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对邪恶的现代性批判

2017-03-14陶蕾佴荣本

江淮论坛 2017年1期

陶蕾　佴荣本

摘要：邪恶是造成现代性悲剧的主要原因。伊格尔顿区分了邪恶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崇尚绝对意志，试图摆脱和超越人类的一切有限和缺憾，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无价值的空虚和“存在感的匮乏”。与最早探讨邪恶双重面向的阿伦特不同，伊格尔顿更深层次地将邪恶与绝对自由相联结，从而挖掘出邪恶的现代性根源。人们以追求自由为名，试图挣脱内在、外在的种种束缚，冲击原有的有限性，必然难以控制地走向反面。正是对现代自由的绝对追求导致现代性主体的失落，使其沦为完全的虚空，从而滋养和释放出邪恶。重塑人的主体性，倡导人的道德自觉，是消解后现代本质主义匮乏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伊格尔顿；根本的邪恶；平庸的邪恶；绝对自由；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161-006

人类在20世纪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两极长达半个世纪的恐怖对峙，见证了卢旺达这样的将屠刀指向数百万同胞的种族清洗和野蛮大屠杀。血腥暴力在新的世纪没有缓和的迹象，从数不清的国内冲突到基地、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在全球范围的肆虐，“这个刚刚开始喧嚣的世纪，已经被无止境的鲜血所玷污。”[1]197人类社会愈加先进和发达，现代文明却滋生出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暴力和邪恶。这样的现代性悲剧是如何生成的？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论邪恶》（2010）和《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2002）两本晚近出版的专著中，从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领域对邪恶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解读。本文着重探讨伊格尔顿对邪恶的双重面向及其现代生成机制的论述，追溯其邪恶论的思想资源并分析其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一、邪恶的双重面向及其表现

对邪恶的解析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个体和结构。前者将邪恶归结为个体的本性、心理或行为；后者则倾向于发掘社会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原因。伊格尔顿属于后者，在他看来，恶行并非施恶者的瞬间“恶魔化”，而是其长期积累的无力感与无意义感在特定情境下的触发。伊格尔顿区分了邪恶的双重面向或者两种不同的邪恶，一方面“想要超脱于肉体层面的堕落领域而飞升到无限性的领域”，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无价值的空虚和“存在感的匮乏”。[1]109概而言之，两种邪恶可以分别称为根本的邪恶和平庸的邪恶。

（一）绝对意志与根本的邪恶

根本的邪恶肇始于对绝对意志的崇尚，为追求完美、伟大、崇高等绝对价值不计后果和代价。伊格尔顿称之为“可憎的无限性”，“由于其对无限性的狂傲追求，便横眉冷对一切的有限之物。”[1]58它“拒绝接受我们作为自然、物质性存在的道德”，拒绝接受缺憾性。[2]驱动这一邪恶运转的，是人类难以遏制和漫无边际的欲望。不过，一再凸显主体性而强调非凡的创造力、蔑视有限性和必然性，毁灭和破坏也将接踵而至，绝对意志试图与上帝比肩，却使自己不自觉地沦为恶魔，悲剧随之产生。伊格尔顿援引莎士比亚的诗句，对这一毁灭性的蜕变机制做了绝妙注释：“那时一切听命于强权，强权听命于意志，意志听命于欲望，而欲望这东西是一只吞噬一切的恶狼，由意志和强权双双支持，一定要到处寻觅猎物，最后吃掉自己。”[3]

歌德在戏剧中所塑造的浮士德形象正是人类勃勃欲望的隐喻。年迈的浮士德甘愿向魔鬼墨菲斯托出卖灵魂，也要实现抱负。墨菲斯托被描画为“恶的一切”，但这种恶其实也住在浮士德的内心，外在的诱惑只是其内心“恶”的外化和造物而已。墨菲斯托的出现印证的是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对有限束缚的难以忍受，引入无所不能的魔鬼，正是人试图超脱有限躯壳的乌托邦想象。

