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小峰

(1．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长江大学 法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一、生活在个人主义时代

现代性的突飞猛进让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物质财富的爆破式发展，更使得我们不得不从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告别那一片田园诗歌式的温情回忆。在“抽离”个体所行走的道路尽头，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直也存在“再入嵌”的难题，甚至转而陷入“流动的现代性”和“不确定的自由”。英国学者保罗·霍普的作品《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正是对当前个体化时代的人们如何重建社会共同体生活的一次西方学术回应。该书主旨在于阐述西方社会的共同体以及社会生活的状况，它致力于探究在这个日益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怎样才能维护与繁荣地方共同体及其共同生活。显然，我们可以将之作为观察中国社会语境的一个“他者”，即作为参照的研究视域。

该书取名为“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是为了强调社会共同体建设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保罗·霍普眼中的“个人主义”更多地倾向于是指“独立和自主的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或行为的释义”。〔1〕该书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一个个人主义时代”中，它着眼于考察后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主要包括后福特主义和后工业主义、反传统性和全球化对后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当今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深深地根植于全球化、后福特主义和反传统性的进程之中，并已形成了我们的后现代社会时代;这些进程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焦虑与不确定性，并进一步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人们更为专注于个人的狭小天地，削弱了大众的共同体生活”。〔2〕保罗·霍普指出，在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条件下，人们行为的旧有合作伙伴关系和工作场所的集体性结构受到了削弱，这种状况导致了人们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增加。反传统性使人们拥有更多的追求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自主性，砸碎了过去强加给人们的桎梏，也使人们更加地以自我为中心，更为明显地追逐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行为方式更少地顾忌到普遍的伦理文化和道德规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全球化则可能迫使他们在未来需要更加自强自立与具有协作意识，但人们不得不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进程所催生的各种风险，如全球生态环境风险、经济安全等。

保罗·霍普发现，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正在侵蚀着诸如福利保障、家庭生活、教堂、工会等旧有的传统社会支持网络，而这些曾经为人们在悠远的时间段里带来了意义感、认同感和安全感，这直接催发两种互相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因为人们需要适应新的生存条件，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朝着更为个人主义化的或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向嬗变。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的个人主义化行为方式已经销蚀了地方共同体、社会资本和民众的参与性。随着后现代社会进程的继续推进，人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知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当人们注意到原来自己的福祉更多地依赖个人努力或个体关系网络时，他们也就越来越对现代福利国家缺乏认同感，淡漠集体组织的力量。另外，当前消费社会的兴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社会的崛起、居民休闲方式的变迁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后果等综合因素的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对共同体生活的强力干预。

保罗·霍普论述共同体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寻找采取何种途径维护与重建这种共同体。他认为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是人类生活中所必需和重要的组成内容，尤其是地方和邻里共同体应受到高度关注，“它可以是一个村庄，也可以是乡镇或城市的某一个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居住的社区。事实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地方或邻里共同体的构成，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这里没有普适的定义”。〔3〕从广义上来看，后现代性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其代价往往是民众共同体行为的丧失，地方共同体生活的日趋衰落。鉴于此，该书的第二部分“共同体之重建”将讨论如何应对这种两难窘境。

保罗·霍普旗帜鲜明地呼吁，公共精神建设应该作为重建地方共同体和重聚社会资本的必需应对策略。公共精神，“是一种对待他人的基本观点或态度，这里的‘他人’，不仅是指家人或朋友，而且还指邻居、同事，乃至陌生人;表现为不计个人得失，为了他人的利益能够随时准备参与更多的地方共同体活动;既包括思想，也包括行为”。〔4〕公共精神强调人们参与共同体行动的意愿，以更多地融入共同体和社会。公共精神文化建设，可以为构建富有生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地方共同体带来愿景。因此，政府应当予以重视并积极投入资源来推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但是，激励人们参与共同体和邻里活动的努力不能流于形式，也不可侵蚀我们个人的自主性，人们应该保留拒斥或主动参与公共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发展各种志愿者组织和活动就是其中较好的行动策略之一。

