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龙

（1．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710021；2．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西安710119）

陕军东征，二十二年矣．有关陕军东征的讨论，“能说的”基本都已经说的差不多，“应说的”似乎意犹未尽，时至今日这个话题还是被不断提起说着．白烨曾从文学现象、文化现象两个层面对陕军东征加以定位，这也是当其之时两个主要的分析框架．就文学现象而言，论辩各方的焦点集中于作为一种地域文学现象的“陕军东征”文学性的判定上，不过这点就连肯定派内部也承认几部作品艺术性上的参差；就文化现象而言，随着八九十年代之交一个“去政治化的政治”时代的降临，精英文化与方兴的大众文化开启了正面冲突、妥协与接驳，力推市场逻辑的主导文化与后者结盟或者说放任商品法则的强力覆盖，不断稀释精英话语的浓度并将其挤向边缘．拉锯之中不无贬抑色彩的“炒作”当然成了当时的关键词．而以长时段的事后之名来看则是作为批判对象的“文化工业”转向作为吸纳合法性资源的“文化产业”预先操演的标本事件，差别只是在于彼时彼地还有要不要商品化的“价值争论”，此时此地则变成了如何商品化的“方法推演”，对于包括纯文学在内的精英文化而言，“陕军东征”既是回光也是挽歌．

众所周知，“陕军东征”的命名得自传媒，1993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第2版头条刊发记者韩小蕙的报道，这篇主标题为《陕军东征》的新闻有个不太多见的超长引题：“北京四家出版社推出陕西作家四部长篇力作：《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文坛盛赞——”，自此“陕军东征”广为人知成为话语漩涡，将不同社会主体成功卷入并成为争相运作的关键符号，接着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思路，本文的目的在于将“陕军东征”纳入“媒介现象”的框架进行讨论，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在更为普泛的意义上打开文学传播新的讨论面向．

1 作为媒介事件的“陕军东征”

媒介事件可以理解为媒介化的事件，“媒介事件”作为一个术语得以独立呈现的可能性在于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在汤普森看来，媒介传播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及军事力量构成了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这四者分别发挥者符号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强制权力的功能［1］．人是符号的动物，摆脱了面对面传播的现代性符号互动呈现出更多经由媒介来完成的特质，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泛媒介化，即文化的系统演变，知识和学习在现代社会变得世俗化［2］，媒介工业兴起并日益成为符号权力的主要基础，媒介就此可以说与现代性进行着相互建构，而不是简单的社会现实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陕军东征”的出现就不简单是对一种地域文学现象“反射式”的命名传播，媒介也不仅只是发挥一种传声筒的工具作用，而是可以做出这样的认知反拨：即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媒介建构了“陕军东征”本身，并以主观化的方式把这一现实予以自然化从而使其得以客观化的面相固化于人们的认知之中．

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日益凸显，这在李普曼的“拟态现实”、鲍德里亚的“仿像理论”中都可以找到论据，费斯克以同样理路认为“媒介事件”是指媒介（尤其是电视）化（mediation）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真实就部分依赖于其媒介化，这些事件都有其原生的真实事件触因，关键是这些事件在媒介化之后，其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原生事件．媒介报道事实，事实依托于媒介而存在．在不同社会集团以及个人有关事实认知的框架竞争之中，媒介框架缘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只有经过媒介报道的事实才是事实，媒介没有报道的事实就不是事实的反悖，真实与不实之间的界限由此混淆或者消弭．对于“陕军东征”来说，事实的一端是若干陕西作家在京分别推出小说，事实的另一端则是这种不约而同的、弥散的事实被媒介以“陕军东征”之名整体概括定位并加以传播，因而其后就具有了超越事实原初的意义，得以迈向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社会现实，实现霸权话语的生成．

媒介所传播的事实不可胜数，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对单个事实的呈现，这类报道的重心在事实本身，因而新闻就具有更多的被动性，事实是什么样就报道成什么样；另一类则是对超越单个事实的整体事实的勾连与组织、穿透表象系统运作，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这就需要新闻报道的主动性，新闻《陕军东征》显然属于后者，它缘起于记者参加《最后一个匈奴》作品研讨会，最早的提法出自一位至今难以考证的评论家之口①，新闻没有使用常规的简讯文体，记者显然不满足于关于一次小说研讨会的个案报道，而是把笔触伸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中观层面，通过统筹不同时空环境中的同类事实，建构并重组了单个事实并予以事件化．它的起效或者成功既有对文化传统心理、社会现实可能的深层体察与调动，也有对媒介传播特质自觉而充分地运用．

