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100732）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形态”现象及相关思考

姚振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100732）

上古汉语中，繁复的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似同时存在清晰和模糊两种倾向。历史如果朝清晰的方向发展，就可能最终呈现一个比较严格的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如果朝模糊的方向发展，第一人称代词就可能最终归于一。事实是，后来朝着模糊的方向发展了，中古以后，第一人称代词逐渐归于一，这就是“我”。就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而言，“不严格的格位”也许比较符合实际。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

一、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形态”现象

殷商时代，第一人称代词有“我、余、朕”三个，它们语音有一定的联系，语法功能有一定的分工。陈梦家说：“卜辞的第一人称有‘我’‘余’，领格有‘朕’。‘余’和‘朕’通常为王的自称，凡有此二代词的卜辞通常（也有少数的例外）是王自卜的。‘余’可以是主格宾格而不能是领格，‘我’则可以兼为主宾领三格。如此，‘余’‘我’同为第一人称的主格宾格，‘朕’‘我’同为第一人称的领格，它们的分别何在?‘余’‘朕’都是时王的自称，所以是单数的，‘朕’就是‘我的’。卜辞‘我受年’相当于‘商受年’，‘我’是集合的名词，主格宾格之‘我’就是‘我们’。卜辞的‘受余又’和‘受我又’是不同的，前者是受王佑，后者是受商佑。领格之‘我’就是‘我们的’。”[1]96

这也就是说，这三者有“格位”和“数”的不同。“我”表多数，可作主语、宾语和定语；“余、朕”表单数，“余”可作主语、宾语，很少作定语，“朕”主要作定语，有时也作主语。

陈氏所言是对“我、余、朕”三者关系的具有代表性的概括，大体符合事实，但也不尽然。兹说明如下。

（一）我

可作主语、定语、宾语，表多数。但表多数有时不十分严格。喻遂生撰有《甲骨文“我”有单数说》一文对此加以辨正[2]28。他举出了“我”和“余”同辞的例子：

辛巳卜，王贞，余福酒，我御…三匸?十二月。（《合集》19814）

喻遂生认为：“三句均为时王自卜祭祀之事。第一句‘我’后一字为建筑形，大约为祭祀的场所，句意为：‘余’勿祭祀于‘我’的家庙（?）。第二句意为：‘余’进行福祭、酒祭，‘我’御祭于匸乙、匸丙、匸丁三位先王。第三句意为：‘余’祭祀于祖宗的牌位，先王授予‘我’保佑。每句中的‘余’、‘我’应指称同一主体，特别是第二句，‘余’、‘我’均做主语，其数应该一致，亦即都是表单数的。”

喻遂生还注意到甲骨文中“我自飨”的用例：

惠王贞，我自飨，不其受年?受年?贞，王勿观?（《合集》40095）

喻遂生认为这一例是王自贞，“我自”就是我亲自，与“王自”为王亲自相同，“我”只能为单数。

（二）余

“余”表示单数，作主语，这是“余”的主要用法。还可作宾语和兼语短语中的兼语，后者是陈梦家没有言及的。例如：

“余”还可作定语。例如：

乙丑卜，王贞：占娥子余子?（《合集》21067）

戊辰卜，王贞：妇鼠娩余子？（《合集》14115）

陈梦家说：“‘余’可以是主格宾格而不能是领格。”似过于绝对。但“余”作定语的例子的确非常少见。在甲骨文中第一人称代词单数作定语的主要是“朕”。

（三）朕

“朕”表示单数，主要用法是作定语。但“朕”也可以作主语，这也是陈梦家未言及的。例如：

戊寅卜：朕出今夕?（《合集》22478）

□□卜，贞：朕载?（《合集》20337）

丁未卜，王：勿令师黍，朕御?（《合集》4243）

庚辰卜，王：朕斀羌，不葬?（《合集》525）[3]23～26

喻遂生甚至还举出了“朕”作宾语的用例和疑似用例：

……贞，方出，……朕佑?五月。（《合集》39907）

△己卯卜，壳贞，邛方出，王自征，下上若，受我……（《合集》6098）

△……伐邛方，帝受我佑?（《合集》6273）

△戊午卜，方出，其受侯佑?（《合集》6719）

喻遂生说：“比较例意为，敌方出动了，商王或将领去征讨，神灵会授予我保佑吗？准此，‘……朕佑’当为‘受朕佑’之残，此为‘朕’做宾语，亦仅此一见。”此为比较肯定的“朕”作宾语的用例。再如：

