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博

余文博/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硕士(安徽合肥230000)。

一、“新音乐运动”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新音乐运动”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19世纪末以来，有别于中国固有传统音乐的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音乐，其代表人物有萧友梅、黄自等。“狭义”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聂耳、冼星海等为代表的音乐家所从事的左翼音乐运动。

在查阅《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这两部国内权威辞典时笔者发现，对“新音乐运动”两部辞典的表述并不一致。《中国音乐词典》中对“新音乐运动”的表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它强调了“新音乐运动”的革命性。而《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对“新音乐运动”的解读是:“1935年以来国民党统治区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运动，是左翼音乐运动的继续和更广阔的发展。”并进一步列出了一个条目，即“新音乐”和“新音乐运动”。由此可见，这两部权威性辞典对“新音乐运动”的阐释在时间以及活动区域上是不尽相同的。

另外，国内有学者在对各“新音乐运动”概念中时间、活动区域、内容等方面的介绍、比较、分析后，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向延生先生在《音乐辞书条目“新音乐运动”释义的再思考》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较为适合:“新音乐运动”是从左翼音乐运动开始，逐渐从上海扩展到其他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它还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所有音乐活动。“新音乐运动”的时间下限，应在1949年。

二、“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历程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如同一声惊雷，炸醒了沉默中的中国人民。音乐界与其他姊妹艺术一样，开始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音乐创作和活动中。1937年，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在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新音乐运动”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特殊的时代赋予了音乐家们神圣而崇高的使命。在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时期，人们对音乐作品的要求有了一定的转变，音乐创作开始与政治需求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音乐的功能性极尽彰显，而音乐创作的任务性越来越明确，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音乐似乎都不应该再提倡。音乐家章枚，就曾发出充满激情的号召:“学音乐的艺术家们，有眼睛的就看吧!有耳朵的就听吧!看看这是什么时代?听听前线是什么声音?朋友，如果你那支《秋怨》还未作好，就不必做下去了，我们需要一支《马赛曲》。如果你不是靠你的钢琴或提琴吃饭，那你那支Hungarian Dance No.5或Sonata in E－flat Major就不必急忙练下去了，我们需要Trumpet(军号)，我们需要Drums(鼓)!我们更要唱，不是唱Cavalleria Rusiacana里什么‘La tua Santuzza Piangetimplora!’我们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因此，大量音乐家热情洋溢地创作了无数救亡音乐。这些音乐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声乐创作与器乐创作均有涉及，其中，声乐作品最是成就斐然。在“新音乐运动”中所创作的歌曲、大合唱、秧歌剧和歌剧中，出现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并广为传播，如《太行山上》《救亡军歌》《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直到今天，最为激动人心、最能振发民族情感的，依然是那些在波澜壮阔的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抗战音乐。其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高超的创作技巧，而在于表现出的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自由精神。此外，“新音乐运动”不仅孕育了大量优秀抗战音乐作品，更是兴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30年代初，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学院音乐家们，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如，1933年3月31日至4月2日，黄自先生就曾率领国立音专“音乐艺文社”一行四十余人，在杭州举办了两场“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音乐会以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二曲压场，当时的场面是“悲壮激昂，闻者奋起”。之后，这种专业演出的音乐会频繁出现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成了抗战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新音乐运动”的重要载体—群众性歌咏活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

1934年以后，在左翼音乐运动的带动下，无数群众歌咏组织如雨后春笋，在全国范围内纷纷组建，并积极踊跃地开展活动。随后，“国防音乐”理念的推出，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在国统区还是抗日根据地，“不管在后方，在前方，在都市，在农村，都充满了抗战歌声”，“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已经同声响应”。如果说20世纪初叶的学堂乐歌主要是在儿童与学生中传唱，“五四”以来的专业音乐创作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音乐学子中产生影响，那么“新音乐运动”则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第一次将新的音乐带入最广泛、最基层的群众中。当然，“音乐帮助了抗战，同时抗战也帮助了音乐”，因为“抗战无情地把音乐家从琴室里赶到了街头，但街头的一般人士却因了抗战得到了更多的与音乐家接触的机会”。音乐成了连接民众与抗战精神的最直接的手段。陈洪先生曾经非常感慨地说道:“有许多平时不容易办到的事情，一到非常时期，倒好像水到渠成似的，马上便办到了，目前的‘歌运’便是一个好例子。从前有过许多人高喊着‘音乐民众化’，‘音乐到民间去’等口号，可是音乐始终和民众发生不了什么关系。近来不需要什么人费一点力，光说上海一处有过六十多个歌咏团，就全国而言，有数十万人在怒吼着‘救亡歌曲’。”据香港《生活日报》1936年6月16日的报道，上海青年会民众歌咏会在6月7日上午10时于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第三届大会唱中，参加会唱的会员达七百多人，前来聆听大会唱的居然高达五千多人。在这些听众里，有学生、军人、体力劳动者和商人，甚至还有一些娱乐界的明星。当时的情景，令记者情不自禁地描绘道:“各色各样的人静静地坐在地上，倾听雄壮的歌声，这真是个伟大的热烈的群众场面啊!”

