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体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戏剧影视文学系，西安 710055)

【影视艺术文化研究】

当代城市的“另类”讲述者：黄建新城市电影论

张体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戏剧影视文学系，西安 710055)

在社会经济体制急剧变革的新时期，黄建新电影始终聚焦知识分子式的小人物，展示他们于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情态，以及在城市化过渡中所经历的价值失落、语式换位及窘迫的自我身份再确认。在现代城市框架下，黄建新延续了电影的社会批判主题，对都市中人的焦虑状态、绝望的生存窘境进行了深刻揭示。他对小人物无常命运的关注和荒诞化抒写，使其镜头下的城市不再是一个简单映衬故事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而承载了导演对于城市、文化与人的诸多思考，有了强烈的价值言说意图。

当代城市；黄建新；城市电影；小人物

一、当代城市的“另类”讲述者

自1985年《黑炮事件》开始，城市即成为黄建新电影中不断复现的“主题背景”，作为一个“背着沉重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十字架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城市人”，[1]从1980年代的《黑炮事件》《错位》《轮回》，到1990年代的《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求求你表扬我》等一系列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黄建新对当代城市文化与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执著关注。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当代城市的“另类”讲述者。其影片中渗透着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滋养，使他的城市表述明显区别于同时期的其他大陆导演。在黄建新的城市影像里，极少会出现诸如高楼林立的大厦、巨大的广告牌和霓虹灯、立交桥上涌动不息的车流等典型化的城市符号。相比于现代化的都市外象，黄建新显然更关心的是城中“人的存在”，关注当代城市中“人的困境，关注人如何成为人、成为自主且自由个体的艰难历程”。[2]6如《黑炮事件》《错位》中对现代都市中人的“异化”“科学和物质主义的失败”等现代主义文化母题的发掘，《轮回》中表现的主人公石疤失去集体庇佑的精神绝望和“哲学式”的自杀，等等。影片充满了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寻觅，及对人们生存价值的怀疑和难以摆脱的深刻绝望情绪。这使得影片格调变得沉重而压抑，具有浓郁的悲剧情志。如《黑炮事件》结尾中赵书信的茫然无助，他像孩子们手里玩耍的一个孤立的多米诺骨牌，潮水袭来，只能无助地随流坍塌；而在《轮回》中，当石疤砸碎了自己镜中的影像，选择了往楼下纵身一跃，影片深层的悲剧性质和绝望情绪便清晰映现出来。

其次，我们发现，黄建新在现代城市的框架下延续了电影的社会性批判主题，其影片对普通人、小人物平凡无奈和悲剧性命运的喜剧化、荒诞性抒写等强烈的价值言说特征，使其城市影像不再是一个映衬故事发生和人物活动的区域性物理空间所指，而承载了导演对于当代城市、文化和人的诸多悲剧性思考，也成为一个可以映现时代、社会的真实复杂空间和人们精神、价值趋向的多棱镜面。黄建新的城市电影对当代人、尤其是普通知识分子群体的焦虑生活状态和绝望的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黄建新的城市电影始终聚焦知识分子式的小人物，在社会经济体制急剧转型的新时期，展示他们在都市变革潮流中踉跄被挟裹的生存状态，他们尴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迷惘成为黄建新影片倾力发掘的主题。不同于《黑炮事件》《错位》中指向的政治模式禁锢下个体被分裂、扭曲的宏大社会性“异化”悲剧隐喻。但在1990年代的“城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中，黄建新延续了影片《轮回》对当代都市人群精神漂移的追踪，他以城市中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理意识为具体样本，热衷于不断拆解、重构城市的现代文明内涵，用颇具后现代意味的反讽语调，睿智、幽默地表达着一个个小人物们灰色生活的无奈和执著以及他们无法掌控自我的悲剧性命运，让人在哑然失笑之余，品尝到一种现代主义的悲凉与生存苦涩。

