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争录，任建华（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0）

论“士”的精神与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特质的关系

王争录，任建华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0）

人格独立、追求真理、捍卫道统、不畏权贵、学必济世，是我国古代“士”的精神，民国高校校长因继承发扬了古代“士”的精神，为我国高教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当前我国高校校长应当继续传承、发扬古代“士”的精神。

“士”的精神 民国著名校长 特质

“士”是指一群在人格上保持独立，在学术上追求真理，在思想上捍卫道统，在政治上不畏权贵，在人生价值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知识分子。“士”最早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从没落贵族脱胎而来，位居“四民”之首。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文化教育因“士”的活跃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秦以后，因历代统治者推行思想专制，许多读书人都放弃了“士”的精神，甘心做帝王的忠实奴仆。至民国，“士”的精神又在知识分子中复燃，那些民国高校的著名校长虽曾出国游学，但骨子里却继承了古代“士”的精神，像春秋战国时的“士”一样繁荣了民国时期的教育。

一、古代“士”的精神

（一）人格独立的精神

从“士”的起源及形成过程中，我们可知“士”一开始就是社会中独立的阶层，是不必听命于谁的，有着独立的人格。这种精神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都有体现，不论是哪一家学派的追随者都体现出独立的人格、追求自我的精神。春秋最为著名的“士”孔子，就是一个人格独立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吾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耳顺、六十知天命、七十从心所欲不欲归。”［1］这虽然是他一生学习经历的概括，但却表明他通过独立的学习实现了自己的人格独立。孔子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2］这里的“志”即独立人格。故古代的“士”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世俗功利所诱惑。在诸侯好战、群雄逐鹿的时代，孔子因恪守着以德治国、仁者爱人的家国情怀，卓尔不群。孟子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能”，“士”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不受物质的局限，孟子追求的是一种叫做“大丈夫”的独立人格，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3］。儒家的后人王安石、苏轼、康海、王阳明、冯从吾等都是追求、恪守独立人格的个性人物。不仅儒家追求独立人格，道家、墨家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是如此。如道家的老子崇尚自由，追求自然恬适的“道”，体验不凝滞于物的境界，为后人留下了有“东方圣经”之誉的《道德经》；墨家更是追求一种自身受苦为大众担当的独立人格。总之，做为一种精神品质，一种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士”的独立人格在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得最为完美。

（二）追求真理的精神

古代“士”的另一种可贵精神就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孔子从小就喜欢对凡是不懂的问题问一个为什么，追问其中的道理。孔子从小养成的这种追求真理的习惯，到后来发展成为对教育及治国真理的不懈探究，成就为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在学习中不迷信前人书本上的知识，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主张独立追求真理。墨子早年学于儒，却敢于质疑儒家的一些观点，并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创立了当时“非儒即墨”的显学——墨家理论。道家追求关于“大道”的真理，对于传统的知识文化提出了质疑，提出了“绝圣弃智”的观点。总之，先秦诸子百家都是出于自身对真理的追求而发展了各自的学说，进行思想争鸣交锋，最终产生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汉代的王充不迷信于前人所说，反对当时统治者迷信鬼神的思想，在《论衡》中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人死神灭”的理论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另外，他对孔子、孟子这些当时已经被尊为“圣人”的观点中不合理的地方也敢于提出质疑，以“问孔”、“刺孟何伤于义”等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明代的王阳明先是信奉程朱理学，但实践中对其不合理之处越来越感到不满，遂亲自体悟孔孟、特别是孟子的思想，创立了心学。颜元很尊敬自己的老师，但是在学问上并不盲从，体现出了与西方先哲一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真理观。古代的“士”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使我国古代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灿烂无比。

