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芳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郑州 450001)

【历史文化研究】

近20年来敦煌汉简研究综述

潘 芳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郑州 450001)

关于敦煌汉简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曾做过整理和研究，但近20年的研究成果却少有整理。从述论考释类、语言文字类、人文地理类、书法艺术类、历谱历日类、文学类和医学类七部分，对近20年来敦煌汉简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其中，语言文字类细分为对敦煌汉简整体的释读和对敦煌汉简中具体词语或某一词性的研究；人文地理类细分为政治制度、农业经济和军事战争三类。

敦煌汉简；研究成果；综述

关于敦煌汉简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曾做过整理和研究，如《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1]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甘肃简牍自发现以来百年的出土、收藏、整理、保护和研究状况，其中包括对敦煌汉简的整理研究。该书对20世纪的研究状况整理得比较全面，但对于近20年的研究成果较少提及。鉴于此，笔者试图在此文中对近20年来敦煌汉简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

一、述论考释类

在近20年来对于敦煌汉简的研究中，述论考释类研究成果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锷在《甘肃简牍述论》[2]一文中，详细记述了甘肃在百年里简牍的出土情况和出土数量，其中包括敦煌汉简的发掘情况。在记述之余，略谈了甘肃简牍的学术价值，诸如为研究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学提供第一手资料等。文章最后对甘肃简牍的研究概况进行陈述，并针对甘肃简牍的研究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展望。贾廷芳在《甘肃汉简的发现与研究述评》[3]一文中讲述“近代简牍的发现与研究”时，对敦煌汉简的发现、流传、研究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何双全《甘肃简牍的发掘与整理》[4]一文，分别按秦、汉、晋、唐、西夏五个朝代将简牍的发现和发掘状况详细排列，并叙述了关于甘肃简牍的整理发表情况。此外，周峰《甘肃发掘的重要简牍及其主要内容》;[5]田芸、杨吉宁《甘肃汉简研究综述》;[6]于振波《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7]均提及敦煌汉简的发掘状况和研究现状。

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8]一书，收录敦煌出土之两汉简牍中能确定具体年代或年代范围的简文五百余例，并按年代早晚次第排列。每一简例或者若干简例之后附有按语，主要阐明校正简牍释文、确定简牍年代的缘由，并解析简牍的具体内容。这部著作是首次以编年形式编排简牍的书籍，颇有新意与价值。罗见今在《敦煌马圈湾汉简年代考释》[9]一文中，利用中国历法的五个周期性考释了17枝历谱残简、21枝月朔简和9枝年数简的年代，认为与今历不合的3枝纪年简历日书写有误；对这50枝简中以前学者考定的12枝简的年代提出质疑并指出了其考释方法上的疏漏。李岩云《敦煌汉简相关问题补遗》[10]公布了1998年在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5枚木简，对其内容进行了考述，并对汉简涉及的“出入关刺”“关守侯”“匈奴译”等问题做了考证和补遗。李岩云、傅立城《汉代玉门关址考》[11]公布了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部分简牍，通过对相关汉简的分析考证，认为现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府，而汉代位于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址在小方盘城西侧150米处的长城线上。

邓天珍、张俊民《敦煌汉简札记》[12]一文，对《敦煌研究》中所刊登的几篇文章提出质疑和商榷，认为“徒民”并非“徙民”，二者是有特定含义的；“侦候符信”是晋代的封检；“浮屠简”的释文需要重新解读。张俊民《〈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13]一文，从简牍文献知识的欠缺、简牍抄录、简文理解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转述别人观点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西北师范大学王震亚先生所著《竹木春秋——甘肃秦汉简牍》一书指出了许多缺陷和疵点。此外，张俊民、李永平《评〈新莽简辑证〉》[14]对饶宗颐、李均明所著的《新莽简辑证》进行了评价，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亦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

