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 平

(巢湖学院 外语系，安徽 合肥 238300)

在对《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以下简称《喧》)的叙事研究中，叙述者并置是该作品研究的重心，而对于为什么没让凯蒂参与叙事，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好奇。福克纳解释说，“对我来说，凯蒂太美、太动人，故不能把她降格来讲述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从别人的眼里来观看她更加激动人心。”〔2〕读者会对福克纳的话产生疑虑或误解，这里，福克纳说的“别人”显然指《喧》的叙述者，作品中叙述者并没有都叙述凯蒂之美，有的甚至怨恨或辱骂凯蒂，而在《喧》的第四部分根本就不见了凯蒂，何来“从别人的眼里来观看她更加激动人心”呢?约翰·济慈有著名诗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我们也可以说《喧》对美的追求与哲学对真理的追问是一致的。抽象的哲学对真理的追问可以用来阐释形象的小说欣赏中对美的诉求，作为审美对象，凯蒂就是哲人追问的真理，是读者追求的美。本文通过现象学三大哲人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真理的追问，阐释《喧》的叙述者并置的叙事特征指引着读者如何追求凯蒂之美。

一

现象学是门显学，就是面对事物的现象，通过一定的方式，让真理显现。胡塞尔(E．Edmund Husserl，1859-1938)现象学以个人的现象学直观追寻并得出普遍性的本质。在这里，追问真理就是一系列意向性活动，通过超越时代和已有知识，把人变成“纯粹自我”，达到“先验的意识领域”，超越进入意识中的事物，把它变成“纯粹的对象”，变成他人也都能同样看到的“纯粹的对象”，即“普遍的本质”。要达到“先验的意识领域”就得借助互为一体的“悬置”〔3〕(也称为“加括号”〔4〕)和“还原”〔5〕程序。首先，悬置客观世界的“自然态度”，〔6〕客观事物没有了任何背景，还原成不与任何具体时代知识体系相联系的纯粹的对象;然后，悬置我们意识中的由经验起作用的自然态度，〔7〕我们没有了任何先入之见，意识还原成了没有任何个体和时代特性的纯粹意识。“悬置的范围每扩大一次，意识所面对的领域就缩小一次，我们就向知识的源头即纯粹意识逼近了一步”，〔8〕用这种方式，面对事物，追问真理。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追问真理的方式，在叙事作品中，面对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审美就是要回到审美对象的“本身”。审美主体要悬置审美对象的一切背景，即客观世界的“自然态度”，还原审美对象本身，还要悬置自己意识中的任何先见、经验和知识，即审美主体意识中的由经验起作用的自然态度。通过审美主体的这种意向性活动，使审美对象本身能够进入审美主体纯粹先验的审美意识领域。每一次悬置都会扩大范围，同时也就缩小了搜索审美目标的范围，向美一步一步逼近，使审美对象的本质之美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逐步接近其具有本质意义的纯美。

