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督抚与鸦片战争<br/>——以颜伯焘①为中心的探讨

地方督抚与鸦片战争
——以颜伯焘①为中心的探讨

2015-03-17代祥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

理论月刊 2015年10期

□代祥（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 361005）

地方督抚与鸦片战争
——以颜伯焘①为中心的探讨

□代祥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 361005）

地方督抚是地方政务的决策者和向中央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考察地方督抚的思想和行为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鸦片战争。作为在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颜伯焘，他任云南巡抚时建议严厉禁烟，但并不认同对吸烟者处以极刑的主张；升任闽浙总督后，其在厦门积极备战，但即遭惨败。总的来看，以颜伯焘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对鸦片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战争结果也决定了他们个人的命运，并导致了晚清督抚职权的变化。［关键词］地方督抚；鸦片战争；颜伯焘

学界对鸦片战争与地方督抚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关于林则徐、琦善等人的研究著作考虑到了他们地方督抚的身份，但真正从地方督抚的角度来讨论鸦片战争的成果还不多，且对鸦片战争时期其他督抚的研究也有待加强。实事上，地方督抚在鸦片战争中起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地方督抚作为省级行政长官，是介于清朝廷与府厅州县基层政权的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运作功能。”［1］特别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交通通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地方督抚是地方政务的决策者和向中央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考察地方督抚的思想和行为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鸦片战争。颜伯焘在鸦片战争中曾任闽浙总督，被视为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之一，［2］其极力主战的言行在当时督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试对颜伯焘在禁烟问题和鸦片战争期间的言行进行简要分析，以求对以颜伯焘为代表的清代地方督抚与鸦片战争的关系有进一步了解。

1　颜伯焘对禁烟问题的认识

鸦片的危害国人早有一定的认识，早在雍正、嘉庆年间，清廷已明令禁烟，至道光朝更是屡令禁烟，但屡禁不止。鸦片在中国日益泛滥，引起白银大量外流，给清廷财政造成极大威胁。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主张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禁止吸食鸦片来解决国富外漏及财政难题，道光皇帝下令各地将军督抚对黄爵滋的奏陈进行讨论。时任云南巡抚的颜伯焘在这场禁烟大讨论中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

首先，不同意黄爵滋对吸烟者“罪以死论”的主张。黄爵滋认为烟毒日帜，不仅“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而且还对国家财政危害巨大，“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在“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的认识基础上，他主张“重治吸食”，对吸烟者“罪以死论”，具体措施是：“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3］对“罪以死论”的禁烟主张，颜伯焘认为不当，其主要原因在于：（1）吸烟者多，很难根除，“严办则人数太众”，造成“纷纷牵涉，诛不胜诛”，且“窃恐法有所穷，转于政体有碍。”［4］（2）旧例已严，加重刑罚“有紊刑章”。因清律原来规定，“吸食鸦片者，科以杖枷；其不指出兴贩者，杖一百，徙三年；兴贩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诱引良家子弟例，论以缳首。”［4］颜伯焘认为原有禁烟法令已较严厉，且法律本来应该“例载大奸大恶，歼厥渠魁之外，尚有权其轻重，以次递减之条”，如果对吸烟者加重处罚，则“吸烟者，但犯此禁，即罪无差等，亦无此用刑之典。”［5］（3）对吸烟者处以极刑还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重则激成事变，亦为势所必至。况一年限满，不断瘾者，其亲属断无自行举发，仍不得不假手官吏，人数过多，搜求过急，彼人人之父母妻子，知其被拿之后，万无生理，势众言庞，互相煽发，既不忍于坐视，势必出于抗争，一哄之市，即查拿而亦不听焉，又将何以为计耶？所谓必不能行者此也。”［5］

颜伯焘，字鲁舆，号小岱，出身官宦世家。颜伯焘自嘉庆十九年（1814年）考中进士后，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四川乡试副考官。从道光二年（1822年）开始外放任地方官，历任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按察使、甘肃与直隶布政使、陕西、云南巡抚与闽浙总督，《清史稿》称其，“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一，列传一百五十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11509页。

