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研究】

《佩文斋咏物诗选》及编者的诗学观刍议

刘利侠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西安710077)

摘要：由康熙主持编选的《佩文斋咏物诗选》是我国出现最早的一部咏物诗专集。编者“通天地、类万物”、“发挥天地万物之理”的编选理念，是康熙时期盛世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对咏物诗温柔敦厚的美感特征和诗教功用的强调，既是清初文化统治的需要，也是经历明代政治暴虐和易代之际的动乱之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需求。此外，其广泛的咏物诗学观念和宏阔缜密的编选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佩文斋咏物诗选》；咏物诗；诗教观

收稿日期：2014-11-08

作者简介：刘利侠(1973—)，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章编号：1008-777X(2015)01-0052-05

文献标志码：A

康熙四十五年(1706)，清圣祖诏命翰林院编修张玉书、査慎行等编选《佩文斋咏物诗选》。“全辑咏物之诗者，实始自是编。”[1]此书是出现最早的一部咏物诗专集，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咏物诗选本。并且，不论从篇目的遴选，还是《序》《进呈表》中所体现的诗学观念，都既是对两千多年咏物诗学传统的总结，也是康熙中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御选与宏阔缜密的体例

在中国古代，康熙是最讲“文治”的帝王之一。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2]17他留心于古代贤王的“致治隆文”，[3]卷四对儒家思想在统治中的重要性了然于心。不仅本人“留心艺文，晨夕披览”，[3]卷四还重视官方对汉文典籍的搜罗和整理。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先后编辑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字典和辞书；又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此外，还编有《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历代题画诗》《历代诗余》《全唐诗》《子史精华》《佩文斋咏物诗选》等大型总集。《佩文斋咏物诗选》(以下简称《佩文斋》)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书前有康熙皇帝本人之《序》，注明为“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4]又有翰林院编修高舆的《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告成进呈表》，撰写于“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其间，便是该书编选的大致时间。

关于此书，康熙在《序》中写道：“朕自经帷进御，覃精六籍，至于燕暇，未尝废书。于诗之道，时尽心焉。爰自古昔逸诗，汉魏六朝，洎夫有唐，讫于宋元明之作，博观耽味，搴其萧稂，掇其菁英。命大学士陈廷敬、尚书王鸿绪……，编录之”。[4]高舆的《进呈表》亦云：“屡经乙夜之亲裁，申命诸臣而汇辑”，[4]“群服宸衷藻鉴之精”。[4]可见，此书的最初遴选，是康熙皇帝亲手完成的，是一部真正的“御制”本。

这部书体制宏大而有序。所选诗歌“上起古初，下讫明代”，共14 590首。按所咏名物分类排列，共计480卷，另有“附见者四十九类”。乾隆年间编入《四库全书》，嫌其“未标卷第，惟分六十四册，篇页稍繁”，故“依类分析，编为四百八十六卷”。每卷又按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之序依次编排，堪称“诸体咸备，庶汇毕陈”，可谓“洋洋乎词苑之大观”。

此书卷次的排列，也有严格的体系。高舆在《进呈表》中只说：“诗从物类，若五色之相宣；选以体分，犹四时之成序”，[4]太过于笼统，无助于后人的理解。所幸雍正间有一文士俞琰，在此书影响下自编《咏物诗选》一部。其书虽只收近体诗，诗歌数量与前者亦不能同日而语，但其在编排上却能“谨遵《佩文咏物诗选》之例”(《凡例》)。[5]3并且，关于编选体例，俞氏有极为详尽的说明，可作为参考。

略以天、地、人、物为纲。首天部，而岁时者，天之运行也，故岁时次之。次地部，而山水者，地之属也，居处寺观则附于地者也，故山水与居处寺观次之。次人部，人有丽人，而文武者，人之所能；乐艺者，人之所习；器物杂玩，所以奉人；玉帛冠服，所以资人；饮食所以养人；果也、谷也、蔬也，皆饮食之品。故诸部次之。下次则为物矣。百花、草木，植物也；禽兽、鳞介、水族、昆虫，动物也。或无情，或有情，而统归之于物。故以数者终焉。[5]4