二、语言文字类

语言文字类的研究成果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敦煌汉简整体的释读。刘飞飞的《〈敦煌汉简〉(1—1 217)选释》[15]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前人对居延汉简、悬泉汉简等的研究成果而注释的敦煌汉简，所选取的敦煌汉简为1979年6月敦煌马圈湾所出土的1 217枚简。范董平《〈敦煌汉简〉词语通释》[16]在依托《敦煌漠筒》已发表释文和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作为语料的《敦煌汉简》重新核对，加以断句标点，并为输入语料库做必要的属性标注。然后借助语料库离析《敦煌汉简》的全部词语，穷尽调查其语境和义项，查证工具书和传世文献书证，完成每个词头下的意义通释。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敦煌汉简》的几组异体字以及《敦煌汉简》中谦敬词的使用情况。杨艳辉《〈敦煌汉简〉整理研究》[17]对敦煌汉简进行了最基础的整理与研究，即以原简图版为依据，仔细校对《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卷》《敦煌汉简》及《敦煌汉简释文》三个释文本，尽量做到释文与原简字形一致，并对其不合之处以校勘记形式加以说明。另外，文章从文字发展角度、书写习惯及书体演变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了异体字的分类问题及产生原因，为我们了解汉代文字的实际面貌提供了可能。

另一类是对敦煌汉简中具体词语或某一词性的研究。范董平《〈敦煌汉简〉谦敬词的修辞特点》，[18]通过对西汉末年西北边塞军旅文书《敦煌汉简》中谦敬词的调查, 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下层社会谦敬语使用情况的真实面貌。魏德胜《〈敦煌汉简〉中的量词》[19]一文，把《敦煌汉简》中所见到的量词分一般量词和度量衡单位两部分,并举例加以分析说明。其中，量词的数量大且使用较广泛，与名词间有很强的选择性；度量衡单位量词简明、规范，成系统；以“积”加长度单位表面积则是此前典籍中所没有的。马秋红《〈敦煌汉简〉中的助动词》，[20]按照专书词类研究的原则与方法，对《敦煌汉简》中的助动词进行了穷尽性的搜集和整理，并按其在句中的语义特征进行分类，共总结和整理出虚词14 个，并分类解释了这些助动词。肖从礼《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21]以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为研究对象，归纳分析了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的种类和各自的使用特点。文章认为，敦煌、居延汉简中已经出现了发、下、通三个动量词，这表明动量词出现的时代应是两汉时期，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曹小云、邢会娟《敦煌汉简中的偏正式复音词》[22]一文认为，《敦煌汉简》文书口语性较强，复音合成词的构词方式已基本成熟。其中偏正式复音词数量最多，有692 个，占全书复音词的59.35%。和先秦汉语相比，敦煌汉简正语素已经由先秦时期多为涉及人或事物的名词性语素，发展为涉及动作、行为方面的动词性语素。此外，李阳《汉简概念场词汇系统研究》、[23]左良燕《西北屯戍简牍中服饰词语研究》、[24]田佳鹭《西北屯戍汉简虚词研究》，[25]以甘肃居延、敦煌汉简和内蒙古额济纳汉简等为研究语料，分别对概念场词汇、服饰词汇和虚词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杨艳辉《〈说文〉新附字新考例——以敦煌汉简为主要材料》，[26]就敦煌汉简材料中出现的《说文新附》八字“涂、价、铭、坊、馂、槊、棹、僦”，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材料对照，再次考证，以确定此八字在汉代是否确实存在。朱湘蓉《从敦煌汉简看里耶简文书词语的训释》，[27]通过敦煌汉简中的相关材料，运用词语互证的词义训释方法，对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文书简的一些词语试作训释，考察了“报”“来”“走”“谓”“告”五个词语在秦简文书中的特定含义。曹小云、邢会娟《敦煌汉简词义札记》[28]一文，认为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敦煌汉简可以补正《汉语大词典》在收词、释义、书证等方面的缺失。

三、人文地理类

人文地理类可细分为政治制度、农业经济和军事战争三类。

关于政治制度类的文章：张伟《从敦煌汉简看汉代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29]一文根据出土的敦煌汉简，对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进行了梳理，认为河西地区的职官体系可分为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行政系统为郡县制度，军事系统为都尉—候官—候长—隧长的体系。任攀《敦煌汉简中有关汉代秩级“真二千石”的新发现》[30]一文，认为汉武帝时并不存在“真二千石”这一秩级，“真二千石”从“二千石”分化出来成为正式秩级可能晚到汉成帝时。《敦煌汉简》1108号简文中旧缺释的四个残字可释为“真二千石”，这条材料可以证明，至迟在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左右，“真二千石”确曾作为秩级存在过。阎盛国《再论“击匈奴降者赏令”及其颁布时间》，[31]参照“赏格”的定义，结合历史文献和当时时代背景考察“击匈奴降者赏令”，认为实质上可以认定“击匈奴降者赏令”是一则具有早期形态的招降赏格。再结合汉初刘邦颁布的特殊政策，可以推证“击匈奴降者赏令”应是刘邦在白登山之围后所颁布的招降匈奴的律令，而并非普遍所认为的该律令是产生在汉武帝时期。王玉璘《西汉官文书的运行制度》，[32]以官文书的呈送方向作为其分类的标准，将西汉时期行政系统中的官文书划分为由皇帝向下级传送的文书、由各级官员上奏给皇帝的文书和各级官府间的往来文书三个类别展开论述，通过对整个西汉官文书运行情况的整理，总结出西汉官文书运行的特点以及这种运行制度对西汉行政系统的影响。此外，还有汪贵海的《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33]吉仕梅的《王莽改制在居延敦煌汉简词汇中的反映》，[34]张涵静的《出土资料所见王莽时代若干问题研究》[35]以及孟建升的《西北出土汉简中所见的“养”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36]等文章。