其次，烟毒尽管是严重社会弊端，但不是造成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在颜伯焘看来，解决财政不足的首要办法并不在于禁烟，禁烟能否使国计民生好转还很难确定，“区区一鸦片，而谓国计之盈虚，必在于是，是尚未通盘筹计也。”他认为国库支绌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人口增长等原因导致的财政开支增加，“开国之初，法制未备，度支尚简，迨数传而后，所入仍不加多，而生齿日以繁，兴作日以盛，或时逢旱涝，而租税无征，或偶值师兴，而转输甚剧，准所入以计所出，其始有余而继不足，似亦同然之势，显而易见。”颜伯焘以为真正解决财政困难的关键在于各级官员的勤勉尽责，“臣愚以为求所以足用之道，惟在各臣工仰体皇上裕国裕民至意，实心任事，矢以和衷，于弊端之积者，极力剔除。于旧章之善者，多方整顿，有亏之项，则亟议补苴，毋执空言，可省之费，则随时撙节，毋使虚糜。督抚表率司道，司道戒饬所属，官无大小，罔不同心，事无巨细，罔不留意，虽未必于会计遽有所增，而行之既久，终可以得理财之实效。”而且“至于民俗之浮靡，有妨国用，亦在地方官善为禁制，而潜与陶融。苟能治理勤求，风俗自能移易，闾阎自可殷实。”［5］

再次，主张从严惩处吸食鸦片者和加大监察官吏的力度。颜伯焘虽然不同意对吸烟者“罪以死论”，但他也主张严厉禁烟。这是因为他曾切身感受到烟毒泛滥的危害，“臣籍隶广东连平州，初次回籍，在嘉庆九年，彼时连平州吸烟者不过数人，已为指摘所归。二十一年，臣复回籍，则连平州吸烟者，多至数十人，然犹掩藏甚密。迨道光十三年，臣又回籍，则连平州吸烟者，竟不可以数计。吸者固不避人，见者亦恬不为怪。……然则连平如此，广东一省可知。即他省亦无不可知。”［5］那么，如何才能禁烟呢？颜伯焘认为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加重对瘾君子的处罚，使吸烟者有畏惧之心，“然欲重申禁令，似又不可不稍加以严，应请饬部悉心酌量，议奏通行。庶几法既加严，人亦倍加畏惧。”其二，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嗣后各该管官失于觉察，亦请从严议，以昭烟戒。总之，有治法，尤赖有治人。如果地方官实力奉行，设法查禁，务期来源尽遏，流弊日除，言出法随，毋稍宽纵。虽一时不能尽净，然兴贩者既无所托足，吸食者自不敢纵恣。久之不待禁而自绝，外夷之烟不致阑入，内地之银亦不致消耗矣。”［4］

总之，身为云南巡抚的颜伯焘与鸿胪寺卿黄爵滋都主张禁烟，也都力主采取比以往更为严厉的措施禁烟，但作为地方督抚的颜伯焘较之于仅负言官之责的黄爵滋在禁烟的实际措施上更具务实性和建议性。

2　颜伯焘与厦门之战

2.1颜伯焘积极备战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农历），颜伯焘顶替邓廷桢升任闽浙总督，1841年初（正月二十六日）上任伊始他便积极备战，主要采取措施有。

第一，尽力筹措战争经费。颜伯焘上任不久即为福建上奏请饷，力陈“此次战事，所需甚大，‘非仅请数十万两所能济'，‘仰恳皇上敕部筹备银三百万两，内二百万两迅速解闽，以副支用，其余一百万两容臣察看情形，如果必须应用，再行奏咨。'”［6］但随着战争局势的暂时缓解，道光帝要求沿海各督抚汰兵节饷，并特别要求“颜伯焘再将现在情形通盘计画，应如何核减节省之处，详晰筹议具奏”。［7］但颜伯焘不顾帝命，依然极力要求提高闽省调防官兵的支食盐菜口粮，促使军机大臣穆彰阿在降低增幅的情况下非常不情愿地同意他的请求。［7］