并不是任何事实都能成为“媒介事件”，这一方面取决于事实本身的分量，因为那些充满戏剧与冲突、事关全体、饱含宏大意象的事实更易受到媒介的青睐，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媒介在报道事实中所采取的方式，加注标出即为策略之一．虽然是对研究电视节目后的发现，但美国学者戴扬和卡茨所确认的“媒介事件”对于认知媒介现象仍然有极大启发．在他们看来，“媒介事件”可以分为“竞赛”、“征服”与“加冕”三类，它们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3］．比照着来看，“陕军东征”意图激发并动员起人们关于三秦大地文学传统的想象，并进而以此作为资源完成再一次文化意义上的“挺进”：在一个经济滞后的内陆省份有关文化重镇及文脉不绝的神话叙事中完成再一次的“征服”．

媒介事件打破了大众传媒新闻报道的常规操作流程及方式，也改变了读者的接受方式，其所特有的“邀请”姿态，可以有效打破日常生活按部就班的节奏，打开一个灌注意义的缺口，把人们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陌生化，让大众成为这场“征服”的热情拥趸．“陕军东征”是一次成功的“媒介事件”，它通过一篇新闻报道把不同社会主体的热情成功卷入，并转化为意蕴各异的话语实践活动．

2 神话叙事的媒介仪式

重返20世纪90年代初的媒介生态，电视一家独大频道还没有完全细分、广播尚处于低谷、如日中天的都市报晚几年才会兴起、互联网刚刚接进国门常人根本难以企及，以各级党报为核心的纸媒紧紧掌控着舆论的话语权．作为以知识分子为读者的中央级党报《光明日报》具有浓重的思想文化色彩，《陕军东征》一经刊载即引起广泛关注．加之陕西地方媒体的推波助澜迅速使这一话题跨越文学圈子而成为社会话题．七天之后的6月1日，《陕西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原文，没有改变标题结构及其表述方式．6月3日《西安晚报》在摘编原文的基础上以《陕西作家四部长篇在京出版》为主标题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同年6月11日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有关陕西省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的新闻中，“陕军东征”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出现，而是被表述为一个较长的语段，“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一齐出动，轰动了京城和整个文坛，展示了陕西作家的群体实力，也为三秦大地争了光．”关于陕西文坛过往十年回顾的该段的最后一句则饶有意味地把“陕军”换成“秦军”写到，“让秦军的旗帜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上高高飘扬”，显见官方对“陕军东征”的提法降低了调门②．

从作家数量构成而言，“陕军东征”的作家有媒介最早报道的“四人说”、也有后来各来有自的“三人说”“五人说”③，甚或“六人说”④、“七人说”④，而从最为普泛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由陕西这方厚土上的若干代作家及其作品所组成的一个群体，媒体发挥了赋权命名、地位授予的功能，经由不同社会力量的介入运作及广为传播，在“陕军东征”这样一个“中心明确、边缘模糊”的概念宰制下，它本身是什么已经退居其次，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陕军东征”之名与“陕军东征”之实变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事情，媒介就此建构了一个有关文学现象的神话，而神话之所以可能，就是每一个参与主体都能从中获益，对整体福祉增进大有裨益，而不会有损于任何一方．

人类之所以需要神话跟其自身的无力与无奈密切相关，神话是“念击于物”的产物，它是人类迎应生存困境的言说．神话中的事，常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难以际遇；神话中的人，则往往具备了凡人所没有的品性．神话一方面满足了我们的期待与想象，填补了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另一方面我们也往往为神话所召唤，通过现实的或者想象的方式加入其中，“从这一点上，作为叙述和建构新近发生的客观事物的新闻话语与神话也同样殊途同归，那就是它们都是对各种各样的原初事实、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尽可能的自然化的诠释”［4］，有鉴于此，“陕军东征”就是媒介所建构的神话，这一神话一方面在纵向上打通了人们有关秦地以诗词歌赋、史传文学为肇始的上起周秦、中经汉唐直至近现代以来延安文艺、建国后不同世代作家相传赓续的文学传统，“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陕西这个地方时常会充当民族寓言的叙事空间，一说到黄土高原或者是关中平原，往往就会联想到周秦汉唐，想到整个传统中国”⑤；另一方面也在横向上成功调动有关社会主体出入其间，使其脱离原初意义而成为品牌符号资源．

媒介讲述着各种各样的神话，我们在神话之中释放焦虑安妥灵魂并形成对世界基本的看法．在各种传统的或者现代的仪式中，媒介仪式是神话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詹姆斯·凯瑞看来，传播实质上是“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5］在仪式之中，人们达成团结并从中寻找到认同的根源，形成休戚与共的心心相连，内部的差异或者说分歧得以暂时掩盖．联系当今媒介现实而言，电视新闻的立体呈现、选秀节目的遍地开花、剧集的季播轮换、各种排行榜的甚嚣尘上无不进行着仪式化的展演，“陕军东征”只不过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现代性发育迟缓的社会中所上演的媒介仪式的预告．

