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跃英

静宁寺与无法静宁的岁月

党跃英

我的大姨父金生华，东北沈阳人，今年89岁，幼年在东北读书，后因日本占领东三省，他随父亲入川，1940年读于迁往威远静宁寺的东北国立中山中学。抗战胜利后 ，报考西南革命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参加了创建西南政法大学的筹备工作并成为还健在的西政元老之一。离休前系西南政法大学正处级调研员兼军体教研室主任。1947年，当他初中毕业又返回四川自贡时，结识了一位能歌善舞、心灵手巧的本地姑娘，与她结为夫妻，也就是我的大姨妈。1948年他们随父亲到重庆工作生活。因与静宁寺的缘分，多次与我谈起他在静宁寺的求学生涯，勾起我对静宁寺的好奇，想一探究竟。

一个安静的春日，我们一行3人坐上通往威远的汽车，在“四方碑”站下车，沿着两边布满一排排塑料大棚蔬菜的水泥道路，步行50分钟，到达静宁寺。静宁寺是地藏菩萨道场供信众烧香拜佛，因地处偏僻，如果没有法会，平时很清静，门票5元。跟其他寺庙相比确实没有什么特殊，但当我们来到寺庙后院，在静宁寺创建人朱幺婆墓之后，沿山壁上约20多级陡梯，却看到了静宁寺的全貌，眼前豁然开朗：寺庙的青砖房顶一字排开，在一排墨绿、挺拔的松树簇拥下，升腾出庄严气象，与大多数琉璃瓦做寺庙屋顶相比，青灰色的建筑与蓝天白云相互衬托，获得了一种肃穆、雅致的美感，不得不佩服寺庙建造者的审美眼光。她在抗战时期与远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结上缘分使她更加不凡，也是佛家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吧。与静宁寺正殿—观音殿相比，她另一部分建筑即儒林院却显得破败不堪，只有她旁边的字库塔还高高耸立，就像一名忠于职守的哨兵，诠释着对儒林院的不离不弃。

从静宁寺回来，我给大姨父去电话，他感慨万千。随后给我寄来了他离开静宁寺前拍摄的静宁寺全景照片。他说“这张照片来之不易，当时的我想到即将离开学校，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来，心中涌起要照张照片的冲动。那时的学生哪来相机，就厚着脸皮，在学校附近挨家挨户地去找，终于从一个东北军家属那里借到相机。才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仔细端详：照片中的静宁寺建筑群巍峨耸立，错落有致，树木葱茏，云雾缭绕。与现在的面貌迥异，恍眼一看，还以为是江南的旅游胜地……

静宁寺的由来

据《开征汇览》记载：“静宁寺原系古刹丛林、明未兵燹之余，仅遗山顶破屋数楹，故名高庙子。后修成观音殿，本‘定静安虑’之义，以期世界康宁，乃更名静宁寺。” 静宁寺位于四川省威远县向义镇静宁村境内，距威远县城和自贡市区均15公里。占地达4万平米。建筑面积2.21万平方米，寺始建于明代1886年，1900年复建，是由创始人朱氏以原有建筑群为基础，经过四方化缘筹集经费，扩建而成。修建时会聚了周边最好的工匠进行设计和建造，前后历时约三十年。是川南有名的地藏菩萨道场。为全省规模最大儒释道三教归真寺庙，分四殿二院：四殿即观音殿、孔子殿、三圣殿、王母殿；二院一为考仙院，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古色古香；一为儒林院，红砖二层楼房融入了西方建筑风格。 静宁寺建筑群属于二十世纪初的优秀建筑群和民居建筑群。

