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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希望之光遭遇时代现实之殇
——读《落叶满长安》

2015-02-28郭福平刘雅倩

现代语文 2015年19期
关键词:丑女落叶爱情

○郭福平 刘雅倩

当女性希望之光遭遇时代现实之殇
——读《落叶满长安》

○郭福平 刘雅倩

亢彩屏长篇小说《落叶满长安》书写了几位旧时代女性的婚恋遭遇,由此可以看出“时代性”对女性情爱标准乃至人生命运的影响。

时代 女性 情爱标准

《落叶满长安》的内容虽然通俗,但却丝毫没有媚俗的气息。作者亢彩屏在这部作品中,真诚地思考着那个自己从中走过童年的旧时代,真诚地思考着妇女的命运问题。时代主题与妇女主题相交织,这使得对前者的审视、批判获得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又使得对后者的思考获得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与过去许多仅从政治概念出发去想象旧时代的作品和现今许多仅从女权主义的抽象定义出发去编织男女故事的作品相比,《落叶满长安》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和严肃的创作态度。

在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美艳俏丽的难民区姑娘丑女和她不幸的爱情遭遇是作品的重头戏。丑女三次真诚地将生命投入爱情,换来的却都是被遗弃的创痛。第一个恋人工人周成,用她作交易,换得一个副管事的小官;第二个恋人“神仙”吴鹤云真心爱她,却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第三个恋人军人龙青云最初虽也真心爱她,但他心胸狭窄、疑心重,最终也无法把握已经得到的幸福。在对丑女悲剧命运的思考中,作者深感失望和激烈否定的是男性世界中的自私和软弱。这类缺乏理想之光的男人或是不愿意,或是无力去与相爱的女人共同支撑起一片温暖的小天地。他们的委琐一次次打碎了丑女心中所有关于幸福的憧憬,一步步把丑女推向了火炕。在对委琐男性的否定中,作者客观上也揭示了女性自身的弱点:丑女自身爱情标准的偏失。丑女爱这些男人的什么呢?不是金钱,也不是社会地位。在每次爱情经历中她都完全忘却了这些功利性的因素,把自己的整个生存都抵押到这种情感中。而这前后几个男人的唯一共同点是俊逸潇洒。虽然每个人外貌和气质上的风格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这种美的出色代表。丑女实际上是把外貌和气质上的美作为自己的爱情标准,而忽略了男人品格、意志和能力的重要性。这样的爱情自然就缺乏生存的基础。作者在客观上揭示出丑女爱情标准失误的同时,又对这种渴慕外貌美、气质美的人性特点表现出了深深的理解因而“我”本人和作品中其他人直接否定、批评的议论和感慨都指向丑女的三个爱人,而从不指向俊美照人的丑女本身。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和“我”周围人对待丑女丈夫王前贵的态度。“我”以及周围人认为裁缝王前贵配不上丑女,这固然与王前贵的个性有关,但主要依据显然还是这对夫妻外貌上的差异。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中虽然尽量想一分为二地去把握王前贵既勤劳、本分又悭吝、苛刻的个性特征,但出于对他外貌、气质的本能反感,作者只是将王前贵处理成丑女生活中的丑角。他娶妻、失妻的遭遇客观地说也是很值得同情的。他的个性虽然有缺陷,但他总还算是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显然,在女子对待婚姻幸福的态度上,作者自身的思想存在着一种困惑。她在情感深处认同、肯定女人在爱情中注重对男人外貌、气质上的审美需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客观上她又通过人物的必然命运揭示了这种标准的不可靠性。作者无力协调这种矛盾,也没有勉强去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小说的末尾,丑女的身边出现了侠义坚定的车夫李世英。在他的衬托下,丑女曾经爱过的三个男人愈显出灵魂深处的卑微。但他在作品中仅仅是作为一种衬托物而存在的。除了侠义正直以外,作者并没有赋予他个性化人物所应有的血肉感和亲切感。他并不具备吴鹤云、龙青云的潇洒风神,也始终没有走进丑女的心灵世界。其实女人应该怎样对待男人、对待爱情也正是女人心中永远值得探究的司芬克司之谜,就象男人面对女人、面对爱情也有无数纠缠不清的困惑一样。