公共精神可以通过参与地方共同体社团活动以及参加邻里之间的相互照料、交通支持和防范犯罪等行动体现出来。彰显公共精神的行为不一定是通过正规渠道，它更多的应该表现在邻里之间的日常关怀等细微行为上，如帮助邻里购物、修整花园、处理一般家庭杂事或社区友好社交访问等，也不应该仅仅是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需要这样的支持。而且，如果当整个社会环境公共精神文化蔚然成风，我们将会发现身处其境的人们都会从中受到潜在的帮助。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地方共同体的社会环境，还会提升它们内部人们的生活质量。弘扬公共精神的行动，也可以为民众抵御那些伴随着后现代性而来的不安全感和个人主义的冲击。因为邻里之间和地方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行动，有助于发挥或更有可能产生应对这些冲击的集体性力量。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既有助于地方共同体的建设，更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发掘。对于政府来说也会有诸多益处，尤其是可以有效弥补或补充民众对于社会福利服务方面需求的不足，以及激发相互合作和地方自救的方式来完善社会保障留下的缺憾。

在该书重建共同体的讨论框架中，保罗·霍普还把后现代社会进程中的“宗族主义”、教育体系以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想范式相结合，探讨他们在促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相应位置。保罗·霍普指出，在应对后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中，一些人为了不至于单纯依靠个人主义的策略，正在逐步退缩到宗族主义的庇护所中去。近来，宗族、种族和民族认同现象的复苏，排斥与歧视少数民族和移民群体的行为方式，分离主义或独立运动的活跃以及原教旨主义宗教的兴起，足以证明这一点。而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建设可以用来预防任何群体被边缘化以及促进人际之间、阶层之间的包容性和互助性，从而有助于恢复或提升公民身份的普遍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宗族主义行为赖以形成的条件。当然，在实施与协调这类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计划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一种核心作用。作者引述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言道，“社会秩序的重建，不能只依赖于个人与共同体的互动作用，它还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5〕但是，“这并不等于政府或国家可以大规模地干预社会生活;否则，它将侵害到民众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则是公共精神的重要内核之一”。〔6〕在联系两种主义的相关理论中，保罗·霍普声明，“我们完全可以保留这两种理论传统的核心概念——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体——使这种计划朝着更有利于人类幸福的方向进行。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7〕保罗·霍普似乎还未尽意，在书中结尾一章他提出了一个重建公民身份的中肯建议，那就是重视教育体系在促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显然，如果一个儿童在学校期间有过参与共同体建设或志愿者服务的亲身经历，那么将来，他就会更为容易地接受与采取赋予公共精神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尽管保罗·霍普为生活在“个人主义时代”的西方读者富有远见地指出了维护与繁荣地方共同体及其共同体生活的建设性方案。然而，其重建公共精神的方案显然还面临诸多现实难题。例如，公民参与公共精神文化建设的机制、管理问题，政府在其中的应为及不能为，西方党派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全球化对民族福利国家的冲击等。对于这些关键问题，该书给予当代人更多的只是一些建设性的启发，或一种对现代性的反省，而这本身即是一种理论探索和学术进步的努力。〔8〕

二、个体化的中国故事

诚然，注意到现代社会个体的重要性的上升并非新鲜观点，作为自主的权利承载者，个体的解放被看作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部分。无论是德国的乌尔里希·贝克、诺贝特·艾里亚斯，还是英国的齐格蒙特·鲍曼，法国的路易·迪蒙，《个体化》《个体的社会》《个体化社会》及《论个体主义》都和本书一道殊途同归，共同昭示着个体化论题伴随着后现代进程一直在激发当代思想家的理论思考。个体化思想作为观察后现代社会进程的一个侧面，在众多西方学者的视野中一般都包含三个维度。一是解放的维度即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的“去传统化”，保罗·霍普表述为“非传统性”;二是“脱嵌”的维度也即“祛魅”，发展一种自反性的自我，鲍曼语义中为“强迫和义务的自主”;三是重新植入即“再嵌入”，在新的制度环境中重新建构自我，贝克称其为“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9〕概言之，西方社会的个体化，个人自由或个体化扩张与共同体重建之间的张力始终伴随着后现代性发展的进程。它一方面表现在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的日趋弱化，“个体化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后果。在文化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集体良知或社会参照单位作为补偿。对于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来说，个体自身成为再生产单位”。另一方面，有些矛盾的是，个体化意味着现代社会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被强加给个体，“在个体被抬高到世界塑造者的地位的同时，他们却又落入无意义的泥潭”。〔10〕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西方舶来品个体化命题抓住了西方社会中具有本质性的社会关系变迁模式，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理论普适性，可以作为一个极有价值的观察视角和强大的分析工具。但在许多方面它毕竟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表现不同。中国社会的当下语境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的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多元交织，传统性、早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多时空混合夹杂，这必然决定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的特殊性及其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差异，包括类型、进路和发展程度等。如保罗·霍普所言，该书的许多参考资料和事例都来自于英国和美国，是一种西方典型。这有三个缘由，一是作者的生活背景与人生经历是英国公民，二是近年来关于共同体和社会资源方面的著述都是以美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三是该书所谓的个人主义基本是以英国—美国现象为典型。〔11〕

