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生产
——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的演进

蒋继华

(盐城工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作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研究推进到文学批评和审美分析中，以意识形态作为连接审美与政治的切入点，探究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伊格尔顿提出文本是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意识形态在文学生产中呈现不同的结构和状态，批评的任务就是发现文本生产的要素、结构之间的联系，觉察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形式参与了整个生产过程，通过发掘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形式要素进入文本以及文学形式如何实现对意识形态的重构，伊格尔顿深入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运作模式和社会权力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由此，将文学研究的重心由学术引向政治，体现出文本批评向文化政治批评的演进，批评成为另一种方式的政治。

[关键词]伊格尔顿；社会权力；意识形态；文学形式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5-25

[作者简介]李红章(1979-)，男，吉林蛟河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作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坚持将意识形态研究推进到文学批评和审美分析中，以意识形态作为连接审美与政治的切入点，探究文本如何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意识形态的独特功能，实现意识形态的生产。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意识形态有关，作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表现在主题和思想中，也表现在文本结构中，或者说，文本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通过对作品结构社会的、历史的反思，伊格尔顿揭示出作品内在的倾向性，发掘文本系统如何使隐蔽的“政治无意识”暴露，凸显意识形态参与社会权力的再生产机制和策略，由此将文本批评推进到文化政治批评之中。本文通过对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演进和转换的揭示，探究社会权力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生产。

一、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

“意识形态”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伊格尔顿将文学的考察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从意识形态入手开展文学研究，建构科学的文本批评策略。那么，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表意实践关系是如何实现的，或者说，意识形态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文本内部完成文本的生产？这就涉及文本生产的运作机制。当然，伊格尔顿视域中的“文本”不是普通的语言表现形态或艺术物化形式，而是法国批评家克里斯多娃所指的“文本是一种生产力”，即互文性的文本。这寓意着相较于有形的物质生产，文学生产是以一定的技术手段、制作程序对其生产原料进行加工和改造，最终形成产品的创造性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生产原料”是意识形态，整个文学生产过程就是通过语言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重塑，生产出不在场的意识形态(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伊格尔顿致力于文本科学的建构，提出文学生产结构包括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文本等内容，借此探究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模式、生产规律和运作机制。

首先，在生产方式方面，一般生产方式决定着文学生产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要相应发生变化。同时，包括文学生产力和文学生产关系的文学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内含着一般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如此一来，文学作为意义的生产，实际是生产出某种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包含一套意识形态的代码，说明该文本是被谁、为谁以及如何生产出意识形态的。[1]这意味着作家的创作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符号产出过程，其创作行为本身就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意味。自从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中创立“意识形态”一词以来，“意识形态”成为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语义最含混的概念之一。当然，人言人殊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范围。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2]。如此，意识形态不再是传统所认为的某种虚幻的思想体系或虚假的反映方式，而是内含着社会意蕴，表征着人“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意识形态源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又能动地参与社会生产实践，在社会生产领域发挥着重要功用。同样，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要考虑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手法，更要考虑创作对象与它们所处的意识形态之间、与社会阶级权力的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受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这就从社会生产方式等外在要素揭示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

其次，关于一般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作用方面，由于语言作为文学生产的工具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一般意识形态常常以语言为媒介深入到文学内部，对文学生产施加影响。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多元的复合系统，在文学生产中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层次和状态，其中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又从属于一般意识形态。一般意识形态是指在社会一般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维持社会总体结构存在的观念整体。在文本被建构的过程中，各种政治权力、社会风尚、制度等一般意识形态必然直接或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使作品的生产过程潜藏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痕迹。如同葛兰西所认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界观被隐蔽地包含在艺术、法律、经济活动之中。[3]然而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生产方式虽受到一般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文本如何有效利用语言，而在于如何利用特定的语言与一般意识形态相关联。因为一般意识形态的矛盾通过语言进入到文本内部，进行审美意识形态的筛选，对文学产生影响。当然，在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文本偏离意识形态的现实，使文学生产方式和一般意识形态具有不统一性。