媒介仪式就是“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活动或者象征性符号的过程”⑥，仪式是对常规生活的一种暂停与放慢，人们需要通过改变节奏与秩序进行生活方式的调适．有关电视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我们讨论由纸媒引发的“陕军东征”，“从电视收视的某种‘仪式化’形式，到人们谈论电视上的内容，再到这样的场景：假若人们告诉我们，刚进入房间的是某位电视名流，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更加关注”［6］．事实层面的“陕军东征”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仪式，然而随着媒体对“陕军东征”传播复调的构成，演化为一种聚合的仪式化的报道方式，同样可以从它被周期性地忆起并讲述得到印证．“陕军”通过一种象征的誓师仪式实现了聚集，鼓动发动了一场行将展开的文学征伐．

3 革命修辞及其幻象呈现

修辞是对真理的服从性解释，“作为言语形式，赋予语言的世界以审美化的构形，让语言描述的现实以非现实的幻象形式投射于主体的意识中”［7］．宽泛言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由修辞所构筑的世界里，举凡城市景观、空间营建、机构陈设、着装言谈、符号文本无不是修辞表达的结果，因而可以说致力于增进体验与分享意义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活动，传播即修辞．报刊新闻是通过文字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如果承认没有脱离主观的客观，就应该看到新闻所标榜的客观与中立难以经得起推敲，新闻实践中充斥着或隐或现的修辞痕迹，前者密集呈现于为党派利益代言的宣传之中，后者则以所谓客观化报道的面目出现在受众面前，“以反修辞之名行修辞之实”［8］，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传播与新闻就找到了共同点．

作为一篇刚过千字的非事件性消息，《陕军东征》选用了一个与军事及争斗密切相关的革命修辞以增强话语的“激烈性”及“戏剧性”；新闻结构采用了总—分—总式，先总揽全局而后分段对《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与《八里情仇》四部作品分别予以简介点评，最后从整体上阐明意义；表达方式以叙述为主，辅以议论；语言上介词与副词的过多介入让报道失去了轻快、明晰而略显滞重；个别概念的使用不够准确．然而，文本细部的技术问题相对于通过动员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两个层面资源所建构起的新闻修辞，及其给读者所提供的想象空间而言都显得不再重要．

通过观念考古，被宏大意象所遮蔽的历史细节往往会浮出水面，“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大的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的兴起与泛滥”“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可以逃过革命的入侵”［9］，“革命”话语长时段进入日常生活层面成为人们日常会话的“集体无意识”，“从而更为牢固地将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以实现国家的进一步的现代化”［10］．这种“集体无意识”深植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之中，历经各种知识／权力的介入沉淀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图式”和观念建构、表达的“原型”依据，因而往往可以动员起更广泛的情感共鸣．“陕军东征”作为一种媒介修辞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在正在于此．身处历史文化结构之中的书写者勾连早已深入人们认知情感深处的争斗“原型”，唤起的是社会各个主体的参与表达．生物学家认为“战争”源于人的好斗天性，通过各种战斗或者类战斗人们才能释放体内的能量，“陕军东征”通过激活这一原型实现了修辞表达⑦，真正的战斗显然已经不合时宜，通过体育、通过竞赛，同样通过意义角逐来占据主动进而确立霸权就具有了合法性．

革命与战斗总是与成败相伴，从《陕军东征》新闻文本的细部来看这就具有了悲壮色彩，原文里说“他们这四部力作的问世．对于去年连失路遥和邹志安两员大将的陕军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扫文坛的悲观情绪，显示出陕西作家群依然是全国最强悍有力的创作群体之一”⑨．以“军队”隐喻文学流派，既是形象化的修辞表达，同时也有就作品的文学性而言有对其“变革”、“革新”的认知及肯定，这在有关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流变、“性描写”的讨论中都能见到．

尽管对于出处没有异议，但此后的不少研究者在行文中就新闻标题的引述却变成《“陕军东征”火爆京城》⑧，显然是依葫芦画瓢道听途说并未就新闻本身做出审视，以致以讹传讹．这也从另外一面反映出了“陕军东征”的修辞成功，这样一个简约而不简单的四字表达中，媒体实际上为广大读者营造了一个巨大的“修辞幻象”，收到了共同在场与共同体验的效果，在新闻的真实再现之中，绝大多数人是置身于现场之外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通过对新闻编码的解码来实现对现实的理解，言语对现实的切割、组织与包装让新闻事实上成为一种修辞表达，“当人们通过语言来认知一个对象的时候，对象的现实状况往往被遮盖了，真实的对象可能在语言中提升、压抑或者变形”，从剧场景观的视角来看，修辞幻象是“能够将一大群人带入一个象征性现实的综合戏剧”［11］．就“陕军东征”来说，原本实际分别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分散于不同时间出版的小说以集体性的方式出现看起来就成为策略一致的修辞活动；作家、作品、读者、媒体、出版社、杂志社经由这一概念卷入巨大的修辞情境之中．

