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畅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西方传统社会学向来瞧不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用道德情感和黑格尔形而上学取代科学理性，对待证据不够严谨，没有采用“现代科学方法”。〔1〕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斗争，但主要是在“实证科学”意义上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2〕这种情况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庸俗化的重要原因。受此影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特性，主张在批判哲学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然科学化和实证化。美国学者古尔德纳将这种情况概括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Scientific Marxists)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Critical Marxists)两大流派的对立。〔3〕

古尔德纳的分类有其局限性，但反映的问题无疑是严重的。最紧要的是，如何理解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为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显然是不行的;但仅仅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危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哈贝马斯和阿尔都塞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哈氏的做法是调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是纯粹的科学，也不是纯粹的批判哲学，而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一种理论形式。〔4〕阿尔都塞的做法是区分，即马克思在创立一门新科学的同时也创立了一门新哲学，〔5〕因此阿尔都塞的着力点在于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哪些是“科学”，哪些是“哲学”。哈贝马斯和阿尔都塞的观点既遭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也不为西方社会学界所认可，哈氏后来放弃了上述立场，〔6〕阿尔都塞则在学理上走进了死胡同。〔7〕近年我国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质的争论是这一问题的再现。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合理解决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的科学与批判二分法。具体说:一是没有在从康德到马克思的科学概念形成史视野中理解科学与批判的关系，科学的批判图式严重缺失;二是没有在近代科学观念演变大背景中把握马克思科学观变革实质，导致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科学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盘根错节，极大地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难度。

本文将集中处理三个问题:科学的批判图式在康德体系中如何形成的?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科学概念进行了哪些改造和拓展?马克思又是怎样超越黑格尔，实现科学观伟大变革的?

一、“批判科学”在康德体系中的形成

人们往往把康德的思想体系称为批判哲学，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批判科学，康德不仅没有严格区分批判与科学，实际上是把批判当作科学来看待的。对这一点的忽略，加剧了康德以后科学与哲学的分离过程，也是产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学术根源。

事实上，早在1770年，康德就在《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中，明确地把批判规定为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论。康德写道:

“关于方法、尤其是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而言，一旦经过审慎的研究被精确化，它就会成为一门预备的科学，对于所有想深入研究形而上学自身奥秘的人都将功德无量。”〔8〕

对感性和理性进行严格区分的方法，就是批判。此时康德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批判的方法对于科学的重要性。此后，康德多次谈到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核心问题上取得突破，关键在于“批判”。“批判”已成为康德科学概念的重要标尺。

按照康德的分析，批判至少在五个方面与科学是一致的:

第一，体系化。康德认为，构成体系，才叫科学:“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它是一个体系，亦即一个按照原则来整理的知识整体的话，那就叫做科学。”〔9〕康德对沃尔夫有诸多批评，但高度赞扬了沃尔夫的缜密精神，认为沃尔夫在科学的体系化方面作出了榜样。康德也是这样理解批判的:“我……怀着感激的愉悦发现，缜密精神在德国并没有死灭，而只是一时被思维中的一种符合天才的自由的流行口吻盖过了，而批判的那条通向一门符合学院规范的、但惟有这样才持久的、并且因此才极具必然性的纯粹理性科学的荆棘小路也并没有阻碍勇敢的人们去掌握批判。”〔10〕

第二，区分、辨别和澄清。科学的第一步是辨别、审视和怀疑，而不是盲目信从与肯定。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与科学并无二致。一般说来，人们总喜欢不断增长知识，而不喜欢对知识的否定性审查，甚至把否定性审查看作知识增长的敌人。但在康德看来，对知识的否定性审查比增长知识更重要，是科学不可缺失的重要方面。批判的科学功能正在于此。

第三，确定性。人们在理解康德的批判概念时，往往较多关注它的否定性或消极性方面，其实在康德这里，批判不仅使理性受到怀疑，而且还使它得到原则上的证明。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康德把理性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独断论阶段、怀疑论阶段和理性批判阶段。在第一阶段，理性处在“童稚”时代;在第二阶段，经验学会了谨慎地判断;第三阶段，即批判阶段，才是成熟了的、成年的理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理性不仅仅受到怀疑、限定、审查，更重要的是得到“一种完全的确定性”，从而能够指明未来发展的道路。〔11〕可见，批判虽是消极的、否定的，但这种消极、否定是建设性的，具有确定性和实证性(positiveness)。而确定性和实证性正是近代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第四，自由。批判不受任何利益约束，完全自由。一方面，任何理性都要受到批判，没有什么东西神圣且重要到可以不受批判的地步。批判的自由保证了公民展示自己的思想以供批判的自由。批判和被批判都是人类理性“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12〕另一方面，理性又不怕批判，接受自由的审查也是理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自由的批判中，理性才能成为科学，不经受自由批判的理性对理性自身是有害的。