△我受邛方佑?贞，弗其受邛方佑?（《英》551）

△……卜，受方佑?……卜，弗受方……（《合集》20616）

大致说来，殷商时期，“我”在功能上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可作主语、宾语和定语，表多数。“余、朕”表单数，“余”可作主语、宾语，很少作定语。“朕”主要作定语，有时也作主语。二者在作宾语这一点上构成对立，在作定语这一点上也构成对立。但以上这些分工和对立又往往不是十分严格的，时有“例外”。

降及西周，这三个第一人称代词的区别进一步模糊，或者说它们的功能有持续“泛化”的趋势。

“我”表单数已是很明确的事了。如：

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大盂鼎，西周早期）

这是“我”为单数的确切例证。

据钱宗武考察，“今文《尚书》中自称代词‘我’用作单数凡74见”，“今文《尚书》‘我’用作复数凡122见”[4]115。可见“我”表单数已常态化了。

“余”除常作主语、宾语外，作定语不再是少见现象。这就与“我”相接近了。例如：

余弗敢乱余国致我考我母令。（五年召伯虎簋，西周晚期）

“余”在传世文献中写作“予”，常作定语。例如：

畴若予工？（《尚书·舜典》）

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尚书·舜典》）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尚书·汤誓》）

公！明保予冲子。（《尚书·洛诰》）

非予罪，时惟天命。（《尚书·多士》）

“朕”，据钱宗武考察[4]116，今文《尚书》“朕”作主语凡20见，作定语凡33见。此外已有“朕”作宾语的确切用例，凡2见：

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尚书·盘庚上》）

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尚书·盘庚上》）

“朕”还开始见到表多数的例子：

（1）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尚书·益稷》）

（2）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尚书·盘庚中》）

例（1）是舜和禹在一次会议上的对话，会议议题是如何发扬尧的光荣传统，治国安民。正如王世舜所言：“从这里我们还能约略看出原始社会酋长和官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亲密无间的关系。”[5]50因此这里的“朕德”应理解为“我们的德教”（实乃尧的德教）。例（2），说话的是“乃祖乃父”，显然是多数，所以“朕孙”也应是“我们的子孙”。

大约西周中后期，又有了一个第一人称代词“吾”。“吾”，疑母鱼部，“我”疑母歌部，二者声音相近，可能有同源关系。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周易·中孚》）

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尚书·微子》）

这可能是人称代词“吾”最早的用例[6]86。

王力说：“‘吾’字用于主位和领位，不用于宾位。除非在否定句里，宾语提到动词前面的时候，‘吾’字才可以用于宾位。”[7]57这话适用于战国以前。战国以后，开始见到“吾”作宾语（非否定式）而置于动词之后的例子，这种情况虽很少见，但少见不等于没有。下面略举几例：

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墨子·公孟》）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庄子·田子方》）

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荀子·议兵》）

值得注意的是，在《晏子春秋》中，“吾”作宾语共5次，有4次置于动词之后，只有一次是在否定式中置于动词之前。现在把这5例悉列于下：

公曰：“章谏吾曰：‘愿君之废酒也，不然，章赐死。’”（《内篇谏上》第四）

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内篇杂上》第三）

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义也。（《内篇杂上》第三）

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也。（《外篇》第七第二十三）

吾三年为人臣仆，而莫吾知也。（《内篇杂上》第二十四）

《晏子春秋》，过去相当长时期内被许多学者看成伪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武帝时期汉墓竹简中，有《晏子》十六章。其内容与传世本《晏子春秋》大同小异。此后，《晏子春秋》为战国时作品遂成定论。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战国中期以前的作品[8]序言。

胡适认为：“‘吾’字不可用于宾次。其用于宾次者，非由错写，必系后人之变法，而非古文之用法矣。”[9]19这一看法显然有偏颇。

王力又说：“在先秦时代，除了否定句在宾语提到动词前面的情况下，‘吾’字不用做宾语，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少数例外。”[7]57～60这个论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还有一个始见于西周的第一人称代词，这就是“卬”，作主语或宾语，数量较少。如：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诗经·小雅·白华》）

越予冲人，不卬自恤。（《尚书·大诰》）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尚书·大诰》）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吾”，疑母鱼部；“卬”，疑母阳部。二者可能有同源关系[10]。东周以后“卬”逐渐消失。

