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受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同时也刮起一股沽名徼进之风。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仁宗朝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的“太学体”等怪奇士人风气和文学现象都与之相关。

关键词：仁宗朝；谏官；怪奇；士风；文风

作者简介：张贵，男，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研究人员、馆员，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2-0128-07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仁宗朝盛行的怪奇、僻涩文风，受谏官活动、谏诤精神及其激起的沽激邀名风气影响。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的“太学体”等怪奇士人风气和文学现象都与之相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利用科举考试对“太学体”的排抑，也有借之纠正怪奇惊众、邀名求进士风的目的。

一、仁宗朝谏官活动对士风的影响

宋仁宗朝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职能从规谏君主扩大到监督百官。谏职已成为具有较高地位、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敢言的谏官由于“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1]（P4448），从而迅速升迁。仁宗“每进用大臣，未尝不采天下公议所归”[1]（P4264），谏官进谏易获得声名，为人主所知，也为其升迁奠定了基础。据张复华《北宋谏官制度之研究》所列“北宋谏官升迁与罢免人数统计表”看，仁宗朝任谏官的67位成员中，有40位都获得了升迁。[2]（P89）且据文中附录《北宋谏官表》统计，仁宗朝很多知名谏官后来都出任宰辅，如范仲淹、韩琦、富弼、张方平、欧阳修、包拯等。[2]（P351）可见，谏官多不次之擢，已成为仕宦捷径。

《宋史·忠义传序》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3]（P13149）文中所列对真、仁宗朝士风形成起关键作用之人都曾任谏职，他们在谏官任上积极敢言，赢得了声名。在其影响下，“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然而，对仁宗朝谏官活动分析后，我们会发现，除积极作用外，谏官言事风气也带来一些弊端。

仁宗朝重视士人之名，甚至如司马光所说“国家求名不求实”[1]（P4695），积极敢言获得声名的谏官即可赢得士论，迅速升迁，甚而后来出任宰执。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虽未有意通过谏职获得升迁，但他们的实际经历却激起了一些谏官效仿。随着谏官素质的下降，一部分素质较低的谏官便不惜卖直邀名、沽名钓誉，甚至攻讦、捃摭他人阴私以图自进。同时，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士论影响，士人通过积极敢言获得声名便可赢得士论，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任谏职都有士论影响的因素。谏官言事风气及通过敢言出任谏官的方式，引起士人争相仿效，欧阳修说“小人见言者得进既速，则各务奔趋”[4]（P1317），知谏院余靖也说“小人望风希进，无所不至”[1]（P3727）。如郭承祐性格狡狯，又依靠与皇室的裙带关系，被废黜后复被任用，而他却“时辄言事，或指切人过失，同列谓之武谏官”[1]（P2900）。鉴于这一弊端，有臣僚提出减缓谏官升迁速度，从而限制浮躁之人效仿的建议，《宋史·张洞传》载：“谏官持谏以震人主，不数年至显仕，此何为者。当重其任而缓其迁，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绝意。”[3]（P9934）由上可知，受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普遍高涨的同时，也刮起一股沽名徼进之风。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载：“绍兴间，致堂胡氏寄政府书曰：‘古者人臣皆得进谏于其君。后世专设一职，既己乖谬，居是职者又多以立异为心，挠乱政事。……按：以立异为心，以利口为能，此谏官之所以使人厌也。”[5]（P460）致堂胡氏即胡寅。由其所言可知，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通过标新立异可以显示自己不从流俗、才能异于众人，从而赢得声名。仁宗朝一部分谏官为获得声名，或攻讦人私，或所言之事不切实际，标新立异，甚至荒唐可笑，如宋禧为谏官时劝仁宗在宫中设荆棘、养罗江犬等。韩琦任谏官时曾批评谏官“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髙论，以卖直取名”的言事方式，提出应“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6]（P720-721）当是对“立异为心”不良风气的纠正。