第五，具有启蒙功能。根据康德的理解，批判是一种体系化、学院化而非大众化的活动，不熟悉批判活动的普通民众没有必要参与其中，只需在观众席上平心静气地观看这场争斗就行了。对置身于批判的斗士来说，批判是艰辛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是轻松愉快的。批判的结局兵不血刃，旁观的民众却得以启蒙。〔13〕事实上，这正是西方近代以来对科学的通常理解——科学是民众启蒙的重要工具。

通过“批判”概念的科学界定，康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近代经验科学在发展中的教条化倾向，恢复了西方科学概念的完整性。完全可以说，在康德这里，批判即科学。遗憾的是，康德以后，哲学与科学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宁愿把批判视为哲学专用语，而忽略了它的科学性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康德的批判科学概念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

二、黑格尔对康德“批判科学”概念的改造与拓展

黑格尔深受康德影响，早年曾一度到了用康德术语重新描述一切的程度。〔14〕但黑格尔很快发现了康德科学观的问题所在。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真理就是思维与对象一致”的命题，在他看来，批判哲学(科学)的这种二元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黑格尔的看法是:科学决不是单纯的主观认识或客观反映，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关系不应在“一致”或“相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该认识到，二者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是“同一”的。理解这一点，必须弄清黑格尔辩证法。

全面讨论黑格尔同一性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需指出一点:黑格尔的“同一”不同于康德的“同一”。在康德体系中，同一就是A=A，一个事物与它本身相等同。对于黑格尔来说，这样的同一是同语重复，没有什么意义。关键要达到如下命题:A=非A，即一个事物与它的对立面相同一。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起来也简单，黑格尔的“同一”只不过比康德的“同一”增加了一个内在的辩证运动过程罢了。以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关系为例，在康德认识论中，只要完成了对对象的认识，得到一个与对象一致或相符的认识、知识或原理，科学就算完成了。黑格尔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思维还是思维，对象还是对象，二者之间没有过渡与转化，因而也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同一”，科学还不是真正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往前再跨一步，达到如下理解:一旦得到某种认识、知识或原理(即客体的主体化)，认识、知识或原理还必须再次向对象回归，在对象中确认自身(即主体的客体化)。这一不断异化和回复自身的过程是没有止境的。

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科学不是对事物的解剖学式描述，哪怕与事实相符的知识，只要它还仅仅处在知识层面上，就还称不上真正的科学。黑格尔说得很明白:“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是假的了。”〔15〕必须在“运动”中、在变化中、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过渡与转换中才能构成“体系”，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

如果说在康德那里，科学的起点是二元划分，最终也没有走出二元论阴影，黑格尔则通过“内在关系辩证法”〔16〕使这一缺陷得以弥补。如果说康德的批判科学指的只是一种外在的、静态的、解剖学式的认识论分析，从根本上说，沿袭的仍是近代经验科学的认知模式，黑格尔则把批判科学改造成了内含辩证过程的生成论模式，这是自培根以来西方科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科学观革命。

第一，黑格尔彰显了科学的历史性和生成性。对黑格尔来说，历史不是僵死的过去，也不是史料的堆积，历史意味着发展变化的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处说:“历史，是认识着的、自身中介着的变化过程。”〔17〕可西方长期存在的关于自然的本体论观念防碍了对历史的这种理解。本体论认为世界存在着一种“基质”或本源，科学的根本任务是发现这些不生不灭、被排除在时间之外的“本体”——世界本源或永恒规律，运用的方法是观察与实验。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思维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之间铺设了一道过渡与转换的桥梁。这道桥梁告诉人们，没有永远的客体，也没有永远的主体，一切都在生成与发展中。可以说，只有在黑格尔这里，关于科学的历史观念才真正形成。

诚然，没有人否认黑格尔思想的历史感，但至少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英美学者，通常把黑格尔科学观局限于封闭的“绝对知识”，在他们看来，黑格尔著作中作为科学完成形式的“绝对知识”是一种封闭的本体论体系，是最终状态，缺乏历史内容。〔18〕这种情况误导了人们对黑格尔科学概念的理解。其实，黑格尔不仅在历史与变化中看待“绝对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各环节，也这样看待“完成”了的科学——“绝对知识”本身。用黑格尔的话说，“绝对精神”也存在一个外化问题，这个“外化”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the emptying of itself by itself)。也就是说，“绝对知识”并不是最终状态，不是辩证运动的终结。相反，“绝对知识”必然再次表现为“绝对知识的否定”。否定的否定没有尽头。