通过不同的叙述者，《喧》的四章展示的就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凯蒂实施审美的意向性活动，是审美对象凯蒂在审美主体的意识中的不同阶段的反映，叙述者的叙述分别构成了审美主体追求凯蒂之美的循序渐进的四个阶段。《喧》的第四章只是进入审美主体意识中现实的客体事物，这是审美活动的准备阶段即第一阶段，对其审美的意向性活动还未开始，不可能看见审美对象，也就是没有凯蒂，审美主体发现不了任何美的东西。第三章仅仅是审美意向性活动的开始，是审美的第二阶段，审美主体由叙述者杰生承担，叙述者杰生在叙述对象凯蒂身上没有做任何悬置，凯蒂作为叙述对象完全被叙述者杰生对她的先见的自然态度所淹没，例如，由于社会道德(包括伪道德)的存在，杰生认为凯蒂给康普生家族带来耻辱，由于追逐金钱，杰生认为凯蒂不顾亲情故意把他的好的工作机会给毁掉。由于审美主体杰生又是叙述者杰生，他同样也完全没有悬置自己意识中的自然态度，比如，以经济利益决定人际关系的自然态度。在没有做任何悬置的情况下，凯蒂作为真理和美的化身也就丝毫没有还原，进入审美主体意识里的只能是完全被自然态度污染的凯蒂形象。第二章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意向性悬置活动，是审美的第三阶段，审美主体由叙述者昆丁承担，叙述者昆丁把叙述对象身上的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自然态度搁置起来，同时，悬置自己作为审美主体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先见和经验，这样，审美对象凯蒂和审美主体昆丁都失去了人际的物质关系产生的自然态度，审美对象和主体均没受到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污染，没有这种自然态度的主客体联系通道建立起来，由此产生的天然无邪的孩童纯洁品质在昆丁的意识中得到还原并绽放出来。但是叙述者昆丁没有悬置凯蒂身上的家族荣誉和社会道德这些自然态度，作为审美主体，昆丁也没有悬置自己意识中的这些自然态度，故而失去贞操、不知羞耻、给家族蒙羞的凯蒂还呈现在昆丁意识之中。这种意识与凯蒂带给昆丁孩童般纯洁本质之美的意识混杂在一起。第一章是第二次意向性悬置活动，是审美的第四阶段，审美主体由叙述者班吉承担，叙述者班吉悬置混杂在叙述对象身上的家族荣誉和社会道德等自然态度，同时也悬置自己意识中这些态度，审美对象和主体都悬置了这些自然态度，再加上前次昆丁的悬置，混杂在昆丁意识中的凯蒂在班吉的意识中变得纯清了，凯蒂不仅表现出天然无邪的纯洁本质之美，而且还还原并闪耀出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之美。经过这两次悬置和还原，进入班吉意识中的凯蒂还要再悬置，才能还原为全美。在像班吉那样可怜无助的人需要她的时候，凯蒂还不能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她还不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利他主义者，她的美还有瑕疵，至少她还有一些由生理欲望的决定的自然态度没有悬置，同时班吉的意识也需进一步的悬置，至少，他的意识仍掺杂着唯我中心的自然态度，需要进一步悬置才得以纯化，审美主体才能最终发现凯蒂的原始之美。由此可见，福克纳没有继续写下去，其目的就是让审美主体沿着第四、三、二、一章的排列顺序提供的审美目标和方向，想象着继续悬置自然态度，还原并想象凯蒂的全美!

二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主义真理观认为，由于人是生存于具体时间环境中的人，是此在“沉沦”之人，事物是具体环境中的存在者，所以，对真理的追问就变成，面对处在具体环境中的存在者，沉沦的此在如何才能获得进入其意识中的事物的本真。此在对物的表象与被表象的物相符时，物才能显示其本真。与被表象的存在者相符之所以可能，是人置身于对存在者的敞开状态中，这种敞开领域植根于自由。自由是让存在，是存在的自由，即自由是让存在者存在，参加到自身敞开与去蔽中去，让其不受干扰，不受歪曲地存在。此在的自由就是摆脱了世间的沉沦，没有先入之见。如果人越是用自己固有的眼光看着存在者，把自己当作存在者的尺度，他就越没有自由，就可能离存在者整体被揭示的状态越远，存在者就被遮蔽得愈深。此在如果没有自由，他就不会经验存在，尚未被经验的存在就处在遮蔽领域，对去蔽的拒绝〔9〕之中。如果有些自由，此在处于敞开的领域中，所经验的存在也有可能被遮蔽而伪装起来，显示的不是自身，而是他物。剥夺〔10〕并否定遮蔽，才有无遮蔽真理的发生，无蔽与遮蔽是“原始的争执”，在此之中，澄明生矣。这种澄明不是纯光领域，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理就发生在这两者显隐相间的相互争执中。自由越大，就越趋向于无蔽，此在表象的物就会与被表象的物取得更加一致，物就会越呈现其本真。

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真理观追问真理的方式，在叙事作品中，审美就是此在的审美者对存在者叙述对象的无遮蔽状态的追问，这种追问是经过遮蔽和去蔽的反复争执，逐渐接近无蔽的审美目标，才得以获得进入其意识中的存在者叙述对象的本真。此在的自由度越大，就越是摆脱了世间的沉沦，其审美范围越是不断扩大，越是获得不受限制的审美自由，直至最后使审美对象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无遮蔽状态。每一次此在的去蔽过程并置在一起，可能被误解为不同的叙述者产生的歧义现象，实则是此在在每一个审美阶段产生的、接近实现审美目的的阶段性审美效果。