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以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庆历三年（1043），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新政，并增置谏官，锐意天下事，一时谏诤风气高涨，欧阳修言“于是时，天下之士孰不愿为材邪”[4]（P595）。可见，受新政领袖范仲淹、富弼等人及谏官活动影响，士人争相要展示自己的才能。欧阳修《议学状》云：“夫人之材行，若不因临事而见，则守常循理，无异众人。苟欲异众，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4]（P1673）士人若无展示才行的合适环境，则与众人无异，如果刻意想要异于众人，则必然会求奇求怪、高谈虚论，以博取声名。庆历年间士人想要展示自己的才能，但真正有机会施展的毕竟为少数，因此求奇求怪之风颇盛，欧阳修指出庆历学术的弊端与此密切相关。张方平评价此时士风说：“二公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7]（P82）指出，王曾、吕夷简二人罢相后，轻锐之士得进，他们渐发“奇论”，好名风气大盛。庆历四年（1044），谏官余靖也说：“今之士人，名路相轧，不顾宪章，各怀倔强，如此风俗之弊，不宜崇长。”[1]（P3569）对士人为一己之名，而立异求奇、各持己见的风气表示不满，认为不可助长。仁宗朝士人求奇求怪之风绵延不绝，嘉祐五年（1060），仁宗下诏批评士人“危言诡行，务以惊众取誉，罔上而邀宠”[1]（P4637）。次年同知谏院司马光指出“奸邪之臣，衒奇以哗众，养交以市誉”[1]（P4695），都说明直到嘉祐末年此风犹盛。

二、谏诤精神、沽名风气与“东州逸党”

仁宗朝前期存在一个以地域命名的文人群体——“东州逸党”。据《宋史·颜太初传》、《宋史·范讽传》等文记载，“东州逸党”活跃于山东地区，以范讽、石延年等人为领袖，他们不循礼法，行为旷达、怪诞，并借此以图进取。一时间与其交游者“辄慕其所为”[3]（P10064），对士风产生了较大影响，颜太初曾作《东州逸党》诗对之加以讽刺。

如果对“东州逸党”相关材料分析会发现，范讽等人的怪诞行为与谏诤精神及沽名徼进风气有一定关系。范讽天圣七年（1029）被任命为谏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天圣七年”载：

甲戌，太常博士范讽为右司谏。先是，讽知广德军，寻以疾监舒州灵仙观，上御药张怀德至观斋祠，讽颇要结之，怀德荐于太后，遂召还。问所欲言，对曰：“今权臣骄悍，将不可制。”盖指曹利用也。利用贬，久之，乃授讽谏官。[1]（P2514）

范讽凭借结交内臣、攻讦大臣而被授予谏职，其手段不可谓光彩，从中可以看出他沽激求进的一面。范讽任谏官时间不长，但受谏诤精神影响，他谏官任上颇具言事积极性。如天圣七年，仁宗命晏殊、孔道辅等人“看详转对章疏及登闻检院所上封事，类次其可行者以闻。右司谏范讽曰：‘非上亲览决可否，则谁肯为陛下极言者！”[1]（P2515）同年，玉清昭应宫因天火被焚，“议者尚疑将复修宫，讽又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四方，使户知之。”[1]（P2519）谏官任上积极敢言，去谏职后范讽沽激好名、攻讦求进的一面有所显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三“明道二年”载：“旧制学士以先后入序班。时狄棐先讽为龙图阁直学士，而讽盛气凌棐，宰相李迪右讽，特诏讽班棐上，论者非之。”[1]（P2641）通过此事可以窥见范讽狂傲、好名的心理。同年，仁宗与吕夷简合谋废郭后，范讽意图与吕夷简相结，因而“乘间言后立九年无子当废”[1]（P2648），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范讽“力挤士逊，援吕夷简入相，又合谋废郭后，欲夷简引己置二府，然夷简惮讽，终不敢荐也”[1]（P2689）。由以上论述，范讽既具谏官的责任意识，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同时又颇为好名，甚而攻讦以求进，这当是为何《宋史·范讽传》说他“捭阖图进”[3]（P10064）的原因。

景祐二年（1035），范讽因大臣内部权力斗争和其“诡激多妄言”的行为，被贬为“武昌行军司马，不签书公事”。[1]（P2721）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打击，因而他本具有的狂放因素，便进一步爆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载：

始范讽责授武昌行军司马，会乙未赦书，落责授，徙保信，听居舒州，既遭母丧，于是许归齐州持服。讽日饮酒自纵，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时号“东州逸党”。[1]（P2834）

