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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化归一是平淡
——论苏轼诗歌理论历程

2015-02-28陈玲玲

现代语文 2015年19期
关键词:黄州苏轼人生

○陈玲玲

万化归一是平淡
——论苏轼诗歌理论历程

○陈玲玲

苏轼一生性格坚韧,诗文多种多样,而且艺术水平极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本文以苏轼的性格为支点,以苏轼入黄州作为其人生的分水岭,略论其诗歌创作思想以及理论的实践。

苏轼 诗歌 文艺

一、气岸遥凌豪士前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苏轼在诗歌领域,或许并非无人可及,但就文化史来论,苏轼堪称第一人,他才学广博,是中国文化史中一座高峰。

当然,天赋足备的他,还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个好的家庭,父亲苏洵,虽然少不知学,但苏轼出生后以为必须以身作则,于是学成文章大手笔。母亲是“宁为范滂之母”的巾帼,其气质自然巾帼不让须眉。《颖滨遗老传》称其:“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丰裕家庭或许不是很必要的条件,但确实是成就巨人的有利因素,苏轼没有辜负这一家境。

苏轼少年所学,不在诗词,只在文章,因而苏轼诗论离不开文论,古人既称“诗文”,其创作方式其实有一体化倾向,他自己也说“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答李端叔书》)。他的第一批诗应该收在《南行集》里。北宋考试不考作诗,而考策论,应了这个文化背景,苏轼文采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身处文化世家,父亲的见识又不差,充分发挥了其天赋。苏轼少年时仰慕“韩,范,欧,富”这些有志气节操前辈的为人。《上梅直讲书》中自述:“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 当然这与母亲的启蒙有莫大关系。另外,父亲苏洵从小教导其学文章,自然有耳提面命的教诲。总之童蒙时代培养出来的气质,是苏轼一生无法摆脱的创作思维。苏轼有志节,且有志于天下。

这种博观应试培养让苏轼的文艺理论形成一个整体,即:一种理论,可用于诗文,同时适用艺术,如:书画。反之亦然。同时也种下此后一生作诗文为艺术的大的原则:“自然而发”。《南行前集叙》中提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阐述了不得已而发,缘情言志的正确诗文写作方式,就如另一篇《诗论》中所言:“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第、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又说“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坚决反对为文而文。初入文坛,就有这种造诣,怎么能不成为一代文宗呢?这是欧阳修也认可的,是不易之论。

从小接受儒家治世思想,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崇尚志节,而且在实践中很能够身体力行,自登科后,每次出外任地方官,都政绩出色。如在惠州时整顿西湖。知密州时收拾蝗灾,知徐州时防水同渠等。贬黄州时改变当地“溺死婴儿”的恶习。贬海南时,兴教育,指导出第一个海南进士。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不但谋当时的政,而且力求为人民发展千秋事业,现在西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苏轼的治理,西湖绝不会有现在的魅力。

苏轼年轻时读《庄子》,自言“感觉以前读过”。说明其人对庄周以及道家思想的认可。这对他从政后起起落落、坎坎坷坷的人生用处极大。

宋初儒释道三家合流,苏轼都有截取,豁达的胸襟让他有了无所不包的思想,苏轼思想很大程度上秉持“实用主义”,什么时候该秉持什么思想,他似乎很能任意启用。苏轼政治生涯也曾有过辉煌,但他一生如意的时候很多么?基本没有,作为旧党领袖,他反对王安石新法。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要立即废除新法,他同样反对。司马光死后如何,同样被排挤。后新党又得势,他被贬到更远的海南,而且还是昔日好友的“杰作”(按:当年章惇与苏轼关系不差,但党派不在一列,司马光在朝时,章惇被贬,后心怀记恨,对苏轼一贬再贬),如王朝云言:“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但无论如何,心怀天下的苏轼似乎只在行“道”,道,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广泛地汲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苏轼,隐约还有一股倔强在内中生长,没有这份倔强,为人为文都不够灵动。在《答张嘉父书》中,苏轼认为有创新的文,都应给予肯定,“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着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就是这份倔强,支撑着他诗文的创新,坚决不苟同前人,支撑着他的政治良心,坚决为百姓着想。

