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山东济南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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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利/公权力”、“个人/社会”等二分维度在国家艾滋病预防控制的视野中集中表现为“主、客位”视角的割裂。公共卫生系统在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从“客位”视角出发，以疾病的社会控制为目标，运行基于实证主义的实践操演;而个人基于“主位”视角对疾病的认知、想象和实践往往被隐匿和忽视。呈现艾滋病预防干预中“主、客位”视角的割裂和对峙，从高危群体的“主位”视角反思干预的方式和内容，能够为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的优化提供新的路径和思索方向。

艾滋病;性工作者;主位;客位

艾滋病，作为一种与行为直接相关的传染性疾病，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除了高传染性、高致死率以及暂时没有疫苗等特点之外，其传播途径与特定行为方式的相关性(诸如不安全的性行为、吸毒行为等)，成为艾滋病众所瞩目的直接原因。艾滋病预防干预，被认为“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①《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7号)，2004-03-16.，是“关系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②卫生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12-06.。

“疾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尤其是与特定行为相关的传染性疾病，更容易被赋予种种社会“隐喻”③隐喻，按照亚里士多德对其所下的定义，“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隐喻不仅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修辞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症候”(symptom)，它是基于具体文化环境和意义承载的产物。。艾滋病的“疾病”隐喻与越轨行为之间呈现某种“不言自明”的疾病归因，极易导致特定人群在疾病预防干预中被“客体化”和“他者化”。公共卫生具体工作中对于行为的划分标准和操作方法，故意地扩大为社会分层意义上对于个人和群体的归类和定性。④潘绥铭，侯荣庭.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的价值理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以女性性工作者为例，⑤与政法部门或公共卫生部门采用的“卖淫女”、“失足妇女”、“暗娼”等称谓不同，本文对“性工作者”、“女性性工作者”(FSWs)等词汇的选用是基于中立的、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国际惯例。她们的高危行为被视为一种身份特征标定在疾病的社会控制中。她们被认为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在艾滋病流行中起放大器作用”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作的《娱乐场所服务小姐预防艾滋病性病干预工作指南》中提及，“在一个地区或国家，性服务小姐往往在艾滋病流行中起着放大器的作用，艾滋病可以通过她们从高危人群传播到一般人群，在短时间内引起流行，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因此，针对性服务小姐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性工作”(2004年6月)。。然而，这些生活在具体时空、拥有丰富“主体性”的女性，她们对“疾病”是如何建构和实践的?她们是如何定义和实践“性”的“安全”?以及，在科学话语充斥的艾滋病预防干预中，她们是如何审视和评判疾病知识，并以何种过程影响自己的行为?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不仅需要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从经验研究中需找答案，同时更呼唤一种视角的转向，从而为艾滋病预防干预的优化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路径。

一、“客位”视角下的艾滋病预防干预：一种公权力实践

在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公共卫生系统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公共卫生事业政策制定及具体工作的执行者，承担着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的计划和执行。①当前，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包括政府公共卫生的管理部门、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机构、公共卫生学术机构以及其他主要从事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机构。这与美国医学会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划分不同。美国医学会还将社区、学校、企业和雇主以及媒体都定义为公共卫生的潜在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现代公共卫生理念认为，公共卫生应是全社会共同的结果，公共卫生系统只起较为关键的协调和管理作用。从内在逻辑上讲，公共卫生系统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的核心目标是：减少乃至阻断艾滋病从高危群体向普通人群传播的可能性。

(一)公共卫生的公权力实践操演

面对艾滋病快速传播的现状，我国政府已将艾滋病列为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之一。《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实施指导意见》、《艾滋病防治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定，明确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具体目标，呈现出“全民初级预防、高危群体重点干预”的工作模式，即面向全民进行健康教育，提高广大民众对艾滋病的警觉性及自我保护能力;同时，针对性工作者、吸毒者人群等艾滋病高危群体(high-risk population)开展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工作。这种针对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二分的干预模块，分别以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为工作重点。

从特点上分析，公共卫生系统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由于我国本土语境下的“公共卫生”是伴随着卫生理念及制度变革的“外生”概念，从其扎根于本土文化环境之始，就体现着一种被动的“现代性要求”和“民族性”话语，即一种从落后、病态、传统到先进、健全、现代的民族期待和转向。②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所以，作为公共健康利益“国家代理人”的公共卫生系统在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的公权力实践操演具有政治倡导性。③王昕.论“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践——以艾滋病预防干预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2012，(5).