从大的方面来说，《佩文斋》亦可分为“天”“地”“人”“物”四大部分，并以此四者为中心，向外辐射延伸，又环环相扣，彼此勾连，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卷一至卷四十八称为“天部”，皆与天有关：卷一为天总类，卷二至卷五为天文(如日、月、星辰、河汉)，卷六至卷十七为天象(如风雨霜露)，卷十八至卷二十三为天气(如阴晴寒暑)，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二为四时节气，卷三十三至卷四十八为节日。卷四十九至卷一二六为“地部”，皆与地有关：卷四十九至卷八十三为山类，卷八十四至卷一一十为水类(含江海、溪潭、渚浦、温泉、沼泽等)，卷一一一至卷一二六为宫殿园林和别业。卷一二七至卷二七四为“人部”，皆与人相关：卷一二七、卷一二八为舟、车，卷一二九至卷一四七为武备(含战事、田猎和兵器)，卷一四八至卷二二四为用具(含文具、书画、乐器、日用等)，卷二二五至卷二四一为人文(含渔樵、丽人、释道、仙佛)，卷二四二至卷二七四为食物(含菜肴、蔬果)。卷二七五至卷四八六为“物部”：卷二七五至卷三七五为花木，卷三七六至卷三九六为药、草，卷三九七至卷四二十为兽类，卷四二一至卷四六七为禽鸟，卷四六八至卷四八六为鱼虫蜂蝶。不仅如此，各部之间衔接紧密、过渡自然。如“地部”末尾数卷为桥梁、山房，皆为人力，与人部之舟、车相接，不显突兀。“人部”末卷之蔬果与“物部”前卷之花木，亦浑然一体。既体现出“通天地、类万物”(康熙《佩文斋咏物诗选序》)的宏阔，又有着“发挥天地万物之理”的深邃。颇具当年司马长卿“包括宇宙、总揽人物”与太史公“究天人之际”的盛世风范。

细节上，《佩文斋》的编排亦颇为缜密：

每部之中，其序次必先灵后蠢，先巨而后细，先有用而后无用，无夺伦也。然其中更有以名附者，如秋海棠之附于海棠，珠兰之附于兰是也。有以类附者，如烟火之附于香碳，笋之附于竹是也。[5]3

“天”“地”“人”“物”四部下有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如“物”部有花木、禽兽，花木又有梅、桃，禽兽又有熊、豹。梅、桃，熊、豹的排序，则遵从“先灵后蠢”“先巨后细”的原则。麒麟、驺虞为灵兽，排在狮子、虎豹之前，而熊、驼、犬、豕等蠢物又次之。狸猫鼠类等微末之物，排在最后。还有附类，有以细类附总类后，亦有非常咏之物附常咏之物后。前者如卷二九七梅花卷附红梅、梅子，卷三一八卷海棠附秋海棠；后者如卷二二一灯烛附烟火，卷一六一衣附帕，卷一五三金附银等。

每咏一物，以单名总咏者居先，而后及于分咏，又次及于杂咏。分咏者，如天部日后继之以早日、日午、夕阳、返照之类。杂咏者，如天部中秋月后之继以鹤林寺中秋玩月，地部郊墅后继以初夏郊行之类是也。余可类推。[5]3

《佩文斋》中，以花木大类为例。卷二七五为总树类卷，卷二七六为总花类卷，卷二七七至卷二九四为木类分咏，卷二九五至卷三七三为花分咏，卷三七四为杂树类卷，卷三七五为杂花类卷。一卷之中的排序如卷二日类，亦完全符合俞琰之说。

《佩文斋》所开创的宏大规模，至今无人超越。其严谨、细密的体例对后世的编选影响甚大。俞琰《咏物诗选》谨遵其例便是证明。再如今人陶今雁所编《中国历代咏物诗词典》，选诗近四千首，“按照所咏事物分类”，“在各目类中，笼统描写事物的排列在前，描写个别具体事物者则于其后依次排列”(《凡例》)，开篇即为天象类、岁时类、山类、水类等，都与《佩文斋》别无二致。

二、广泛的咏物诗观念

清前诗话中的咏物诗评论，主要集中在摘录佳句或艺术手法上。如：

唐李义山《霜月》绝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无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二老堂诗话》)[6]688