二、一入黄州分岁月

苏轼一生创作的分水岭应该在黄州一役,生死大难——“乌台诗案”。这事祸福参半,也是文人一生该经历的起伏,没有这一经历,也就没有斐然文采。

人生之境遇最是诗材,如曹子健之丧父,“徐庾”之囚北,王子安之刀下被释,李后主之江南国亡,天地之变的舛难,造就文杰。如果以上这些文人的人生经历没有低谷生涯,谁敢保证中国文学中一定会有《洛神赋》《哀江南赋序》《与杨遵彦书》《滕王阁序》《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些名篇?

苏轼一生的创作在人生低谷时期颇多,质量也最高。贬黄州时作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寒食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记承天寺夜游》。

经历生死大难的苏轼,登上黄冈赤壁,慨然伤心,“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后赤壁赋》)。若非一群人搭救,苏轼很难渡过乌台诗案这一关,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在狱中的他,连绝命诗都写好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纵观苏轼一生,难得有这样的伤情句子,早年与弟弟子由“对床许约”定好早早退休归隐的梦想,现在马上身首异处,是人都痛心,东坡岂不一样?出狱后伤心迷茫,颇有自暴自弃之感,《答李端叔书》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心灰意冷如此。书完最后结尾再说:“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完全惊弓之鸟之态。但他有退缩么?没有!“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出狱次前韵二首》),还得再写。但从此以后,作文风格立转,也是无法避免的事。

广东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先行地, 2017年广东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 519.7亿美元,远远高于我国其他省份的贸易额[1]。本文探索性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省同时也是外籍人才需求大省。所以调查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企业对外籍人才的需求信息,对促进广东高校主动与建设一线的产业合作,共同推动全国“一带一路”的人才培养有着重要意义。

苏轼这种性格坚韧的人,在大难不死后,看得更透更开,而非像秦观一般,一贬就“死”。黄州以前,法“文贵不得为而为”的有为而作,第一是要文意自然喷涌,第二是世道有需,必为世路开道的“有为而作”。黄州后完善整体,尚自然,有“心隐”意味。

三、万里平沙驰逸力

苏轼大器早成,平生文采风流。早先继承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甚至说得更多。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苏轼《邵茂成诗集叙》:“至于文人,其穷也固宜。”文中集中表达了“文人固穷”的思想。

苏轼少时学文多于学诗,或者可以说只学文,一般认为其作诗在《南行集》,作词始于熙宁五年(通判杭州),后知密州,词风为之一振。苏轼取得功名后开始作诗,所以其对作文的理解,很容易用于作诗,所以苏轼的诗、文、艺三方思想理论互取互用。如《折枝二首》中有句:“诗画本一律,天工与自然”就把其结合起来。有宋一代,观苏轼可以窥整朝,不能不把这一功劳归为文论法入诗。黄州被贬前最主要理论莫过于“有为而作”,《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说:“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俨然接过韩愈、欧阳修的旗帜,继续呐喊,以儒家入世的精神作文作诗,一肩担下文章救世的责任。在文章上阶段性地战胜了骈俪文体,诗作中也体现了个中性情,很容易以文为诗。但不同之处在于,其写诗恰似小孩玩泥巴,轻松异常,随手取来,雅俗共赏,这一点,是他一生的写诗追求,也是他性格决定的。正是“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李氏山房藏书记》)。

同时应该注意,此时理论渐趋成熟,对灵感的捕捉也相当重视,苏轼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对作画技术的的片刻捕捉,意在学会抓住艺术创作的灵感,对诗文也是一样。