《喧》各章的叙述者分别呈现了此在审美者对审美对象实施去蔽化的过程，表现了无蔽与遮蔽的争执，展示了此在的审美者摆脱世间的沉沦，以获得不同程度的去蔽自由为标志的各个审美阶段。第四章中，置于此在的审美者面前的是他尚未经验的存在者审美对象，审美者还没有开启敞开领域，他眼前是一片整体被遮蔽的神秘领域，美的凯蒂处于整体地被遗忘的、对去蔽的拒绝状态之中，美与审美者失之交臂，他从审美对象那里得到的只是一片荒芜物化的现实世界，即使是这章中唯一出现的Caddie(faulkner，315)和Caddy(faulkner，316)也只是高尔夫球场受雇的球童和鲁斯特用来惩罚班吉不听话而发出的声响，而不是凯蒂本人;第三章借助杰生的叙述，此在的审美者置审美对象于面前，并且置自己于敞开领域，开始审美，但他却又沉沦于现世之中，一概地把自己的尺度当作他对审美对象的审美尺度，他的尺度就是康普生家中能满足他欲望的人和事才算是美，因而他不能获得审美的自由，审美对象根本不能如其所是地通过他的叙述呈现出来，通过他叙述的凯蒂被伪装遮蔽起来，凯蒂根本谈不上美，她与审美者的审美尺度尖锐对立，在他眼里她是令人极端厌恶的东西。第二章借助昆丁的叙述，审美者置自己于进一步敞开的领域，他部分摆脱了世间的沉沦，比如摆脱了像叙述者杰生那样的审美尺度，获得部分审美的自由，能够体验到与凯蒂在一起的美好、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并回味那份与凯蒂的弟妹之情，凯蒂之美由此生矣;然而他在去蔽的时候，没有摆脱掉世俗审美尺度的捆绑，比如总是戴着一副道德和伦理的眼镜审视凯蒂，于是，凯蒂在他眼里又是个令康普生家族名誉扫地的坏女人形象。由此，审美对象的美好和丑陋形象相互争执起来。第一章借助班吉的叙述，审美者置自己于最大尺度的敞开领域，以一个三岁儿童的心理，摆脱了绝大部分世间的沉沦，比如杰生和昆丁的审美尺度，审美者处于几乎无蔽的状态，几乎得到审美的完全自由，于是，凯蒂成为一个圣母玛利亚美丽形象，即使在她的形象不清晰的时候，仍绚丽夺目，她是带来清香的风、是闻起来清鲜的花草、是保护脚掌的拖鞋、是能出现美丽的镜子。但是必须承认，班吉的去蔽还不完全彻底，他还是被世间的少许沉沦束缚，没有达到审美的绝对自由，比如，他总是扮演索取关爱并需要人理解的角色，在妨碍他索取的时候，凯蒂就是他哀嚎和痛苦根源，凯蒂还不能完全本真地走来，还有少许凯蒂被遮蔽伪装。可是，我们在技术上已无法借助另一个叙述者，完全处于敞开领域，获得比班吉更大的审美自由，获得原始本真的凯蒂了，因为无法产生比班吉更能够摆脱世间沉沦的叙述者了。审美对象凯蒂之美，只有依靠此在的审美者，在获得完全去蔽自由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完全实现。

三

根据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阐释学真理观，“解释学意义上的真理不是从方法上渐进的接近客观性理想的真理，而是产生于历史情境中过去与现在的‘视阈融合’的真理”(任志安)。对事物的理解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中产生并实现的，理解的结果因理解主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且沿着历史的线性方向，新的理解会不断出现，所以不存在事物的终极意义、意义的总和或本质意义。在论述真理与艺术的关系时，伽氏指出了艺术鉴赏家对艺术品的鉴赏就像游戏者玩游戏和游戏观赏者观看游戏一样，艺术品只有被表现、理解和解释，意义才会实现。在这里，游戏不是游戏者表现给自己看的，而是通过游戏观赏者赏析，意义才得以存在和实现，“通向观众的公在共同构成了游戏的封闭性。只有观众才实现了游戏作为游戏的东西”。〔11〕在论述真理与历史的关系时，伽氏提出了“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概念，他认为要获得真理，就必须有前见，前见是历史性理解的前提和基础，历史的流传物就是前见的沉积，现在的理解也需要前见。视界融合是指主体如何带着前见与事物客体进行共时的空间对话，即理解主体的视界与理解对象的视界相互接触，不断地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共有视界。效果历史是指历史的理解对象与现时的理解主体形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两者分别带着前见，实施历史的对话。这两个概念实现了在现在视界的主体与已经成为历史文本的被理解的事物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对话。