依据敦煌汉简研究汉代农业经济的文章也颇多。侯宗辉《从敦煌汉简所记物价的变动看河西地区经济的起伏》，[37]通过对敦煌汉简有关物价资料的梳理，连同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同类物品价格类比，并与粮食价格、同时代物品价格比较，发现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代敦煌汉简中的物价皆波动明显，而且敦煌与居延两地之间有的物价亦相差悬殊。究其缘由，与河西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兴衰、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有密切联系。由此可见, 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起伏性特点, 并且贯穿于整个西汉中晚期。韦双龙《敦煌汉简所见几种农作物及相关问题研究》[38]一文认为，敦煌汉简所记录的敦煌农业初步发展的概况，是河西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敦煌地处河西最西端，是中原与西域两大文明区的交汇处，其农业的初步发展颇具特殊意义。陈功《敦煌汉简中的农业》[39]一文以传世文献为主，通过对敦煌汉简中含有农业信息的简牍进行分类整理，在相关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汉简中农业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汉简中反映的汉代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是汉代开发河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敦煌汉简中的农业所反映的汉代河西地区农业的发展具有固国安邦的重要意义。伊传宁《由敦煌汉简谷物簿所见》，[40]通过敦煌汉简中所见到的有关谷物收支记录的简文，对汉代的账簿记录格式和财务审计工作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当时会计工作的进步性。

关于敦煌汉简中军事战争的研究，学术界已有颇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关于王莽征伐西域战争的人物考证、文字释读和史实考订等方面。孙占宇《敦煌汉简王莽征伐西域战争史料研究综述》[41]围绕这几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王莽征伐西域战争的研究成果做了梳理与综述。其《马圈湾汉简所见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42]一文，认为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第5号探方所出简牍材料中有一批简文集中反映了王莽时期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而非如前人所言为王骏征伐西域战争之结尾。与此类似，李锋敏、孙占宇《与狐兰支亡降匈奴事件有关的三枚汉简新探》，[43]对敦煌马圈湾出土的编号分别为敦85、敦86 和敦127 的三枚汉简进行了新的考证。初步认为简文所反映的史事很可能与始建国二年(10)车师贵族狐兰支亡降匈奴和戊己校尉史陈良反叛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而不是天凤三年(16)王莽征伐西域战争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陈功《新莽伐焉耆之战中的军队组成及统帅》，[44]通过正史记载与出土敦煌汉简的相互联系，对新莽伐焉耆之战中新莽军队的构成、数量以及统帅进行了推理论证。费仙梅《从敦煌汉简看王莽伐西域后勤补给问题》[45]一文，认为从敦煌汉简可看出天凤三年王莽伐西域失利在于新莽政权在对西域军事行动中后勤补给存在着很大问题。文章从战争的不同时期具体分析了后勤补给中存在的各个问题以及对战争进程和结果的影响。此外，还有关于敦煌汉简兵器和防御组织的研究，如张伟的《从敦煌汉简看汉代戍卒的武器装备》[46]和《敦煌汉简中的兵器》，[47]吴军的《汉简中河西边郡的防御》。[48]

