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菁

广场舞事件中城市空间公共性理念与传媒引导研究

张亚菁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个称之为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群体健身热潮兴起。广场舞因跳舞者多在广场聚集而得名，它风靡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乡镇。但是，又因为扰民而饱受诟病。基于此，从传媒报道框架层面出发，对广场舞背后的低社群容忍度及民众城市空间公共性理念缺失等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

广场舞；社群活动容忍度；城市公共性；传媒引导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广场舞爱好者突破亿人大关，主体都是40-65岁的中老年妇女，人群范围包括脱离工作组织的离退休职工、家庭主妇、个体经营户等，他们缺乏社交资源，热爱健身活动。所以，基于这种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态产生的孤独感，促成她们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需求——广场舞社交。然而，这种中老年妇女群体新型社交的热潮，却因为扰民问题突然成为了“全民公敌”，在思考广场舞矛盾现状的同时，笔者认为应将广场舞矛盾置于传媒报道的角度，并深入分析冲突背后城市空间公共资源稀缺及民众公共性理念缺失等深层次问题。

1　低社群活动容忍度：传媒报道偏颇

广场舞的活动时间一般集中在晚上7∶00～9∶00，广场舞见缝插针地占据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由于广场本来就嘈杂，大多又紧邻着车水马龙的街道，所以广场舞为了让后排的人听见音乐通常是外放高分贝的配乐，以及配乐通常是一些中老年妇女们认为很潮流的网络神曲，如《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伤不起》《爱情买卖》《套马杆的汉子》等。广场舞扰民的新闻层出不穷，如武汉汉口业主不满广场舞声大，从楼上朝广场舞大妈泼粪事件；北京有民众因不满邻居跳广场舞的音乐音量太大，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发泄，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的人群；温州市区新国光商住广场的住户们下了血本花26万元买来“高音炮”，朝着跳广场舞的市民放警告声；四川绵阳的阿姨在广场跳舞时，被直径8毫米的钢珠打中，致使头部太阳穴受伤；河北石家庄市石门公园舞池内有市民向广场舞者泼洒大量油渍、甚至臭豆腐。

广场舞从一种“积极健康”健身活动，怎么就变成了公共秩序的病灶，为什么中国市民的社群容忍度如此的低下？关于广场舞的新闻，报道冲突与不满内容的居多，并引发了大量社会舆论的关注，“广场舞”与“大妈”形成了独有的刻板印象。传媒在报道中过于凸显冲突，忽略了广场舞冲突背后的社会深层次原因。

第一，跳广场舞的中老年群体成长于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代，比较习惯和喜欢集体性的活动。有学者在讨论到中国老年群体跳秧歌的时候认为“北京居民自发性的修改了这个城市，来符合他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显示了一种北京居民自行创造的隐性城市，他们在面对巨大社会和都市变革时，不自觉的找到延续生活的方式”［1］。广场舞作为一种中老年妇女中的潮流活动与传统的秧歌更显得接近于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但是还是保留着中国人爱热闹、爱集体活动的特点。

第二，公共资源短缺，直接导致市民的社群容忍度下降。在公共资源短缺的环境下生活，每个人的脾气都很暴躁，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是用吵架、对骂，甚至是极端的方式，鲜少有人付诸于理性。2014年，兰州城管在中高考期间对跳广场舞的阿姨们进行劝解，结果遭到了100多个大妈大叔们的围攻，网友还戏称再牛的城管也干不过广场舞大妈。广场舞的冲突表面上体现在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受干扰的市民和城市管理主体的缺失上，但更是表达了一种公共空间匮乏，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乏力，中国城市公共性的缺失和中国市民公共性理念的匮乏。