（三）捍卫道统的精神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终生坚持并捍卫道统。孔子坚持倡导以德治国而非用刑罚，主张国君要用“仁者爱人”的心去感化人，终生捍卫周礼和“仁爱之心”的道统。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以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传承了孔子正统，发扬孔子的“仁爱”思想，提出以德治国的民本思想，坚持儒家之正统而与其他各家分庭抗礼，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先秦的“士”坚持道统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孔子所说的：“朝闻道，昔死可矣；人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所认可的“道”的追求及信奉是多么的重要，甚至比生命看得还重要，这就是古代“士”的操守。汉代的董仲舒为了抵抗汉初盛行的黄老道统而捍卫儒家的道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当世的汉武帝所采纳，在此后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正统地位几乎没有被改变过。唐代的韩愈有感于统治者过分重视佛、道，而轻视儒学的做法，以维护儒学的道统卫士自居，身体力行地排除佛教对社会的极端影响。宋代眉县的张横渠更是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表明他要身体力行地坚守周公、孔孟学说正统地位的决心。他认为儒学是真正的学问，捍卫这个道统就可以抵抗当时浮夸的社会，不论做官还是为民都要坚守如一。张横渠即使弃官在家，也还仿照周礼制定风俗以化民，改变了其家乡及关中地区的社会风气；他还继承周孔的实学精神，大力收徒授学，形成了享誉天下的关中学派，为关中文教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明代的王阳明也是一位捍卫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代表人物，开创了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学派。

由以上可以看出，捍卫道统使古代“士”的精神延绵不绝。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就得益于历代“士”的捍卫。

（四）不畏权贵的精神

不畏权贵也是“士”的一种精神。孔子对当世统治者的内部斗争看得极为清楚，曾直面批评权贵：“虎兕出于匣，谁之过？”对于统治者不合礼仪的言行他更是敢于直面批评，在指责统治者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虐政时说：“苛政猛于虎。”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尊敬权贵，但绝不畏惧权贵。孟子更是“说大人，则藐之”，对于国君的问题敢于不顾及情面而直言，养成了孟子的一种浩然之气。后世的知识分子，如汉代的董宣因敢于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而被光武帝封为“强项令”；唐代的李白敢命杨贵妃为其研墨、高力士为其脱靴，更作“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名句；宋代的包拯刚正不阿，被老百姓称之为“包青天”；明代的康海弃官不做，著《中山狼》以讽刺忘恩负义的山西权贵李梦阳，等等。这种不畏权贵的“士”的精神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典型体现。

（五）学必济世的精神

“士”这一阶层之所以能够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凭借自身掌握的知识、能力为当世诸侯出谋划策，从而施展治国抱负。靠着这种高昂的济世情怀、积极的入世思想，“士”得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形成了当权者争先恐后地养“士”的局面。各家各派都是怀着一种济世情怀去发展、阐述自家学说，如儒家的《大学》八条目就明显地把“平天下”做为目的；墨家主张的“兼爱”及注重科技创新的思想都与现实有密切关系，带有明显的济世功用；道家追求的“大道”是为了让人们按照“道”行事。可以说学必济世是当时“士”的一种追求，中国真正的“士”渴望能够遇到有道明君以施展“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学必济世是我国古代“士”的精神能够延续的唯一原因。

二、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的特质

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的特质，是民国高校著名校长在教育活动中共同体现出来的特有品质。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西方思想的大量涌入，使这一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既继承了我国古代“士”的精神，又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质。

（一）独立治校

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主张学校要尽可能地摆脱政局的困扰，独立治校。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其治校思想的精髓为“教授治校”，明确提出教育要“独立”。“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被捕，蔡先生则积极营救进步学生。民国武汉大学著名的校长王星拱以蔡先生的大学独立精神掌管武大，他曾公开说：“我这个高等学府，你国民党来搞政治活动，进行干扰，给我脸上抹黑，那不行！高等学府是搞学问的。”1937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密电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要他解聘法商学院的许德珩、李达、沈志远等五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则亲自到南京，对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不论政治派别，教育部怎好越权下令？”此事在徐诵明的坚决抵制下，最终再无下文［4］。此外，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清华大学的梅贻琦、熊庆来等多位民国校长亦提倡独立治校。

