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李惠然

西学东渐视域中的爱比克泰德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李惠然

摘要：利玛窦在向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文化背景的民众传播其教义的时候,敏锐地意识到儒家思想与爱比克泰德的学说的亲缘性。当我们了解基督教、爱比克泰德和儒家这三种义理之间的关系之后,就明白《二十五言》取得了出乎利玛窦意料之外的成功其实在情理之中。

关键词：利玛窦；儒家；爱比克泰德；《二十五言》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125-02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从事的传教活动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可谓是中西方哲学交融的盛事。利玛窦是代表人物之一。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采取“适应”的传教策略无疑是开启、推进这场深层次文化交流的关键所在。虽然赞美天主、维护天主作为他们的神学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始终没有改变，但利玛窦借用“中国儒家经典”和“希腊哲学”则是其论证学说的重要方式。这些从未被传教士们正面提及的思想家们在这场中西方哲学交流的盛事中起到了一种至为关键的桥梁纽带作用。爱比克泰德就是其中之一。相较其他思想家们，他的基本思想和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契合。我们从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受到意想不到的广泛赞誉就可获知这一点。《手册》涵盖了爱比克泰德的基本思想。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基本上转译自爱比克泰德的《手册》。

一、利玛窦的两种文化背景

方济格会认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遮蔽了宣示天主的宗旨。其实，恰恰是因为这种“适应”的传教策略中西文化交流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效。“适应”的传教策略不仅意味着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锋和融合，而且，还隐含着希腊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适应和包容。

利玛窦在向中国民众传播信仰时发现，援引《圣经》中的话作为权威加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不能使人信服。正如早期基督教成功地吸纳、接受、融化斯多葛主义等不同文化传统时遭遇过诸多困难，基督教想要在儒家传统文化下实现本土化同样会面临很多难题。因此他注重利用希腊哲学的成份，便于为异域文化的人所接受。

利玛窦熟悉儒家的典籍，借用儒家的一些基本概念来阐释、宣讲其基本教义的策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吸引了包括徐光启、冯应京在内的诸多士大夫追崇。在其诸多中文著译作中，《天主实义》、《天学初函》等体现了其主要思想。《二十五言》是利玛窦的一本小册子，却取得了远比《天主实义》更好的效应。利玛窦在他的札记和通信中屡次提及它的影响，以为这是他改变写作策略，才受到令他都感到意外的欢迎。

二、爱比克泰德、《二十五言》和儒家之间的亲缘性

利玛窦撰写著作是为了吸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表述基督论的

相关段落，“足以证明他理智上的真诚以及其传教策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那些谴责耶稣会士略去了对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宣讲的人是错误的。理性是人类共同的基础。利玛窦试图根据理性的普遍价值来建构基督教和儒家之间的关联，因此国人不会排斥这种方式。这种文化交流形式所取得的成功，不仅值得基督教其他派别的传教士思考，更值得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来关注。

当基督教再次面临一种新的异域文化传播教义时，本性上包容的斯多葛主义远比基督教的教义更容易为异域人们所接受。《二十五言》一书取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这也证明爱比克泰德的学说可以成为基督教和儒家成功交流的桥梁。国人认同的《二十五言》基本上就是《手册》中爱比克泰德的思想。也就是说，爱比克泰德的学说曾获得国人的高度认同。

《二十五言》篇幅不长，但它所包含的爱比克泰德的字句还远不止这些。利玛窦在向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文化背景的民众传播其教义的时候，敏锐地意识到儒家思想与爱比克泰德的学说的亲缘性。斯多葛主义和儒家有一个共同的实质性特征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爱比克泰德不仅主张“道德理想主义”，还尤为关注如何在现实中实现圣人的修身方式。相较基督教思想而言，爱比克泰德的学说所体现着“知行合一”与儒家学说更为接近。利玛窦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借爱比克泰德思想来传播基督教教义，实为高明之举。当我们了解基督教、爱比克泰德和儒家这三种义理之间的关系之后，就明白《二十五言》取得了出乎利玛窦意料之外的成功其实在情理之中。由此可知，爱比克泰德无论对儒家还是基督教学理上都有某种亲缘性。