在伊格尔顿看来，人如浮士德一般存在，由于欲壑难填，始终存在所谓越界的冲动。在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身上，越界成为人性萌发的标志，蛇的蛊惑代表欲望的萌动和挣扎。正是这种越界，使其从天堂乐园跌落尘世，由半神变为彻底的人。伊格尔顿一方面肯定越界的冲动，将其看作创造力的源泉、繁荣和进步的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伊格尔顿也尖锐指出，现实世界匮乏而有限，自由意志和自利本性导致欲望的无限膨胀，而欲望肆意蔓延、不受控制，必然孕育着毁灭的反题。伊格尔顿称之为欲望的悖论，“欲望越是膨胀，就越是贬低它试图在其中寻求实现的经验主义世界……到头来，所有配得上欲望的东西就是欲望本身。”[4]261欲望摆脱了需求，成为存在的意义所在，最终堕入虚无。

这种邪恶使人受制于死亡的本能，病态依附于极度的快感。恶魔般制造痛苦的同时，也让自己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无法摆脱。不过，伊格尔顿指出，借助救赎，这种邪恶并非不能得到超越。正如浮士德，最后通过智慧战胜魔鬼，将毁灭与创造联结起来。

（二）“非存在”与平庸的邪恶

与“根本的邪恶”对应的是“平庸的邪恶”，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缘由的“恶意”，纯粹“以破坏为乐”的邪恶。[4]267《麦克白》中的女巫们逼迫主角麦克白走向毁灭之路，并非利益所驱，而是为作恶而作恶。“她们想要毁灭麦克白，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恶人，仅仅只想要捣乱而已。”[1]122-123伊格尔顿将这类施恶者称为“非存在”，他们就像“牡蛎中的沙砾”，健康肌体中的蠹虫，顶着没有灵魂的躯壳在这个世界游走，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过，正是由于缺乏存在感，他们才“从自己的毁灭中获取一种扭曲的满足”，“这些人由于再也没法堕落得更远，而从中感觉到了一种扭曲的解放”，这种变态式的自我懲戒最终难以避免地滑向虚无，“地狱是虚无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最终胜利”。[4]112

如果没有能带来丰富感觉的生命力或者缺乏刺激和震撼，施恶者就会把目光转向污秽之物，诸如吸血鬼、木乃伊、僵尸、腐烂的尸体，等等。这类题材如今充斥各类影视媒体，伊格尔顿认为，污秽之物本身并不邪恶，真正的邪恶是花哨形式所包裹的无目的、无内容和无意义。这种邪恶通过突破社会禁忌、逆社会法则的极端反常和病态展示，去追逐一种心理上的震撼和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从而暂时克服“精神麻木的单调”，“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投射”，感受到一种扭曲的超脱和解放。与此同时，“通过嘲弄与毁灭，为自己获取一个替代性的自我认同”。[1]126在伊格尔顿看来，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深度危机，它是现代文明发展到无聊、无意义的病态性症状，也是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极端表现。

伊格尔顿挖掘了这种邪恶的心理机制。他认为，施恶者旨在透过他人承受痛苦来确证自我的存在与价值。不过，制造痛苦的过程也将使其自身遭受损耗。触动这种恶性循环的最终机制是死亡驱力，它体现为一种施虐和受虐的双向进程。受虐狂竭力忍受施虐带来的损耗，因为痛苦与自身的存在绑在一起；施虐狂也不可能放弃制造痛苦，因为这是其快乐之源，那些施恶者正是“在无意义的行动中，在折磨和被折磨中，在为毁灭而毁灭中，在以疯狂的憎恶与世界以及人类的对抗中，在纯粹出于个人存在之蔑视而产生的疯狂的憎恶中，获得了无上的欢乐”[1]126。伊格尔顿斥之为一种死亡与毁灭中的“淫秽快感”。[1]109

平庸的邪恶的危险性在于，无聊的持续、极端的心理和感官的反复刺激，会让人的情感和伦理观念钝化，甚至逐渐丧失基本的感知和反应能力。一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特别是年轻案犯，会令人惊讶地表现出“对个人、他人（受害者和围观者）、社会和意义的漠不关心”，对犯罪行为和受害者的无动于衷。[2]C03伊格尔顿剖析指出，这种人“由于缺乏一种稳固的自我认同……他的存在意义只在于不断地颠覆他人”[1]128。一旦无知和麻木发展到否定一切价值和意义的程度，并从个人层面成长为一种社会性的犬儒思潮，就将演变为“大怪兽”。这时行动的意义将被剥离，“进而降低为纯粹物理动作的人类行为”，典型表现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纯粹出于物理操作的屠杀”。[1]126