咏物诗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便见妙处。如鲁直《酴醾诗》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著炉香”。义山《雨》诗云：“摵摵度瓜园，依依傍水轩。”此不待说雨，自然知是雨也。后来陈无己诸人，多用此体。(《吕氏童蒙训》)[7]185

但是，古人却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咏物诗的概念和范围。在《佩文斋》之前，还没有专门的咏物诗选本。我们只能从一些琐细的资料中得到一些相关信息，也极为有限。现存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的静嘉堂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中，单列李白咏物诗二十三首。《四库》中保存元人谢宗可《咏物诗》一卷共计百余首。宋刊本的李白咏物诗中，除《咏桂》《咏山樽》《白鹭鸶》《紫藤树》等典型的咏物诗之外，有一首《听蜀僧浚弹琴》，是纪乐诗，有一首《莹禅师房观山海图》是题画诗。谢宗可《咏物诗》除《睡莲》《胭脂》等典型咏物的诗歌外，又有《煮茶声》《卖花声》专写声音，《醉乡》《尘世》《半日闲》则写较为抽象的事物和时间。从这两卷选诗中，我们只感觉到古人咏物诗的概念比较广泛，但广泛到何种程度，因篇章有限，还无法得出结论。《佩文斋》作为一部专门的咏物诗选集，其官书的性质和多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的直接参与决定了其典范的作用。考察其书，可极为直观、全面地了解古人的咏物诗观念，准确地把握这一诗体的文化内涵。

翻开此书，首先会被其巨大的包容性所震撼。对此，高舆在《进呈表》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描绘：

其间包罗众品，荟蕞群材：服食器用之需，皆归逸响；律吕权衡之事，并入妍辞；农牧樵渔，恍见野人之趣；图书药物，足抒大雅之襟。以及仙释之遐踪，将帅之行阵，异卉名花之悦性，纤鳞弱羽之遂生，莫不次第胪陈。[4]

南朝咏物，不离宫闱之内，不出月露之形。孔子言《诗经》名物，亦不过“鸟兽草木之名”，而此书“天经、地志、人事之可以物名者罔弗列焉”(康熙《佩文斋咏物诗选序》)。[4]书中所咏，不仅囊括了宇宙间所有的有形之物，大到天地，小到蚊蝇蠹鱼，而化影于无形中的宇宙运行、四时变化，亦列于其中。物类之外，更将被今人看作“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与天地之间的一切物类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人”，也作为观照的对象。渔樵农牧、僧道仙佛，帝王将相、文治武略，可谓穷物理、美人伦，洋洋乎大观！于此我们不仅领会到农耕社会人物同构的朴素的自然观，亦能体察出编选者勾连天人、囊括宇宙的雄心壮志。

当然，贪大求全作为一般官书的特点，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俞琰《历代咏物诗选》中就极为明确地说：“岁时，非物也。”言下之意，“岁时诗”不应作为咏物诗而被录入。且不说俞琰的观点是否正确，《佩文斋》将咏物诗概念扩大化确是事实。卷一三二题名为“从军”，属于武事一类。卷中所列诗歌，包含大量的古体和近体的《从军行》，如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王维的“燕颔多奇相”等。在宫殿园囿诗后罗列武事诗，是明显受到了汉代郊猎赋的影响。汉赋用赋法铺排车马之富、鸟兽之众，确实蕴含着咏物文学的精神特质。但作为诗歌，由于篇幅缩减，铺陈罗列的体物手法亦属少见，咏物的性质可以忽略。如上所引二王诗，纯属抒写心志之作，只能算普通的边塞诗而已。再如所选刘长卿《送裴四判官赴河西军试》，孟郊《送韩愈从军》，也只是普通的送别诗。可以说，《佩文斋》中卷一二九至卷一三五检阅、狩猎、征伐、从军、出塞、告捷、凯旋等所选诗歌，皆非咏物诗。