文学生产和意识形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关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在考察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变革时，必须区别出“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4]。遵循“生产力——经济结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式”路径，马克思视艺术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由于马克思没有在一致性意义上对艺术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充分界定，这就存留了进一步阐释二者关系的可能性。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阿尔都塞和马谢雷主张文学既属于意识形态但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只能是以“觉察到”和“感觉到”的方式表述出来的某种异质。伊格尔顿在肯定他们对文学和意识形态的述说具有启发性的同时，也提出了有待深入探究的地方。例如伊格尔顿认为对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理解，须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揭示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存在，也就是说，文学兼具意识形态和社会生产的双重属性。如何揭示出一定社会中文学意识形态的生产属性、运行方式和结构规律，成为意识形态研究必须面临的问题。受阿尔都塞和马谢雷理论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本科学建构阶段，伊格尔顿注重从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生产结构维度推进意识形态研究，在将文学文本的考察纳入到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同时，突出了文本是在社会生产基础上以诸种意识形态为原料进行加工的审美意识形态产品。这种意识形态产品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生产也是多种经济和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此，意识形态由形而上的抽象观念转化为有形的物的结构，而没有意识形态的产出、物化过程，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就无法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合理说明。从此出发，不仅应将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精神现象来研究，还应重视文学的物质性、生产性、社会性存在，审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此外，我们应看到，文学艺术的形成虽离不开社会生产的影响，但其自身具有的基础性因素不同于物质生产形态。虽然和物质生产相比，二者都涉及生产力、技术的使用和耗费，但文学艺术创造的是一个属人的观念世界，保持着精神的自律和审美的自由，消耗的是内在于创造者的情感、心理、体验以及想象等因素。如何使本质上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的文学不至沦落于社会生产机制的一部分，实现对审美性、精神性的超越，处理好审美创造与物化产出、审美自律与政治观念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学生产着力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伊格尔顿所能做的，就是从审美之维出发，发掘文本形式具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内在联系，建构意识形态的批评模式，并以此与形式主义区别开来，而其最终目标是文本文化批评。

二、“形式-意识形态”的批评建构

20世纪向来被称为“批评的世纪”，理论流派的风起云涌显示批评所具有的非凡生命力。对伊格尔顿而言，批评的任务就是发现生产文本的要素、结构之间的关联，注重文本具有的社会意义，觉察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然而，意识形态是如何以结构、形象、形式显现出来，并与阶级、政治、权力等发生关系，实现对人的影响？这就涉及文本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显示了伊格尔顿批评的发展趋向：从20世纪70年代文本科学阶段转向80年代以来的文化批评实践。

一方面，文学形式是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载体，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生产性”关系。由于文本是一种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的多层次性结构，故文学形式和内容应保持一种相融相济的亲和关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探讨文本构成，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只能从文学经验、文学形式中获得，同时，文本通过形式技巧与意识形态建立了一种转换关系，使人们能够感受到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也就是说，文学形式作为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重要载体，可以使各种意识形态材料进入文本并得以显现，形成不在场的存在。因此，理解文学作品不只是解释作品的象征手法、文学源流，给书中的社会史实添加注脚，更重要的是把握这些形式与它们所处的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作品的风格、韵律、形象和结构的运用。对此，伊格尔顿认为评论作品应该从文学形式出发，寻求一种“形式的政治”，突出形式在文学内部如何成功实现对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暴露，所谓文学的“生产性”就突出表现在形式如何生产出意识形态的内容。当然，文学形式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熔铸，是以类似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如此，“形式”不仅仅加工处理“内容”原料，还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在对丁尼生的《公主》和《悼念》中的政治和性征进行分析时，伊格尔顿认为《公主》文本意识形态的目标就是重建社会和性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性角色的“他性”。为此，文本形式经过了翻新，如采用有别于阳性话语的“阴性”话语样式(包括转喻、抒情)在文本中强化叙述能力，“拐弯抹角”地完成资产阶级国家实现其霸权的意识形态功能。《悼念》则以象征式、游戏式、悲伤的语言形式表达对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面危机的哀伤。在《克拉莉莎被强暴》一文中，面对诸多评论者对克拉莉莎被强暴遭遇的不公正指责，甚至视该文本为散布流言蜚语的文本现状，伊格尔顿指出克拉莉莎是一个善良、贞洁的人，她的死表明一种政治姿态——对一定程度上曾赞成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脱离和否定。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克拉莉莎》文本就是一场话语间的混战，其中陈述句是雷区，段落是政治战术，书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折射权力的作用，反映阶级之间和性别之间的战斗，而写作就是为了在权力斗争中争得一个小小的立足点。[5]170由此，文本形式具有意义的“生产性”。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折射性是文学作品结构和内容形成的先决条件，这是意识形态在文学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式。巴赫金认为世界观、信仰乃至模糊的思想情绪成为意识形态的现实只有在言论、行为，在人和物的组织中才能得到实现。[6]也就是说，社会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须经过意识形态的折射，才能构成文本的情节、结构、主题。因此，如果不把握住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式，就无法真正理解文学生产的本质。基于此，伊格尔顿提出文学形式的变化要受到意识形态变化的限制。如狄更斯早期小说的形式无秩序、无中心、零散化，与工业资本主义缺乏组织性的早期阶段大致对应。他的成熟小说表现出结构统一性，表明资本主义及其网络复杂的金融资本主义更加协同一致，国家官僚体制愈益集权化，意识形态机器越来越铁板一块。[5]32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要求文学采取相应的形式，所以狄更斯调动文学手段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冲突，从而小说自身的矛盾形式展现为小说历史意义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狄更斯作品的审美统一性并不是建立在所谓的“有机整体”之上，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分裂的历史基础之上。当然，由于文学自身的生产规律以及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形式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其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称关系。对此，伊格尔顿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要拘囿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他可以选取形式，或改变传统中于他有用的形式，但其改造是具有意识形态方面意义的。也就是说，文学形式包含着深厚的意蕴，和意识形态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互为一体。

