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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组织:高校“留守型”校办企业党员职工媒体使用情况调查——以南昌市H大学“留守型”校办企业为个案

2015-03-20钟远东邹建民

传播与版权 2015年1期
关键词:媒体高校党员

余 刚 李 峰 钟远东 邹建民

隐形的组织:高校“留守型”校办企业党员职工媒体使用情况调查
——以南昌市H大学“留守型”校办企业为个案

余 刚 李 峰 钟远东 邹建民

[摘 要]本文采用个案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和口述史叙事法,描绘了中部地区一所高校“留守型”校办企业党员职工媒体使用的真实情况。通过该群体媒介消费调查,对新媒介技术在企业下岗职工党员群体中的使用情况有了准确了解,并透过该群体媒介消费情况考察其背后体现出的血缘、地缘、组织关系网络,从而可窥见媒介社会化背景下,普通受众的媒介消费情况,为做好企业下岗职工党员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校办企业;党员;媒体

[作 者]余 刚,助理研究员,江西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李 峰,教授,江西农业大学产业处;

钟远东、邹建民,江西农业大学产业处副处长。

一、引言

媒介化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变革。现代通讯技术的革命必然带来人类生活、信息传播、社会关系的深层次变化。在媒介化社会带来的社会关系深刻变革下,高校校办企业下岗职工群体身处其中,下岗职工党员群体是其中一个群体部分。深入了解高校校办企业下岗职工党员群体的媒介消费情况,可以为我们开展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提供参考。

我国高校校办企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绝大部分高校校办企业开始出现倒闭、停产、职工下岗分流再就业。停产待改革的企业也被俗称为“留守型”企业。企业倒闭后,企业职工当中数量庞大的党员群体如何继续开展党组织生活和党员活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研究以南昌市H大学中典型的“留守型”校办企业为个案,以党员群体的媒介使用消费情况为切入点进行调查。

H大学目前依旧保留着10个“留守型”校办企业,企业都已经全面停产,大部分企业职工都已下岗自谋职业,还有极少量留守职工。H大学10个“留守型”校办企业的党组织包括19个支部,307名党员。其中,退休党员170人,在岗党员53人,下岗待业党员84人。年龄结构上,40、50岁以上党员占75%以上。目前,企业基层党组织仍然保留并正常开展组织生活及党费的收缴工作,继续开展发展党员与退休职工党员的管理工作。隶属于企业党组织的307名党员呈现以下情况:(1)退休党员群体逐渐扩大。目前已经退休的党员人数为170人,随着时间推移,退休党员群体会逐渐扩大。(2)下岗再就业党员群体外出务工较多。年龄集中在40—50岁之间的党员,由于沉重的家庭责任和负担,选择外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再就业的人数较多。(3)再就业党员群体的工作、生活地点流动性较大,党组织生活和党员活动参与较困难。(4)留守企业的党员职工和党组织工作开展困难,缺乏必要的保障条件。

鉴于实际情况,本研究将下岗再就业党员群体作为第一调查组群,留守企业的党员和退休党员合并为第二调查组群。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电话访谈等手段分别对两个组群进行了调查。

二、问题、关注与归属感

长期以来,H大学校办企业党员职工作为学校教职工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持着与学校其他教职工党员同样的组织管理模式和政治待遇。在校办企业效益良好的年代,校办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体曾经在全校基层党组织工作中创造了优异成绩,发挥了示范作用。

H大学校办企业破产倒闭后,企业当中的党组织依旧保存,但党组织活动开展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困难,主要有党组织活动经费缺乏、活动场所和平台不足、流动党员日渐增加、活动的组织开展困难等。校办企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体逐步退出昔日充满光环的位置,没落为学校基层党组织中相对弱势的组织单位。下岗环境下的普通职工党员由于自身生存、抚养照顾家庭的需要,不得不离开原工作单位,寻找新的工作岗位。因此,职

工党员群体参加党组织生活的时间和精力无法得到保障,导致党组织生活和党员活动的参与率极低。个别党员甚至一年到头辛苦忙碌,连上缴党费的时间都没有。部分下岗职工党员长期脱离党组织,不参加党组织活动,导致党员缺乏组织归属感,对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失去关注,党员意识淡薄。

三、研究发现

调查者对H大学“留守型”校办企业的307名党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调查,针对党员群体所居住社区的媒介生态环境,社区内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渠道进行了传播功能和效果调查。调查者深入每个“留守型”校办企业的厂区,与企业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下岗职工党员、社区群众进行座谈、访谈,对“留守型”校办企业党员职工媒介使用消费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对校园传统媒体的关注——党员群体归属感的表达

调查中,从对已经退休的170名企业老党员的访谈发现,老党员对社区内的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充满依恋,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许多老党员表示,会经常搜集阅读学校的报纸,收听校园广播和电视节目,以此来了解学校和企业各方面的信息。老党员尤其关注与自身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如社区道路、住房、居住环境的整治与维修,改善教职工生活待遇等信息。与学校发展和自身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信息,老党员都习惯从传统的报纸或者广播获取。

同时,人际传播也是老党员惯用的信息收集与传播渠道。一方面,老党员会主动走进企业留守人员办公室,甚至直接到学校驻企业的主管部门找到负责人了解学校、企业的相关情况或者求证自己从其他渠道所获得信息的真伪。另一方面,老党员也会利用自己生活社区中的人脉资源,发布和收集信息,以便引起大家对他们的关注。比如,老党员B有增加个人养老补贴的需求,B就经常走进学校驻企业管理单位负责人办公室,提出自己的要求。B还会主动走进自己较为熟悉的学校某一些管理干部的办公室,表达自己的诉求。