可见，“东州逸党”之名当是在此时出现。仁宗朝士人重视声名，并且个人活动在士人中的影响也关系到他们的仕途。范讽既受谏诤精神激起的责任意识影响，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功名心，甚而不惜沽激邀名、攻讦求进。他被贬后失去了在政治上施展身手的条件，前文欧阳修《议学状》所说，虽是针对庆历学术风气而言，但也颇能解释范讽被贬后更加怪诞、旷达、不循礼法的心理。范讽存诗仅两首，无法窥其风貌，不过由此推断，他散佚作品当不乏攻讦邀名之作。

其实，“东州逸党”成员，大多是有着强烈责任意识、功名意识却又仕途偃蹇的文人，这一特征也是他们行为表现的共同基础。如石延年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交往颇深，他去世后范仲淹曾作《祭石学士文》，欧阳修也作《石曼卿墓表》。范仲淹明道二年（1033）曾任谏官，并极力谏止仁宗废郭皇后，欧阳修亦是谏诤意识强烈，石延年与他们交往，思想自然会受到影响。《宋史·石延年传》说他：“尝上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为二边之备。不报。……命往河东籍乡兵，凡得十数万……又尝请募人使唃厮啰及回鹘举兵攻元昊，帝嘉纳之。”[3]（P13070，13071）《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他“尝上书请庄献太后还政”[1]（P2721）。由此可知，石延年早年关注国事，颇有识见。他虽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和政治胆识，却仕途坎坷，景祐二年因受范讽牵连而落职通判海州。遭受贬黜对他以后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欧阳修《石曼卿墓表》云：“自顾不合于世，乃一混以酒，然好剧饮，大醉，颓然自放，由是益与时不合。而人之从其游者，皆知爱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4]（P373）由欧阳修所言，石延年狂率的行为方式与其仕途不畅、自认不合于世的心理相关，而他本人颇有才能。其他逸党成员如刘潜、李冠、王樵等人亦多是既怀当世之志，欲有所为，又仕途蹉跎之人。他们的行为及文学活动表现出的怪诞、狂率甚至攻讦风气，与他们心理、生活状态相关，一定程度上有通过怪诞获取声名，引起士人注意的目的。

“东州逸党”文人颇具谏诤精神、责任意识，他们意欲有为，产生了强烈的功名心，然而大多仕途偃蹇，无处施展自己的抱负。范讽等逸党成员行为、创作旷达、怪诞，肆意诋毁，当与他们欲借此惊众取誉、沽激求进的心理有一定关系，是这一特殊士人心理、士人风气的体现。

三、谏诤精神高涨与“太学体”

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权知贡举的机会，对险怪艰涩文风痛加排抑，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云：“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6]（P1554-1555）“太学体”之名虽在此时出现，但其发展却有一个较长过程。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以贡院名义向仁宗上奏，请求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庆历六年”载：

权同知礼部贡举张方平言：“……由景祐之初，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后进传效，皆忘素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寖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屡下诏书，丁宁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试者，间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论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绌之则辞理粗通，取之则公违诏意。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邪！其增习新体而澶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请申前诏，揭而示之。”诏从其请。[1]（P3821-3822）

据张方平所言，“太学体”肇始于景祐初，此时士人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导致后进学习仿效。之后逐渐发展，士人“各出新意，相胜为奇”。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受其影响，文章出现了“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的弊病。张方平指出学新体者的创作特征，一是“赋”超越文体规定的字数限制，一是“策”不按题目所问对答，自陈胸臆。如果我们从仁宗朝谏官活动、谏诤精神、好名风气等角度来研究“太学体”相关问题会发现，二者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1. 试文“言切规谏”与景祐“变体”

明道二年，谏官范仲淹联合御史孔道辅等人力谏仁宗不可废郭后，与宰相吕夷简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范仲淹等人的刚直极谏行为在士人中引起震动，他们也由此获得了士论支持。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弹劾宰相吕夷简，尹洙、余靖等人上言支持范仲淹，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蔡襄作《四闲一不肖》诗，一时间，士人谏诤精神、责任意识高涨。景祐初年文章变体的出现就处于这一言事风气影响下。