第二，积极招揽干才和增募兵勇。在赴闽任途经杭州时，颜伯焘与浙江巡抚刘韵珂商讨局势，一致认为：“战守固应夙备，而调遣尤宜得人”，因此与刘韵珂一起向道光帝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7］颜伯焘正式到任后，留用了一批熟悉地方行政和军事事务的官员，如奏请将即将升任浙江盐运使的常大淳、服满知县陈文起留在福建帮办军务。［7］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招募兵勇。史载，他刚到福建不久，就“造船募新兵及水勇八千，以备出洋御敌。”［8］此后，颜伯焘陆续调集大量兵勇驻守厦门，在中英厦门交战时，英军曾了解说：“据我们收集到（厦门兵员）的数字，少则六千，多则达到八千至一万人。”［9］

第三，铸炮修台，积极筹防。颜伯焘履职不久就亲自察看厦门等地情形，他认为厦门作为海防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孤悬闽南，远控台、澎，近接金门，又为泉、漳屏障，与粤东毗连，洋面四通八达，实为全闽咽喉门户。”［7］由此，他开始在厦门进行大规模的铸炮修台等建设，筑建坚固的防御工事。厦门战后，英军的记载证实了颜伯焘的努力，正如郭富爵士所说的：“每一个岛，每一个突出的地岬，凡可以安装大炮的地方都已经使用上了，并且牢固地武装起来了。”实际上，在厦门及其附近诸岛上被我们所浮（俘）获的大炮，总数不下五百门。［9］此外，在“防剿宜水陆兼备”的思想指导下，颜伯焘等人还积极修造军船，英军攻占厦门后，“发现大量的木材和松脂，几艘水师船正在建造中，其中有一艘两层甲板的船，是模仿我们船的式样的，装有三十门大炮，已经造好，准备下海。”［9］

由上述可知，颜伯焘自道光二十一年履职闽浙总督以后，为了迎击英军，曾尽其所能在经费、人员和物力等方面进行精心准备。在防御工事基本建成后，颜伯焘的自信心曾一度空前高涨，认为厦门 “稳如磐石”，“各将士志切同仇，无不发奋自励。若该逆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天讨而快人心。”［7］当然，这种盲目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传统的军事知识和“夷敌观”之上的，此刻的西方世界已进入工业时代，颜伯寿遇到的对手是超乎他想像的 “千古蛮夷”，其自信心很快就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消失了。

2.2厦门抗英

在颜伯焘积极备战的同时，英国方面也撤换商务总监督义律，由海外作战经验丰富的爱尔兰人璞鼎查走马上任，准备对中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沿海北上扩大侵略战争，厦门首当其冲。1841年6、7月间，英军在香港调配了三十六只舰船，“共载战炮三百三十六门，将弁兵士二千五百余人”的北上舰队。［10］七月初九，英军舰队到达厦门口外，于次日午后，开始发动攻击。有学者经过仔细考证，简单还原了这次战争的经过：“初十（8月26日）下午约一时，英军首开炮，分攻厦门沿岸炮台，及鼓浪屿炮台。我开炮回击，战不久，将兵多伤亡，遂不支而溃。英军用舢板船分路登陆，据炮台。是夜，颜伯焘，刘耀春率军退石寨，旋即退往同安。”［10］

退守同安的颜伯焘在收到道光帝要求收复厦门的命令后，他一面向皇帝请拨军需银两，一面整军备炮，招募民兵，不过这些部署仍然是沿续战前的备战思路，并没有新的办法，当然也不能收复厦门。但颜伯焘的运气较好，英军除留下少数武装力量驻守鼓浪屿外，主力很快撤离厦门，北上浙江。英军撤离后，颜伯焘即向道光皇帝奏报收复厦门。史家姚薇元曾用讥刺的语气描述说：“颜伯焘奏言，团练义勇一百三十余乡，复募水勇万余人，新兵三千，备火舟千余只，拟于9月6日夜进剿英船，乃英夷闻讯，于6日黎明开逃，只留五只，停泊鼓浪屿，厦门业经收复云云。”［10］

这次中英厦门之战以清军惨败而告终，不仅厦门失守，人员、物资财产等方面损失也十分惨重。钦差大臣怡良事后调查厦门失败情况时说，“将弁兵丁伤亡枕藉”。［11］英军也记载：“中国方面损失很大”。［9］除人员伤亡外，英军还完全摧毁了厦门的军事设施，并对当地进行野蛮的抢掠，“提督衙署、总督行寓及关税公所，均已半被烧毁，石壁及炮台，多有击坏情形。……夷匪自十一日以后，侵占石寨及各衙署，肆行拆烧，抢掳资财，奸淫妇女，焚毁庙宇”。［9］而英军方面损失却很小，有材料记载：“英军损失共达一名阵亡，十六名受伤”。［9］

