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陈荣昌生活于中国社会文化剧烈震荡和历史性转折时期，其诗体现出“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特点。面对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态势，他坚持儒家思想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在应对内忧外患时，其诗的思想底色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考察日本，敲破酣梦，激发愧励之思。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以“大清之遗民，中国之良民”化解两难困境，最终达成公民身份认同。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专制与共和、守节与顺世的纠缠和紧张正孕育着现代性思想萌芽，孕育着思想和文学突破的契机。这些因素使他的诗成为反映近代转型期诸多时代特征和精神特征的典型诗歌样本。

社会文化转型;陈荣昌;精神特征;诗歌样本

晚清诗歌研究，学界原来只集中于同光体名家、诗界革命派和南社代表诗人，视域是有限的，近些年虽然有所拓展，而仍有数量庞大的诗人群体被忽略或无暇顾及。考察其他诗人，我们会发现此一时期的诗歌比想象的丰富得多，内容的复杂性也超出现有认知。本文以陈荣昌为例进行讨论，通过个案分析，可以窥测晚清诗歌的某些特点和复杂面向，甚至印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

陈荣昌是近代云南杰出的教育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他一生创作诗词文甚多，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居于晚清民初五十余年中云南诗人前列，加上他的道德风范和社会地位，于是成为这一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而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剧烈震荡和转型的时期，他的诗对此做出了回应。由于他的经历和见闻丰富，他既不是抱残守缺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也不同于不留余地的激进主义者，他的所思所想就有相当的典型性，有坚守也有新变，有失落也有期盼，有困惑也有清醒，可以视为反映了转型期诸多时代特征和精神特征的诗歌样本。

一、坚守儒家人文主义

陈荣昌(1860～1935)字小圃，又作筱圃，号虚斋，昆明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担任过翰林院侍讲、资政院议员、贵州提学使、山东提学使、云南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云南丛书》名誉总纂、云南国学专修馆馆长等。一生有为有守，立德立功立言，是近代“滇中绅界首领”①赵蕊.从云南三位著名绅士的反袁旨趣看“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说的有限[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9，(7).，引领风气，表率群伦。学界称他“诚敬之心，宏通之识，素以天下为己任，古所谓大人天民;而仁爱之心，尚流露于文字间。……发为文章，其书满家，又不肯与世俗所谓文学家、诗词家、书法家较长短，立异同，盖自有千秋，非一时一地之人也。”②袁嘉谷.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A].方树梅纂辑.滇南碑传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757.

陈荣昌共存诗15卷1574首，合为《虚斋诗稿》，刻入《云南丛书》刊行。他的文艺观属于儒家正统，追求文学的正气和大气，反对“小家脂粉气”。其诗精神饱满，以思想和理气见胜，议论较多，走的是宋诗一路。由云龙《定厂诗话》卷上说他的诗像钱南园：“陈筱圃丈诗，劲气直达，理胜于词，亦极似南园通副，不仅平生为人及书法步趋之也。”尽管他无意与诗人较短长，一生不以文学自炫，而“诗古文辞，为清季滇中一大家①方树梅.陈虚斋先生年谱[A].谢本书主编.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上)[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02.”。李端棻评价其诗有气骨、见真性、沈厚、雄举，“卓然成家”。②李端棻是贵州人，著名教育家，官至礼部尚书，任云南学政时识拔陈荣昌。陈荣昌两任贵州学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二次以提学使身份赴黔，此时李端棻因支持维新变法被罢黜家居，师生得以再次聚首。陈荣昌敬重老师，李端棻继续勉励学生，高度评价其诗，并对其在黔所作诗予以点评。以上话语分别见李端棻对《虚斋诗稿》卷十一《后輶轩集》有关诗作的批点。