以伽氏的方式把凯蒂作为审美对象，这时审美主体已经不是在对普遍本质的凯蒂或无遮蔽的凯蒂实施追问，而在追问理解凯蒂的意义。凯蒂就是一件艺术品，是游戏者玩的游戏，通过游戏者的游戏，凯蒂游戏的思想性、艺术性才得到表现。然而游戏者只是让凯蒂艺术品得以表现，这种表现只有进入游戏观赏者(审美主体)的公共视野，其意义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凯蒂游戏分别经过班吉、昆丁、杰生和不知名的叙述者，整体地得到表现，这些游戏本身并没有实现凯蒂的意义，只有建构了凯蒂游戏者和凯蒂游戏观赏者的共有视界，只有当他们玩的游戏被我们这些观者(审美主体)观察，我们带着自己前见所构成的现在的视界与游戏者的视界实施了对话，形成了一种共有视界的效果历史，欣赏了他们玩出的凯蒂游戏，凯蒂的意义才得以实现并创造出来。总的来说，《喧》的读者(即凯蒂游戏的欣赏者)，阅读了《喧》的文本(即凯蒂游戏者表演的凯蒂的四幕游戏)，这儿的“阅读”就是建立主体(带着自己的前见)与客体(表演凯蒂游戏的游戏者)之间的共有视界，从而产生理解客体的意义。例如，笔者结合自己的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论〔12〕和现象学理论(即在本文中)的前见，分别形成了自己的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论、现象学的欣赏视界，并将自己的这两个视界与凯蒂的整个四场游戏者的视界融合起来，分别构建了两个共同的视界，实现了凯蒂游戏者与笔者视界的两次对话，形成了两种方式(解构主义精神分析论和现象学)追问凯蒂游戏的意义，领略了凯蒂之美。演绎伽氏这个审美过程，我们发现凯蒂的意义的重心已经脱离了凯蒂本体，落在了理解者身上，并且由于理解主体的前见的差别，凯蒂的意义具有创造性、开放性和无限性。

总之，以胡塞尔对真理的追问，凯蒂之美是她失去一切背景与我们去掉现有知识才能够获得的目标，那是经过悬置才能还原的凯蒂的本质;以海德格尔对真理的追问，凯蒂之美只能是我们摆脱世间沉沦获得自由才能接近的目标，那是去蔽与遮蔽反复争执才有可能揭示和显示出来的凯蒂的本真;以伽达默尔的模式，我们欣赏者带着前见构建了自己的视界，与凯蒂游戏展示者的前见构建的视界，既融合，又对话，融合和对话产生了效果历史，构建了理解凯蒂之美的空间地带，凯蒂之美就是存在于这空间地带里的全部意义。至此，我们才从现象学的角度理解了福克纳关于凯蒂之美的在本文开头引用的谈话。我们才发现，哲学家对现象的阐释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福克纳通过《喧》这一文学作品对人物内心和现实世界的描述，也揭示了叙述对象本质的东西——真善美。在这里，哲学家与文学家虽然路径不同，但都朝着揭示本质的目标迈进。

注释:

〔1〕Faulkner，William．The Sound and The Fury．Guernsey，Channel Islands:The Guernsey Press Co．Ltd．，1995．

〔2〕Gwyin，Frederick L．，＆ Joseph，Blotner，Faulkner in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p．1．

〔3〕〔5〕Edmund Husserl:Cartesian Meditation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p．21．

〔4〕Edmund Husserl: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p．60．

〔6〕第一种自然态度，即素朴的自然态度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味着人对在先被给予他的世界进行任何哲学反思之前所具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我们的直观地和思维地朝向实事(Sachen)，这些实事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这种态度……对人是如此自明，以至于人置身于其中而浑然不察。”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倪梁康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55页。

〔7〕第二种自然态度，即自然主义态度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指“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是指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所有的自然主义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是将意识自然化，包括将所有意向——内在的意识被给予性自然化;另一方面是将观念自然化，并因此而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9页。

〔8〕汪堂家:《现象学的悬置与还原》，《学术月刊》1993年第7期。

〔9〕〔10〕“拒绝”和“剥夺”参见:〔德〕海德格尔、孙周兴:《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7页。

〔1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12〕Tian Ping＆ Hong Zengliu，On the Gradualness by the Narrative Ambiguity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Academics，No．1，2012．

〔责任编辑:钟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