对于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数量繁多、用法复杂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可大致归结为格位说和非格位说，各有所据。王力是主张“格位说”的。他认为：“不同音的两个人称代词同时出现在一部书里，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在同一篇文章里，甚至在同一个句子里，‘吾’和‘我’（或‘吾’和‘予’）同时并用，或‘汝’和‘尔’同时并用，就不能归结于时代不同和方言不同。如果说毫无分别的两个人称代词在一种语言中（口语中）同时存在，并且经常同时出现，那是不能想象的。”[7]56～57

王力所言的“同时并用”是客观存在的。当这样并用时，如果是不同的语法位置，第一人称代词总是显示出比较清楚的“格位”对立。这种现象在甲骨文中就已存在。例如：

甲戌卜，王：余令角帚叶朕事?（《合集》5495）这一例，“余”作主语，“朕”作定语。

这一例，“余”作宾语，“朕”作定语。①以上两例转引自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笔者核对了《合集》原文。释文从《合集》原文。

这一例，“余”作主语，“朕”作定语，“我”作宾语。

这种情况西周时期也常能见到。例如：

余其用格我宗子与百姓。（善鼎，西周中期）

余弗敢乱余国致我考我母令。（五年召伯虎簋，西周晚期）

余用作朕烈考伯宝簋。（扬簋，西周晚期）

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尚书·盘庚下》）

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尚书·大诰》）

以上各例，作主语用“余”（“予”），作定语用“我”或“朕”。

东周以降，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吾”和“我”同时并用，如果面对主语和宾语，则一般是“吾”作主语而“我”作宾语；如果面对宾语和定语，则一般是“我”作宾语而“吾”作定语。例如：

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雍也》）

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

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孟子·梁惠王下》）

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这种经常的对立显然不是偶然的。

但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形态”区别往往不是很严格，难以做到“说一不二”。如上所示，殷商时期，“我”具有广泛适应性，其表多数不很严格。“余”也不仅作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朕”也不仅作定语，还可以作主语甚至宾语。这种情况西周以后延续下来，且有进一步泛化的趋势。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种看似扑朔迷离的现象呢？

经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形态”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如果句法环境同时提供各种不同的句法位置，这些代词往往“各就各位”，呈现出有序的对立（如上所述）；第二，如果句法环境只提供一个位置，这些代词的出现虽往往体现规律，但不时会有“例外”（如上所述）；第三，如果句法环境同时提供多个相同的句法位置，则常常出现“混乱”现象。这一点上文未涉及，兹举几例：

（1）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尚书·多士》，朕、予、我同作主语）

（2）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我、吾同作主语）

（3）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我、吾同作主语）

（4）余虽腼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国语·越语下》，余、吾同作主语）

（5）叔孙曰：“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人之有墻，以蔽恶也；墻之隙坏，谁之咎也？卫而恶之，吾又甚焉。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然鲋也贿，弗与，不已。”（《左传·昭公元年》，我、吾同作主语）

（6）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诗经·郑风·丰》，我、予同作宾语）再例如：

（7）今子赎我，吾以子为知我矣。向者子乘，不我辞也，吾以子为忘。今又不辞而入，是与臣我者同矣。我犹且为臣，请鬻于世。（《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四）

这一例，“我”和“吾”在宾语位置上的对立很严格，只用“我”，不用“吾”。但是在主语位置上却显示出了随意性：忽而用“我”，忽而用“吾”。

这种经常出现的混乱同样也不是偶然的。

二、相关“形态”现象的思考

综上所述，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形态”系统似同时存在清晰和模糊两种倾向。历史的发展，如果清晰性得到扩散，就可能最终呈现一个比较严格的第一人称形态系统；如果模糊性得到扩散，第一人称就可能最终归于一。事实是，后来模糊性扩散开来了，于是中古以后，第一人称代词逐渐归于一，这就是“我”，而且不再有“数”的区别。

我们认为，就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而言，“不严格的形态”也许比较符合实际①这个看法原则上也适用于上古汉语第二人称代词系统。该系统的模糊性甚于第一人称代词系统，其相应情况的具体分析，本文暂不涉及。。

我们可把这种现象比喻为一群小朋友做辨认角色的游戏。这群小朋友各自担负的角色有同有异，当环境同时有各种不同的位置可资对比时，他们一般都能各就各位，不大容易发生混淆。但当环境只有一种位置，无论是一种一个，还是一种多个，都容易发生一定程度的混淆。