陈荣昌是虔诚的儒学信奉者和践行者。袁嘉谷说他“以顾黃之高节，兼张陆之心源，抗朱王之诗集，跨方姚之文编。集一代师儒之大成，延三迤文献之心传。③袁嘉谷.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A].方树梅纂辑.滇南碑传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758.”赞美他有顾炎武、黄宗羲的节操，又继承了张载、陆九渊、朱熹、王阳明、方苞、姚鼐诸大儒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他始终以儒家世界观观察社会，以儒家人生观规划人生目标，以儒家基本教义指导人生实践，以儒家价值观安顿心灵，是一个标准的儒家人文主义者。而这就成了贯穿他文学创作的思想主轴。他的诗，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社会的责任，彰显道德意志和为人的正大光明，突出民胞物与情怀，严守义利之辨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弥散在很多作品当中。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儒家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要求把民众当作自己的手足同胞，关心、尊重、爱护他们。陈荣昌“公之一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兄弟师友之间，皆孝友所扩充。④袁嘉谷.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A].方树梅纂辑.滇南碑传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757.”这正是典型的儒家情感模式。其诗书写百姓遭受的自然灾害、战乱祸害、苛政虐待等，仁爱之心，随处流露。写亲情友情师生情的诗，真诚深厚，温润体贴，充满向善和向上的力量。他对自然亦有尊重的态度，其山水诗佳作甚多，描写自然美，表现心灵在自然中的自由舒展，丰富了自然景观的人文内涵。

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关切，可以《尊孔集》之《食人叹》为代表。1910年秋天，淮河、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江西、安徽、江苏二十余州县，饿死达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政府进行了救灾赈济，但由于灾民太多，无法周济，到了1911年春天，饥荒达到极点，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陈荣昌写了《食人叹》记载这件事，其中一段说：

涛冲浪击锁纽断，耸身腾跃金堤开。一荡一决一百里，十荡十决千里无烟埃。死者长已矣，生者奈何哉?富者千金买一壶，贫者泛如水中凫：强者攀援枯橛株，弱者踯躅行泥途。幸而脱险不为鱼，终然无食庚癸呼。天纵雨粟亦区区，所生榖，皆沦胥。乞食野人，野人与之块;仰食县官，县官无税租。罗雀雀已尽，捕鼠鼠亦无。椎埋行劫，珠玉不可食，除却析骸易子更无救死之良图。割人如羊，屠人如狗，牵头曳足断腰及肘，生而啗之，血入于牙，熟而嚼之，肉入于口。噫，人可食耶?胡为残忍荼毒至于此!噫，人可食耶?胡为残忍荼毒至于此!⑤本文引用陈荣昌诗作，均见《陈氏全书》之《虚斋诗稿》，云南丛书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为了行文简省，不逐一出注。

在这里，他交待了发生洪灾的原因是江河决堤，淮北平原尽成泽国;描述了人们在水中挣扎的情景，尤其是人吃人的惨象，令人怵目惊心。他无可奈何，“惟有长歌当哭双泪堕”。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人吃人行为的评价，他认为这突破了人之为人的底线，是不可接受的。他举了一些动植物之间互相依靠、互相救助的例子，说明它们都不会吃同类“苟活其残躯”。而人“草菅其生命”，真是“人面而兽心”，让他“转思虎狼仁”，难以理解人为什么连禽兽都不如。“人可食耶?胡为残忍荼毒至于此”在诗中重复了四次，可见他的沉痛。他否定了“吃人是不得已的，否则自身也要死掉”的说法，“吾尝闻之师，饿死事极小，求生以害仁，虽寿亦为夭。宁为宣尼之覆醢，勿为盗跖之脍肝;宁为鲍焦僵毙于旷野，勿为乐羊啜羹于中山。”他还否定了历史上以“行忠”名义吃人的“美谈”：“行忠犹未可，以忍戕仁恸煞我”。在他看来，无论吃人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仁”的戕害。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荼毒同类，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否定和践踏。这样苟活下来，即使长寿也等同于夭折，活着并没有意义。“仁”在这里实质上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害仁”必然走到人的反面，成为“非人”。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最高价值。出于对这种价值的认同，陈荣昌对“吃人”十分敏感。1910夏，他应诏赴京朝觐帝后，路经贵州潕阳，夜里突发洪灾，这座商旅云集的“雄郡”几乎被荡平，淹死人无数，“浮尸逐浪下”。他住在半山腰，逃过一劫，作五古长诗《述灾》记其事。大水退后，旅馆主人庆幸他们获得再生，安排早餐，有两条鲤鱼，他认为此时吃鱼就等于吃人，不忍心吃：“我念鱼肠中，定有人脂膏。投箸不忍食，泪下如泉浇。”他的推理，并非铁“定”，因为此时的鱼还来不及吃淹死的人，但正见出其宅心仁厚，对吃人的高度警惕。他还联想到灾民：“吾属虽幸免，当念民同胞。灾民何以恤，冤魂何以招?”贺宗章评其诗“悲悯为怀，随在流露”①陈荣昌《虚斋诗稿》中时有贺宗章(竺生)、陈箴(敬甫)、赵藩等人的批语，评论诗作的特点，对理解陈荣昌诗颇为有益。这段话见《虚斋诗稿》卷十三《朝天集》，云南丛书本，中华书局，2011年。，此诗足以证之。