形式问题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文论都表现出对文学形式的关注。不同于形式主义有关形式主导内容、割裂文学和社会联系的“纯形式”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对形式的重新阐释，使形式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如布莱希特借鉴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在戏剧中置入间离效果，引发观众的震惊意志和惊异行为，使观众和剧中人物保持一定的间离，成为评判戏剧的主体。阿多诺、马尔库塞从艺术的否定功能出发，坚持艺术的本质在于形式，但这种形式并非形式主义的纯语言形式，而是在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中对抗文化工业生产，实现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保持与社会疏离的形式。由此，布莱希特、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与主张艺术遗世独立的形式主义文论划清界限，但带来的问题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直接对应关系被斩断，形式背后蕴含的深层运作机制被忽略。因为布莱希特(包括受其理论影响的本雅明)对文学生产中技术形式的强调不仅有可能导致技术决定论，还存在忽略精神性因素的倾向。而阿多诺、马尔库塞看到的是审美和艺术的人性解放，所以艺术形式的革新与自律性维护只是在精神领域内展开，未免带有乌托邦的特征。同时，阿多诺、马尔库塞认为艺术被意识形态所制约，提出以审美否定对抗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在的物化社会拉开距离，这就规避了从文本内部发掘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揭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发生机制，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西方工业社会存在的物化现象，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有效，就需要转变研究视域和方法，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重点从政治、革命转向文化、艺术，尤其转向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其中文学的形式、结构成为重新阐释文学与现实关系、承担审美救赎的历史重任的要素。伊格尔顿在继承传统形式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形式与内容、形式与意识形态，揭示文本内漂浮的各种群体声音，发掘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文学批评观。当然，在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内容方面，伊格尔顿既反对只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忽视文学形式的做法，也反对片面扩大形式而忽视作品思想内容的观点。如伊格尔顿批判卢卡奇、戈德曼不加判断地接受传统认识论的反映论思想，忽略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能动关系；指出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存在的技术至上的危险，修正阿尔都塞、马谢雷以“感觉到”的方式认识作品所隐含的思想价值，无视文学生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性存在的观点，规避阿多诺、马尔库塞以艺术的自律形式否定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做法。由此，伊格尔顿在文学生产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联系，为文本介入社会政治批评和社会权力生产提供了理论储备。

