器[3]331～332。高校教师在经济上对科研项目经费和学校对科研成果的奖励有强烈的依赖。且工资收入依据于职称，职称依据于学校制定的政策，学校的政策又以教育部的资源分配方式为导向。学校虽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但其仍然是有效地模拟政府的分配模式，成为政府分配模式的“传导器”。政府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在分配上的主体地位，引导、影响和指挥高校教师，突出其在分配中的主体作用。高校迎合政府，教师迎合高校。

另外，由于政府对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有较多、较高的限制，如高校占地面积等硬件的基本要求和获取上述硬件在实践上的困难，使有志于以教学为导向的资源无法独立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无法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更谈不上形成像美国一样的以私立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群体。

2.行政力量是影响高校内部资源分配的关键因素

当下，行政力量已成为影响高校内部资源分配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校依赖行政力量来迎接和应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与检查，依靠行政力量组织和动员教职工、学生申报各类科研项目。由于教育主管部门由上至下制定了“专业化”的评估指标，学校很难依靠教师本身的力量来应对各类评估与检查，必须依靠行政力量来进行组织、操作、动员和沟通。相对于普通教师，行政力量拥有了信息和话语上的优势，能够更加有效地影响分配政策的制定。行政人员的地位类似于企业的管理者和产品的销售者，而教师的地位类似于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

第二，教育主管部门依赖学校的行政力量执行其政策，这自然提升了行政力量对学校资源分配政策的影响。中国高校自主办学能力有限，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向高校下达繁多的指令，要求高校完成其在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乃至超出传统高校功能之外的职能，要求高校在学生和教师中保持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对行政力量的依靠，必然要给予其相应的影响力，使其能够影响高校资源的配置，借以实现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和目标。

第三，行政力量的壮大使高校中产生庞大的科层组织，使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决策产生了制度化的影响。韦伯就曾对现代科层制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大学组织机构也不可能避免要经历专门化经营的过程，变成和大规模企业一样的官僚化和科层化的机构”[4]51。伴随着科层化和大学组织规模的扩展，在大学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专门化的管理阶层。高校管理阶层凭借组织所赋予的职权，通过“层级监控”、“标准化考核”和不同形式的评价机制、考核手段来完成对大学教师的“规训”[5]169。行政力量不以个体力量简单加总的方式影响校内的资源分配，而是以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影响分配。而教师和学生的组织化程度低、分散性高、集体行动的能力弱，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径有限。

三、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新解

在新的历史阶段，要使高校同等重视教学与科研，使二者相互促进、和谐发展而不相悖，我们可以更多地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探寻。

1.开放高校市场，使教育资源配置多元化

教学和科研在高校中究竟应该更偏向谁？不同的教育理论和不同的教育专家，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和环境中，可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面对这种状况，与其一刀切，只让政府一家办高校，只让政府选择一种政策导向，不如选择开放高等教育行业，让更多的资源更自由地进行选择和实践。让有志于科研的资源和有志于教学的资源能够同台竞争，让学生和社会在长期的观察和比较中自主的选择。资源配置上的灵活性能够保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灵活性，能够让高校自身在实践中寻找教学和科研的平衡点。

2.弱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干预，回归大学的自治

政府的干预造就了强大行政力量，这股力量促使高校更重视科研，教学的地位相对被削弱。那么，只要弱化政府的干预，降低高校对行政力量的依赖，提高教师和学生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让直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教师自主地在教学与科研中进行选择，让教学与科研实践本身成为决定二者关系的最终依据。陈伯璋认为，“在大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正视大学之外一些政经势力以及意识形态的渗透可能对大学的独立自主性产生的破坏”[6]。

为了实现该目标，不仅政府要放，高校自身还应完善自身的自治制度，培育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自我评价机制，否则依靠政府来评定和监督就不可避免。高校教师管理制度作为学校内部层次的制度，受到大学领导体制、大学内部行政管理体制以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仅仅改革教师人事制度而不进行其他制度的改革，改革注定流产。此外，在价值观念上，学校要形成学术独立、自由、民主的理念，教师们自身也要将学术放到首位，而不是对政府和学校惟命是从。