鲁迅把中国历史说成是“吃人”的历史，无疑包含了陈荣昌一样的惨痛感受，无比悲凉。吃人的惨剧之所以一再上演，跟人们的观念是有关系的。只有否定为吃人辩护的任何理由的正当性，人才能真正成为“人”而不至沦落为禽兽不如的怪物，才能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陈荣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凸显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当时不能不视为卓荦的见解。

陈荣昌致力于人格塑造和心性涵养，具有担当精神和慎独精神，他的诗也反复强化这方面的思想。人格是人的品格、价值和道德意志的总和，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都把人格塑造置于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意在确立人的主体性，让人活得有尊严。陈荣昌诗中，不管是自我策励的，勉励同辈、学生和子侄的，还是追慕前贤的，都以品格言说为中心。他认为，人的心灵被正气所充实，具备高尚的人格，才能担当人的使命，实现人的社会价值;才能保持心灵的自由状态，活得爽朗刚正，坦荡从容。《燕市集》之《自策八首》大气磅礴，是其人格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五云：

一生大事在持躬，不在争名夺利中。

豪杰心肝藏热血，圣贤骨干耐奇穷。

只求自了真无用，一受人怜便不雄。

撑起脊梁立定脚，好还正气与苍穹。

他说，保持操守是一生中最大的事情，人生的意义不在争名夺利，而在以一腔热血有所作为。正气是宇宙所赋，说明了正气的神圣性、崇高性和不可让渡性，人必须守住正气，挺直脊梁，站稳脚跟，才对得起宇宙。这首诗塑造了一个豪杰形象，是他的自我期许和自我策励。第八首论打破义利关：“一拳莫说太凶顽，打破人间义利关。从此清明心似水，任他大事重如山。性天以外无尧舜，师友之间见孔颜。倘失这条真血路，哀哉弱丧不知还，”斩钉截铁，精警之至。贺宗章评论说：“八首语语有物，绝似邵尧夫、朱晦翁、王阳明诸儒先诗。圣贤学问，一气沆瀣，心悦诚服，不觉俯首之至地也。”属于典型的宋诗风格。

儒家思想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作为一种轴心文明的主干，它的主流思想凸显了人性中美好高贵的一面，所以它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世道人心和社会发展。正是有陈荣昌这样一些儒家文化的坚定担当者、维护者、践行者，儒家文化才生生不息，而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因之得到不断强化，中华民族于是历经磨难仍巍然屹立。

二、重大事件的冲击与回应

陈荣昌生活在外来野蛮侵略与中国惨淡应对、清王朝挣扎图存与反政府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矛盾交织并日趋尖锐化，导致重大历史事件连绵不断，这些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个人的命运。这些事件客观上会给每一个敏感的人以刺激，而陈荣昌又是忧国忧民的文化人，他的感应会更加敏锐强烈。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在他的诗中都投下影子。无论是外患还是内忧，都让他愁闷，“寄物多孤愤，全凭诗解脱”，表现这方面内容的诗特别多。

甲午之战，北洋海军被国人向来藐视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七零八落，中国军事自强的努力不堪一击。这是继鸦片战争之后给中国又一次致命打击的战事，它不仅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而且毫不留情地击碎了中国的自尊心和自强梦，给明智之士更多的痛苦和忧虑。庚子之变，又是一次浩劫，又是一次撕心裂肺的体验。义和团与外国联军的双重夹击，差不多使清王朝陷入灭顶之灾。这两次事件，都让陈荣昌忧心如焚，苦闷无边，“仰天一叹奈何哉，日暮愁云叫不开”。《燕市集》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诗占了最大比重。《九龙池集》中、下卷反映庚子事变的作品连篇累牍。《感述四首》之三描述了八国联军焚掠北京的惨景：