三、从利玛窦和儒家的视角看《二十五言》的两个侧面

利玛窦认为，《二十五言》这本书是讨论道德及控制心灵恶的倾向的问题。他称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称赞不已。国人认为欧洲是蛮邦，出自一个外国人的手笔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如此确切地定义和细腻的描述几乎使人不能相信。由此，我们得出：他们的赞赏不已并非因为利玛窦阐释了儒家前所未发的基督教教义，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利玛窦对儒家思想有如此精湛的理解实属不易。世人完全是从传统儒学的教化立场上来衡量的。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对《二十五言》则如此概述：首先这本书：证明只有一个神，创造万物，掌管万物。后来，证明人有一个不死不灭的灵魂，并解释天主赏善罚恶的必须性，尤其在人死后，彻底批判了毕达哥拉斯式的托生理论。这本书的后部，又附加了有关天主及人的论文。最后，在劝告中邀请，所有的中国人，如果对天主教有兴趣，愿意有更深入的研究，请与神父接触，安排听讲的时间。在他看来，《二十五言》首先是证明有一个创世的神，即天主。由于人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天主能够对人予以赏善罚恶。他关注的问题实质上有二：一、论述天主的存在；二、邀请中国人接触、认知、实践基督教义。虽然《二十五言》绝大部分篇幅都是爱比克泰德思想的翻版，但利玛窦视之为次要的也不足为奇。斯多葛主义早已为基督教所内化，利玛窦借用爱比克泰德的思想来答复平常中国人的有关疑惑也合乎情理。利玛窦本人未曾向国人说明这个事实，所以国人将利玛窦表述的爱比克泰德的思想视为是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

利玛窦撰写《天主教要理解略》、《二十五言》等书最初动机就是专门为教外人所写，认为包括新的入教者在受洗之后还应该多次接受教诲。他认为，以理性而非圣经作为权威，这是教外人或初学者接受天主教理的正确途径。他批判的中国各种宗教派别主要是指佛老，尤其是佛教。他认为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是以自然律为基础的宗教，基本上与天主教义相一致。这句话作何理解?利玛窦荣耀天主的使命非常明确。既然孔子的哲学和天主教义基本上一致，难道他会信奉孔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利玛窦纯粹是为了迎合世人才做出的表态。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他的这种说法：一是利玛窦和中国人都认为天主教义和儒家的思想基本上一致。利玛窦和中国人都将《二十五言》中爱比克泰德思想的这部分内容看作是基督教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二是荣耀天主、积极传播福音是基督教教义的本有之意。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传教，以自然律为基础，实施天主教义的本土化。

祭礼是中国仪礼中核心内容之一。孔子在《论语》中已把这种仪式转化为“慎重追远”、反思人存在之源的理性沉思。但民间风俗的祭礼尚存祈福的意义，因此这很容易被划归为“偶像崇拜”。礼仪文化维系着整个传统社会。利玛窦否认草根文化中存在的这些礼仪，从某种意义上也没有赋予儒家礼仪任何积极的意义。佛家供奉佛像是让人心存敬意，并非让人崇拜偶像。因此，佛家也是以理性为基础，反对偶像崇拜的。道教追求长生、成仙，倒是颇符合“偶像崇拜”标准，但利玛窦正面批判的却主要是佛家。如上所析，至少从表层现象来看，儒释道三教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偶像崇拜”。《天主实义》表达的天主教义倘若要根除所谓的“偶像崇拜”，无疑会造成文化交流时的对峙。利玛窦极为赞赏徐光启用“去佛补儒”来形容基督教在中国的作用，并把“去佛补儒”解释为“破除偶像的迷信，完成儒家的思想”。但他把民间风俗祭礼理解为偶像的迷信。这自然会招致儒家士大夫的反感、反对。儒家士大夫们区分“慎重追远”和“祈福”这两层意义上的差异，并且强调前者。但二者在源头上是相同的，在整合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着必然关联。尽管利玛窦有区别地对待二者，但所谓“破除”和“完成”之间依然存在悖论。从义理上讲，这有否定儒家的嫌疑。儒家也意识到这一点，觉得基督教在中国最终是要“超儒”，取代儒家的地位和作用，而非单纯地满足于“补儒”。因此，即便传教士们以“去佛补儒”来定位自己的作用，但首先是儒家而非佛家起来反对基督教。利玛窦深知《二十五言》是以基督教伦理为限，未从正面阐释天主教义，其内容由于强调人的内心修养，《二十五言》才深得人们的喜爱和称颂。人们对他们正面阐发天主教义的文体以及攻击所谓的“偶像崇拜”等都持批评态度。文化的普世性在彼此相遇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交流、冲突。但我们从人们的称颂中获知，爱比克泰德的思想似乎与儒家的思想更多表现为交融，而几无冲突。国人甚至会由于利玛窦在爱比克泰德《手册》的基础上换用一些儒家的词汇误以为是儒家思想。

由上可知，爱比克泰德是《二十五言》中从未正面出场的思想主角。爱比克泰德学说和儒家学说相似，尤其是人如何修身训练的主题是其深受世人欢迎的原因所在。爱比克泰德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并不单纯是一种理论上的互动，而且有过历史性相遇，并且获得很好的赞誉。倘若我们从人们历史上无意识接受的思想资源中汲取灵感以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爱比克泰德无疑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这是本文以《二十五言》为文本依据来研究爱比克泰德的思想在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作用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柯毅霖【意】：晚明基督论，王志成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2]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和神学的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ll月。

[3]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4]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刘俊余、王玉川译，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七十五年十月。

[5]《三十、利氏致德•法比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罗渔译，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民国七十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