在留守企业的日常工作中,信息传递渠道还是以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为主。留守企业的党员干部D表示,学校或者学校驻企业的管理机构,在开展工作中,主要以开会、传达文件形式进行,结合主动上门沟通、宣传贯彻。日常信息沟通,则采取会议的形式,以面对面的沟通为主。

在信息传播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下岗职工党员会利用传统媒体,寻求组织或企业的认同,寻求心灵的归属。在手机、网络媒体尚未广泛普及之前,下岗职工党员还经常主动打电话了解学校的信息,要求留守企业的工作人员给他们邮寄学校的报纸以便了解相关信息。企业留守工作人员也曾经给一些在外地打工,很少回家的下岗职工党员邮寄过学校的报纸或者相关工作文件复印件,以便工作开展。

(二)对手机媒体的使用——党员群体亲情、友情维系的重要工具

2000年以后,手机、网络媒体快速普及,手机开始成为党员职工与企业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在对企业的53名在岗留守党员和84名下岗再就业党员的调查中发现,党员使用手机媒体比较普遍。这一群体多数党员年龄在40—55岁之间。他们从事着繁忙的工作,个别党员甚至身兼数职。日常生活中,他们使用最频繁、最习惯的媒体就是手机。通过手机,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

例如,曾经身为某校办企业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下岗党员L在下岗分流后,因工作关系,举家迁往了外省打工谋生。平时,L工作忙碌,很少主动与企业的同事和党组织联系。但是,手机媒体为企业党组织与L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桥”,企业可以通过“打电话”联系L。在外地打工不久,L就展现了自己曾经在企业的管理才能,被提拔为某工厂车间主任,L担任车间主任后就曾经利用手机及时将工厂的招工信息通知给了以前的同事和几个亲友,介绍了好几位同事和亲友前往他所在的工厂工作。另外,与L类似,其他在外地打工的党员,平时也经常利用手机媒体,与原来的领导、同事、朋友、亲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虽然平时也很少直接来往和见面,但“有事情只要一打电话就联系上了”。手机在再就业党员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联络人”角色。他们通过手机媒体,互通信息有无,有时候临时有好的工作任务或者招聘信息,相互之间也会通过手机联系,给对方通知。

与L类似的外出打工党员人数虽然一直处于动态中,但近几年都保持在60人以上,占下岗党员总数的70%以上。调查发现,外出打工的党员群体基本与L类似,都是利用手机媒体与原工作单位、党组织和同事们保持联系。手机媒体在下岗再就业党员群体中承担着重要的亲情、友情、交际圈的维系功能。

(三)对网络媒体的使用——党员群体组织关系的重构

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日渐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不少职工党员开始通过网络媒体或智能手机“触网”。某留守企业的党组织负责人D表示:“学校日渐重视网络建设,许多有价值的信息都直接发布在网络上的。通过校园新闻网或者办公网查看非常方便、快捷。”下岗党员M说:“我曾经在校园网上看到一则公租房租赁信息,我当时就赶紧联系学校申请到了公租房,解决了家人住房的大问题。”一部分经常使用网络媒体了解学校信息的下岗党员表达了和M相同的观点。下岗职工党员日渐习惯于利用网络媒体了解学校发生的新闻以及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各类信息。

负责企业工会工作的留守党员E表示,通过校园新闻网络发布企业工作信息,为提升自身工作影响力提供

了便利。“学校每年都会在重大节日到来之际,组织开展走访慰问企业困难职工的活动。以前这种活动是谁做了,谁知道。不参与就不知道。现在,慰问活动一结束,新闻立刻上网,所有的职工都能马上从网络上看到,对我们工作开展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某校办企业原厂长,下岗职工党员F说:“我们申请建立了职工党员QQ群,方便大家交流、共享信息。有时候需要大家一起出面,向学校提出意见或建议,我们就先在群里面开会,统一意见。厂子里原先几个主要干部都在群里,而且是拿主意、提意见的骨干。比如,向学校要求增加下岗职工社保缴纳金基数、申请整治社区居住环境、新建公租房等。我们就通过网络开会,定好集中时间,一起去学校找相关部门谈判。”下岗职工党员充分运用了网络媒体的功能与作用,重构了该群体原先在校办企业中的权威和号召力。

学校驻企业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H表示:“校园新闻网络信息传递很快,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也非常被动,往往学校新闻一发布,企业下岗职工就到了我的办公室提要求。有时候,下岗职工甚至会提前沟通好,集体来访,导致我们的工作很难做。”

四、结语

在当今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下岗职工群体的生存面临诸多困难和考验,下岗再就业,接受社会的挑选,是他们无奈的选择。在媒介技术手段不发达的时期,他们只能通过传统的媒体被动地接受信息,或者主动寻找与自己生存相关的信息,寻找自己的归属感,但这种寻找往往不够及时和有效,对自己知情权、参与权的保障难以发挥有效支撑。在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发展并行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显著变化。企业职工党员通过掌握和运用手机和网络媒体,维系了自身群体的亲情、友情,重构了自己的组织关系网络,并利用这个网络主动获取信息,其知情权、参与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这也为其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利和保障。深入观察企业职工党员这种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和权利意识参与情况的变化,既是媒介技术带来的赋权,也是中国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沿袭与变迁的结果,更是产业工人高度的组织观念借助新媒体获得的新的形式的生存与发展。在庞大的信息网络中,职工党员有自己信赖的信息源,有相互之间的帮助和慰藉,有自身赖以生存和沿袭的组织关系圈层。这就是信息革命下的产业工人媒介消费的真实图景。[本文系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全媒体时代高校‘留守型’校办企业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项目编号:JXGXDJKT。QN——20134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与反思[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5).

[2]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

[3]丁未,宋晨.在路上: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J].现代传播,2010(9).

[4]曹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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