三、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权力再生产

伊格尔顿将文学形式和意识形态置于整个社会再生产语境下，既重视文学形式具有的审美意义，又注意研究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揭示文本系统如何使隐蔽的“政治无意识”暴露，凸显意识形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运作机制。由此，伊格尔顿将文学研究的重心由学术引向政治(微观政治)，强调批评的政治性及其意指的微观权力。对伊格尔顿而言，“形式的意识形态”并非单纯的语言技巧和形式结构，而是指文本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这标志伊格尔顿已从早期的文本意识形态生产转向文化政治批评。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经话语形式再生产出社会权力，使得文学批评成为基于不同话语基础的文化政治批评和权力控制活动。

如果细究起来，这一转变至少有两个学术背景。其一，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开创了话语分析的成果，促进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由索绪尔语言学引起的深刻变革就是后来理论家运用“语言学模式”，按照语言学家的方法分析现代知识的生产和构成。20世纪60年代，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语言学进行拨正，提出语言的主体性概念，强调人在语言中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语言具有再生产现实的功能，这意味着语言学问题并不仅仅是纯“语言”问题。深入推进话语研究走向后结构主义阵营的罗兰·巴特认为话语本身有组织和规则，高于语言学家所运用的“语言”，它虽然由句子构成，但已超出句子范围。话语之所以超出句子范围，就在于外部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可能介入话语组织，形成一定的权力生产机制，掌控文学效果的实现。这寓意着叙述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具体作品，而是语言的普遍规律。在这一过程中，福柯积极推进话语分析的权力关联规则，揭露话语对文化、知识、政治的监管和控制，促进话语在批评领域与其他知识的互动，影响尤为巨大。在后期系谱学研究阶段，福柯将研究重心转向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显现，包括知识的构成等在内都离不开话语的生产，或者说话语决定了知识与权力，所谓的真理和维护权力的知识只不过是话语的产物。“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以及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7]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福柯对话语、知识和权力的强调标志着构成主义表征的一个重要发展，即文化的意义是被生产(建构)出来的，是“表征的实践”，这一过程显然通过语言符号的运作。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及至话语成为语言学新的关注点，不仅显示20世纪语言学理论对文学理论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还由此导致话语模式在理论批评中具有生产意义的强大力量，在不同层面消解、拓展或僭越文本划定的边界。其二，当代文学理论范式从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政治运动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发生转移，即从政治、革命转向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此，政治斗争被推进到日常生活和文化层面，文化被赋予政治批判的使命，具有浓郁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一过程中，“葛兰西转向”有力促进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型。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体现于文化、宗教、信仰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统治不再靠暴力专政的政治社会，而是靠市民社会来维持，争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就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然。这就决定了统治阶级要维持其统治，必须通过教育和灌输而非强制执行的策略使意识形态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以谈判、协商和对话的方式平衡利益和矛盾，寻求适合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经验。这种文化模式显然不同于60、70年代在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强调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和决定作用，认为主体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和意识形态的产品。文化主义将视野瞄准大众文化，强调文化是普通的、大众的文化，推崇主体在文化中的建构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引发了人们对文化的折中平衡、商议认同的思考，扭转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对“结构”和人的“能动性”的过度推崇，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在于文本的意义潜能只有在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才能被激活，而它们如何被挪用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被使用，意义从来就不是明确的，通常取决于语境。[8]这些正启发了后来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权力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伊格尔顿认为纯文学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学术神话，它是建立在不同意识形态话语基础之上的文化政治批评和社会权力再生产活动。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是关涉说话、信仰与所生活的社会权力结构、权力关系联结的方式，[9]意味着意识形态的选择关涉语言和社会权力结构。由于统治者为了在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的作用，往往会通过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对现实社会予以移植、改造，使意识形态符合权力的需要，而社会现实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又通过语言媒介传达出来。因此，探究意识形态不只是考察它的观念性质、物质结构，更主要的是要找出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作用机制，显示其如何使虚假的观念普遍性和合法化。这就将意识形态的观念论、认识论推进到社会论、功能论。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再是传统所认为的虚假观念和虚伪意识，而是靠着话语介入社会现实，参与社会权力的再生产。当然，通常所指的社会权力是指国家、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方面，而在意识形态的文化研究中，事关种族、民族、性别、性、年龄和地缘等关系的文化现象都与权力攸关，都是权力的显现。[10]因此，在文化研究中，通过权力视角来解读文本内涵已成为批评中的惯常现象。伊格尔顿对丁尼生的《公主》、《悼念》以及《克拉莉莎被强暴》的分析，无疑都是基于性别视角、性政治和性征的典型文本解读，意在揭示阶级权力视域下两性的不对等，是对女性主义诗学的重要贡献。在这方面，伊格尔顿尤其推崇古老的修辞学批评，探究特定的社会语境中意识形态如何凭借话语形式实施社会权力的生产，凸显意识形态由此带来的诸多假象和对社会生活的蒙蔽。伊格尔顿看到，由于修辞学是面向一切话语领域探究各种话语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它并不在乎探索的对象究竟是说话还是写作，是诗还是哲学，是小说还是正史；同时，修辞学既不同于以某种直觉的方法研究语言经验的人道主义，也不是专门进行语言分析的形式主义，它注重把话语看作社会权力与欲望的代表形式，在社会活动中理解话语实践问题。这意味着修辞学视域下的批评将关注不同领域中的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生成关系。据此，伊格尔顿提出意识形态的生产具有双重效果：“‘意识形态’效果既存在于对语言中不断派生出的歧义进行定格和捕捉的过程之中，又存在于语言不断从确定意义向它的各种置换意义和替代意义的退行过程之中”[11]，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既有确定性，又有延宕性，呈现现实冲突的印记。在新作《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认为文学阅读所面对的是历史、道德等复杂行为的文学事件，其中包含的显性与潜在内容涉及文学文本的处理原则，尤其面对隐含意识形态潜文本的处理，所以文学作品是“一种策略性的劳作——一种将作品置入现实的方式，为了接近现实，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为现实所包含——由此阻止任何头脑简单的内在与外在的二分法”[12]。也就是说，文本是一种策略性的置入现实的方式，解读文本就是关注文本如何运作和行动，虚构如何发生，将隐含在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发掘出来。当然，和解构主义的语言游戏不同，伊格尔顿从文本内部发动的激进批判见出社会、历史、文化的痕迹，由此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文本科学的构建。通过将意识形态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之中，伊格尔顿关心的对象由文本形态转向文化表征，其文本生产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实践过程，不如说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运作模式。