第二，公共卫生事业的公权力实践操演依靠政府相关机构(卫生部门及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工作人员实施集体行动，是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和常规性组织活动。④邱仁宗.公共卫生伦理学刍议[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

第三，艾滋病预防干预中的公权力实践，直接指向某些社会边缘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主流话语体系“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和干预方式。以“大多数人利益”去压倒“少数人/个体利益的诉求”不仅成为论证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需求，而且成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霸权。⑤姚星亮，王文卿.AIDS在中国的污名化：一种政治移情的理论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二)疾病社会控制中的个人“失语”

桑塔格在对“疾病”隐喻的分析中曾指出，因患某种疾病的病人被视为“他者”之外，还包括一种使歧视、压制和敌对状态合法化的政治修辞。“他者”与“疾病”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成为排挤、歧视以及反对的共同对象。⑥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性工作者被标签化为“高危人群”，成为社会控制、政策设置、舆论监督、政府监管的重点对象。

在艾滋病预防干预中，女性性工作者一般被认为缺乏必要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存在疾病预防的“知识盲点”、缺乏疾病预防的“自我效能”⑦公共卫生系统针对性工作者的干预工作中，将“自我效能”的概念引入“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所谓自我效能是基于效能理论发展而来的，它是指个体对自己实施和完成某种行为，或应付某种困难情境能力的判断或信念。效能理论强调认知与行为之间具有相互的作用，即个体在执行某种行为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和自我判断，它反映的是对行为控制的一种把握和知觉。。她们被“性工作者”的“身份”标定在艾滋病传播的敏感位置，被认为是行为改变与干预的客观对象。在大多数人利益的捆绑与压制下，她们是疾病感染和传播中的病体和桥梁，是疾病社会控制中的目标人群。她们鲜活的、多元的、情境的主体实践被隐匿;她们对“疾病”的认知、感受、建构、实践以及对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的“主体”意见表达往往是隐匿的、不清的。女性性工作者究竟是如何看待疾病风险、又是如何在具体生活中做出行动选择的，对这些问题的探究需要深入挖掘她们的主体陈述和实践过程。

(三)“客位”视角及干预对象的“客体化”

“客位”(etic)与“主位”(emic)概念最初是派克(Kenneth Pike)在1954年从语言学术语“音素的”(phonetic)和“音位的”(phonemic)概念中提出的。①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189.认知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中通过声学角度对“音素”进行客观的、准确的记录;之后，对发音人的具体语言运用进行“音位”的分析，突起区别性特征。客位研究如同音素的分析，是研究者从“局外人”和“文化外来者”的角度所进行的观察和研究。主位研究如同音位的分析一样，是指“局内人”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野”。从视角上看，“客位”视角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立场出发，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进行剔除，把他们仅仅看作是客观的被认识对象，即他们的认识不应该和研究者的认识发生交流。②张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主位”视角从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视角出发，强调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应凸显出深度性和真实性，摒弃理性论者那种居高临下的、全知全能的、对于一般事物的总体描述(大叙事)，从而体现出“局内人”的视角和“当局者的思维”。③陈向明.什么是行动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2).

目前公共卫生系统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基于“客位”视角将干预对象“客体化”，聚焦其疾病风险及在疾病传染过程中的作用和位置，并进行态度评估、行为干预和改变。公共卫生系统采用的预防干预模式主要参考“健康信念模式”(HBM)、行为转变理论模式(TTM)以及“知信行”理论(KABP)，其中，以“知信行”理论的实践最为普遍。“知”被认为是行为改变的基础，“信”表明行为倾向，转变行为的前提是转变信念和态度。④张孔来，张云，等.艾滋病防治工具书CSW人群干预[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这样的理论模型描绘了一种从外部知识到内生行为、习惯的因果关系。

然而，这种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抽离于具体生活情境的。比如，在当前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干预对象“知而不信”、“信而不行”的情况大量存在;以及，“安全套使用率增长(长期来看)与艾滋病感染率增加之间的矛盾”⑤具体来说，在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学报告中，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的自报数一直在不断增长，甚至，在某些干预工作中女性性工作者的安全套使用率能达到90%以上。如果撇开问卷或访谈提纲“题器”设计的合理与否不谈，也不考虑数据采集中是否存在被访者出于某种考虑隐瞒或撒谎的情况，单就“安全套使用率增长与艾滋病感染率增加之间的矛盾”来看，如果安全套使用率增长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和传播，那么这就对当前艾滋病预防干预的预设构成挑战。，这些已成为长期困扰公共卫生艾滋病预防干预的“瓶颈”问题。以“知信行”理论为预设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秉持一种中立的、客观的、远距离的、外部的视野。这种“客位”视角下的疾病预防控制将高危群体作为疾病的潜在载体，而不涉及这些人群文化及意义解释的“内部视野”。与此相比，“主位”视角不仅能够带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同时能为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的优化提供新的路径和思索方向。