3.改革教师评价机制，优化校内资源分配体系

高校自身的变革也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这种“学术政治”的威胁不光来自国家和政府，也来自学校内部。学术的政治化倾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到了客观公正的学术自由和价值，直接影响到了教师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学生的利益。

目前，高校中少数的“当权者”制定出他们认为对学校发展有利的评价机制，对所有教师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考核。高校教师的考核通常含有三项指标：学术与科研成果、工作质量以及教学能力，其中学术与科研成果占据着考核的主导地位，另外两项所占比例甚微，甚至有些学校，只以“科研论英雄”，忽略了教学型教师对学校的贡献。学校教师千差万别，无论是工作内容、工作性质还是工作形式各有不同，“一刀切”式的评价机制，是无法对所有教师进行公正考核的。

本文认为合理有效的教师评价机制，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消除行政因素的作用与影响。这就势必要解决当权者一人独大或几人独大的情况，精简行政队伍，建设真正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后勤力量[7]229～240。要避免资源分配、使用不合理和不透明所造成的不公平和资源浪费的现象，使教师不再依附学校的权利机构，成为大学真正的主人。

其次，建立、健全学术民主管理制度，提高教师和学生在学校组织中的主体地位，摒弃把教师当作“被考核、被审查”对象的传统观念，让教师和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人翁”。学术评价的标准，包括教师考核制度，都应该采取师生共同参与、共同决策的方式，由教师团体选派部分教师组成评审委员会，并让学生会派出代表参与，公开透明的完成对教师工作的考核。

最后，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将教师的工作分门别类，并根据工作类型、性质及形式一一建立评价机制，进行相关考核。就目前来说，高等教育整体的评价趋势多半以科研为主导，忽略了对教学和学生的关注。教学和科研作为高校的两大基本职能，缺一不可。而一套完整、健全的高校评价制度必须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因此，完善的评价制度，必须将教学和学生因素纳入其中。另外，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衡量不能只停留在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表现，而更该关注学生在此过程中的所取得的进步与成绩。在这方面，一些国外大学成功的教学评价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们的评价机制不仅会考察教师的教学态度与行为，而且还会充分考察学生通过教学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注重对教师综合因素的审查。此外，这套评价机制还非常注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关心和重视程度[8]。

教师评价机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激励教师尽心工作，用心培养学生。然而，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教师评价机制已经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让本该充满生机的教育失去了活力。我们真正该思考的也许并不是再去建立怎样的机制或考核手段，而是该让大学回归教育的本质，让教师真正的热爱工作，关心学生。

4.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实现教师产出最大化

在高校中建立一种调和性机制，转移教师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或是建立一种既能够体现职业生涯的个体差异性及功能整合性，又能够扩展其学术内涵的激励新模式。

例如，博耶在其《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一文中提出了“创造性契约”（creativity contract）这样一个新颖的概念。他认为，高校教师可以根据这项契约在不同的时间划分自己的工作重点。教师能够结合自身的情况，在一段时间从事科研工作，而在另一段的时间从事教学工作；并且教师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向，将其工作转化为应用或服务。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的需求选择工作重心。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教师工作领域的范围，促进了学科交叉，知识共享。

博耶的这个建议就是为了帮助老师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学术产出最大化。他认为一名高校教师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会经历不同的职业生涯阶段，从中青年教师到老年教师，在不同的职业阶段所面临的工作重心也会不同，所承担的任务也将不同，单一的工作标准、繁重的工作任务将会大大降低教师的工作效率，限制其职业生涯的发展。另外，他还认为不同学科多产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下，理工科的往往要比人文社科的早一些。因此，学校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的多产期，科学有效地分配不同学科教师处于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帮助教师提高工作效率。或者由教师结合自身情况，自己向学院提出工作计划申请。并在学院成立教师工作分配任务委员会，根据教师所上交的申请，结合学院的科研教学计划制定该教师的这一阶段的工作。同时，教师可以向小组提出异议，对分配下来的计划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双向的互动更加有利于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降低学校成本。