由此可见，黄建新的电影对于城市现代性的追问与思考，有着突出的现代主义特征。这种现代主义的意识所指表现在：镜头始终对准城市及城市中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一方面表现中国城市向城市化迈进过程中中国城市的尴尬， 揭示出一种“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冲突的现代困惑，并间接折射出现代人们对科学、物质文明的一种敌视，即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发达不仅无助于人的自由发展，反而变成了控制、压抑和毁灭个人自由的力量。由此，由传统社会因袭而来，落后民族意识心理与发达的城市科学、物质文明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难以排解的内在矛盾，造就了“中国城市的尴尬”情状；另一方面，以“普通人”为影像主体，努力揭示现代城市中“人”的尴尬，表现城中小人物们偶然、无序、无可把握的悲剧命运和灰色生存情状以及市场商业大潮侵袭下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群体遭遇的普遍心理失重和精神沦落，并努力“制造一种新的毁灭的感觉”，[3]描写出现代城市中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幻灭的悲剧，藉此唤起人们对于自我、对于当代城市文化的批判、反省与更新。

二、抽象的“中国城市”

城市作为现代化最明显的表征，是一个与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紧密联系的概念。现代城市意味着与传统乡村社会的分离，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乡土文化的实体空间。然而，正如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曾指出的“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4]具体到中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政府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使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城市才得以取代乡村，顺利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中心舞台。中国城市开始摆脱与乡村的同构性，由原来单纯的政治、文化中枢，变身为兼具现代工业和商业的中心，而取得了相对于乡村和传统城市的异质性和独立性。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绝不仅仅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意味着更为深层、更为复杂的，由环境变动引发的文化心态与精神意识的转变。

首先，从视觉形象上看，黄建新电影中的城市镜像是一个抽象的“中国城市”。因为它通常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城市所指，而是指向当下中国城市所共有的一种最基本的情态，这种情态的突出表征就是“尴尬”——传统与现代、后现代文化意识的交叉错位，社会物质进步与群体精神犹疑的失衡等。不同于《太阳雨》《摇滚青年》《大撒把》《无人喝彩》《大喘气》等城市电影中频频出现的巨型广告牌、购物商场、咖啡厅、立交桥、车流如潮的高速路等鲜明标示现代的典型都市视觉符号，在黄建新的城市电影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某一座城市的全景画面，他的电影取景常常是一些局部镜头，更多的是城市的边边角角。如苍老凝重的古城墙、狭隘的街道胡同、拥堵闭塞的居民楼等封闭性、写实的普通市民生存环境组成了黄建新电影中城市的主体空间架构。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黄建新将镜头聚焦于城市的本意并非是要“反映”哪一座城市的面貌。恰恰相反，他认为那种在视觉上“一味追求拍摄城市的华丽是没有意义的，拍得再漂亮与中国人自身心理也没有联系，是虚假的、再造的”。中国城市实质上多属农业思想基本框架的反映，远未达到西方现代城市发达的工业化程度。“真正的中国城市老百姓考虑的是怎么生存，怎么生活得更好一点，关心的是物品涨价了，企业改革了，等等，许多人惶惶不安，这都是农业思想的反映。”[3]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中国城市也并不具备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所形成的机械、僵化、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制(包括契约化的人际关系、消费型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差异性的生存形态等)。正如西方现代艺术中常常揭示的人被工业社会所“异化”的情状和主题[如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1964)]，黄建新在电影《错位》中曾探讨过这个话题，国内观众的反应相当冷淡，但当这部片子拿到国外放映时，却出乎意料地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共鸣。这一事例印证出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在物质发展与文化心态上的显著错位。如黄建新所说：“现在中国人还在为一个基本的生存条件而挣扎。还到不了高度发达、高度文明和高度的经济收入、高消费下人的重新困惑，觉得活得没意思这一步——那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3]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没有达到西方社会的发达，城中居民与乡村老百姓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生存，而不是物质高度发达下的“异化”忧虑。电影《错位》错误地高估了中国的实际现代化进程，引出了一个略显超前的文化命题，因而遭到国内观众的冷遇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城市的尴尬，不是富足物质文明引起的人性异化，而是由于传统乡村意识与现代工业物质文明的同时空并置造成的城市现代化、文化意识的显著“错位”。导演黄建新着意表现的也正是一种具有鲜明主观诠释的、抽象性的中国城市形象。因此，在黄建新电影中，城市从来不是一种定型化的现代符号，他总是力图通过封闭性的城市空间意象揭示出中国城市在现代化行进中的尴尬情状。影片对建筑形式文化象征意义的凸显，其目的就在于借助环境展示不同阶层人们的典型心态，即在社会经济转轨的特定历史阶段，“人们处在中间惶惶不安，想冲出去，又被撞回来的这种心态。这是农业思想向工业文明过渡时一定会出现的状态”。[3]因而，黄建新电影中的城市既不是农业化时代的集镇，也不是现代化即工业化加商业化时代的都市，而是从前者向后者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状态。即他所呈现的城市始终处于一种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发展而未完成的中间状态；城市文明并非是完全独立于乡村的异质文化，而是处于一种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乡土意识杂陈的“尴尬”“复合”形态。这不仅包含了城市建筑等外在物象的特征，也包含了由这独特空间滋生出来的独特精神特征。