四、书法艺术类

近20年来关于敦煌汉简书法艺术类的研究，在前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吴菲菲《西北汉简文字的变异阐释》，[49]以西北出土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和武威汉简为研究对象，对隶书字形的变异情况进行描写和阐释，认为变体的形成受书写、理据、美观、字形别异与成字化等五个方面的影响。李丹《甘肃汉简书法风格研究》[50]通过对不同形制的简牍所书写的不同风格的书体进行讨论和探究，并且对简牍书写所用到的一系列书法用具进行考证，借此了解汉简书法艺术风格发展和影响因素，探究两汉时期简牍书法的艺术风格。张亚玲《敦煌书法理论研究》，[51]以敦煌简牍和敦煌遗书为研究对象，以敦煌学和文艺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两者各自的发展和特性入手，阐述敦煌书法的脉络。张明亮《汉简书法艺术创作百年回顾》，[52]通过对汉简书法艺术三个阶段的分析回顾，梳理汉简书法艺术不断推陈出新的脉络，从而为新世纪简帛书法的进一步创新繁荣提供观照和思考。董文强《汉简书艺略论》[53]认为，20 世纪出土的汉简，书法呈简练率意的笔法和风格，书体各样，风格各具，从古隶演进到了成熟的八分。到了东汉简牍书法中草书比例明显增加，居延汉简中的误死马驹册和永元兵器册是草书的典型。此外，还有史忠平、马国俊的《从汉代书论窥探敦煌汉简的“民间性”》，[54]杨艳的《隶书的产生及其审美价值研究》，[55]杨二斌的《西汉官文书运行书体研究》[56]等。

五、历谱历日类

近20年来关于历谱以及历日类的研究成果有罗见今《敦煌汉简中历谱年代之再研究》，[57]综合应用历史、考古、历法、数学知识，对法国汉学家沙畹、马伯乐和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等的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地再研究，详述考释之过程，指出前人的四五处错误，新提出未被考证过的269号应为五凤二年(前56)。肖从礼《秦汉简牍“质日”考》[58]根据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认为，敦煌汉简中的历表类简文应称作“历日”“质日”，其本义指以土圭测日影，以求夏至和冬至之时，秦汉简牍中的“质日”类历日属于实用历本。还有殷光明的《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59]罗见今、关守义的《敦煌汉简中月朔简年代考释》,[60]魏德胜的《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61]

六、文学类

从敦煌汉简去考证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体裁的研究成果有许云和《敦煌汉简〈风雨诗〉试论》，[62]在重新释读的基础上讨论了敦煌汉简《风雨诗》形式、作者、题名、抄写者、创作年代、抄写时间以及风俗地理诸问题。《风雨诗》写的是一场大风雨给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地区人民带来的洪水灾难，考其风俗地理，更可了解当地自然状况和水患背景，而知此次水患中人民受灾之深。石明秀《敦煌汉简所见汉赋考》[63]一文，就敦煌汉简2253号作品的体裁、命名、考释阐述己见，认为2253 号敦煌汉简乃东汉前期屯田戍边佚名士卒即兴创作的一篇无题汉赋，与传世汉赋相比，也不失为一篇难得的汉赋佳作。伏俊琏、杨爱军《韩朋故事考源》[64]根据敦煌出土的西汉后期的韩朋故事残简，认为《说苑》中保存的这则先秦时代的故事，与汉简中的韩朋故事必定有一些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民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此外，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65]也考证了1979年在甘肃敦煌西北马圈湾出土的韩朋故事残简，认为这不但究明了《搜神记》中关于韩朋夫妇的记载和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韩朋赋》的渊源所在，而且对研究汉代通俗文艺的发达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沈颂金《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66]亦有提及。

七、医学类

近20年来从敦煌汉简研究医学的成果相对较少，但亦有发展。如杨耀文《甘肃河西出土医药简牍整理与研究》，[67]参照已出土的其他医药简牍，从医简的文字考释、语言文字研究、医简排序句读等多个方面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周祖亮《汉简兽医资料及其价值考论》，[68]将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居延新简等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竹书医药资料中的兽医资料全部勾辑出来，并联系《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武威汉代医简》等出土医学文献，略加辨正与分析，并以它们为依据，管窥汉代兽医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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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小琴]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Dunhuang Bamboo Slips in the Past 20 Years

PAN Fang

(SchoolofHistory,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The small number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Dunhuang bamboo & wooden slips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falls into the seven categories of criticism and explanation, language and words, humanity and geography, calligraphy and art, calendar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Language and words research deals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bamboo slips and the study of specific words, and the humanity and geography can be subdivided into political system,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military war.

Dunhuang bamboo & wooden slips; research achievement; review

2015-06-01

潘 芳(1990—)，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K877

A

1008-777X(2015)05-00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