如果说丑女的爱情悲剧主要是由男女双方的自身因素造成的,那么凤阁、郝三太太等人的命运悲剧则更多地要归结于旧时代所特有的社会性因素。拣破烂的俊姑娘凤阁清醒地认识到:“恋爱,我没有缘,我要个踏实可靠的男人,有个和和气气、饿不着、冻不着的家。”这里爱情在人的基本生存面前完全让路,爱在婚姻缺席,实在是社会底层难民的无奈选择。出身于说书艺人的郝三太太是地头蛇刘金亭交际应酬的女主人,也曾在周围上下各社会阶层中风光一时,看似无所不能。但她始终不过是大恶霸掌中的玩物和工具,最后也惨死在刘金亭的手枪下。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平民没有出路,出身于平民阶层的女人更没有出路。

作者在对旧社会斩钉截铁的批判、否定中,并没有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写作的当时,那个时代已经成为一个不会再重演的噩梦,紧接着那个最黑暗时代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是一个穷苦人当家做主的时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即使是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平民阶层中还有像刘大爷、“娘”、李世英、田坤堂和刘兴文这些善良侠义的理想人物。穷人间的互相帮助、见义勇为体现出了人性的美。它在寒冷的冬夜里温暖了作者的心。但在对妇女命运的思考中,作者却没有找到这种可以依赖、仰仗的理想。真诚选择爱情的丑女得不到幸福,为了自己和父母的基本生存而放弃爱情追求的凤阁得到的也不是原来所期待的生活。“我”的大姐、二姐以及周围所有的女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心目中所向往的爱情。每个女人的婚姻都包含着无奈的委屈、隐忍。作者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一条可以通向幸福的道路,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在某种意义上,妇女命运问题、男女婚姻爱情问题的解决比社会阶级关系的变迁更为不易。虽然后者的变化往往会给前者带来巨大的改善。男女关系、妇女问题不仅涉及社会政治关系,还涉及人性。在这里,我们也只能和作者一样,寄希望于那个尚未长成女人的小姑娘袁宛君。宛君大胆、聪明、自主,具有不同于传统柔弱女孩的坚定个性,又将躬逢盛世,或许她的未来能改写难民区女人爱情婚姻的历史。而小说结尾处,“我”与老伴在两鬓花白之时,关于“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会心笑颜则在暗中应合了那个许多年以前惴惴于心的希望。

在对妇女命运问题的思考中,宛君作为一个希望的萌芽暗藏在作者的心中。而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小姑娘宛君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则成为人物事件的折射镜。但这个折射镜并没有给那个复杂的成人世界涂抹上儿童世界所特有的稚拙色彩;事件的意味本身并没有由于儿童视角的过滤而变得单一或者迷蒙。和一般第一人称的作品相比,《落叶满长安》中,作者真正醉心讲述的并不是“我”本人的故事和“我”本人的思想。小说中,真正的主人公是丑女等一群生活在“我”周围的成年人;审视这些成年人生活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成年人的观察目光,虽然它隐含在小姑娘“我”的叙述中。也就是说,作者在《落叶满长安》中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在实质上已经超越了一般女作家所常有的自叙传特点,作者已经完全有能力把自我隐藏起来去全面把握那些“他们”的故事。但显然,作者对自己的这种能力以及对“他们”的故事的非自我性都还缺少理性层面上的自觉认识,因而,她仍然按照一般女作家所常有的惯性,给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披上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外套。这就必然带来“我”的小姑娘身份和“我”成年人般的审视目光之间的矛盾。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作者赋予了“我”不同于一般儿童的特别懂事的特点,使“我”能以小孩子的身份直接参与并记住大人们之间的事件而获得了话语权。有时作者则把揭示事件真相的任务交给“娘”去完成。“娘”总在各个关口作出必要的评价,“我”则以完全认同的态度记住并向读者转述了“娘”的思想。而到小说的结尾,作者有时则不得不突破叙述角度的限制,直接以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来讲述社会的重大变迁,这就构成了小说叙述角度上的不和谐。从叙事学的角度说,若将这篇小说改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或许会取得更为完满的艺术效果。确实,“我”在故事中虽然常常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我”的行为从未强有力地直接影响成年人故事的走向和结局。“我”对故事的主线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1]亢彩屏.落叶满长安[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赵永穆,范国思,陈行慧译,凡西列夫著.性爱论[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3]沈雁冰.我们怎样预备了去谈妇女的解决问题[J].妇女杂志,1920,(6).

(郭福平 福建教育学院中文系 350001;刘雅倩福建教育学院外语系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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