二、邪恶与自由：邪恶的现代性根源

在伊格尔顿看来，邪恶的这两种面向是紧密相连的。“理性越是与其身体相脱离，身体就越是破碎成纯感官的无意义碎片。理性越是变得抽象，人类就越是无法在一个充满意义的创造性之中生活。因此人类就越是求助于无意义的感觉，以证明他们依然存在。”[1]109-111“邪恶总是在太多意义与毫无意义之间徘徊——或者说，它在同时既有意义又无意义。”[1]109就像魔鬼与天使的混合，邪恶在向无限飞升的同时，也“让世界变成了无价值的空虚”。[1]109

伊格尔顿指出，正是现代性造就了邪恶，而邪恶恰恰是让现代性成为悲剧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邪恶无声地阐释悲剧所有的内容、冲突与形式。现代性的最大特征是对自由的追逐，自由成了终极价值和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不过，放任个人自由泛滥无度，对自由不加任何德性和法律规束，将破坏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边界的自由只会让人变得贪婪、自私、无情，因而最终与邪恶、破坏和毁灭如影随形。“变得现代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中发现自己……同时又威胁毁灭我们所有、我们所有的一切。”[5]

对自由的现代性理解需从康德说起。康德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二元论的世界观，认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我属于纯粹理性的范畴，遵循“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是不自由的。而人的行为却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它由自由意志所决定，具有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亦即存在道德上的“应当”。这就是“自由的因果作用”。康德相信绝对自由是存在的，不过在实践理性中，自由只能通过道德律令这一中介来表达和确证。因而道德和自由不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只具有实践的意义。

不同于目的论和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康德的道德律令通過自由意志为自己立法，它所遵循的不再是异己的自然规律或外在的强迫，在这里，立法者和守法者合二为一。康德进而认为，自由意志所立的法则就其内涵而言也是上帝的法则，“上帝的意志”与“实践理性的客观法则”是一致的。因而自发遵守道德律令的自律主体，本身就是自由的。作为有限存在的个体，其道德建设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自发地实践“道德律令”，即自觉地遵守实践理性的客观法则。这是一个不断趋近和完善的无限过程。

通过道德律令，康德将其绝对自由安置于必然的世界里，自由和必然相形相生，不可或缺。当尼采提出“上帝已死”之后，自由开始挣脱必然的怀抱。到萨特时，自由已经完全挣脱了对必然的臣服。“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6]12萨特用冷峻的虚无将人彻底抛向自由，人也不得不独自承受由此带来的命运和负担。

萨特把存在分为两种：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是一种虚无化的意识，它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萨特认为，只有自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这种存在赋予自在的存在以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人首先是虚无地存在，然后才创造世界与价值。这样萨特就从逻辑上肯定了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其自由哲学的根基。他进一步推论，“假如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既然如此，萨特断言，“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7]自由成了人的本质特征，一切都按照自我的意志来选择、创造和规划。所以，自为的存在是一种虚无，同时也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萨特和康德都强调意志的绝对自由，但萨特显然走得更远、更极端，在其自由世界里，没有上帝，我就是绝对自由。不仅自我立法，连评判的标准也是自我确立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提供价值与命令。”[6]12因而就不存在某种既定的价值原则与行为规范。萨特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可见一斑。

萨特也力图证明人是一种社会人，是自由且能够承担责任的主体。但萨特同时把“人”的自由绝对化，不受康德那样“超越性的存在”的拘束，“由于上帝已死，所以就不存在统摄一切的所谓‘绝对精神来弥合自由与责任之间的鸿沟；由于不存在可以由普遍理性来确立法则的人性，所以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能够使人真正‘承担起责任的有效依据。”[8]既然没有任何一种道德选择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就消解了责任的意义。这就陷入一种悖论，履行责任的本意是依据责任而行动，而人的行动又依靠绝对自由，因而萨特的自由“永远无家可归”，“他将你与你实行自由的世界隔离开。”[4]227