据祝尚书考证，“张方平所谓‘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只能是指张唐卿”[8]（P432）。韩琦为张唐卿所作《故将作监丞通判陕府张君墓志铭》云：

君素以文行为东州士人所称。……与石守道游，最相知。守道尝有书遗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文正范公亦知公为深，尝与人评论人物，喟然谓人曰：“凡布衣应科举，得试殿廷下，必婉辞过谨，以求中格，人之常情也。而张某者为《积善成德论》，独言切规谏，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为一时名臣。”其推重如此。[6]（P1499-1501）

可见，张唐卿与颇受谏诤意识影响的东州士人交往甚密，并且他还深受石介赏识，石介的谏诤意识、好名心理亦十分强烈，对此将在下文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张唐卿与当时谏诤精神强烈、在士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范仲淹相知。由此可知，张唐卿思想当深受谏诤精神影响。范仲淹认为布衣之人应科举，必然谨言慎行，以求能够中试，而张唐卿却在殿试中作“《积善成德论》，独言切规谏，冀以感寤人主”。张唐卿利用试文“言切规谏”的反常做法即是其谏诤精神推动的结果。

张唐卿试文关注现实、直言极谏违背常情，容易被看作是怪奇之举。实际上，景祐年间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蔡襄作《四闲一不肖》诗等作品后，也引起了守常士人的惊怪，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云：“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4]（P998）张唐卿以“怪奇”之作取得科举成功，使本已受谏官活动影响的士人相继仿效，更有一些浮薄之人纯粹借此以求科名，科场中便出现“各出新意，相胜为奇”的文风。

景祐年间文章变体的出现，与士人受谏官活动影响，谏诤精神高涨相关。他们用应试之文进谏，将之作为谏言的载体，自然会出现脱离试题要求，自抒胸臆的情况，甚至谏官攻讦邀名、标新立异以图进的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

2. “怪鬼”石介与太学怪风

石介谏诤精神强烈，颇为好名。他与“东州逸党”成员交往甚密，曾作《三豪诗》对石延年大加推崇。庆历年间，他与知名谏官欧阳修、蔡襄等人过从频繁，积极为新政献言献策。受谏官活动、政治环境影响，石介思想中充满强烈的谏诤意识和好名成分。由于性格及地位等原因，石介的谏诤精神过分膨胀，走向偏激，因而被士人批评为狂怪、邀名。石介的狂怪行为可视为当时士人普遍具有的谏诤、好名心理的突出体现。

石介虽不曾任谏职，但却具有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云：

先生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谓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4]（P506）

文中石介“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的观点，与欧阳修《上范司谏书》所说“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4]（P974）十分接近。石介之所以会形成与谏官职责相似的观点，源于其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他在文章中“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的做法，即是将“不在其位，则行其言”的观点付诸实践的结果。

石介一生仕途不达，大多时候都“不在其位”，但谏诤精神却异常强烈。明道二年，虽官卑位低，无权上书言事，石介却作《上范中丞书》、《上孔中丞书》等，鼓励范讽、孔道辅为国家献言献策。景祐元年（1034），王曾任宰相，石介时任南京留守推官奉符，上书王曾，直斥仁宗“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1]（P2695），并激劝王曾向仁宗进谏，如谏言不被采纳，当辞去宰相。景祐二年，御史台刚辟石介为主簿，他便“上疏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1]（P2767）。宝元元年（1038），石介作《宋颂》九首，激励仁宗励精图治。同年，石介作《三朝圣政录》，韩琦《三朝圣政录序》说其：“每篇之末，又自为之赞，以申讽喻之意。”[6]（P734）石介自作《三朝圣政录序》说其作《三朝圣政录》是为方便仁宗借鉴三圣，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谏。庆历年间，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并任命欧阳修、蔡襄等人为谏官，石介与他们交往颇多，谏诤精神、责任意识更加高涨。他不但鼓励太学生积极言事，而且还在谏诤精神推动下创作了千古名篇《庆历圣德颂》，该诗对新政和他自己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以上对石介谏诤活动的简单描述，我们就可清晰窥见他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