第三，在广场舞矛盾解决方面，都只停留在积极协调当事双方、平衡公共资源占用的层面，对于公共空间资源的扩容并无帮助［2］。

2　“占领”广场：民众参与公共空间构建的初级实践

1986年，国家通过了土地管理法，实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却给中国的大小城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实体空间产权化的同时，城市规划和市民的城市公共性和共享性的意识却没有跟上，中国城乡规划法里规定的征求公民意见的环节，往往流于形式。“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也成了我国部分城市规划的真实写照。更有城市规划变成了“领导一句话，规划就要变”“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领导意志”。对于城市规划中民众参与的议题，多数民众仅仅局限于个案的纠纷而参与其中，并没有一个集体的城市规划参与理念。

广场舞事件中“占领”活动层出不穷，江苏徐州，上万名“广场舞大妈”统一着装，三人一排，迈着豪迈步伐，踩着广场舞激昂的旋律，大步占用机动车道暴走；杭州千人广场舞占领火车东站，火车东站只得紧急采购了几千米隔离带，在车站广场划出“跳舞固定区域”以保障旅客行走安全和解决居民锻炼的需求。

有学者认为，“国有土地利用与都市发展政策，表现了将城市空间商品化与产权化的取向，在精神上与公共化、社会改革分道扬镳”。城市具有公共性和共享性，公共资源却因为产权化问题变成了稀缺资源，无法满足市民生活的正常需求。广场舞的矛盾事件，特别是上述占领活动的出现凸显了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所谓的“占领”活动指的是“民众由下而上参与公共生活，参与对于公共空间的书写与意义的创造”。虽然广场舞大妈们自己可能没有意思到占领空间是一种参与城市公共性建设的实践，但是实际上却正在践行这一过程。

3　城市公共性理念重塑

广场舞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特殊的中国现象？广场舞矛盾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广场舞大妈”一词，“大妈”这个词含有一定的贬义成分，然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人们经常会在使用第三人称的时候直接使用“大妈”，特别是联系到广场舞的时候，潜意识把中老年妇女标签化、他者化。广场舞引发的称呼标签化、冲突事件和“占领”事件中社会矛盾凸显，本文提出三方面意见重塑城市公共性理念，从根源上消解上述矛盾。

第一，传媒引导城市公共性理念。在很早以前还能在城市中找到很多某国企、某单位的俱乐部或者其他文娱场所，而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土地改革等大潮流，城市的公共权变成财产权后这些文娱场所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商品房、写字楼，于是广场就这样带有某种必然性地成为中老年妇女的公共空间。当然，城市居民自己也是实体空间产权化的助力者，并渴望在其中谋取更多利益。我们感受到的生活品质，其实与公共性、共享性的概念息息相关［3］。但是，中国民众对城市公共性理念的理解却很简单、狭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场舞大妈”这样的一个争议性的新闻话题促使了人们重新开始对城市公共性的认识。传媒应重视这一现象，并在日常报道中进行城市公共性理念的理性引导。

第二，政府维护居住正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都市更新似乎成了必要之恶，作为政府所应该做的是从居住正义及延续生活脉络的观点重新定义保存的价值，这是赋予草根生活主题最基本的信任与尊重［4］。保证人类每一个人基本的衣食住行，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居住正义随着社会发展应更加完善，更加突出基本居住权人民性及公共性的特点。

第三，民众自觉参与公共生活。因为中老年妇女自己可能并未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在健身、休闲或是争取一个公共场地，而是正在进行一种城市公共性的构建。中老年妇女的“占领”广场这样的活动带着对公共空间不成熟的认知，甚至引发与周边居民的矛盾。但是，在广场舞中可以发现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正在初见端倪，政府和传媒应理性疏解矛盾、合理培养，使城市建设的公共参与性，城市生活的共享性得以进一步完善。

［1］侯志仁.全球非典型都市规划书［M］.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13.

［2］林玥玥.从广场舞事件，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需求［EB/OL］.中国规划网（2014-05-23）［2015-09-16］http：//www. zgghw.org/html/chengshiwenhua/chengshis henghuo/2014/0523/25752.html.

［3］黄丽玲.从公共化到产权化：都更城市沦亡记［J］.文化研究，2012（15）.

［4］康旻杰.“掠夺”资本城市中的都市保留［J］.文化研究，2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