从老照片中可以发现，该建筑群落是由龙华亭作为最高点，周围的庙宇以众星捧月之势簇拥着；左边一座高于众多建筑的二层庙宇和右边高耸的字库塔与龙华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显得稳固而又对称；（遗憾的是现在已毁坏得面目全非）而每座庙宇斗拱飞檐又具有江南亭台楼阁精致飘逸的特点，这些中式庙宇和二层的红砖楼房—西方建筑风格的儒林院相得益彰，有一种和谐的美感，这个兼具中西式建筑风格的庞大建筑群落或许蕴含了设计者要表达的一种“兼容而又大气”的美学理念。体现了建筑工匠的精心和功力，也许他们在修建中就倾注了对菩萨的一片虔诚之心，让我们在今天看见的残岩断壁中，还能感到她的庄严和不凡。静宁寺从她建成的民国初年修缮扩建完工后，香火不断，曾在川东、川南乃至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享有盛名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东三省，许多东北老百姓、学生不愿意当亡国奴，接受日本的统治和教育，纷纷向关内流亡，大姨父是“七七事变”后随父亲到重庆谋生，四零年秋才到静宁寺，开始了他生命中难忘的5年读书生涯。

静宁寺与国立中山中学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于1934年3月创建于北平，又于1949年1月结束于北平。学校由高惜冰、齐世英、李纶三、周天放等人创办。创办者之一的齐世英，东北人，早年留学日本，思想进步开明，反对内战，主张教育救国。1925年他曾经跟随张作霖的高级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张，失败后逃往日本躲避，后回国参加国民党，进行抗日活动。1949年去台湾，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被开除出国民党。是写纪实文学《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的父亲。之所以中山中学在颠簸流离的逃亡中能够在四川威远的静宁寺落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齐世英的多方奔走寻找和与威远地方政府的交涉斡旋。

中山中学是在日本霸占东三省，又对北平、天津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下决定南迁的。于1936年11月从北平开始南迁之后，辗转流亡南

方8省，于1939年5月迁入威远县静宁寺，同时迁入静宁寺的还有国立东北中学，该校由张学良将军创办于1932年的北平。（这两所学校成立的初衷都是为接收流亡的东北中学生而建）当时迁入两校时，共有教职员工117人、学生1150人，当地人简称为“中山学校。”虽然学生以东北子弟为主，但也招收了少数外省和当地子弟，他们要交一定的学费。

1940年大姨父13岁，当时大姨父的母亲要带幼小的弟弟妹妹，一家5口人全靠大姨父的父亲养活，生活很吃力，听说静宁寺的中山中学免费招收东北子弟的消息，大姨父就毫不犹豫地赶忙投奔到静宁寺，在这里读了2年小学、3年中学，一直到抗战胜利随学校北迁东北。

大姨父在静宁寺的读书岁月

“为了吃，为了穿日夜都在忙！”

当我向大姨夫询问静宁寺读书他印象最深的事情时，他情不自禁地唱起这句歌词。对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每天有饭吃就是很幸福的事了。他回忆：“虽说学校的经费主要由‘东北救济委员会’拨付，但僧多粥少，经费常常捉襟见肘。最明显的是体现在伙食上。那时每天的伙食基本上是一至两个素菜，米饭是最多打一遍的糙米，每周末吃一次肉。菜少，饭就吃得多，每天的开饭过程就成了抢饭战斗。”开始，他没有经验，常常是吃完第一碗饭就没有了，后来他学聪明了，第一碗只舀半碗，快速吃完后马上舀第二碗，并且要按紧实，但随着这个办法的推广，总有行动慢的，大概是在45、46年逼着学校采取每顿吃饭过秤的办法维持大体的平衡。除了三顿饭，再没有其他零食充饥。学生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吃菜油。晚上没电，学校每周发一次菜油作灯油，学生偷偷省下菜油煎熟油海椒当零食，后被学校发现就在油里加桐油，彻底断了学生的念想。其实学校旁边也开着卖饺子面条的小餐馆，极少数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偶尔会去打牙祭，对于多数学生来说都是奢望。