三、“小写的人”

“城市是尴尬的城市，城市中人当然也就不可能不是尴尬的人。”[2]330从《站直啰，别趴下》中慑于金钱强势而不得不忍受精神屈辱的作家高文，到《背靠背，脸对脸》中被玩弄于政治股掌之间的悲剧小人物王双立，《红灯停，绿灯行》中精于算计，又极力维持自我尊严的苟记者，再到《埋伏》中那位渺小到足以被人遗忘和忽略的“英雄”叶民主等。在对城市普通人生活与情感空间的真诚关切和对小角色们无序、偶然的命运，无奈和无可把握的人生书写中，黄建新城市电影抒写出了一个个在城市夹缝中挣扎的小人物们的灰色生存窘状。并且，乐此不疲地从中国最为传统的人际关系中观照城市中小人物的悲剧性生存困境，描写被急剧变革的社会抛出经验轨道之外的个体所遭遇的现实迷惘与精神困顿。高文、王双立、叶民主等小人物，都成为被导演有意社会化的“小写的人”，并且“都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没有真正的独立人格，被这个社会的潮流影响、左右，他们的困惑、挣扎和这个时代紧密联系，他们体验着、传达着都市的困惑”。[5]

虽然同样热衷于社会问题的言说，但黄建新电影少有浓墨重彩、大悲大喜的恢宏历史书写。他的影片选材一般都是贴近生活原态的、司空见惯的。如其所说:“我只是在平和之中去找人们身上那种社会赋予他的各种行为动因和心灵的矛盾，由此来发现一些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我要从文化角度来看，今天，大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出了什么毛病。”[3]

其次，黄建新电影在对当代城市尴尬情态和小人物无序命运的悲悯书写中，既反映出商业大潮下人们心理的普遍失重和精神的深度漂移，同时也保持了一种尖锐的文化批判视角，对现代城市中人际关系进行深度反思，传达出一种深沉的文化忧虑和独特的悲剧感悟。

现代都市代表着一种新的异质性文化对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重新规范，随着现代理性意识和都市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传统乡村社会文明自然的礼俗、伦理规范，变为现代城市的契约化、法制化。与此同时，“金钱的地位取代了过去政治权利的地位而变成社会与生活中最有力的价值尺度与调节手段，人们的生活习惯、观念与情感完全被更新了，物质欲望及其被满足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6]它们使城市呈现出一种与传统乡村截然不同的道德模式和价值准则，传统乡土文化中家庭、社会之间温情脉脉的宗法制伦理、道德型关系被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所取代。如《站直啰，别趴下》中作家、干部与个体户张永武之间“大锤”与“金元”并置的邻里关系；《背靠背，脸对脸》中法治与人情、权欲与道德之间的微妙转换所折射出的中国官场特有的复杂人际关系；《红灯停，绿灯行》中商业大潮冲击下的人性变化和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等等。这几部影片均以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转型为背景，通过对城市中普通人生活的原色呈现，透视出经济变革难以撼动的社会因袭文化心理以及伴随着旧有道德规范的解体，人与人之间日益袒露、直白、丑陋的物质化关系。