2.3战败分析

在全力备战下，颜伯焘领导的清军最后以惨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1）清军防御武器和军事技术落后。当时调任汀漳龙道的徐继畲记载：“颜制军驻厦督办，经营半载，安炮四百余门（大者万斤），屯兵六、七千，不可谓之无备矣。突于七月初十日，逆船三十余只，驶入厦门开炮，我兵亦开炮对击。我之铁炮，不如彼铜炮之轻灵，我岸上之炮，又不如彼船中之炮之稠密。相持半日，大炮台被其攻破，遂致全军溃败。”［9］英军在攻入厦门后也发现清军的大炮设计有较大的缺陷，“当我们检查长列炮台面海那部分结构时，……许多大炮安装欠佳，一般说来，炮架的设计不对头，而且时常出毛病。”［9］武器的落后造成清军在战争中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2）清军管理水平和训练水平落后。时人张集馨描述当时的福建水师，“其实水师……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水师与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诚以沙线海潮，非熟悉情形者不能充补。林少穆（林则徐）到处整顿，余尝举此营制询问办法，先生曰：“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12］可以说，在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水师已腐朽不堪，不能与“船坚炮利”的英军相抗衡。此外，如英军随军日记中关于清军“由于缺少技巧与训练，他们的抵抗是比较地微弱无力的”［9］等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由于管理水平和训练水平低下，人数众多的清军在精干的英军面前变得羸弱不堪。（3）颜伯焘海防战略部署失策、临战指挥水平低下。与当时其他地方督抚一样，颜伯焘对敌手的了解还处于“英夷犬羊性成……狼贪豕突，惟利是图，实覆载所难容，亦神人所共愤”［7］的粗浅水平，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拥有近代化热兵器的“海上强敌”。因此，颜伯焘虽然努力备战，但其战略部署只注重正面对英舰火炮的防御，而低估了英军的登陆作战能力，更忽视了侧面的防守。这种防御战略的失策给清军以致命的打击，英军方面曾记载，“在第一分队登陆之前，时间已经很迟。这些人登陆后由皇后号和弗莱吉森号轮船掩护，立即用梯子攀登位于炮台主力线之侧的城墙。第十八团的侧翼连最先越过城墙追赶前面的敌人。他们打开一道城门。我们其余的人就通过这个门进去，沿着炮台前进，很快地肃清了敌人，在十分种内杀死敌人比兵舰整天所杀的还多。”［9］厦门之战打响后，颜伯焘虽亲自指挥，但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他开始惊惶失措，在英军分路登陆、攻占炮台之后，旋即退往同安，致使军心涣散，厦门很快失守。

3　地方督抚与鸦片战争关系简论

清世宗雍正帝曾说：“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国家任官守土，绥辑兆民，封疆之责，惟抚臣为重。”［13］可见，督抚的地位在清朝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有学者认为：（清代）“紧要事件的处置决策，可以不通过其他环节，直接在皇帝、内廷和督抚之间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新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为旧的制度所难以包容，原有的则例、事例都将失去效用时，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皇帝和督抚。”［14］鸦片战争就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紧要事件”，战事不等人，前线督抚面对“船坚炮利”的“英夷”，他们有时紧急向道光皇帝请旨，有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有时还自作主张，总的来说，地位显赫的地方督抚其所作所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鸦片战争的进程。如在讨论禁烟时，以颜伯焘为代表的大部分地方督抚虽不太赞同黄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张，但仍主张严厉禁烟，建议从加重对瘾君子的处罚与加大打击鸦片贩卖力度这两方面着手禁烟，颜伯焘等人的禁烟主张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上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其禁烟办法也比较可行的。道光帝基于他们的讨论意见，既派林则徐严查海口，又严令禁止吸食，中国大规模的禁烟运动由此展开。英国不满其非法利益受损，决定派遣舰队，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面对英军的进犯，伊里布、颜伯焘等地方督抚在传统心态的影响下，认为英夷冒犯天朝，罪难销绾，都主力剿灭“蛮夷”；视英人为“丑类”的道光皇帝在地方督抚的影响下令痛剿来犯的英军，清廷正式全力应战。［15］此后，颜伯焘等地方督抚积极备战，但由于对敌人存在错误的认识，他们就难以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当然更难以超越时代局限解决清朝军事武器与技术远远落后于英国的问题，因此，各地督抚领导的清军在英军的猛攻下相继惨败。战败后的一些地方督抚不能完成道光皇帝下达攻打英军与收复失地的任务，为自身前途考虑，他们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如何应付清朝最高领导者，道光皇帝对此也有所察觉，如他斥责颜伯焘，“无非虚词搪塞，全无实际。其现应如何设法攻剿之处，概未筹及。”［16］最终，清廷于1842年8月向英军求和，签订不平等条约。为此，清朝著名学者姚莹严厉批评当时的地方文武，“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鬼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17］