其实，“不严格的形态”这种现象也是有普遍意义的。从本质上说，不仅符合古汉语的实际，而且也应该符合其他语言的“形态”现象的实质。区别只在于，形态丰富的语言，其“形态”比较清晰，比较不容易找到“例外”（但绝不是没有“例外”）。形态缺乏的语言，其“形态”就较为模糊，“例外”也就比较容易找到。古汉语便属后者。

人类的语言，“孤立语”中可能存在局部的“屈折”（例如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屈折语”中也可能存在局部的“孤立”。一个“说一不二”的形态系统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要在现实中找到它，也许是徒劳的。

萨丕尔指出：“没有一种语言完全忽略名词和动词的区别，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种区别的性质不容易捉摸。别的词类就不同了，没有一类是语言非有它就活不了的。”[11]107萨丕尔还指出：“最简单的，至少是最经济的，表达某种语法观念的方法，是把两个或更多个词排成一定的次序，联结起来，而绝不改变这些词本身。”[11]54萨丕尔说：“把词序和音势看做原始的、表达一切造句关系的方法，而把某些词和成分的现有关系价值看做由价值转移引起的后起情况，这样的看法有点冒险，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空想。”[11]101萨丕尔还说：“无论如何，很难把我们所知的一切语言都分别归入这些类，尤其是因为这些类别并不是互相排除的。下文就会看到，一种语言可能是黏着的，又是屈折的；或是屈折的，又是多重综合的；甚或是多重综合和孤立的。”[11]110

萨氏的论述表明，人类语言最基本的成分就是名词和动词，最基本的关系就是词序和音势。其他一切都是后起的、非根本性的。既然是后起的、非根本性的，它就会留下发展变化的痕迹，就无法做到“说一不二”。所以萨氏还说：“所有的语法都有漏洞。”[11]34与印欧语相较，这些后起的、非根本性成分的脆弱性，在古汉语里表现得比较充分。

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形态”系统的不严格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它代表人类语言“形态”性质的另一面。

王力说：“‘余’（予）和‘吾、我’在语法上有什么不同，‘汝’（女）和‘尔’、‘若’在语法上有什么不同，还没有人能够划分清楚。”[7]62长期以来，这被当做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屡被提及。人们总是怀着“划分清楚”的企图，不断从主观上找原因，怀疑自己的理论不够，对事实的分析观察不细，于是各种解释纷如聚讼。但是，如果事实本身就是不甚清楚的状态，那么这种自责，这种“划分清楚”的追求，岂不是徒劳吗？

“划分清楚”的企图，归根到底，是过分贯彻西方的形态观念所造成的。西方的形态观念用于西方的语言固然有较强的解释力，但用于古汉语却不断地捉襟见肘，这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的语言，是不可能一开始就具有丰富的、复杂的形态系统的。所有的复杂都是由简单演化来的。典型的简单（孤立）是比较好解释的，典型的复杂（屈折）也是比较好解释的，但是语言的发展不可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过程，其间一定有各种各样的中间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无论是单纯站在简单的立场，还是单纯站在复杂的立场，都是无法解释圆满的。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承认驴和马，也要承认非驴非马。而且还要认识到，这非驴非马，其理论价值与驴和马是完全相当的，具有合法性。如果非要把骡子解释为马（或驴），那就错在理论了。面对事实，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扭曲事实来迁就理论[12]。

三、结语

古汉语人称代词系统的“形态”现象，说穿了，就是一种整体“孤立”背景下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局部的、暂时的、不成熟的形态化现象。犹如一张显影不良的底片，一段时期内只能辨认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不久之后，这个轮廓也消失了，复归于“孤立”的底基。这种现象是弥足珍贵的，它对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语言类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喻遂生.甲金语言文字研究论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2.

[3]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4]钱宗武.金文《尚书》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王世舜.尚书译注[M].聊城：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1979.

[6]张玉金.西周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8]姚振武.晏子春秋词类研究·序言[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9]胡适.胡适文存：卷二[M]//民国丛书：第一编（93）.上海：上海书店，1989.

[10]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J].中国语文，1980，（2）.

[1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2]姚振武.人类语言的起源与古代汉语的语言学意义[J].语文研究，2010，（1）.

［责任编辑：熊显长］

H146.2

A

1001－4799（2015）01－0076－06

2013-10-08

姚振武（1954-），男，江西南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