二、艾滋病预防干预的“主位”视角及实践

与基于本质主义的“客位”视角不同，“主位”视角强调知识是参与者在行动过程中对“现实”的建构。知识具有个人特定的意义以及个人当时所处时空环境的特点。⑥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15.提出“主位”视角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呈现相关知识的“主体建构”过程，能够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由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去研究主体自己的建构过程(而不仅仅是建构结果及其作用)的诸方面。⑦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J].社会学研究，2007，(3).这样，更容易打破科学主义对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对象客观化”桎梏;确立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疏离体验型”(experience-distant)过渡到“贴近体验型”(experience-near)。同时，能够在打破社会边缘群体位于社会结构中的“他者性”地位，积极挖掘和建构他们的主体性。⑧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J].社会学研究，2007，(3).需要指出的是，首先，社会边缘群体自身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实践逻辑不一定与主流意见一致，但是，这并不证明这些“主体”认识和实践是不重要的;其次，尤其是当针对他们的社会控制中出现一些问题时，更需要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野”去重新审视相关问题。

笔者在参与的多次“红灯区”调查中①从2007开始，笔者作为研究者之一先后参加全球基金第五轮项目“流动与健康：女性性工作者的定性研究与干预模式探索”等课题的全程调查和研究，分别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宁夏银川、广西柳州、山东威海和济南等地进行“红灯区调查”，就女性性工作者对“疾病”、“健康”及相关问题的主体建构和实践开展经验研究。，力图挖掘女性性工作者的“主体性”，呈现她们生活的整体图景，并试图通过细致、内部和近距离的描绘，体现“局内人”的视角和“当局者的思维”。这些基于“主位”视角的调查关注被访者的生活全景，鼓励她们进行“生平阐释”(biographical interpretive);同时，情境地、深入地、细微地呈现和分析相关问题，并赋予意义洞察特质。这样，能够从“测量”或“求证”过渡到“理解”与“阐释”;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对被访者的生活进行“裁剪”，这使得女性性工作者对艾滋病预防干预的“主位”建构和实践不断丰富和明晰。

(一)“疾病”谱系的多元化

基于“客位”视角的公共卫生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将性工作者等群体视为预防干预的“客体”，期待在这些人群中通过普及疾病知识和强化信念影响行为改变。在这种“客位”视角下，“疾病”在性工作者身上往往被简化为艾滋病，或者说，在公共卫生系统的公权力实践操演中，性工作者的疾病风险被简单标定为艾滋病风险。

基于“主位”视角，在研究中笔者避免“先入为主”地给出访谈对象一个客观的、可测量的、医学的“疾病”概念。“疾病”是一个弥散的概念，它不一定指“所有病的统称”或一种状态，也不一定指具体的某种疾病(比如性病、艾滋病等)，而是取决于“主体”本身是如何表述和建构的。通过研究发现女性性工作者对“疾病”的建构和实践具有丰富的“主体性”。除了艾滋病风险之外，她们还受到其他疾病的困扰和影响。这些疾病与艾滋病一起构成了她们的疾病谱系。

首先，妇科疾病是她们“疾病”建构中的重要组成，在当前的公共卫生干预中很少有针对妇科保健知识的宣传。其次，在她们的生活中，诸如乙肝、丙肝、结核在内的其他传染疾病也是潜在的疾病风险。“客位”视角下的公共卫生系统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干预工作仅仅强调艾滋病的预防，但对于诸如包括乙肝在内的、拥有同样传播方式的其他疾病却不怎么提及。在访谈中，有性工作者提出：“不太明白为什么老说性病什么的，我觉得我们还挺容易得别的传染病，皮肤病什么的。还有肝炎，到底吃饭能不能传染啊?如果连吃饭都传染，嘴对嘴肯定也可以传染。怎么就没人给说说这个事?”