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案例相比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显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深刻的个体化转型，“反传统化”“脱嵌”“再入嵌”，所有这些西方个体化特征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本土语境，全球化对个体化的影响，尽管中西社会有所不同，但同样都重要。当然，两者间的差别也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华裔社会人类学家阎云翔认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一个发展中的过程，其背景特点包括“国家的管理、民主文化和福利体制欠发达，以及古典个人主义的发育不充分”。〔12〕在西欧社会，个体化进程依赖一种“文化民主化”，民主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准则而得到长期的实践，以至于它已经成为西欧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政治体制。同时，个体化也离不开保罗·霍普所强调的教育系统、社会安全、医疗保障、就业和失业保险等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福利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这些社会条件在中国并不如西欧社会那样的充分存在。换言之，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体化之路。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单位制的弱化以及“去集体化”生活削弱了旧有的总体性社会机械控制方式，确实给个体公民带来了更多的流动、选择、自由和价值多元化以及创造个人生活的热情，但国家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支持。另一方面，国家还从以前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中抽身而出，用许多方式摆脱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以达到减轻财政负担的目的，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推行的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因此，日益崛起的中国个体为了在陌生人世界中重新寻找安全感，或者为了再嵌入，被迫退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支持，这些他们曾经“脱嵌”开始的地方。而且，在没有充分福利国家保障的情况下，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局势，而不仅仅是在身份建构和生活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多元化。再者，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西方古典个体主义的发育不良，〔13〕也意味着个体必须在身份建构和心理发展层面面对独立的自我与传统的集体约束之间的张力。例如，虽然个体已经获得了离开家庭的流动机会，但同时，家庭仍然是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和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这个角度上，阎云翔认为中国的个体化似乎不太可能导致个体的孤独。〔14〕

其次，在重建公共精神文化议题中，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和公民道德行为规范准则的剧烈变迁受到了中国市场体制改革的极大推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个体化之路是与近些年来(通常可以追溯到1980年左右)中国的“社会市场”〔15〕体制转型相伴随的。而在保罗·霍普的欧美语境中，古典个人主义的成长与完善的自律性市场机制却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可以溯源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况且，中国的公共精神和社会转型还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发展面貌。譬如，从中央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政治制度上的集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到民主社会的过渡，以及从道德规范上的禁欲主义、集体主义向消费社会、个人主义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伴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传统失落带来的享乐主义盛行。“中国是一个缺乏抽象信仰的国家，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快速失落，‘无公德个人’自然就生长起来，严重后果之一便是乡村治理的基础丧失”。〔16〕“无公德个人”是阎云翔东北下岬村民族志调查的学术概念发现，他认为，日渐崛起的中国个体已显示出过于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和他人个体权利的趋势，自我主义盛行于“无公德的个人”之间的交往之中。在农村社会，市场化浪潮摧毁了农民过去大体和谐的村落共同体，包括生产经济、基层政治、日常生活交往和民俗信仰、人生意义等各个面向。地方共同体或邻里组织的公共精神也越来越缺乏捍卫者，村庄的公共舆论系统就逐渐失效，其村庄社会关联也日益降低;而且，人们对地方共同体和公共精神越来越缺乏认同感，家庭关系日趋原子化、功利化，导致传统的伦理孝道衰落，乡村灰恶势力兴起。〔17〕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传统“差序格局”日渐对个人利益呈放大效应，“以自我为中心”的市场则不断腐蚀传统的伦理道德边界。一旦离开了具有传统伦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地方共同体生态，无疑将加大现代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成本。因此，在这个维度上，重新塑造中国地方共同体的个体性绝不意味着容忍极端个人主义或无公德的利己主义，而是建构具有自主性思想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的个体，其形成有赖于保罗·霍普所言的公共精神文化的培育，它不能任由边界模糊的关系圈或差序格局无穷尽地侵蚀公共领域和组织生活。在此意义上，个体性也即公共性。