“生虱子、打摆子我都经历过。”大姨父回忆说，那时生活条件艰苦。没有暖水瓶用，开水都很难喝到，一般是早餐时在大锅里舀开水喝，有不少学生渴了就喝静宁寺旁池塘里的水。由于学生太多，一般是十几二十个人住通铺，常年没有热水洗脸洗澡，一个冬天不洗澡是常事，多数人都长虱子包括女生，大家身上都长也就见怪不怪了。学生最感头疼的是生庎子和得疟疾（俗称打摆子）。静宁寺四周树林多，夏天蚊虫自然也多，所以得疟疾的也不少，大姨父就是因为得了疟疾休学延长了读书时间，18岁才初中毕业。尽管条件这样艰苦，但学生们却很少抱怨，因为明白自己的处境，学生们很知足，也听惯了当地村民对他们的戏称“难民娃儿”。虽然饭糙米少、住宿差，但是比起那些流浪在外，成天处在饥寒惶恐中无家可归的儿童，学校就是天堂了。

“所幸的是遇到一群好老师”。大姨父读书期间经历了鞠秀熙、王天民、郝玉峰三位校长。班主任叫黄田，据说是地下党。教师中有不少是留过洋的，严格按照当时的教育大纲培养人才，教师很有责任心也时常对学生嘘寒问暖，师生关系也好，学校的学习风气浓厚，每天天不亮就有不少学生起来读英语，晚上自觉上晚自习，所以大姨父说一天到晚学习安排得紧张，压力大，到了晚上疲倦得倒头便睡，没有时间来想其他。他

说很感激那些校长、老师，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收留他们，传授知识、给了他们家的温暖。“那时候我们学生很团结，学习很努力，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是把学校真正当成了自己的家来依靠。”

正如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回忆：“中山中学在流亡迁徙途中，户里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中山中学到四川之后毕业生会考升大学比例在全国前十名。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除了各科教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8年来共有4000余人就读该校，其中不乏专家、学者、名流。学校的升学率一般都在90%以上，他们中有：荣获克伦宾奖章的亚洲第一人、中科院院士赵鹏大；著名史学教授、美籍华人吴天威；荣任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外语翻译的翻译家章琨等等。在全国抗日烽火连天的背景下，这些流亡学子在一帮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庇护下，过着清贫却相对安静的学习生活，也成就了他们与静宁寺这段缘分，值得历史永远铭记。

“我们的天然游泳池—大高洞……”我在与大姨父交流中，他一再地向我提到离静宁寺约3公里的大高洞，把它称为“天然游泳池”。那天我们花60元包了一台面包车到大高洞：它是在周围较平坦的坡地旁边深陷下去的一个地方，周围是隆起的石壁，西边的石壁中有个可容纳十多人的洞，现在洞口已被一块巨石封住，大高洞因此而得名。洞子下面是一个大约三四百米见方的深潭，水流是沿着西边石壁流向深潭，形成一个落差十几米的瀑布，难怪我们还没下深潭就听见轰轰的流水声。它的上游叫“老井河”，流经静宁寺这段叫“中秋河”，她蜿蜒往南流，最后流入自贡的邓井关。大高洞四周树木葱茏，潭深水清，最深处达10米。水面还有大小不等的石头，成了同学们练习跳水的跳台，大姨父说，那时候我们中山的学生几乎都会游泳。学校规定游泳不及格体育就不及格，而大高洞就是他们学习游泳的最佳场所。在师生的心目中，大高洞对中山中学的作用可以和学校图书馆相提并论。那天住在大高洞旁边的一位主动当我们向导的村民告诉我们“听我爷爷说，一到夏天，大高洞热闹得很，满河都漂着白生生的肥皂泡泡。”大姨父听了说“他说得有些夸张，有肥皂抹的还是少数。那时学校有重视军训和体育锻炼的传统。军训和体育锻炼强健了同学们的身体，强健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又弥补了营养不良的缺陷，还培养了同学们坚强乐观、吃苦耐劳的精神。”大姨父说，之所以他62岁退休后又返聘回校到67岁才回家休养，就是他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和掌握了一整套娴熟的侦查、擒拿格斗、射击、开车等技能，他说他的几个学生有一次偷袭他，想考考他的水平，冷不防对他左右夹击，他却反应敏捷一只手撂倒一个，学生叹服不已。而这都是与他早年在静宁寺受到的历练分不开的。除了夏天的游泳活动，有时大姨父也和同学约起，怀揣两个馒头步行30华里路下“自流井”看电影。看周旋、白杨演的进步影片。