《佩文斋》对咏物诗范围的过于泛化，亦颇受今人非议。今之论者，在肯定其“在我国几千年文学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独特地位和“搜集毕竟广博，选录不少好的咏物诗”的成就之外，认为“编选者对于咏物诗的理解方面说来，却有不少问题”。总体来说，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不应属于物，“从而在《佩文斋咏物诗选》里开辟‘农’‘圃’‘樵’‘渔’等专类的作法是不对的”。其次，岁时、气候、节令亦非物类，故“诗集所罗列‘春’‘夏’‘秋’‘冬’‘元日’‘人日’‘上元’‘寒食’‘清明’‘七夕’‘中秋’‘除夕’等”，“并不属咏物诗范围”。再次，山水、田园诗“已经约定俗成称为山水、田园诗，并且独立为诗歌题材中的一类了，地位与咏物诗并驾齐驱”。

以上分歧，主要集中在对“物”本身内涵的理解上。于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即使在一些明确达成共识的物类中，也存在着选诗的偏差。如卷三五七“菊类”中，录入陶渊明《饮酒》；卷一一九，录入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在《饮酒》诗中，菊花与南山、飞鸟共同组成了田园景物，只是诗人兴咏的一部分。而李白诗中，黄鹤楼只是诗人送别和登高望远的处所，亦非吟咏的主体。由此看来，此二诗亦不是咏物诗。

三、对咏物诗诗教价值的发掘

康熙之前，咏物诗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在已开始为诗歌分门别类的《昭明文选》中，虽也录有陆机《园葵》、谢脁《观朝雨》、沈约《应王中丞思远咏月》《咏湖中雁》等诗，但却混于“杂拟”一类。后之诗歌总集，亦未见咏物诗单列。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咏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袭。”王夫之亦云：“咏物诗，齐梁多有之。”可见，在理论家的观念中，咏物诗与齐梁的宫体诗可相提并论，故往往将其作为一种娱乐性较强的诗歌形式被忽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圣祖康熙对咏物诗的重视。这种重视，源自于其对咏物诗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认识：

昔者子夏序诗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若是乎诗之道大矣哉！而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后之序之者谓：“《尔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疏之者曰：“《尔雅》所释，徧解六经。”而独云叙诗人之兴咏者，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是则一物多名，片言殊训。凡以虫鱼草木之微，发挥天地万物之理，而六义四始之道由是以明焉。故夫《诗》者，极其至，足以通天地类万物，而不越乎虫鱼草木之微。《诗》之咏物，自三百篇而已然矣。孔子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夫事父事君，忠孝大节也；鸟兽草木，至微也。吾夫子并举而极言之，然则《诗》之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即一物之情，而关乎忠孝之旨。继自骚赋以来，未之有易也，此昔人咏物之诗所由作也。(《佩文斋咏物诗选序》)[4]

在康熙看来，咏物诗与儒家的诗教观念关系极为密切。自有《诗》始，便有诗教。人伦纲常、风俗教化莫不寓于天地万物之理中；天地万物之理，必然要借虫鱼草木之微得以发挥。故虫鱼草木虽微，乃《诗》之根本，而《诗》乃忠孝大节之根本。于是有了“一物之情，而关乎忠孝之旨”的推论，并将其看作前人创作咏物诗的出发点。他的论述，使咏物诗摆脱了齐梁宫体诗的印记，而齐梁消沉糜烂的背景自然而然地被抛弃。以此为基础，康熙皇帝对咏物诗的产生和源流做了重新的探究。其《序》从毛诗说起，将《诗序》冠以子夏，将《尔雅》判给周公，虽然不符合清初学术的严谨态度，但却将咏物诗的历史渊源追溯得极为久远。在《序》中，他认为咏物诗之发源，是《诗》中的草木鸟兽之咏，后继之以骚赋，从此，历朝历代，绵延不绝。在诗歌编选中，他又将咏物诗的历史拉长了许多。在卷六“风”中，首篇选录据传为虞舜所作的《南风歌》；卷八“云”中，首篇为《卿云歌》,使得咏物诗成为中国历史上“上起初古”(《四库总目提要》)的最古老的诗体，而且自古至今，在政治教化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咏物诗遣兴怡情的文学性质完全被颠覆了。