关于苏轼作词,宋人婉约词风风靡之前,李后主站在朝代之交,有过无意识的创新,在词中写国殇。可惜没有形成风尚。个中原因,暂且不表。

李煜与苏轼是豪放派词宗开山创派的人,前者无意为之,在内容上,首次在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曲中摄入故国忧愤,爱国这种高尚情操开始进入当时的“艳词”,成婉约旗帜之“愁宗”,于是词的格调骤然直上。苏轼则有意为之,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苏轼说:“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也曾批李后主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东坡志林》),稍看不起其行为。苏轼做事倔强,作文作诗孤标尘外。在诗文词中表现出来即是创新,想要跳出婉约风格的笼子,无论最后成功与否。不可否认,这种有意识的创新尤其可贵。最重要的是在遣词用句上做了探索。但豪放词作品实在不多,大概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而且有些词还豪放婉约风格参半,如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另外,苏轼做婉约词不输宋朝诸公。如《水龙吟(杨花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其实诗词文学必须是抒情,如果不是非常雄健豪迈,很容易走上婉约风格。更何况,从苏轼所处年代和其经历及历史背景等因素来看,并不完全具备豪放词写作的条件。有宋一代,基本都在外族入侵的噩梦中度过,苏轼又非武将,不可能有盛唐气象那种产生“边塞诗”的环境。盛唐边塞诗尚且有“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闺怨,何况宋代?

李煜的开拓是不着痕迹的,无可奈何地加入国家情操,毅然为词作“神品”。苏轼则全然实践理论,所以辛弃疾出,豪放词大放异彩,苏轼功劳在前。

四、人生到处是从容

经历乌台诗案的苏轼,对人生政治理想看得更透,可敬的是看得更透以后,无论为人、为文仍然初心不改,始终如一。而后被贬海南琼州,他的人生或许又生波澜,但总能认清自己,豁达开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一个人的可敬之处在于,他是人不是神,却被神化,但是当你把他请下神坛的时候,他依然如神一样可爱。

乌台诗案后苏轼在《答李端叔书》表达自己对待功名如何贪得不已,从政如何不谙世事等一些自暴自弃的话,宛如惊弓之鸟,颇有心灰意冷的感觉,但也只是口头讲讲,没什么具体的自暴自弃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不易初心。后面无论拜相还是被贬更远的海南,都如同旅游一般,我们说苏轼是人,不是神,他也会迷惘伤心,发出“寂寞沙洲冷”“人生如梦”的慨叹,但从小坚韧的性格支撑起了他人格的魅力。

自贬黄州以后,苏轼的人生换用道家那种豪迈应付,文艺上也渐趋自然平淡,并且更加注重这方面的修养,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对自然之法的赞叹,评价为古今第一人。更在《答毛泽明书》中表示,不但自己写文章要自然为之,评述文章品目高下也应该“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自然之道,大浪淘沙,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但为文如此,为人也一样。新党再次得势后,苏轼被一贬再贬,最后到海南浑然像去旅游,不过其生活艰苦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如论如何,心情是最重要的。这些日子的诗作如《食荔枝》《纵笔》,尽显悠游人生。

在《谢民师推官书》中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大力赞扬自然。如这时《汲将煎茶》都是这样。另一个很重要的举动是在海南期间的《和陶诗》,苏轼晚年为诗尚自然,对陶诗非常喜爱。他说“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东坡题跋》卷二)。早年说“为文固穷”,在晚年时候找到这样五六百年前的文章知交,心里怎么能不愉悦,所以把陶诗一首一首和了一遍。可见陶诗对苏轼的心灵慰藉非常之大。

在苏轼迎来人生又一个幸运阶段,被释回京的时候,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东坡集(卷四十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又是人生的一场旅游,没什么好抱怨的,旅游完了就该振作起来做正事去了。在总结自己一生经历与文章经验的时候,他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丽,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丽之极也!”(苏轼轶文汇编》卷四 :《与二郎侄书》)。苏轼少年老成,文章才华顶尖,少小时自然掩饰不住峥嵘之气,而这个词,用来形容苏轼早年,再恰当不过。但人生的历练总归是由张扬到平淡,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正是道家一种“不争之争”的大争体现。再如陶渊明所讲“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苏轼当年如没有这样情操也,不可能成就他自己的伟大。处世从容,万化归一,平淡是人生真谛。

[1]曾枣庄,曾涛选注.三苏选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2]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5.

(陈玲玲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 3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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