现代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同时物质现代化也揭开了种种人们无法预知的金钱罪恶，给人们曾经神圣的精神家园和美好的人情、人性、人际关系造成了冷漠摧残。“当知识分子面对的现代化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具体进程的时候，社会进步立场与社会批判立场发生矛盾了。”[7]于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商业大潮，同时又能保全自身人格的独立，不遭受精神的屈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们的典型矛盾和心理疑虑。对此，黄建新始终保持着一种宽和的批判立场，既温婉平实，以幽默、调侃的语调表达着对城市普通人个性欲望和劣根气质的善意嘲讽；又锐利深刻，在对城市现代化和精英意识充满黑色、冷峻的后现代拆解中，显露出深刻的社会、文化和人性等文化反思主题。

最后，《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等影片对高文、王双立、侯教练、叶民主等小人物偶然、平凡、无序的人生际遇描绘中，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悲、喜、正剧情境互换、相互拆解的后现代手法，使影片中人物的命运更具偶然性，想要拼命挣脱命运罗网而又终不可得，以致产生一种更加荒诞、悲凉的复杂人生况味。如尹鸿所言，这种偶然与无序性冲淡了影片情节的因果逻辑，而使“人生、特别是小人物的人生更加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这是一种对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家园感觉和人生意义的一种悲天悯人的质疑，也是对主流文化将人生困境化作‘冲突—解决’的戏剧性模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8]如《背靠背，脸对脸》中，小人物王双立在争夺文化馆馆长位置中戏剧性的几度沉浮；《埋伏》中对一个默默无名小人物悲凉命运的喜剧化演绎等。影片的这种悲、喜、正剧情境的交错拆解，对以往传统社会、文化中的神圣道德规范和理性原则形成了后现代式的解构，使小人物无法自我操控的命运蒙上了偶然、无序的荒诞感和凄凉悲剧色彩。

[1] 刘无.论黄建新电影[J].电影艺术，1997，(2)：23-26.

[2] 陈墨.黄建新的电影世界：成人的游戏[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3] 柴效锋.黄建新访谈录[J].当代电影，1994，(2):32-36.

[4] [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0.

[5] 韩炜，陈晓云.新中国电影史话[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322-323.

[6] 李书磊.都市的迁徙[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14.

[7] 戴锦华,等.由《站直啰，别趴下》所引发的议论[C]∥杨远婴.90年代的“第五代”.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315.

[8] 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182-183.

[责任编辑 兰一斐]

An Alternative Narrator of Contemporary City：Theory of HUANG Jian-xin’s City Films

ZHANG Ti-kun

(Xi’anUniversityofArchitecture&Technology,Xi’an710055,China)

In the new period of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HUANG Jian-xin’s movies always focus on the minor characters of intellectuals, showing that they live on the margins of society, experiencing the loss of value during the social urbanization, and they need to reconfirm their ident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city, HUANG Jian-xin continues the theme of social criticism, reveals the anxiety and despair of urban people. He concerned about the minor characters’ uncertain fate. cities in his movies are no longer a simple physical space, but a vehicle reflecting the director’s thinking on city, culture and people.

contemporary city; HUANG Jian-xin; city films; the minor characters

2015-07-12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地域文化资源与影视产业开发研究(13J168);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基金项目:当代西部影视剧创意发展研究(QN1331)中期成果

张体坤(1981—)，男,河南开封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理论与批评研究。

G905

A

1008-777X(2015)05-0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