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周，廖素云

(1.江苏理工学院 中文系，江苏 常州213001;2.江苏理工学院外语学院，江苏 常州213001)

明代文学研究者对茶陵派由逐渐关注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大幅增加。扫描茶陵派百年研究史(1912－2012)可知，前70年研究成果不多，关注者甚少;只有近30年成果才增多，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本文结合20世纪以来研究茶陵派的最新成果，拟对茶陵派的文学创作研究情况进行回顾，考察其所获与不足，归纳其研究特点。

一

学术界在研究茶陵派整体文学创作之前，首先对茶陵派与台阁体、复古派之间在文学创作上的异同关系进行探讨。通过研究这些关系，来突现茶陵派文学创作的独特性。

廖可斌的《茶陵派与复古派》(《求索》，1991年第2期)是较早研究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关系的文章。作者认为，茶陵派与复古派在文学理论主张方面相同点为主，不同点为辅。陈书录师的《明代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膨胀的诱因》(《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认为明代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的膨胀主要有两个文学上的诱因，其中之一就是茶陵派流弊的刺激，强化李梦阳等前七子聚团结社，以群体之力挽救颓风，矫枉纠偏。因此，茶陵派与复古派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两人观点不谋而合。孙学堂的《从台阁体到复古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薛泉的《李东阳复古文学思想探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3期)持相同观点。

苏羽则撰文否认茶陵派与复古派关系密切，在《对茶陵派与复古派关系的三点认识》(《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中提出茶陵派与复古派在儒家“政教观”、复古的方法、审美标准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同，既看到两派的承接，也要看到不同，两派的文学主张有本质上的区别。

除了探讨茶陵派与复古派的关系外，学术界还重点研究了茶陵派与其他流派的关系。刘化兵的《论茶陵派与“陈庄体”山林派之关系》(《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重点研究茶陵派与陈庄体山林诗派两者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随后陈文新的《从台阁体到茶陵派——论山林诗的特征及其在明诗发展史上的意义》(《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更深入、更全面地探讨茶陵派与台阁体、山林诗的关系，认为李东阳及其茶陵派从山林诗中汲取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对明诗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何坤翁的《明代台阁体诗派的消歇》(《学术交流》，2011年第12期)也认为茶陵派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台阁体诗派的消歇。

拙文《时运交移 质文代变——茶陵派与台阁体社会环境之比较》(《作家》，2009年第12期)《“莫向兰亭羡二王，杏园前辈忆三杨”——茶陵派与台阁体文化心态的比较》(《前沿》，2010年第9期)从社会环境、文化心态两个层面探讨茶陵派与台阁体的关系，认为茶陵派与台阁体既有雷同又有革新。茶陵派多了对台阁文化的背离与抗挣，这是茶陵派能继“三杨”之后雄霸文坛、独领风骚近50年的关键所在。

徐楠的《认同与曲解——论茶陵派对沈周的评价及相关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旨在研究茶陵派对待苏州文人的心态与文化背景。茶陵派对沈周其人及诗画雅逸品格既有认同，同时也曲解了沈周其人其艺在新变一面上的独特价值。而拙文《明中期文坛茶陵派与吴中派关系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同样是研究茶陵派与吴中派在文学上的关联度。李东阳与吴中士子交往甚多，不少吴中人士在与茶陵派交往过程中深受茶陵派诗风的影响，自觉接受了李东阳的诗歌主张，在师法取向、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与茶陵派有共同志趣，而人生追求的相异又使两派各有不同。

郭皓政的《从明中期状元诗文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视角比较独特，从状元诗文来分析茶陵派与台阁体的关系，认为明代状元诗文与馆阁文学关系密切。

二

学术界除了关注茶陵派整体文学创作外，还关注个案作家的文学创作。

对于李东阳文学创作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其作品与台阁体的关系。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李东阳在文学创作上没有脱离台阁体气息。简锦松的《明代文学批评研究》一书则批评李东阳在创作上沿袭台阁体诗风。而宋佩韦的《明代文学》、吴志达的《明代文学史》两书则认为李东阳诗文雄浑深厚、法度森严，有古作者风，可以矫正“台阁体”陋习。周寅宾的《论李东阳的〈南行稿〉》(《求索》，1985年第1期)、张建业的《中国诗歌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等亦认为李东阳在创作上与台阁体不同。阮国华通过分析李东阳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和审美趣向三个层面，提出李东阳是“倡导台阁、山林的兼重和融合，实际上是向山林倾斜并求救于山林的。”［1］陈书录师主要剖析李东阳的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把握其文化心态和审美心态，认为李东阳对杨士奇及追随者既有佩服因袭的一面，又有纠偏起衰的一面。［2］

此外，学术界还从多个角度来审视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如周寅宾的《论李东阳的〈拟古乐府〉》(船山学报，1988年第1期)，郭瑞林的《不拘旧套，另创新格——论李东阳的乐府诗》(《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笔者的《因人命题缘事立义——论李东阳〈拟古乐府〉诗的主题取向》(《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论李东阳〈拟古乐府〉诗的艺术创新》(《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马丽的《李东阳〈拟古乐府〉题材及内容分析》(《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等。李东阳的其他文学作品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如周寅宾的《李东阳的散文与明代前期的文化思潮》(《中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一文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李东阳的散文;顾易生的《试谈李东阳的辞赋》(《文史哲》，1990年第5期)认为李东阳的辞赋各体兼长，语言平易流畅而文采斐然;薛泉的《李东阳的文学传播意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5期)则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李东阳文学作品的接受度。