4 结 语

“陕军东征”之反响，既有对19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沉湎与唤回，也有驶上市场轨道的出版社、书商与杂志社、媒体之间的合谋推动，更有一个文化大省再现重镇气象的整编扩充，“陕军”之后，这一媒介话语不断处于传播增殖之中，基于地域作家流派的中国文学的“方面军”纷纷成立先后征伐⑨．但均未取得“陕军东征”之效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空间发生了深刻裂变与转型，媒介在现代社会中保有的符号权力日益扩张和提升，相比于颂赞、争议或批评而言，大众传播一环的无声或者失语才是最为可怕．

注 释：

① 韩小蕙．“陕军东征”的说法是谁最先提出的？．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1088／2507992．html．

② 2013年12月9日“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讲话中指出，“整整20年前，陕西以集团军的阵势，集中推出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长篇厚重之作，催生引发了当代长篇小说又一轮创作热潮，把长篇小说的艺术标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从会议主题还是领导讲话中，官方对于“陕军东征”提法的回避同样可见．

③ 作家程海在自述《陕军东征：往事备忘录》一文中特意指出“后来还有某几位居心叵测者，对‘陕军东征’这件事又臆造出另外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当年‘陕军东征’是四人而不是五人。另一种说法是‘三驾马车’三个人。好像凭一条舌头，就可以指鹿为马，重新创造历史似的。他们忘记了当今还是共产党领导，这五位作家的名字是省委副书记刘荣惠在讲话中提出来的，而且是在《陕西日报》公开发表了的。谁说话为准总该清楚吧”，参见《陕西日报》2013年6月25日，第13版．

④ 旻乐的《赝品时代--关于“陕军东征”及当代文化的笔记》中提到的分别是有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程海和老村；由白烨与白描编选的《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的一书收录的陕籍作家有陈忠实、贾平凹、京夫、程海、莫伸、高建群与杨争光七位．

⑤ 李云雷等．白鹿原：如何讲述中国故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6）：57．

⑥ 孙信茹，朱凌飞．都市中的“媒介仪式”——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媒介传播研究［C］／／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⑦ 尽管也有对“陕军东征”的提法不以为然的看法，并有“陕军东进”、“陕军东渐”等替代性表达的建议，但后述这些修辞表达显然没有激发起社会公众的热情．

⑧ 如王艳荣的博士论文《1993：文学的转型与突变》，董斌、郑莉的论文《“陕军东征”的文学传播意义》，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于后来综述性、回顾性的新闻报道之中，如《西安晚报》2008年12月19日的《“陕军东征”震动中国文坛》就引述这一事件时就用了《“陕军东征”火爆京城》的表述方式．

⑨ 相关表述可参见东北新闻网、黄河新闻网、《新周报》、文学湘军网、《大众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新桂网、东方艺术网、《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媒体的报道．

［1］ 马杰伟，张潇潇．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MA Jie-wei，ZHANG Xiao-xiao．Mediated Modernity：A Dialogue Between Commnication and Social Theories［M］．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1．（in Chinese）

［2］ JOHN B．Thompson．The Media and Modernity：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in Chinese）

［3］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DAYAN D，KATZ E．Media Events：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M］．Beijing：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Press，2000．（in Chinese）

［4］ 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ZENG Qing-xiang．News Narratology［M］．Beijing：Chines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Press，2005．（in Chinese）

［5］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CAREY J W．Communication As Culture：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M］．DING Wei，Translated．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5．（in Chinese）

［6］ COULDRY N ．Media Rituals：A Critical Approach［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7］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TAN Xue-chun，ZHU ling．The Generalized Rhetoric［M］．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2001．（in Chinese）

［8］ 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LIU Ya-meng．The Pursuit of the Power of Symbolic：Thinking about Western Rhetoric［M］．Beijing：Joint Publishing Co．，2004．（in Chinese）

［9］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JIN Guan-tao，LIU Qing-feng．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The Formation of Important Modern Chinese Ploitical Terms［M］．Beijing：Law Press，2009．（in Chinese）

［10］ 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YANG Hou-jun．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Prospect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Reinterpretation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Novels of PRC［M］．Wuhan：Hubei Education Press，2005．（in Chinese）

［11］ 大卫·宁．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NING D．Contemporary Western Rhetoric：Critical Mode and Method［M］．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1998．（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