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丽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英语系，广东东莞523419)

木鱼歌《花笺记》是流传于粤语地区的口头叙事文学，有着300多年的历史，前人曾将其媲美《西厢记》，谓“曲本有《西厢》，歌本有《花笺》”。英国人Peter Perring Thoms在1824年以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冠名翻译，这也是《花笺记》的第一个全英译本［1］。该译本以汉英对照形式排版，每一页的上、下半部分分别为中文和英文，且译文保留原文的韵文体，是目前流传最广、最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翻译版本。其他英文翻译还有Reverend John Chalmers的选译和香港第四任总督John Bowring根据荷兰文转译的小说体Hwa Tsien Ki，the Flowery Scroll，a Chinese Novel［2］。其中Reverend Chalmers选译的六篇韵文载于香港杂志《中国评论》的前刊《中日释疑》第1、2期［3］;John Bowring的英译本由伦敦WM.H.Allen＆ Co.于1868年出版。

19世纪以后，《花笺记》已出现多种语言的译本，在海外广为流传。汉学界对《花笺记》的翻译研究方兴未艾，从未停止，研究人员包括汉学家和海外华裔学者。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汉学家与17－19世纪汉籍西译”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学者Patricia Sieber以Technologies of Translation:Peter Perring Thoms Bilingual Edition of the Cantonese Ballad Huajian花笺 /Chinese Courtship(1824)为题，论述了Thomas译本的历史背景、翻译策略、翻译动机和影响等［4］。在同一研讨会上，德国学者Roland Altenburger的论文分析了《花笺记》的德译本(Das Blumenblatt，1836)属于翻译还是重译的问题［5］。华裔学者梁培炽分析了Thomas译本的误译现象，并引证伦敦出版的《评论季刊》中的评价指出Thomas译本为“反韵律的译作”［6］。

国内现有的《花笺记》研究文献主要以民俗学、方言学和版本的比勘考证为研究内容。代表性研究有叶岗的两篇论文——《论花笺记的民间风格》［7］和《论＜花笺记＞的体裁特征》［8］，主要阐述了《花笺记》表现于题材、主题和故事模式等几个方面的民间风格和作为说唱文学所具有的叙事特征。杨宝霖的论文《花笺记》研究(上、下)对《花笺记》的成书、作者、评者、版本、刊刻、流传等进行了系统的比勘考证［9－10］。周玉蓉的《＜花笺记＞、木鱼歌与广府民俗》在对广东木鱼歌《花笺记》的作者、评者、年代、版本、国际影响、国内流传等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木鱼歌的得名由来及其民间影响［11］。李红［12］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的中国因素》探讨了《花笺记》译本对以歌德为代表的欧洲文学之影响。其他零散研究此不赘述。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花笺记》研究以史学视角为主，很少涉及翻译领域。这种研究现状与《花笺记》悠久的翻译历史、广泛的国际影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本文拟选取Peter Thoms所译的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中的注释为研究对象，以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认知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概念功能等相关理论为研究框架，尝试分析译者如何在译注中体现其文化态度，构建文化身份。

一、功能和认知视角下的译注研究

韩礼德认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首先是概念功能，指的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各种经验和逻辑关系的功能。其次是人际功能。人类通过语言做事，通过语言进行的有意义的交流，从而建构社会关系。最后是语篇功能，指的是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必须通过语言使用者来组织语篇，病构建出连贯的语篇［13］。语篇功能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从而使语言使用者只能生成与语境相匹配的语篇。所谓语境，指的是言语环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指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语词使用有关的语境;文化语境则指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言语社团的文化习俗、社会规范、历史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语境因素制约着上述三大语言元功能的选择［14］。具体而言，语境因素制约着概念功能的选择，话语基调制约着人际功能的选择，话语模式制约着语篇功能的选择。因此，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情景语境都会对语言的选择产生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纯理功能应用于翻译研究，解决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的语言和文化脱节问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认知语言学也为基于译本分析的译者主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模式——“现实—认知—语言”［15］强调翻译的体验性，指翻译离不开译者的语言认知和意义识解，译文语言产生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而译者的体验又是多变的、不稳定的，表现为译者的秉性气质、人生阅历、志趣审美以及文学思想、语言能力、知识结构等所有涉及个性心理和能力态度的方方面面。翻译活动不可能脱离译者本人的身心感受，译文是糅合了译者各种心理品质、人文素养的体验认知结果。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看来，对译文尤其是文学类译文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客观真实地了解译者的情感志趣、价值取向和文学态度。