在关注李东阳文学创作的同时，研究者对李东阳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取向、审美趣尚也有一定程度的研究。笔者的《论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主要研究李东阳诗歌的四种情感取向;郭瑞林的《台阁与山林的交融——李东阳诗歌的审美趣尚》(《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1期)提出李东阳在艺术上将台阁与山林二体加以揉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趣尚;薛泉的《李东阳研究——以政治心态、文学思想为核心》(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则主要从政治心态、文学思想、文人交游和诗文传播与接受等几个维度，对李东阳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除了单篇论文外，青年学人的学位论文也开始较多地关注李东阳的文学创作，形成了李东阳及茶陵派研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的积极参与进一步促进了李东阳文学创作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周驰靖的《李东阳诗歌及诗学理论研究》(湖南科技大学，2007年)对李东阳的作品及理论进行阐述，认为李东阳在拓展明诗方面有功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马丽的《李东阳拟古乐府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是有关李东阳拟古乐府的研究;熊小月的《李东阳诗歌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0年)一文对李东阳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探究;张晓利的《李东阳散文研究》(兰州大学，2011年)则是一篇专门研究李东阳散文创作的论文。以上四篇硕士学位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李东阳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论述。

除了关注和研究李东阳的文学创作，学术界对茶陵派其他成员的创作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对于杨一清的文学作品，主要代表性论文有余嘉华的《杨一清在明代诗坛上的地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陈书录师的《尊崇气节，致力于儒雅文学的复壮——由茶陵派向前七子过渡的杨一清》(《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殷守刚、冯良方的《“太音一绝凭谁续 古道千钧合自担”——试论杨一清诗歌的自担精神》(《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1年第1期)等。其中陈书录师认为杨一清在师法韩愈、杜甫、陈与义等人时，力图崇古宗经、超俗复雅。在这一点上，杨一清的诗文创作比他的理论批评表现得更突出，其在明代正宗文坛上的影响并不亚于李东阳。

除了李东阳、杨一清外，对茶陵派诗人文学创作关注较多地就是谢铎。关于谢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主要有林家骊的论文《谢铎与“茶陵诗派”》(《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谢铎诗歌主题的创新》(《台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及其著作《谢铎与茶陵诗派》(中华书局，2008年)。其中《谢铎与“茶陵诗派”》较为深入地剖析了谢铎《桃溪净稿》中的文学主张及诗歌创作，同时分析了形成不同的原因。此外，其他如刘万川、曹向华的《茶陵派石珤诗文简论》(《怀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以石珤诗文为研究对象，认为石珤诗歌学唐屡有佳作，散文创作以游记体最为出色。王娜的《论何孟春的边塞诗》(《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2期)认为何孟春的边塞诗歌一改茶陵派“怡情娱志”的审美态度，对明代边塞诗的复兴起了铺垫作用。

三

20世纪以来，有关茶陵派文学创作的研究，学术界呈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成果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硕博学位论文以茶陵派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尽管学术成果更多地关注茶陵派重点诗人，有如冰山一角露出水面，但学界总体成果仍表明茶陵派诗人的文学创作成就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这有利于促进茶陵派的深入研究。茶陵派的文学创作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较多的硕士学位论文开始投入这一研究领域。这是茶陵派其他研究领域所少有的。

第二，研究领域日趋宽泛，不少从未涉及的文学创作领域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茶陵派文学创作的研究方向，学者们最初通过流派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来突现茶陵派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随着研究的逐步纵深，学术界开始重点关注其宗主李东阳的文学成就，包括其诗集、散文、辞赋以及民歌等方面。还有的学术论文从媒体传播这一视角来看李东阳在文学创作方面所独有的文学接受意识，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成果尽管学术分量、研究深度不一，但问题的提出都将会引起后来者的思考，这对促进茶陵派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研究凸现创作特色，在探讨茶陵派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关系中尽可能挖掘茶陵派文学创作与其他流派不同之处。目前，学术界可见的有关茶陵派文学创作的研究论文中，大部分是通过茶陵派与其前后其他文学流派关系的比较，来体现茶陵派在文学创作上的独特风格。前面所述的廖可斌的《茶陵派与复古派》、陈书录师的《明代前七子宗汉宗唐心态膨胀的诱因》、孙学堂的《从台阁体到复古派》、苏羽的《对茶陵派与复古派关系的三点认识》等，均从茶陵派与台阁体、茶陵派与复古派(前七子)关系入手，通过分析茶陵派与它们的联系和区别，肯定或否定茶陵派在文学创作上与它们形成的内在关系，从而体现茶陵派在文学创作上有独树一帜的方面。

第四，全面研究相对缺乏，除了对茶陵派主要诗人如李东阳、杨一清、谢铎等重点关注外，其他诗人的文学创作成就还缺乏研究。纵观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很多论文都将目光投向李东阳、杨一清、谢铎等人，成果既有单篇论文，也有学位论文及专著;既有对三位诗人在茶陵派文学成就和影响的论述，如陈书录师的《尊崇气节，致力儒雅文学复壮——由茶陵派向前七子过渡的杨一清》、林家骊的《谢铎与茶陵诗派》，也有对三位诗人某一种文学类型的分析，其中以有关李东阳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如对李东阳拟古乐府诗的研究、李东阳散文研究、李东阳辞赋研究、李东阳竹枝歌艺术特色研究等;还有对三位诗人文学创作内在审美风格转变的探讨，如《谢铎诗歌主题的创新》等。

目前学术界有关茶陵派文学创作成就，仍是集中茶陵派的重要诗人。虽也偶有对其他诗人的涉及，但相对茶陵派众多诗人群体，现有研究成果明显不足。无论是投入的精力，还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挖掘，其他诗人如邵宝、储巏、罗玘、石珤等的文学成就值得深入研究。

［1］阮国华.李东阳融合台阁与山林的文学思想［J］.文学遗产，1993(4):93.

［2］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32－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