伊格尔顿认为，正是萨特的这种自由使得“欲望成了现代性了不起的悲剧主人公，努力奋斗并且永远达不到目标，纠缠于自己不能为之事”[4]229-230。为了追逐“幸福”疯狂造物，不顾及社会和自然的承载能力。伊格尔顿赞同黑格尔的看法，“绝对的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确定性的内容，如果它有，它就会受其限制，那么这种自由就不是绝对的了。”[3]236只要行动由需要、利益和欲望驱动，就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因为它还依赖于外在的束缚，而绝对意味着“免受任何事物影响”。但一旦如此，绝对的自由就沦为虚空，成为“只是一个纯粹的形式化概念”，不再对行动发挥任何指导作用。自由最终变得自我窒息，“成了自己的囚徒”。[3]237在伊格尔顿看来，自由始终是在受制约的关系中产生的，始终与必然性相合相生、互为依赖。[9]由于绝对自由抛却内在约束，因而它将成为“毁灭的狂怒”，成为一种“不包含任何积极因素的否定、不包含任何实质性内容的否定”，最终将自己送入否定性的黑洞，堕向毁灭之途。[3]234

正是绝对自由滋生了邪恶。伊格尔顿援引黑格尔的观点指出，邪恶繁荣于那种更加自由的个体。人以追求自由为名，试图挣脱内在、外在的种种束缚，必然难以控制地走向反面，滋养和释放出邪恶。在现代社会，自由不过是被客体化的欲望而已，所以，“一切都是邪恶的，存在是邪恶，并且注定是邪恶”。[4]230可悲的是，身处其中，人对邪恶并非完全体察，因为意识形态的伪装，“让我们觉得我们和世界是搭档、是镜像”。[4]230受制于这种共谋的想象，其结果是，一方面责任难以追讨；另一方面是非混淆，邪恶盛行。

三、承继与发展：伊格尔顿邪恶论的批判资源

作为集大成者，伊格尔顿的邪恶论从康德和汉娜·阿伦特两位哲学家那里汲取了丰厚的思想营养。前者最早提出了“根本恶”这一概念，后者则进一步补充了“平庸的邪恶”，区分了邪恶的双重面向。

在康德那里，根本恶意指人采纳恶的准则的先天倾向，是“人的本性中的一种根本的、生而具有的恶”[10]32。康德认为，人具有善的禀赋，也有恶的倾向。恶的倾向分为三类：第一类源于人的本性脆弱，缺乏足够意志去践行道德法则；第二类是动机不纯，道德法则与非道德法则并行；第三类则干脆采纳恶的准则，将道德法则置于其后，称作心灵的颠倒。[10]28-29尽管根本恶“缠绕并且可谓植根于人性本身之中”，但趋善还是趋恶，关键在于意念，即如何对待道德法则。因而人“总是咎由自取的”，由于能够自由地选择遵循与否，因而自己最终必须对行为及其后果负责。与此同时，“这种恶是根本的，因为它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根据，同时它作为自然倾向也是不能借助人力铲除的”[10]37。

康德的根本恶植根于人性与意念的冲突。与这种形而上的伦理分析不同，阿伦特则聚焦大屠杀，探讨这种根本恶背后更加结构化的社会制度原因，即极权主义。20世纪50年代初，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名著中深入批判了纳粹、斯大林的极权专制所体现的反人类“大恶”。这种体制用“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改造人性，用集中营或劳改营进行集体改造或屠杀，公然把杀人和说谎变为公民应服从的法律命令。通过剥夺被屠杀者的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根本恶最终“使人之为人变得多余”，从根本上摧毁了康德所珍视的自由意志。

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一书中，阿伦特又进一步挖掘了大屠杀产生的大众社会机制。简言之，不只是恶魔，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旁观者”和盲从者同样难逃干系。这类人虽不凶残也无任何作恶动机，但却在极权体制下逃避自己的道德责任和道德判断，心安理得地陷入专制之恶。[11]在这里，阿伦特回到康德提出的人具有道德选择能力的判断。由于被动地盲从而非积极地自我判断和选择，这些人沦为“无思想”的机器，自甘与恶同流合污，从而推波助澜，将其发展为一种集体的大屠杀。在阿伦特看来，“恶与思想不能相互兼容……思想碰到恶，便无所进展，因为恶中空无一物，带来的是思想的挫折感。这就是恶的平庸性。”[12]167正是这种“无思想”的普通人，推动着极權机制的正常运转，成为极权的共谋和帮凶，促成“大恶”的生成和维持，造成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塌，因而“平庸的邪恶”是比“根本的邪恶”更可怕、更加弥散性的邪恶。