“想家的时候，涕泪泗流……”每当中秋、过年时，挡不住的乡愁就来势汹汹，学生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娃娃，这时就特别想家，想念慈祥的父母、想念家乡的白山黑水，甚至想起家乡铺天盖地的大雪都觉得很温暖。还有香喷喷、金灿灿的大豆高粱。大姨父说尤其是生病的时候特别想

得到亲人的关怀和问候。学校也会在重要日子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年的“九一八”全校师生都要整齐列队，面向东北，唱起由学校老师创作的《流亡三部曲》：“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大姨父说“唱起这些歌曲，就会对日本鬼子充满仇恨、对何时才能返故乡充满向往。”所以当学校宣布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后，全校一片欢腾，同学们几乎是通宵没睡觉，大姨父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在热烈地讨论各自以后的打算：有的说要继续读书升学；有的说要去当兵；有的说要回老家做生意，总之全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其实单纯的学生们有所不知，学校里已经涌动着即将打内战的暗流，一方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一方是国民党三青团，双方都在明里暗里活动，大家都在往自己的阵营拉人。同学们更想不到的是，熬过了八年抗战又将陷入三年的内战，可谓人如蚁蝼，世事难料。

1946年的秋天，学校决定带领学生北迁回东北。学生分水路、旱路两条线路回东北：高年级的走旱路，其中不少同学被学生中的地下党组织悄悄带到了延安；而大姨父是低年级的，走的水路，回到东北后继续读书，完成他还差半年才能毕业的初中课程。

学校迁走后的静宁寺

现在的静宁寺，虽观音殿这部分寺庙还保持完好，但当年作为中山中学同学们上课、活动的儒林院却惨不忍睹，特别是带西式建筑风格的儒林院毁坏最严重，院子大门紧锁，我们是从侧面被人抠烂的一个墙洞钻进去的。院内杂草丛生，空无一人，地面有丢弃的做蘑菇的模子，黑梭梭的，东一个、西一个，感觉有点阴森森的。我们站在楼板翘起的走廊里，满眼都是苍凉，只有那残留的木格花窗、那弧线型的木质楼梯、那根根直立的红砖廊柱，才能让人依稀联想到这个西式建筑曾经有过的富丽辉煌！

想知道中山中学迁走后她到底经历了哪些？为什么儒林院破坏得如此严重？据当地村民回忆，中山中学进住静宁寺的那八年是静宁寺最受世人瞩目的八年。每天听着学校的起床号起来做农活，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使古庙充满了生气；中山中学迁走后，静宁寺有过一阵短暂的宁静，但在“文革”中作为封、资、修遭到破坏和冲击，尤其是儒林院，做过民居、粮仓、甚至当成培育蘑菇菌种的地方，现在已彻底荒芜，可见当地政府完全没有对静宁寺特别是中山中学办学的儒林院进行有计划的保护维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同去的东北人、退休教授张秀岩大哥一边拍照一边感慨：“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其实，当地老百姓也看重静宁寺的历史价值，那个带我们去大高洞的村民以为我们是去考察开发旅游资源的，临走时还一再恳请我们：多向有关部门反映，早点开发这一带的旅游资源，让当地百姓多一个致富门路。

在夕阳的照耀下，儒林院高大的牌坊上“浩气凌云”4个大字熠熠生辉 。静宁寺的历史功绩完全可以同宜宾的李庄镇一样，是“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传统文化的折射点”。静宁寺不仅有一百多年香火缭绕的历史，还有中西合璧的建筑范例供人们观赏思考，有大高洞奇特的山水风光，更有中山中学南迁的抗战史，静宁寺这个地方不会被遗忘！

2015-3-25于自贡一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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