石介的谏诤活动为其赢得了士论，成为潜在谏官人选，但其谏诤方式远超出韩琦所谓“主于理胜”的范围，他虽在庆历三年谏诤精神高涨时为欧阳修、蔡襄等人所推荐，但却遭到政治思想更加成熟的范仲淹的排斥，《东轩笔录》卷十三载：

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之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9]（P150）

谏官欧阳修等人力荐石介为谏官，但范仲淹认为其行为过于偏激，好为奇异，若为谏官必责人君难行之事。同时仁宗对于石介偏激、执拗的谏诤方式也不予认同，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载：“石介为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专以径直狂徼为务，人多畏其口。或有荐于上，谓介可为谏官者，上曰：‘此人若为谏官，恐其碎首玉阶。”[10]（P40）当有人举荐石介为谏官时，遭到仁宗的拒绝。

仁宗朝士人普遍重视声名，谏诤活动具有标新立异、攻讦邀名以求进的弊病。石介颇好为高论、立异惊世，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就曾指责他有“好异以取高”、“自异以惊世”[4]（P991）之嫌。石介的行为和创作呈现出怪奇、狂诞特色，有标新立异、惊众取誉以图进的倾向，受到了士人的批评。如庆历三年，受言事风气高涨激发，石介作《庆历圣德颂》，将范仲淹、富弼比作“一夔一契”，被范仲淹认为是“怪鬼坏事”[11]（P1064）。叶梦得对此评论说：“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12]（P46）其实，石介创作此诗正是他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及由此形成的好名心理的体现。石介曾多次被指责为沽激邀名，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六云：“张安道雅不喜石介，以谓狂谲盗名。”[13]由苏象先所记，张方平即认为石介“狂谲盗名”。《宋史·石介传》认为他“喜声名”[3]（P12833）。后来四库馆臣也说石介“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于诡激”[14]（P1312）。即使石介本人在《上王沂公书》中也曾言：

介狂狷好妄言，而有位不见听纳，但得沽激好名躁进之论。父兄教戒，亲友勉谕，以谓得其政不若畜之于身，待其当位然后施之于事。介省思之，亦深以为是。[15]（P167-168）

他说自己由于言事狂诞，被士人认为“沽激好名躁进”。因而他对自己“不在其位，则行其言”的观点进行反思，认同了亲友“待其当位然后施之于事”的见解。

庆历二年（1042）六月，石介任国子监直讲，庆历四年三月又被授予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同年十月通判濮州。石介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以及其怪诞、邀名的行为，在他主持太学后，对太学生的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太学生又受科举中谏诤要求的激发，出现一股积极进谏、议论时事、干预政治的热潮，并进而发展为狂诞怪奇、沽激邀名的弊病。

其实，早在景祐二年石介提举南京应天府书院事时，欧阳修就担心他的狂怪举动对学子产生不良影响，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对之劝诫，可谓极有先见之明。田况说石介任国子监直讲时，“好议都省时事，虽朝之权贵，皆誉訾之，由是群谤喧兴，渐不可遏”[10]（P10），即指出石介“好议论都省时事”的行为对太学生谤言兴起的作用。庆历三年，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被广泛传播，连巴蜀之地年幼的苏轼都有所听闻，太学生自然更是深受影响。到了庆历七年（1047），何郯批评石介“道未周而好为人师，致后生从学者多流荡狂妄之士。又在太学日，不量职分，专以时事为任”[1]（P3877）。即是针对他不是谏诤之臣，却好议论时事，导致太学生“多流荡狂妄之士”而言。

石介对太学生的影响，从何群的行为表现可窥见一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何群喜激扬议论，到太学后，石介命弟子推其为学长，从而树立起他在太学中的榜样地位。而何群也因此受到鼓舞，“与人言，未尝下意曲从。同舍人目群为‘白衣御史”[1]（P4599-4600），由此可见他强烈的谏诤精神和执拗的性格。何群建议恢复古衣冠，已是十分迂诞。他还谏言罢去科举之赋，这一主张与谏官同，当是出于相似的谏诤心理。当谏言不被采纳时，他便痛哭不已，并将自己所作八百篇赋悉数焚烧，其行为可谓偏激、怪诞至极，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石介。何群是太学生受石介影响的典型代表，同时他更进一步地影响了其他太学生的行为。