5.设立教学基金，激励教育主体的教学潜力

设立教学基金，对教学型教师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平衡高校内部教学型教师与科研型教师的薪资分配和职位权重，缓解二者矛盾。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开展各类好课评比、精品课程、老师讲坛等活动，对那些热爱教学、用心教学并在教学工作中取得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肯定。让每位热爱学校、热爱学生的教师都成为“学校的英雄”。

1990年以来，通过“博耶本科教学促进委员会”的不懈努力，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已经加大了教学在教师聘用、薪资政策和职称晋升中的权重，并给予教学优秀的教师以相当的荣誉和奖励，忽视本科教学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就通过重新修改教职员工晋升标准，制定多元化的教师评价体系，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本科生教学，设立教学奖励基金等一系列针对教学的改革措施，为学校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促进大家“更多地谈论教学，热爱教学，并尊敬和奖励那些在教学方面用心投入的人，使教学成为教师喜爱的工作，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9]113。

浙江大学也在近年推出改革新政，设立教师教学鼓励津贴，用于额外奖励给那些认真上课，关心学生的教师。2013年，已经有大约500名老师拿到了这份总额接近800万元的奖励[10]。随着新政的推出，在2014年，将会有更多的教师获得这份奖励。这种奖励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缩小教学型教师和科研型教师的收入差距，并激励教师从事教学这份天经地义的工作，但还是需要更多实质、有效的评价改革机制才能够矫正大学的办学理念，让教师重新回归教学，关注学生。

6.设立本科生科研基金，激发学习主体的科研潜力

培养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一直都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本科生教育则很少关注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致使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偏低。鼓励本科生参与教师的学术科研工作，这样学生与教师可以近距离接触，得到教师最直接的指导。当前的课堂教学往往注重的是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学术和科研含量。因此，教师要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把学术科研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共同参与讨论，这不仅能够激发同学的科研兴趣，培养科研意识，更能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同步发展，相互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生能够了解到最前沿的科学成果，也能吸取成功的科学研究经验；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突出了教师在科研活动中对学生的指导作用，就有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一些大学为了充分发挥部分优秀学生的潜能、培养高水平人才，还实行了特殊人才培养体系方案。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就为那些跨校从事科研的本科生开设了23门与此相关的课程；加州伯克利分校也通过设立与科研相关的课堂和学术研讨班，为该校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本科生提供了一个科研的预览。早在2001年，北京大学也开始举办“元培计划”实验班，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和基础教育，而在高年级开展专业教育，并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科研元素。学校还可以塑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例如设立国际合作研究中心，开展学术沙龙等，在增强学生学术兴趣的同时，也让老师在学术活动中展现才华，与学生互动。

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制度方面加以探索，让更多的学生乐于科研，用心科研。不少高校都设立了学生科研基金，奖励那些积极参与的同学。学校还可以提供科研助理和教学助理的岗位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参与教师的各项工作，使得教师能花较多的时间用于教学，还能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指导。同时，还可以给予这些学生一定的补助和奖励，在激发学生积极性，乐于同教师互动的同时，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助，减轻学费负担。

四、小结

高校应该重科研还是重教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简单地选择其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国高校资源配置的主体、方式极大地影响了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协调发展。为了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应该在资源配置上为高校松绑，逐步放开高等教育行业，让更多资源自由地进入，自由地在重科研和重教学之间进行探索；逐步减少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回归大学的自治；建立合理有效的教师评价机制，不断优化高校资源配置体系；建立合理的教学和科研激励模式，让广大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自主寻找两者的平衡点。

[1]Clark B.The modern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teaching and learning[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7，（3）.

[2]张志峰，杨婷.“重研轻教”不可取[N].人民日报，2005-11-28（11）.

[3]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哲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4]韦伯.支配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5]Foucault，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7.

[6]陈伯璋.大学学术社群与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2004，（3）.

[7]甘阳，李猛.中国大学改革之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蔡敏.美国著名大学教学评价的内容特征[J].外国教育研究，2006，（6）.

[9]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0]吴雅兰，朱振岳.浙大重金建设教学促进津贴[N].中国教育报，2013-12-10（02）.

［责任编辑：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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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4799（2015）01－0141－05

2014-09-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IA130084

唐静（1986-），女，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