很显然，伊格尔顿承继了康德和阿伦特的思想。不过，和康德对超越时空的人性的形而上探讨不同，伊格尔顿更关注现代文明体系下恶的生成。康德将恶归结为人的先天倾向，伊格尔顿则将个体恶视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反应。与阿伦特相比，阿伦特探讨的是极权体制下两种恶的生产机制，而伊格尔顿则回归康德，将其扩展到日常生活特别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恶的泛滥；阿伦特最终将邪恶归结为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而伊格尔顿则更深层次地将邪恶与绝对自由相联结，从而挖掘出邪恶的现代性根源。正是现代性对自由的放任，滋养了极端与平庸之邪恶。因而邪恶内生于现代性，是现代性必然的副产品。这在伊格尔顿看来就是一种悲剧，“假如悲剧源于环境中固有的矛盾……那么现代性恰恰在这种经典意义上具有悲剧性。”[4]255

现代意味着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但又可能孕育着悲剧和毁灭。现代性“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的人类需求以及随时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的超强自信”[13]109。对这一双重特性的关注是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马克思和涂尔干都将现代看作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他们同时相信，现代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马克斯·韦伯则较为悲观，他把现代世界看作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任何物质的进步，都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14]6-9

而经历了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种族屠杀的残酷历史的现当代思想家，对现代性的阴暗有更深刻的体觉。与阿伦特的看法相近，齐格蒙特·鲍曼同样不同意将大屠杀解释为某些异端或大恶魔引发的偶尔脱离正常社会轨道的非理性外溢，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一场浩劫。不过，鲍曼将这种因果机制归结为现代文明自身难以回避的矛盾。正是现代社会所依赖和不断完善的官僚制度导致大屠杀成为可能。官僚制的理性原则催生了追求整齐清洁的社会园艺工程，科层制的非人化和例行程序则从信仰上摧毁了现代人的道德关怀，导致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15]

伊格尔顿承继了批判现代性的研究进路。与鲍曼一样，两人都将邪恶视为现代性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邪恶内在于现代性。不过，鲍曼探讨的是官僚制度的邪恶生成机制，伊格尔顿关注的则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因果机制。毫无疑问，伊格尔顿的邪恶论博采了众家之长，不过，他对邪恶双重面向的深入剖析及邪恶现代性根源的挖掘不失独到和深刻之处，这也是伊格尔顿获得学术关注的重要原因。

四、邪恶的超越与消弭

伊格尔顿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他在对邪恶的双重面向和根源作了全面的剖析之后，也试图为人类所面对的这一现代性危机寻找出口和超脱的方案。其路径就是所谓重新向善，康德称之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学者林雅华在中文版序言中作了非常好的总结，他说伊格尔顿“其实是要重新提倡人的主体性，人的道德自觉，以消解后现代本质主义的匮乏。” [4]15原因就在于，“人是具体的历史、物质的存在，同时又是拥有道德自觉主体性的存在；人外在地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内在地具有道德实践能力。” [4]15也只有重建道德主体，唤醒道德意识，关注道德实践，才能从内在对冲绝对自由所带来的无价值的空虚和“存在感的匮乏”，从而消解邪恶的可能生成及其蔓延。

伊格尔顿同时认为，“邪恶颠倒的镜像是创造”[4]271。当邪恶的身体在痛苦地挣扎的时候，却在施虐的过程中，发现了创造的快乐、征服的崇高和精神的伟大。邪恶由此在弗洛伊德的美学意义上得到升华和转化。因而，不应妄图将邪恶彻底铲除，也不能随意将某种不可解释的神秘、否定性的争论以及难以解决的困境贴上邪恶的标签，因为这“意味着将其放逐到了人类的理性、人性之外，从而就放弃了我们应当承担的道德判断和理性分析，这在根本上是一种理性懒惰主义的行为”[4]17。比如将恐怖主义视为“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理性行动的没有思想的野兽”[1]211，只会制造更多的裂痕和罪恶。因此，承认而不消极回避邪恶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应对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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