不过现代学者贾小叶说：“事实上，无论战时还是战后，清朝内部都曾出现过武器革新的希望。遗憾的是，这些希望在一次次的讨论中化为泡影。”［18］战争时间越久，中国人就会由于需要的推动，越来越走上图谋大变革的道路。不但是他们的船只，而且是他们的战争武器及其防御技术诸多方面，也都已经改进了。”［9］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向前发展，中华民族说不定能更早地走向现代化，但道光皇帝等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地方督抚因循守旧的官僚作风阻止了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良武器的步伐。［18］《清史稿》作者在《洪亮吉传》中曾细致地描述清朝地方督抚的为官心理，“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岌岌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8］在此种恶劣环境影响下，林则徐、颜伯焘等人在战时的努力慢慢湮没无音。

反过来，鸦片战争也对地方督抚带来重要的影响。其一，鸦片战争引起地方督抚职权的变化。根据清制，总督的主要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的主要任务“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8］两者都统管地方事务，总督职责侧重军事，巡抚职责偏重民生，对外交涉一般不是地方督抚的职权范围。但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常规，谢俊美教授说：“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沿海北上，清廷不得不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一面组织防守，一面相机‘羁縻’‘开导’。于是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先后同英军头目谈判交涉。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清政府决定接受英军条件。道光帝命令两江总督耆英偕伊里布同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打破了地方督抚从不与闻外交的格局和传统做法，开创了地方官员参与对外交涉的先例。”［19］其二，由于战败，作为前线指挥官难免被问责，因此，鸦片战争时期的东南沿海地方督抚大部分受到处分，除刘韵珂外，裕谦自杀，颜伯焘等革任，其他人或降职、或治罪、或流放等等，对这些地方督抚个人而言，鸦片战争是他们痛苦的记忆。以颜伯焘为例，1841年8月，颜伯焘因失守厦门降为三品顶带，革职留任；9月，道光命钦差大臣怡良赴福建办理军务，不久又让端华驰往厦门密查失守情形；最终，颜伯焘以“辜恩溺职”为名被革任。其三，鸦片战争为部分地方督抚侵吞国富，聚敛私财提供了绝好机会。战争打响，军费如洪水一般暴涨，由此，在鸦片战争中出现部分督抚一边奋力抗英一边卖力捞钱的景象。颜伯焘就是一个典型，如前所述，颜伯焘上任伊始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奏请皇帝下拨巨额军费，到最后革职，短短一、二年的时间内，贪污军费不计其数。1842年初，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台的张集馨记载了颜伯焘从福建前线回广东老家的情形，“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前帅过境，蒋令实用去一万余金”。［12］

总之，以颜伯焘为代表的地方督抚由于在清朝中央集权体制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他们对鸦片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战争结果也决定了他们个人的命运并导致了晚清督抚职权的变化。

［1］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5.577.

［3］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第1册［M］.北京：神州国光社，1954.485－487.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38，338，339.

［5］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第3册［M］.北京：神州国光社，1954.510，510－511，511，509－510.

［6］茅海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J］.近代史研究，1996 （6）：34－80.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50，451－452，18－19，513，213，214，214.

［8］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11509，11309，3336，3336.

［9］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70，170－171，198，160，142，160，148，177，171，197，178.

［10］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中国史学史概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11，111，114.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