翻译是译者有目的进行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是译者自身经验和源语语篇谋议的交际过程。那么面对源语语篇中的陌生文化信息，该如何取舍?选取哪些文化信息到译入语语篇?此时，最有裁决权的是译者。作为跨文化、跨语言交际主体的译者往往会依据翻译意图和本人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调动头脑中的相关知识储备，有目的地选择语境视野中与当前翻译活动相关的因素，使之参与到源语语篇的互动过程。同时，翻译行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译者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译者并非进行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基于不同文化图式的文化认知和个体经验对源语语篇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将给译入语文化带来或颠覆、或巩固、或革新的作用。

翻译活动中的译注——作为译者在译文中添加的有助于理解特定内容的文字，往往承载着特有的文化功能。近年来翻译界对译注的关注日益增加，开始考察译注对读者接受译文的影响、彰显译者特定的翻译哲学和探讨译注在译语文化系统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这是因为相对于译文，译注往往更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译者的文化态度。译注是译者有意识添加的独立于译文之外的副文本，其内容有两个特征:一是反映源语语篇特有的文化现象和经验，二是译入语的读者对此现象和经验普遍感到陌生。故而译者觉得有必要予以解释，译者的解释又受到其自身经验、审美观、文化态度以及翻译目的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另外，由于译注是译者有意识添加的独立于译文之外的副文本，相对于译文，译者往往更能决定译注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取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因此，研究译注是对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目的的更客观的解读。在《花笺记》的第一个全英译本Chinese Courtship中，译注累计有53处之多，都以文中同一页页尾注释的形式出现;个别译注篇幅较长，则跨页出现在页脚。这些译注涉及范围包括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生活习俗、社会政治和动植物等，传递了古代中国丰富的文化内涵，荟萃了诸多中国文化特色元素。下面选取部分译注例子，从功能语言学和认知的角度予以分析，看看译者在同作为经验意义潜势的源语语篇的谋议中，如何从自身的认知体验出发干预译注语篇的经验功能，从而发现译者在《花笺记》的英译中到底摄取、忽略、添加、改变了什么，折射出译者怎么样的文化态度和身份。

二、译者经验对译注经验意义的明晰化

对语篇经验意义的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动态心理行为。哲学的现象论认为，一个语篇不管其中的描述多么详尽，也总会有所谓“空白”或不确定点，需要语篇读者自行补充某些缺失的成份。译者是翻译交际活动具中介作用的特殊读者，他的经验同时来自译入语和源语两个世界，而且他还要设想和考虑预期读者的世界经验，以便最有效地发挥自身经验在构建译语语篇中的作用。

《花笺记》开篇中的“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译者对其中的“牛郎”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包括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和七夕节的由来。译者根据粤语方言分别翻译“牛郎”、“织女”、“天帝”为Keen－new，Chihneu，Teen－te。同时，还以英语世界里的星座Capricorn－us，Lyra分别解释牛郎星和织女星;对于天帝，则补充解释为“sovereign of the stars”。从中可见，对于其中的名词指称，译者同时以归化法和异化法翻译，既方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又很好地保留了中国的特色文化元素，便于中国文化在异语世界传播。在该条注释的最后，译者还加了这样一句:“Chih－neu is now worshiped by unmarried women to obtain skill in embroidery.”其实这一句与源文内容无关，完全可以略去，是译者个人添加上去的。但从中国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有了这一句，译文读者毫无疑问地从中获得了更多关于“织女”的文化信息，了解了“织女”在中国文化中还有“心灵手巧、擅长刺绣”的外延意义，是未婚少女崇拜的对象。同理，对源文“鸳鸯”一词的注释，译者是这样开头的:“A pair of faithful birds，much employed to be emblems of matrimonial fidelity and happiness，by Europeans called Mandarin ducks.”一方面指出这是一对象征忠贞爱情的鸟，一方面引用欧洲人原有的对“鸳鸯”的译法“Mandarin ducks”予以归化。此外，译者还详尽描述了鸳鸯的形貌特征，特别强调鸳鸯成对生活、从不更换配偶的生活习性，因此历来被中国人奉为忠贞爱情的信物。这些都无一例外地传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译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跃然纸上。对“嫦娥”的译注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介绍嫦娥和后羿的爱情传说后，译者并没有就此停笔。为了让英语读者能了解更多有关嫦娥的文化背景知识，在该条译注最后加了“She is now considered the Venus of China.”如此一来，译入语读者在读完译注后不仅知晓了嫦娥和后羿的爱情故事，同时还对嫦娥在中国民间的象征意义有亲临其境的感受，因为译者将嫦娥比作“Venus of China”，英语读者对Venus的熟悉程度恰恰如中文读者之于嫦娥。上述几个译注中译者均以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来处理，其实正是译者根据个体的体验认知经验，从译入语读者视角出发，在源语和译入语文化之间谋议的结果。译者通过自身经验和源语语篇经验予以解释和补充，从而进一步清晰化了译注的语篇经验，使读者明白无误地领会到源语的语篇内容及其所传递的文化意义。