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民众们，随时可以爆发出抗日的怒吼与救亡的歌声。当时，章枚先生曾举过一个事例，来说明救亡歌咏的无处不在:在北平的电影院里，在电影放映前或散场时，只要偶然在哪个角落里发出歌声，这歌声便会漫延为全场观众的齐唱，甚至在散场后又会一直唱到街上去。丰子恺先生则以自己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对抗战歌咏作了最好的描述:“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因此，在抗日救亡的非常时期，歌喉成了“最大众化的乐器”，歌咏运动则变为“发扬民族精神”“复兴少年中国”最好的利器。如此浩大的救亡歌咏运动，令当时的国民政府意识到了音乐的重要功能。不少政府官员认为，“新音乐”是最能响应当局所提倡的“精神总动员”口号的举措。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下，国统区的民众歌咏活动也开展得风起云涌，高潮迭起。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应该就是阵势庞大的“千人大合唱”救亡歌咏活动。正如一些群众对歌咏运动所作的诗性描述:“一个人的声音是轻微无力的，千万人的集体声音，便有着响彻云霄，排山倒海的气概了，这象征着整个民族一致团结抗敌的伟大力量。”在中国的音乐史中，从没有出现过如此震撼的情景—音乐最深切地渗入最广泛的群众里，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然而，“新音乐运动”的发展，不仅需要抗战音乐的创作与歌咏活动，也同样需要救亡音乐的思想宣传与理论研究，“新音乐运动”中的广大音乐家们在此方面也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无数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如《新音乐》《大众歌声》《音乐艺术》《诗与音乐》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音乐社”的社刊《新音乐》。

“新音乐社”是在1939年10月15日，由李凌、赵沨、沙梅、林路等人在重庆发起组建的。之后，他们联结了桂林、昆明、长沙、柳州、贵阳、上海、广州、香港以及海外的仰光和新加坡的进步音乐工作者，以新音乐社分社的名义开展活动，使新音乐运动在极大的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由新音乐社主办的社刊《新音乐》，在极为艰苦与恶劣的形势下，坚持出刊，发表了大量反映抗日救亡运动的文章，刊登了部分反映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音乐作品，同时，展开了众多有关“新音乐与新音乐运动”“音乐与抗战之关系”等理念上的探讨。这些音乐作品与文章在40年代均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为抗战和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文化贡献，成为这一时期新音乐运动最为重要的舆论阵地。该刊发行量最大时曾达25000——30000份，成为国统区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进步音乐文化刊物。该刊的宗旨是:“接受‘五四’以来的新音乐及世界范围内的进步音乐成果，创造新的民族化、大众化的音乐艺术，使它能真正深入普通群众中，真正能成为抗战建国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给《新音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国民政府多次对该刊物发出警告，并屡屡对其查禁。但这些磨难，并未能阻止它的成长，尽管曾不止一次地被迫停刊，但《新音乐》的编者们一直坚持以不同名义、在不同地点继续出版的灵活方式使它维持下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平(即北京)正式复刊。

我国的“新音乐”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性质。“新音乐运动”兴起后，“新音乐”被视为一种“新兴音乐”，并被赋予了新的定义与阐释，“救亡”是其最崇高的核心命题。“新音乐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它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主张，而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自发体现，是一场以音乐为主导的革命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音乐家们深感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意义，纷纷融入“新音乐运动”的洪流中，以黄自为代表的学院派作曲家们的活动，完全出自于个人的爱国热情，虽称不上“运动”，却是“新音乐运动”的启蒙阶段;随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新音乐社”的音乐活动等，则充实了“新音乐运动”的内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音乐运动”在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记录了最绚烂的一笔，一方面激发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灵感与创作热情，无数经典作品涌现，这些音乐佳作根植于生活土壤、发自于人民心灵深处，有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它还发展出群众歌曲这种崭新的艺术载体，为声乐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因而，在“新音乐运动”蓬勃发展的十多年中，中国的音乐也历经了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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