所谓诗教，是以诗为教，即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是情智，“观”是见识，“群”是君臣父子的道德伦理，“怨”是温柔敦厚的处世态度。四者合为一体，便是儒家的完美人格。康熙在四十几年所编的官书中，诗教是共同的宗旨。如《御选唐诗序》中云：“古者六艺之事，皆所以涵养性情而为道徳之助也，而从容讽咏感人最深者，莫近于诗。”[4]《御选历代诗余序》亦云：“苟读其词而引伸之、触类之，范其轶志，砥厥贞心，则是编之含英咀华，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无邪’之一言该之也。”[4]这些选本编辑，一方面表现出康熙对于儒家诗教思想的痴迷，另一方面，出于对当时世风和文化的强烈不满和改造的愿望，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

康熙最初的几年，战乱的阴霾未完全散去，社会中新旧势力与民族的对立还较为突出。经过十多年怀柔政策之后，满汉关系趋于缓和，文化的需求也日益高涨。但两个民族之间的心理隔膜依然存在，明末清初那种激愤的文化情趣还未彻底散去。在经济发展的大势之下，王阳明心学和晚明追求自适的享乐思潮亦逐渐抬头。如此的社会气氛，对于清朝的巩固和持久是极为不利的。文化，无疑也是攻克一个民族最后心理防线的最有力武器。“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了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得尽了很大的努力。”[8]其实，不同于后两者的纯粹统治，康熙最初的文治有着拉拢征服的色彩。其所表现出的对汉文学的极大兴趣和典籍的搜罗整理，在文化上拉近了与汉族文人的距离，也逐步消除了满汉君臣在心理上的对立。其所强调的诗教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既是汉族士子所乐于接受的，也是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强调儒学的正统地位，用儒家所崇尚的诗教来改造世风，培养新一代的子民，无疑是维持统治最明智的决策。

康熙御制诗选的原则，如在《御选唐诗序》所言：“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4]像杜甫《三吏》《三别》这样的过于忧愤而偏离正声的诗歌坚决不录，亦表明其对文艺批判精神的排斥。其所推崇的诗歌理念，大抵以思想正统为宗，以情感温和、表达含蓄为美。而作为以体物为根本的咏物诗，其“托以兴寄”、“寓物抒情” (高舆《佩文斋咏物诗选告成进呈表》)[4]的手法，最得含蓄温和之妙旨。所以，这位精于文治的皇帝，才要“镂板行世，与天下学文之士共之”，使之“由名物度数之中，求合乎温柔敦厚之指”(康熙《佩文斋咏物诗选序》同上)。[4]这一举措，确是大大“于诗教有裨益也”。[4]并且，康熙的所思和所为，与遗民思想家王夫之不谋而合。船山在《诗经稗疏》中云：“微而婉,则(诗)教存矣”(《卷一》)，在《古诗评选》中亦云：“盖诗自有教，或温或惨，总不可以赤颊热耳争也。”(《卷二嵇康《酒会》评语》)看来，温柔敦厚的诗歌美感，不仅是清朝政府政治教化的需要，也是经历明代政治暴虐和易代之际的社会动乱之后人们普遍的文化心理需求。

[参考文献]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90.

[2]康有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7.

[3]王士禛.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

[5]俞琰.咏物诗选[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688.

[7]魏庆之.诗人玉屑[M].北京：中华书局，2007:185.

[8]鲁迅.鲁迅杂文全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60.

[责任编辑石晓博]

PeiwenzhaiSelectedChantPoemsCollectionandits Editor’s Poetic Ideal

LIU Li-xia

(SchoolofHumanities,PeihuaUniversity,Xi’an710077,China)

Abstract:Peiwenzhai Selected Chant Poems Collection，presided by Emperor Kangxi over its compilation, is one of the earliest poetry albums in China. Its compiling idea, “imitating all things in universe” and “expressing the law of universe”,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spirit in Kangxi golden age. It emphasized soft and gentl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chanting poetry, which met the cultural domination in early Qing dynasty and general cultural psychological needs after political oppression and social unrest in Ming Dynasty. In addition, i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 becaues of its far-reaching poetic ideas, and broad and elaborate compiling style.

Key words:PeiwenzhaiSelectedChantPoemsCollection; chant poems; view of cultivating with po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