艾滋病，作为一种敏感地承载了社会隐喻的疾病，在公共卫生“公权力”的实践操演中被不断强调，相比之下，其他传染性疾病在公共卫生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干预中却鲜有提及，哪怕仅仅是简单的知识普及和宣传。然而，是否她们对“疾病”风险的感知和实践就一定仅仅指向艾滋病，或者说，在公共卫生预防干预“客位”视角下被视为艾滋病传播“放大器”的她们，是否会将艾滋病视为离自己生活“很近的”疾病?是否还有其他疾病被视为是更大的伤痛和风险?显然，作为“主体”的她们有着丰富、多元的看法。

(二)“安全性行为”的主体建构

作为一个完全外来的概念，“安全性行为”在中国本土环境中的提出是伴随着性病、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国际艾滋病干预及性教育项目在中国的实施而来的。在艾滋病预防干预中，“安全性行为”特指使用安全保护措施即安全套的性行为，从而降低性病、艾滋病感染的可能性。这种“安全”，是基于疾病预防层面上的“安全”，是生理层面上的“安全”。

就中国传统性文化而言，“安全”与“性行为”之间是没有天然联系的。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清楚地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进而“向外一圈圈推开去的水纹”。②费孝通提出“自家人/外人”划分，这种心理和行为的“内外有别”在黄光国那里被划分为基于情感性关系(expressive tie)、混合性关系(mixed tie)和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tie)的“家人/熟人/生人”模型，这一划分也被杨国枢采纳。阎云翔通过对“靠得住的人”进行分析，确立中国人用“关系核心/依赖带/有效带”确立人际关系的远近。参看：黄光国，《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文化中的“安全”更多与人际关系的“远”、“近”有直接关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远近划分中，“外人”、“生人”被更多的与“安全”问题相联系。这种安全，不仅是指身体层面的损害，同时，也是在人际互动中由于不稳定关系、较浅层交往所带来的行为风险。相反，对亲密关系而言，“安全”问题的探讨缺乏本土文化的实践空间;甚至说，在亲密关系中谈及某些行为的“安全性”，是被认为对亲密关系的破坏乃至否定。

比如，一些女性性工作者提到，面对“熟客”的时候便比较少地考虑性行为的“安全”问题。性交易行为在较为熟悉的关系中被建构成是“安全的”、“可信赖的”。在人际关系中离圆心越近的关系，越代表着亲密和安全，反之，在以“自我”为圆心的外圈里，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甚至是肮脏的。一位性工作者提到：“有些是老客人了，时间长了就像朋友，他有什么心事都给我说，跟他老婆吵架之后还会给我发信息，我就安慰他。我和他之间比较信任，也不考虑什么性的安全。”

另外，通过女性性工作者的主体陈述可以看出，她们所理解的安全性行为，包括了对性行为发生对象是否“安全”的判断，这种“安全”不仅仅指向疾病，而且包括对人身危险和伤害的判断。

“你说安全性行为是啥，对方如果是个杀人犯，这样肯定就不是安全的性行为。现在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个啥背景，万一把我害了，家人都不知道。”她们将建构的重点放到人身安全而不是“性行为”本身。这种基于“主位”的“安全”建构被公共卫生系统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所忽视。性行为是否“安全”，是基于人与人之间交往风险的判断，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疾病传播风险的考量。

(三)“近距离”的知识

公共卫生系统艾滋病预防干预所传播的科学的、理性的知识对行为主体而言，是外在的，这些知识转化行动需要经历一个“内化”的过程。除了科学的、理性的、显性的知识之外，行动主体还存在一种隐性知识，即在一个人所知道的、所意识到的东西与他所表达的东西之间存在着隐含的未编码的知识。①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2000.这种隐性知识来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经验和判断。它是基于“主体”产生的无法用言语、符号等表述的技能，同时也体现着个人多次亲身实践所形成的固有经验。

在基于“客位”的公共卫生系统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女性性工作者作为干预对象和干预工作的被动接收者，被长期置于“客体”和“他者”的位置。她们是否一定会毋庸置疑地接受疾病宣传中的科学话语、是否会相信那些理性知识的“全知全能”，以及是否会相信作为“局外人”(outsider)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并进行积极的行为转变，这些是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从“主位”视角出发，个体将外在的知识与信息转换成自我行动改变的驱动力之前，对外在知识、信息以及来源的“信任”，是一个基本前提。毕竟，干预工作应建立对相应人群最大的信任，只有这样干预效果才能实现。②王维真.关于对艾滋病防治行为干预宏观政策制定的思考[J].中国健康教育，2003，(10).

