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雨真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公共治理难免会遇到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面临更多的选择考量，也给公共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曾对新加坡公共政策执行特色进行观察，他山之石，略作分享。

如何面对不受欢迎的政策，新加坡领导人有长期明确的价值取向，前总理李光耀说：“受欢迎的政府不意味着执政时必须时时讨好人民，要紧的是，任满时，政府已经执行了所有不受欢迎而必要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新加坡勇于推行不受欢迎而必要的政策，这是许多政府想做而很难做到的事。

一是致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无信不立。“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他指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与负面评价。换言之，如果政府是受到信任的，好或坏的政策未必都能受到欢迎，但是政府有足够的底气去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众所周知，新加坡政府以廉洁建立起来的道德威信，是获得民众信任的必要条件，此外它大力发展经济，从贫穷困顿的第三世界国家跃升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建设种族多元和谐的社会，让民众尽可能地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作为民选政府，应尽力兑现向民众的承诺。李光耀说，“我总是少说我要做的，而争取比预期更好的成绩。”几十年来，民众在五年一次的大选中确实把信任票投给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二是构建政府与民众的联系管道，从单向走向双向沟通。笔者曾于2011年探访油池社区，正值每周一次的议员接待日，居民反映的问题被详尽记录，议员签字后交由有关政府部门处理，这样的接待日每次都会忙碌到半夜。新加坡的社会管理是由政府主导的社区自治，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市镇理事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管理这些基层组织，执政党和政府与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笔者所见的国会议员每周一次会见社区居民，还有内阁部长定期探访选区与民众对话，解疑释惑，特别是政府专门设立的民意联系组，成为民意吸纳和反馈的主要执行机构。

三是注重政策执行的技术策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新加坡有一支专业的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队伍，公务员被赋予一定的空间，对执政者面临的问题保持客观理性的分析，制定专业的解决方案。曾任新加坡首席公务员即常任秘书的严崇涛例举了一个细节，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为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决定对车辆进入中心城区实行收费，由于当时普遍的观念认为公路就是免费的，许多人对此极不理解且相当抵触。据此，实施办法做了小小的改变，规定如果车里有四个人，或者在早上七点钟以前就可以免费进入。这样人们从完全抵触到可以接受，在适应的过程中，慢慢有了观念，开车去市中心就得付出点什么，后来收费政策就得到顺利地推行了。

四是强化自身响应变革的能力建设，与不确定的未来共舞。新加坡素来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对外界变化保持敏锐的反应。曾任首席经济学家的陈光炎教授说，新加坡人就像是住在不设隔热装置的草房里，能够感应风向或气温变化，随时作出相应的调整。新加坡致力于公共部门的应变能力建设，于1995年开始实施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该计划以期待变革、欢迎变革和执行变革为三大支柱，这样的能力建设对于政策的灵活调适与修正完善无疑是必须的。（作者系省委宣传部文化事业处处长） （责编：雷怡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