3. 仁宗通过科举求谏对狂怪风气的促进

太学生干预时事、标新立异的风气还受到科举谏诤要求的促进。早在景祐年间，张唐卿便将谏诤因素引入了科举考试，并以此取得高第。庆历年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仁宗主动为科举考试增加了进谏要求。庆历二年殿试，仁宗将赋题定为“应天以实不以文”，明显具有求谏的意图。谏诤精神强烈的欧阳修闻讯后即拟作一篇，并对仁宗此举大加赞誉，《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引状：

臣伏睹今月十三日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题目初出，中外群臣皆欢然，以谓至明至圣，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盖自四年来，天灾频见，故陛下欲修应天以实之事。时谓出题以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议皆称，自来科场只是考试进士文辞，但取空言，无益时事。亦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广求规谏以为试题者。此乃自有殿试以来，数百年间最美之事，独见于陛下。然臣窃虑远方贡士乍对天威，又迫三题，不能尽其说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书林，粗知文字，学浅文陋，不自揆度，谨拟御题撰成赋一首。不敢广列前事，但直言当今要务，皆陛下所欲闻者。臣闻古者圣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灾异，惟能修德修政，则变灾为福，永享无穷之休。臣不胜大愿。其赋一首，谨随状上进。[4]（P846-847）

欧阳修指出，历来科场之文都只注重文辞而脱离现实，而仁宗却出题征求应试者对时政的建议，“广求规谏”。因此被他赞为“自有殿试以来，数百年间最美之事”。欧阳修担心应试者不能尽言时事，遂作一篇《应天以实不以文赋》，“直言当今要务”。仁宗在科场中求谏的做法，对学子关注现实、激扬时事精神的高涨有很大促进作用。再加上欧阳修亲自拟作，现身说法，以他在士人中的影响，对学子当也有很大鼓励。因此，谏诤活动存在的标新立异、惊众取誉、攻讦求进的弊病也势必在太学生中更炽。科场中流行的怪诞、攻讦风气，必然对文人好尚起到引导作用，因而“太学体”影响超出太学，士人或在文章中发奇谈怪论，肆意诋毁，或在创作形式上标新立异，打破常规，欲借此惊众取誉，沽激求进。

庆历二年欧阳修因仁宗为科举加入谏诤要求而欣喜，但随着认识逐渐转变、政治经验日趋丰富，他意识到了偏激、攻讦行为对士风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对求奇求怪、沽激邀名风气做了多次批判。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权知贡举机会对“太学体”痛加排抑，当时以怪诞声名显著者全部落榜。欧阳修对“太学体”的打击，不仅为纠正文风，同时也为纠正士人通过怪奇以惊众取誉、沽名徼进的士风。如此以来，“太学体”盛行受科举谏诤活动促进，也由于科举对其摒弃而衰落。

可见，景祐年间，张唐卿受谏官活动、谏诤精神影响，在所试策论中“言切规谏”，用科考之文进谏，已开“太学体”风气之先。庆历年间，整个士人阶层谏诤精神高涨，石介主盟太学后，其强烈的谏诤精神、好名心理对太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太学中形成议论时政、标新立异的风气。庆历二年仁宗又为科举考试增加了进谏要求，为了中第，学子必然极力迎合，在科考中关注现实、谈论时政，将试文作为谏言的载体。这种做法本就不符合常规，容易被认为是怪奇、邀名求进。更何况浮薄之人为惊众取誉以求进，发论怪异，肆意诋毁，于是怪诞、攻讦之风盛行。文章创作或打破文体规范，或不顾试题所问，妄肆胸臆，条陈他事，出现了“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的弊病。

参 考 文 献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张复华：《北宋谏官制度之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86.

[3]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5]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韩琦：《安阳集编年笺注》，李之亮、徐正英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0.

[7] 苏辙：《龙川志略 龙川别志》，俞宗宪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

[9] 魏泰：《东轩笔录》，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田况：《儒林公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1]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能濬编集、薛能兴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2] 叶梦得：《避暑录话》，丛书集成新编本.

[13] 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四部丛刊三编本.

[1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