最后，个体化的中国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管理下展开的，这与西欧社会形成鲜明差异。〔18〕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故事的一大转折点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形象地说，是通过体制改革给个体从集体和计划体制的束缚中“松松绑”，“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种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之路，它优先于西方健全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政治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在中国，现代国家不仅运用行政干预的刚性控制，还灵活使用柔性治理的方式处理个体、市场、社会群体和全球资本主义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导个体化走向。中国政府，和其他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一样，一直在积极地促进将更多责任转移到个体身上的体制改革，倡导有利于个体选择和创造性但不会挑战国家垄断权力的社会变化，“国家(指中国)不仅在个体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通过划定界限和规范来管理个体化进程”。〔19〕这也是保罗·霍普在该书所忽视的，社会主义体制(特别是政府)比之于资本主义体制在培育个体主义、塑造民众公共精神、再造社会共同体以及重建社会团结方面的可能优势和特殊之处。

三、结 语

总之，个体化的中国生活体验或可能是:崛起的中国个体在双重意义上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即个体私人生活的蓬勃发展以及私人化家庭或称核心家庭的兴起，核心家庭与私人关系网络而非西方政治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搭建了个人的本体性安全。无论如何，对于当代中国青年而言，个体幸福和个体的自我实现价值无疑在个体化进程中受到了极大的突显，这说明社会正在经历从集体导向价值观转向个体导向的价值观，个体日常生活秩序的去集体化。其表现在诸多领域，如公共权力对家庭影响力削弱，旧有单位制管制的弱化，个人对其生活具有更大自主性，以及伴侣式的婚姻和夫妻关系居于核心地位，对个人幸福和情感关系的强调等。但是，由于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个体家庭与私人关系网络的支持而不是国家制度上的保障，在市场化条件下，差序格局甚至由传统的共同体关系蜕变成利己主义的工具或公私结盟的途径。如此一来，在既没有强力传统权威支撑，又缺少有效的制度化群己权界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崛起的“个体”将比之于西方社会可能处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之中。〔20〕然而，当前重新回归核心家庭，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以及城市社区建设活动和公共精神文化建设也让我们看到了重建社会团结的希望。这其中，个体性塑造和公共性的重新培育都应成为当下重建社会团结的题中之义。

注释:

〔1〕〔3〕〔4〕〔11〕〔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前言第3-4、4、7、8 页。

〔2〕〔5〕〔6〕〔7〕〔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第4、168、146、146 页。

〔8〕方劲:《以公共精神重建“地方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6日。

〔9〕参阅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年;杜蒙:《论个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谷方译，2003年。

〔1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29、136页。

〔12〕〔19〕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45、15页。

〔13〕阎云翔认为，个体主义在中西社会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的个体主义是一种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具有民主政治和文化制度的血统;而中国式个体化主要是关系个体主义，“自我”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类似于费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模式，能推能缩;因此，他形象地称谓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参阅《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第21-24页。

〔14〕阎云翔:《自相矛盾的个体形象、纷争不已的个体化进程》，载〔挪威〕贺美德、鲁纳编著:《自我中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1-22页。

〔15〕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6〕贺雪峰:《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读书》2006年第11期。

〔17〕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60-261页。

〔18〕当然这并非说西方社会中国家力量就没有作用于个体化进程，而只是一个比较研究上的偏重。阎云翔甚至认为本土语境中国家的角色是决定性的，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中，“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参见《私人生活的变革》，第261页。

〔20〕王建民:《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