信任范畴，不仅包括制度信任，而且还包括人际信任。对女性性工作者而言，制度信任主要是对国家政策、法规以及作为“公权力”实践者的公共卫生干预工作的信任程度。在制度信任面前，个人的信任范畴划分是具有主体性和选择性的，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女性性工作者对公共卫生干预工作必须或必然抱持一种信任的态度。通过调查发现，性工作者更倾向于选择实际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小型的、具有社会同质性的群体，容易产生“深度信任”。它建立在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关系，更多植根于社区、亲缘纽带和友谊的个人化信任关系之中，③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Stracturation[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她们更容易相信与她们社会距离更近的人所传播的知识。④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既包括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涵盖呈现个体性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体行为的指向;有时候也用于指涉群体偏见、文化差异和群体互动。塔尔德首次使用“社会距离”概念，用以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客观差异。齐美尔对社会距离概念进行了发展，认为社会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在调查中，有不少女性性工作者提及公共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称他们为“政府派来的”、“上面来的人”，是和她们“距离很远的人”。在知识主动接收和内化的过程中，科学的、理性的、正确的知识并不一定位居知识构成的前端，反而是那些基于实践的、近距离的、具有文化特征和意义表达的知识容易成为影响其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知识动力。

三、割裂与反思

“客位”视角抱持一种“中立”、“客观”、“远距”的视角观察人或事物，把他们仅仅看作是客观的认识对象和改变对象。然而，新人本主义用个人主体性和非理性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类主体和理性，导致传统认知方法的变更和认识主体地位的提升;实践与经验层面上的个人主体性和非理性打破了传统认识论中的理性思维。①朱虹.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现代性转变[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10，(1).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人类认识的过程中，那些个体的、情感性的、变动的因素在认识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在持有特定亚文化的社会群体中，具有主体性的建构和实践不仅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动，而且构成了群体行为特征的分析框架，呈现出丰富的解释力和深度。

“私权利/公权力”、“个人/社会”等二分维度在国家艾滋病预防控制的整体视野中集中表现为“主、客位”视角的割裂。在“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的“疾病”问题被具体为“艾滋病”感染和传播风险。公共卫生在艾滋病预防干预中的公权力实践，以主流话语体系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和干预方式，将女性性工作者视为艾滋病传播中的“放大器”。这种“身份”维度下的刻板印象被不断强化，从而使得她们基于“整体人”的健康问题被忽视和隐匿。事实上，行为发生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从正向角度选择行为发生的方式和目标。比起预防或控制某种疾病，人们更容易接受促进和维护健康;比起将个体割裂为具体疾病感染的“温床”，人们更愿意从自身体验和实践中达成一种对整体健康的促进。

其次，“客位”视角下行动逻辑呈现出知行之间因果关系的预设;知识与行为的分离，是高危行为改变的实质性难题。②兰林友.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行为的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11).事实上，性工作者不仅应被视为“客位”干预的对象，而且还应是行为发生或改变的“主体”，是意义传达与阐释的“主体”。只有对她们生活中那些情境的、变动的、经验性的建构和实践进行阐释，才有可能让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居于“客位”的研究及其实践中出现问题的“破译”和“解码”成为可能;才能获得追求内部的、深层的认识和行为改变方式。

艾滋病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要关注个体的深层内趋力和主体建构是如何参与社会文化关系和社会亚系统的建构，进而为促进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制定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利用提供支持。从“客位”走向“主位”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不仅能够提供新的视角，而且能够带来方法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弥合现存工作中高危群体与普通人群之间的割裂状态;促使社会边缘群体积极、自发维护健康，进而从社会整体出发，有效推动疾病控制、促进整体健康。

艾滋病预防干预的“主、客位”视角及其实践操演*

王 昕

HIV/AIDS prevention in etic and emic perspectives

WANG X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Our national HIV/AIDS prevention reflects several binary dimensions，such as private rights and public power，as well as individuals and society，which reveal a separation of the etic perspective from the emic perspective.Based on positivism and from the etic perspective，our public health system prevents the spread of HIV/AIDS by operating its public power.In contrast，the cognition，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AIDS prevention from the individually emic perspective are silent and neglected.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the separation of HIV/AIDS prevention in the etic perspective from the emic perspective to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tic to the emic perspective in HIV/AIDS prevention，thus enlightening a new way of HIV/AIDS prevention in practice.

HIV/AIDS;FSWs;emic;etic

黄龙光］

C913

A

1000-5110(2015)02-0077-06

王 昕，女，青海西宁人，山东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性社会学、健康社会学。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新世纪大学生性教育实务模式研究”(ELA13043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