物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借助语言学模式，获得影响现实的有效性。在后现代那里，意识形态更多地以“话语”的形式出现，如齐泽克认为“当今也许最负盛誉的是产生于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批评趋向”[13]。这显示意识形态话语形式与社会文化、政治的密切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所谓“形式的政治”“形式的意识形态”诉求终究是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再现和表达，它生产出社会权力。也就是说，政治和权力不能凭借自身来达到其目的，但可通过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这个中介实现。当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话语问题，以话语主体对客体对象的建构方式构建自己的领地与场域时，意识形态深深植根于话语的权力结构之中，以潜在的方式与社会现实之间保持着非常复杂的同谋关系，而传统视意识形态为虚假表象和幻觉的事实如今已被意识形态“成了现实本身”所替代，或者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权力宰制着现实的一切。这显示文学批评已不单单是一种纯学术理论研究，审美意识形态已不再独立于社会实践，而成为政治立场的表达。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文本解读与批评都是对意识形态的熔铸和重构，都是对上下文语境进行的一种重写，即探究意识形态在文本中如何经过审美机制的转换而熔铸出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浸透于字里行间的无意识形态。这体现出文本批评向文化批评、文本生产向文化生产、文本意识形态向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变，不仅为文学批评注入文化的动力，摆脱了过于狭隘的批评视角，还对文学的整体观念产生强有力的冲击，批评由此成为另一种方式的政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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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

Ideological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ower

——On the evolution of Eagleton's ideology criticism

Jiang Jihua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YanchengInstituteofTechnology,Yancheng224051,China)

Abstract:As a famous contemporary Marxist critic, Eagleton upgraded the ideological research to th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esthetic analysis, and discussed the production of text ideology, taking ideology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Eagleton put forward that the text was the result of the production mode and ideology, and Ideology had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states in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ture. The task of criticism was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ments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produc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text form was involved in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through exploring how ideology could enter text and literary form through the form factor to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Eagleton revealed the oper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ower reproduction. Therefore, criticism converted to another way of politics, for it shifted the focus of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academic to the political, refl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ext criticism toward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Key words:Eagleton; social power; ideology; literary form

〔责任编辑：余明全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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