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青

文物因囊盒的陪衬更显高贵，囊盒也因文物而尽露风采。作为博物馆里的“顶级裁缝”，扈啸制作的囊匣是文物最美的衣裳。

祖父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作过书函盒，父亲受邀到湖北省博物馆从事囊匣制作，他子承父业，为国宝“越王勾践剑”、“梁庄王墓”出土文物制作囊匣。他是目前湖北省利用传统手工艺制作囊匣的唯一一人——扈啸。

给文物穿上“盔甲”

见到扈啸时，是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工作室里。没有窗子，有些闷。里面摆放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囊匣。扈啸说，就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上万个囊匣。

囊匣制作是扈啸的家传技艺，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起初，父亲并没有打算将这门手艺传给他，而是希望他好好念书，做读书人该做的事。然而，长期的耳濡目染，父亲精湛的手艺早已在扈啸的头脑里生根发芽。在多次请求跟父亲学艺被拒绝后，扈啸不但没有死心，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此后，每当父亲做囊匣的时候，他就在一边偷偷地模仿，直到父亲倾囊相授，扈啸就这样走过了30年。

工作室里的那些囊匣，第一眼看上去和普通的礼盒差不多，实则有天壤之别。“文物囊匣制作过程颇为复杂，会涉及到木工、雕刻、装裱等工艺，而且得为文物量体定制，做到严丝合缝，不能有一丁点误差。”扈啸说，做一个囊匣最快也得3天，复杂的要1个月。

慢工出细活，扈啸制作的囊匣，就像为文物穿上了“盔甲”，从来没有发生因囊匣原因而导致文物受损的事情。1986年，湖北省博物馆选出了一些馆藏漆木器赴香港展览，在香港卸车时，遭遇野蛮装卸。但到达展览地后，打开囊匣取出文物时，并没有一件损坏。事后，香港主办方对扈啸制作的囊匣大加称赞。

回想起当初的经历，扈啸说：“漆木器一碰就容易损坏，给馆藏漆木器做囊匣，花了我们不少心思，由于漆木器很轻，我们用的是加厚的纸板，里面空隙都是用软药棉，囊匣的设计更是严丝合缝，所以在运送过程中能保存完好。”

“父亲告诫我一定要认真仔细，若放低质量标准，这项技艺便会离我而去。由好入简容易，由简到好就难了，做手艺一定不能把习惯养坏了，所以当人们因时间紧迫要我走捷径时，我宁可不做。”扈啸说。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01年发掘明代梁庄王墓时，扈啸和父亲一起接下为出土的5000多件文物做囊匣的任务，父子俩整整花了3年时间才做完。在这3年时间里，在父亲的指导下，扈啸在摆放文物，设计囊匣方面的技艺更加精进，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比如给刀剑做囊匣时，刀柄要放在左上，剑刃要朝右下，这样游客在参观时就不会觉得有凶气。壶的摆放不要太平面化，找好中轴线，可以倾斜一下壶口的方向，这样看起来就很灵动。不过，唯一的遗憾是父亲的审美我无法学到，他做的囊匣色彩搭配很灵活，与文物十分搭配，尽管他多次告诉我囊匣要与文物浑然天成，可我还是有模仿的痕迹，色彩搭配过于呆板。”

在制作过程中，扈啸体会到要做好囊匣，除了精湛的手艺，还必须对文物的历史和蕴含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能设计制作出与文物相得益彰的囊匣。此外，在色彩的搭配上，既要突出被装饰的文物，还要注意不要渲染过度，以免喧宾夺主。比如，在为有宗教意义的菩萨像制作囊匣时，就要留心色彩的搭配要尽量与文物的宗教氛围相一致，使内囊的整体颜色更具有渲染作用。这种方法就是我国传统美学理念中的陪衬效果，起到“装饰而不失夸张，渲染而不失主位”作用。又如，在为年代久远、色泽斑驳的文物设计囊匣时，注重选用色调低沉的面料做材料，避免囊匣盒色泽太新反衬出文物过于陈旧，让人产生破败感。“既要显示器物的艺术魅力，又要让观赏者有赏心悦目之感。”扈啸说。

扈啸还积极采纳新工艺、新技术，以弥补传统制作技艺的不足。他率先采用国外先进的环保粘合材料，还从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包装制品上汲取创意，融入到传统囊匣盒的设计中；他还留心新材料的运用，在参展布展施工中，积极向施工师傅请教木夹板、木芯板、珍珠棉等材料在防震方面的运用经验。逮着机会他还去国外看展览，了解囊匣制作这门技艺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扈啸说，做手艺时间长了，可以看懂别的东西，做到一定程度后，要进得去，还要出的来，“我现在就是试图出来，再提升一个层次。”

埋头博物馆制作囊匣本是一件枯燥的事，扈啸却乐此不疲：“每当面对一件件前人留下的艺术珍品时，心中的爱便转为一种责任，想要好好地保护这些文物，使它们能够永远流传下去，这就是我全部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