三、译者经验对译注经验意义的模糊化

作为经典的民间说唱文学，《花笺记》的文化意象名词、典故中往往有着浓烈的道教文化色彩，甚至有些直接来自道教的神话传说。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而言，道教是非常陌生难以理解的事物，这其中也包括译者本人。尽管他在翻译中表现出对大部分的中国文化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然而对于道教，虽然不能推断他有排斥道教的意图，但通过下文的几个译注分析，至少肯定的一点是他对道教不理解和不认同，因而尽量对有关道教文化的表达予以淡化和模糊化。

源文中“为雨为云学楚王”，译注对该句的注释“Sovereign of Tsoo.It is said of Tsoo－seang，the sovereign of the state Tsoo，that while at Woo－shan，in Kaou－tang，he passed the night with a genius，who on leaving him，called herself The morning cloud and evening dew.”译者仅仅提到传说中楚襄王在游览巫山时与神女的邂逅，没有强调巫山女神是出自道教的神话故事，更没有提及这个典故体现的女性崇拜的道教传统。又比如，源文中的人物“渔郎”“刘郎”也是道教神话传说里的凡人，他们遇到了美丽的仙女而结为连理，最后得道成仙而长生不老。传说中的“得道”和“长生”是道教的最基本教义，译者注释中只是以“he lived with those who had become immortal”或“a person in ancient story，said to have met with an immortal at the sacred Taou －yu.”简单解释，不像注释其他的事物典故时既详尽阐述来龙去脉，又点明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和地位。可以说，《花笺记》中几乎所有涉及道教文化的人物、事物典故，都被译者以上述译注法简单带过，甚至被完全忽略，从而淡化了源文固有的宗教色彩。可以看出这是译者有意而为，是译者对道教文化的有意回避和抵制。因此可以认为，译者在翻译道教文化名词时，不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如实详尽地解释介绍，而是以一个基督徒对非基督教文化的抵抗回避态度，译者并没有在源语和译入语文化之间谋议磋商，而是直接以译入语宗教取代源语宗教，完全忽略源语的宗教文化。这是译者以自身经验，回避和改写源语语篇的经验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认知语言学强调的译者“体验”，还是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元功能之首的概念功能，都指向语言表达的实质性功能——经验意义。按照韩礼德的理论体系，经验意义潜在于语篇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是交际者的直接、间接经验和语篇进行谋议的结果。译者对经验意义的摄取直接受到自身经验的影响，自身经验决定着他在同作为经验意义潜势的源语语篇的谋议中所进行的系列摄取、忽略、添加、改变等行为［16］。本文从分析译者自身的经验出发，在译注中对源语语篇经验意义或者补充解释予以明晰化，或者回避抵制予以模糊化和淡化等策略达到对译入语语篇的加工和操纵。通过分析译注语篇的经验意义，有利于客观真实解读译者的文化态度，构建译者的文化身份。

［1］Peter Perring Thomas.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M］.London:Published by Par bury，Allen，and Kingsbury，Leaden hallstreet.Macao:The Honorable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1824.

［2］Sir John Bowring.Hwa Tsien Ki，The Flowery Scroll.A Chinese Novel［M］.London:WM.H.Allen＆Co.，1868.

［3］梁培炽.粤歌源流远，云山总是情［J］.南国红豆，1995(2):6 －7.

［4］Roland Altenburger，The German rendition of Huajian ji by Heinrich Kurz(Das Blumenblatt，1836):translation or retranslation?［DB/OL］.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8781＆secid=38813 2013/09/02.

［5］Patricia Sieber，Technologies of Translation:Peter Perring Thoms Bilingual Edition of the Cantonese Ballad Huajian花笺 /Chinese Courtship(1824)［DB/OL］.(2013－11－22)［2015－05 －09］.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8781＆secid=38813 2013/11/22.

［6］梁培炽.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録与研究［D］.旧金山:旧金山州立大学，1988:41－46.

［7］叶岗.论《花笺记》的民间风格［J］.中国文化研究，2004(3):32.

［8］叶岗.论《花笺记》的体裁特征［J］.明清小说研究，2005(3):234.

［9］杨宝霖.《花笺记》研究(上)［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6(5):96.

［10］杨宝霖.《花笺记》研究(下)［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6(6):95.

［11］周玉蓉.《花笺记》、木鱼歌与广府民俗［J］.民族文学研究，2004(4):19.

［12］李红.《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的中国因素［J］.世界文学评论，2009(1):267.

［13］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Arnold，1994.

［14］谢建平.功能语境与专门用途英语语篇翻译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81－83.

［1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581－583.

［16］李运兴.翻译语境描写论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