（二）追求真理

蔡元培认为，大学治理应该坚持德国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由与科研的追求，因此他创办北京大学的总方针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蔡先生的治理之下，北京大学出现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遗老与思想激进的新派人物同席论短长的局面。正是这种自由之风，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提供了精神准备。梅贻琦把大师视为学校发展的根本，是明显大师论者，是他靠坚持这种真理成就了清华。竺可桢视“求是”为治校之真理。他把“求是”作为一种治校理念、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体现在治校的各个方面，并最终成就了浙江大学的一种风格。张伯苓抱定“教育救国”的真理，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三）捍卫大学研究学问的道统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发表了令整个教育界耳目一新的就职演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学生进入大学不应该以求学升官发财为宗旨。他一上任就辞退了一批不热心学问的教师，积极延聘请学术造诣精深的人为北大教授。在聘请教师时，蔡先生只坚持“学诣第一”的原则，不论其思想、政治倾向、资历如何，年龄大小，就连没有考上北京大学，但在佛学方面有一定造诣的落榜生梁漱溟也被蔡先生聘请为北大哲学讲师，更别说拖着一条长辫子、能够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连英国人都敬佩不已的“老怪物”辜鸿铭了。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他当校长时积极延聘了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这四位被后世誉为“国学院四大导师”的名师。清华在梅先生执掌之下终成举世公认之名校。

（四）不畏政府专制

蔡元培虽是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但是他并不甘于做一个政府帮办式的高校校长。针对国民党对教育的粗暴干涉，非法逮捕教师学生、克扣教育经费等行为，他发表了《教育独立议》，指出教育应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要思想独立、内容独立、经费独立，交给教育家独自去办理。由于实在难以忍受政府当局对学校的无理干涉，只做了五年半校长的他就愤然辞职，以此来表示对专制政府的不满。浙大老校长竺可桢不畏强权，反对国民党抓捕进步学生，使不少学生免受牢狱之灾。如若浙大有学生被捕，他定极力营救，并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被捕学生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不畏专制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学生“反迫害、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每当学生进城游行时，他总会派中外教师紧跟予以保护；每次游行归来后，总会有学校派来的汽车把体弱的同学接回去；遇到国民党特务或警宪捣乱，外籍教师就会出面把他们吓回去。反对专制政府肆意干涉教育，是民国著名高校校长最具有时代特色的特质。

（五）办学救国

民国时期的著名高校校长都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希望培养出对国家、社会的有用之才。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指出：诸位是大学生，地位甚高，国家学校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专心学习。罗家伦在上任中央大学伊始，就提出了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不仅民国时期公办高校的著名校长是这样认为的，南开的严修和张伯苓、复旦的马相伯等私立高校校长也是出于救国的初衷才办学的。

三、“士”的精神与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特质的关系

（一）“士”的精神是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特质产生的根源

民国高校著名校长都是从小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身处外敌入侵、国家动乱的年代而更积极思考如何报国。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与古代的“士”具有一致性，而“士”最兴盛的时期就是战乱年代。民国高校著名著名校长身处新旧交替时代，传承文化是他们自我承担的使命。他们继承了古代“士”的精神，把古代“士”那种人格独立、不畏权贵、捍卫道统、追求真理、学必济世的的精神继承了下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治校思想。

（二）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继承并发扬了古代“士”的精神

从上文可以看出，“士”的精神与民国高校校长的特质具有相似性。正因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继承了古代“士”的精神，才在治校中体现出了独立治校、不畏专制政府、捍卫大学研究学问的道统、追求真理等特质。他们追求自由，热衷于学术、民主的思想是对我国古代“士”的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民国高校著名校长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士”的精神，书写了我国高教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民国高校校长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士”的精神，又善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最终形成其自我特质，创造了民国时期教育的辉煌。中华民族所积淀的“士”的精神在今日仍有积极意义，对当前的高校校长们具有高度的启发性。

［1］［2］钱逊．论语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王淄尘．四书读本［M］．北京：中国书店，1986．

［4］杨春德，于炜武．爱国重教功德永垂——纪念爱国教育家、病理学家徐诵明先生［J］．休闲读品·天下，2012，（2）：83－84．

（责任编辑：刘新才）

On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Scholars and Famous Presidents of Higher Institu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Zhenglu，Ren Jianhua
（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0，China）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scholars means personal independence，the pursuit of truth，defending the orthodoxy，not afraid of power and assisting the world with knowledge．President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spirit and then made immortal contributions to ou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Current presidents of universities should continue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scholars．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Scholars；famous presidents of higher institu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characteristics

G640

A

1005－5843（2015）04－0005－04

2014－11－07

王争录（1987－），男，陕西武功人，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学校管理、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任建华（1961－），男，浙江金华人，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文化，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