第二，黑格尔强调了科学的主体性和人文性。一点也不奇怪，直至今天，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理解科学时，仅仅把自然科学或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科学称为科学，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人的主观意识即主体性排除在外，科学才能成为具有确定性和客观性的东西。这一倾向在黑格尔时代已经十分明显，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终于铸就了“科学与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科学思潮。客观主义科学观的最大问题是过分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忽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科学时代人文精神缺失，为宗教唯心主义留下了半壁江山。马克思在《关于费尔马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对此进行了明确批判。

无论对于黑格尔时代还是现时代来说，黑格尔的另一伟大之处在于，借助辩证法，黑格尔意识到科学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客观的东西，在他看来，客体具有主体性，主体也具有客体性，科学活动的目标主要不是发现客观性——自在的东西，而是实现自在的东西向自为的东西的过渡与转化。这番意思用黑格尔的原话说就是:“没有什么被认识了的东西不是作为被感觉到的真理、作为在内心中被启示的永恒的东西、作为被信仰的神圣的东西或作为任何可以说出来的东西而出现的。”〔19〕黑格尔试图表明，只有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在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相互过渡与转换中，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实现人类精神的自由与提升。正是通过这样的洞察，一种不仅强调确定性、客观性、实证性，而且重视主体性、文化性、历史性、生成性的科学观念诞生在黑格尔体系中。

三、马克思:“批判科学”走出阿门塞斯冥国

借助黑格尔，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传统经验科学的缺陷。早在1844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初，马克思就指出:“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昔尼克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20〕又说:“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21〕对经验主义科学观的这一批判立场，马克思终生未变，越到后期越明显。可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在于批判传统政治经济学从孤立的事实出发，以发现永恒规律为要务，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丰富性，忽略了特定历史条件。

与此相反，马克思提出了“历史科学”概念: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22〕

一方面，“历史科学”就是讲发展变化的科学，就是在过程中理解一切的科学。借助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认识到，科学的目标不是发现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世界的本源或永恒规律，而是在变化中、在历史中看待一切——不仅这样看待人类社会，也这样看待自然世界。于是，“生成论取代了存在论。”〔23〕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把马克思视为本体论哲学家的学者都犯了理解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历史科学”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即使自然科学也离不开人的主体意识，离不开社会实践。马克思眼中的科学，主体性和人文性色彩非常明显。

不过，上述思想早已蕴含在黑格尔体系中了。能不能说马克思的贡献只是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外壳，吸取其“合理内核”呢?不能。

唯物唯心的问题，实质上是认识论问题。恩格斯曾正确地将之概括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4〕如果你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反之，你就进入了唯心主义阵营。从根本上说，无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持什么样的哲学立场，都是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应，都没有走出传统认识论的圈子。马克思当然也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也当然选择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当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历程后，马克思的贡献决不是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兜圈子。

马克思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哪里，取决于马克思如何批判费尔巴哈(关于这一点，恩格斯直到晚年才意识到，当他整理马克思遗稿并发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对这份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文件惊叹不已)。马克思不仅了解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不足，深知思辨唯心主义的缺陷，也对费尔巴哈的“半截子腿”唯物主义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仅仅在认识论领域批判费尔巴哈，极有可能再次回到黑格尔的老路上去，仍然摆脱不了主客关系陷阱，在科学上难有根本性突破。幸运的是，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找到了“能动的社会实践”这一批判科学的重要维度。

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意识了到实践的重要性:

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25〕

这段话有明显的黑格尔痕迹。根据黑格尔辩证法，理论与实践构成反思关系，理论一旦形成，必然不满足于理论自身，必然通过“非我”确认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是说，理论必然走出自身，面向现实世界。因此，理论的问题不能在理论自身范围内得以解决，必须通过实践，在实践中来解决。这一思想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展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6〕

这段话听起来很像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口吻，而事实上，经验主义者也很愿意把马克思这句话理解为自己的立场，于是“真理就是思维与对象一致”的康德命题重新出现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结果，原本反对经验主义的命题反倒成了经验主义的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长期把马克思的这句话误读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对不对，要在实践中检验嘛。但是，这样理解，根本没有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费尔巴哈也重视实践，但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一种低俗的客观存在，人的思维不过是客观存在的机械“反映”，理论与实践仍是两张皮，所以才需要用实践“检验”理论的客观真理性。马克思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理论一定要实现自身的外化——走向实践，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确认自己。这样，理论不再是纯粹的意识之物，理论同样具有确定性、客观性，实践也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实践同样具有主体性、能动性、革命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消失在了内在关系辩证法中。通过内在关系辩证法，马克思使实践脱离了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种“卑污”的形式，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倾向也得以克服，彻底消除了唯物与唯心、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等的机械对立，摆脱了康德以来的二元认识论困局。

