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融东西方能凿通今古——《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读后

戴慧，祝立业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32)

摘要［］《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是一本疆域理论专著。作者于逢春先生抓住“民族主义国家特征”这一近代与前近代国家最本质的区别，把1820年确定为中国疆域最终底定的时间点，并由此凿通古今、汇融东西，建构了“五大文明板块”理论，并用之系统阐释中国疆域之形成。全书体例严整、见解独到，对于促进中国边疆学研究很有意义。

关键词［］疆域理论;时空坐标;文明板块;于逢春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 2015) 09－0199－02

收稿日期［］2015－05－12

作者简介［］戴慧( 1981－)，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祝立业( 1977－)，男，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的文明板块研究》是于逢春先生在边疆理论研究方面的一本力作。该书作为“中国边疆文库”收录著作之一，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12月份出版。

仅从题目，我们亦能看出作者挑战的是一个宏大的选题，中国历史之漫长、疆域之广阔、兴废更替之复杂，决定了这是一项艰苦的研究。中国的疆域是如何形成的?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何在?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续性的奥秘何在?上述的每个问题，都是边疆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而既是学术前沿问题，也是学科核心问题。

中国疆域的形成路径以及古代王朝疆域与今日中国疆域之关系，自建国后一直存在争议，白寿彝、孙祚民、谭其骧等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争论中具有代表性并影响至今。

于逢春先生仔细考察了上述诸先生的观点后，提出了1820年说。于先生在论证中首先将疆域界定为“领土主权”，并明确领土主权是一个与近代“民族国家”及“国家承认”关联的概念。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欲探讨中国的领土主权与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之衔接问题，只能从基本上与欧洲国家主导世界过程相始终的清帝国那里去探寻，才有可能得到答案。”［1］42

毋庸讳言，近代以来形成的为今日学者所普遍接受的学术体系是西方人主导建立的。在这个学术体系中讨论学术问题，而又欲为世界所接受，不可能自说自话。于先生认为1820年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及该志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的界定与认知的理念。并且还附丽着俄罗斯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1］6。显然，把中国疆域底定时间定于1820年是一个求索古今、观照东西的探索。于先生同时指出:“1820年的清朝疆域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的极点。该年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衰的临界点”。和前贤谭其骧先生“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的观点相比，于先生所定基点显然更明确，这个基点是建立在综合考

察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领土、主权、国民意识基础上的，学理上十分严谨、坚实。对当时的清帝国而言，越是走出天朝上国的迷梦，世界越是清晰。东西方在近代的碰撞使得清帝国近代国家的因素得以彰显，天朝礼制体系逐渐被条约体系替代的过程也使中国不得不走向近代化。正是在外来的冲击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有国无疆”的模糊状态被迫清晰起来。伴随着自身实力的衰减，清帝国被迫接受源于欧洲的领土、主权与国际法概念，这些概念客观上帮助清朝明确了中国领土范围的清晰界限。在清代，随着主导了东亚世界上千年的册封、朝贡体系的日渐式微，中国也从规则的制定者沦为了不断修正自身以期融入西方规则的参与者。因此，把1820年作为这个新旧规则转换的临界点是合适的。

确定了1820年这个基点后，于先生在这个基点所确定的时空范围内构筑了“五大文明板块”理论，并以此阐释中国疆域的形成路径与模式。在该理论中，“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海上渔盐交商”五大板块的推定，充分考虑了中国疆域的自然地貌、人文地理态势和社会形态演进等因素，对文明板块本身的特质及附着在该文明板块内的民族、政权的兴衰情更替情况作了系统性阐释。该书的第二至第七章是对上述五种文明类型的依次展开，为我们全景式地描绘了两千年间兴起于各板块上的诸多政权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的碰撞交融，最后得出结论:“延续各个时期中华帝国链条不断绝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中国疆域形成模式的独特性。罗马帝国等其他世界级帝国的疆域无一例外的都由中心地带向周边扩展而成，故一旦灭亡，就再也没有后续力量予以补充。而古代中国的汉、唐、元、清四个世界级帝国，均在中原地带的边缘形成，而且还都高举着‘大一统’思想走向核心区域。中华帝国之所以具有文化连续性，是因为发祥于不同‘文明板块’的各种力量生生不息、此消彼长，它们为新、旧帝国的兴衰更替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1］374

跟随作者的笔触，全面地了解了各文明板块的历史演变及文明特质后，我们很自然地会发问，是什么内在原因使如此广阔的疆域、如此漫长的历史、如此多样的文明凝结成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作者在随后的章节中对此作了精心的回答。在于先生看来，“华夷同源”谱系与大一统思想的建构——这一首次由司马迁从历史学、谱系学视角予以系统建构的理论，构成了中国历史疆域的黏合剂。于先生在该书第八章中系统地探讨了司马迁建构此种理论的历史条件、理论准备、人文地理构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讨了华夷界限、华夷变态、华夷族群自我认同与大一统思想体系的构筑问题。

该书第九章集中讨论了中国“天下观”的形成与衍变问题，核心论点有两处，一是“如果从战国时期孟子提出‘定于一’的‘大一统’观念算起，到这种理想于1820年变成现实，至少耗时2100多年之久，所以历史上说的‘中国’与今天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之间，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1］346“除了1820年及其以后的清朝之外，没有一个王朝的疆域能囊括清朝于1820年最终奠定的‘中国’疆域。换言之，只有1820年及其以后的清朝，才能与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画上等号。”［1］346“只有1820年以后的王朝与国家，即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重合的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称得上真正的‘中央政权’。……在此之前的‘中原王朝’仅仅是中原王朝而已，均不能称之为中央政权，或历代中央政权”［1］348。“天下”这个概念经历了想象到现实的衍变，最终在1820年重合，因而“我们在研究古代疆域时应谨慎使用‘中国’一词，更不能用‘中原王朝’随意替代‘中国’一语，也不能将‘历代中原王朝’置换成‘历代中国’。换言之，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理解‘中国’的含义。中国与任何一个近代的民族(国民)国家一样，只有其构建完成以后，它才最终具有了当前的意义和形态。”［1］367这些观点反映了作者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思考，值得以后的研究者注意。

《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是一本国内不多见的疆域理论专著。作者抓住“民族主义国家特征”这一近代与前近代国家最本质的区别，确定了二者转换的临界点，并由此观照古今、汇融东西，在吸收国内外众多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了“五大文明板块”理论，并用之系统阐释中国疆域之形成，全书体例严整、气象博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司马迁以来，被历代治史者奉为圭皋，《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一书很好地展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素养和情怀。

参考文献［］

［1］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