如果把理论与实践理解为辩证的同一体，那么科学与人类解放活动必然也是这样的同一体。马克思由此发现，哲学家们只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就是说，人们一直热衷于“是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追问“为什么”。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终于实现了他伟大的科学观革命。马克思写道: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27〕这就把科学的解放功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马克思曾经主张“消灭”哲学而代之以科学的话，这个科学必然不再是以往的“纯科学”“纯理论”“纯思想”，而是与实践活动相同一、以改变世界为指向的新科学——批判的科学。

因此，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当然也是科学观变革的关键，决不在于回答思维与存在谁第一性、谁第二性的问题，而在于通过理论与实践辩证法，突破传统认识论困局，第一次把科学理解为有关人类解放的革命的实践活动。无论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家、空想社会主义家们，都没有理解科学的这种隐蔽而复杂的形式。“批判科学”终于走出阿门塞斯冥国的阴影，实现了质的飞跃。

四、问题的解决及其意义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上。究其原因，一方面《资本论》以大量事实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客观性、实证性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资本论》又是一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无情批判的著作，价值倾向性和道德判断似乎也无法否认。这就产生了能不能把《资本论》看作一部纯粹科学著作的难题。

本文研究表明，难题是传统科学观造成的。传统科学观强调思维与对象的一致性，客观主义、实证主义、机械唯物论色彩明显，实际上这种科学观不仅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马哈的水平。依据科学的批判图式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这一难题可迎刃而解。科学当然具有经验性、实证性、客观性、确定性，但不再是对无情世界的静态剖析;科学当然具有主体性、能动性、人文性、价值性，但不再是纯粹的意识之物，而是以内在关系辩证法为桥梁、促进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实践活动。如此，科学与价值统一，与批判同义，与哲学同质。由此来看《资本论》，《资本论》当然是科学。只不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理论与实践辩证同一的科学，是“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危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来不是、也不应该被理解为纯粹的理论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实践批判。至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证科学还是批判哲学、是客观规律还是价值判断的纷争可以结束了。

进一步说，如何理解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关系的重大问题。站在传统经验科学的立场上，势必像理解自然科学那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使原本把社会实践从一切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看作自身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成为新的观念束缚。如果改弦易辙，从西方批判理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定性和科学性就不能得到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也会陷入没有根基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依据马克思的“批判科学”概念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不被仅仅理解为一种理论——哪怕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也不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才能被不断激发出来，才能发展出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注释:

〔1〕Burawoy，Michael.“Marxism as Science:Historical Challenges and Theoretical Growt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5，No.6(Dec.，1990)，p.775.

〔2〕黄枬森:《哲学的科学之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Gouldner，Alvin.The Two Marxisms.New York:Seabury Press.1980.

〔4〕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59页。

〔5〕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3.

〔6〕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彻底超越传统经验科学观的问题，从而否认了其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理论形式的判断。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7〕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阿尔都塞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区分开来的路子。我们只能这样来评价阿尔都塞的这一探索:它没有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逻辑进行，而是“一个共产主义哲学家”“介入到了特定的形势之中”(阿尔都塞语)的结果，阿尔都塞既没有说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也没有说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什么样的哲学，更无法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哪些是科学，哪些是哲学的问题。参见范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问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0-431页。

〔9〕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6页。

〔10〕〔11〕〔12〕〔1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487-488、482、479页。

〔14〕Pinkard，Terry.2000.Hegel:A Biogra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60.

〔1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页。

〔16〕“内在关系辩证法”是田世锭教授依据美国学者奥尔曼、塞耶斯、哈维等人近年的相关论述首先提出的。该术语强调了把“内在关系”视为辩证法核心的思路。不过，西方学界一般不将“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与“辩证法”(dialectics)并用，奥尔曼只是使用了“内在关系哲学”(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l relation)的说法。参见田世锭:《奥尔曼“内在关系的辩证法”视角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17〕〔1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0、304页。

〔18〕这一观点受到美国学者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2014年在布拉格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Karel Kosik and U.S.Marxist Humanism”的启发。感谢胡迪斯教授将发言稿提供给我，并且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就相关问题与我书信交流。

〔20〕〔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1、307页。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

〔22〕〔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500页。

〔23〕Murzban Jal，“The Irresistible Science of Karl Marx”，Social Scientist，Vol.38/Nos5-6，2010，p.23.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