都门白昼鬼称雄，磷火飞腾万室红。

秦土半焦楚人炬，元兵直入宋皇宫。

庙中九鼎能无恙，台上千金亦已空。

千万横行真面谩，汉家何恃不和戎?“鬼称雄”是指八国联军在北京横行无忌的情况。他用项羽焚烧咸阳和蒙古人攻占南宋首都临安比喻联军对北京和皇宫的浩劫，国家尊严扫地以尽。

他对重大事件的反应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本着儒家“尊王大义”，在君后和大臣之间划出边界，同情光绪和慈禧因为大臣无能而蒙受羞耻、颠沛流离，只把谴责的矛头对准大臣。《遣愤八首》其一说：“宫阃唐尧在，君王汉惠同。一人真大孝，诸老少精忠。坐见朝廷小，时还上下蒙。高明愁瞰鬼，社稷误和戎。”把慈禧比作唐尧，把光绪比作汉惠帝，恭敬无以复加。谴责的是大臣中缺少精忠报国之士，看到国土越来越小，朝廷越来越弱，不思挽救，反而上下欺蒙。

二是从“攘夷”观念出发，主张以武力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他认为以割地和赔款解决危机是“抱薪救火”，坚决反对。《和议三首》：疆臣闻战便沉吟，却把和戎当捷音。

且喜豕蛇停荐食，好将牛马放桃林。

一败涂地不知耻，三呼渡河谁有心?

天生李晟为社稷，可惜如土挥黄金。

两宫西去日无光，泣下金人泪数行。

一鼓收京无郭李，群公报主半汪黄。

扶持庙社非和局，整顿乾坤要战场。

为语筹边诸将帅，还须磨洗绿沈枪。“两宫”即光绪和慈禧，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他们仓惶出逃西安，这是大清260年历史上的奇耻大辱。陈荣昌谴责朝廷内外手握大权的臣工多不敢与侵略者作战，“将相王侯皆腐鼠”，懦弱退让，一味求和，以大量的金钱满足侵略者难填的欲壑，求得暂时苟安，致使侵略者横行于中国。他们失去了起码的羞耻心。“扶持庙社非和局，整顿乾坤要战场”，明确表明了他对和与战的态度。

三是他观察到君王权威的削弱，某些封疆大吏不听号令，对王朝危机坐视不管。《诸侯》：“东方寇至国都残，天下诸侯只坐观。如此时艰不努力，几人官大有忠肝?”《遣愤二首》也说：“传烽诸侯不肯至，收烬一战仍无功。”这是指南方大吏提出的“东南自保”。庚子事变中，大理寺卿盛宣怀、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等“见太后所行，自招灭亡之政策，极为焦虑，发电力阻①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A].清代野史(第一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8：169.”。因此，他们不同意慈禧对列国的《宣战诏书》，也不服从“北上勤王”的诏令。这一事件使清廷威信扫地，合法性被严重削弱。

陈荣昌是儒家正统主义者，严守纲常中的君臣之义，“要须守土精诚在，莫遣尊王大义违(《送自治研究所诸君卒业旋里》)”，所以不僭越身份去怀疑和批评帝王，这导致了他认识的局限。其实，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根源都在西太后的专横和颟顸，庚子事变她尤其要负责任。包括和议，最后的决策者是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她后期解决庚子事变的指导思想。回护帝后，单方面指责大臣，找不到问题的症结，要解决问题，恐怕是缘木求鱼。

陈荣昌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未必都正确，但是这方面的诗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复杂局面，它遭遇的危机，解决危机的各种办法，危机对士人的折磨等，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艰难，传统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这些诗的思想底色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如《怀抱》所说“从来忧乐关天下，不为身家动此心”，具有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写得沉郁苍凉，艺术价值也高。

三、异域的见闻与感悟

陈荣昌是云南派往海外考察教育的第一人。1905年，经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光绪帝批准，他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在东瀛，他得到前首相、早稻田大学校长大偎重信，明治皇后胞兄长冈护美，文部次长田中不二麿，筑波大学校长嘉纳治五郎，“台湾”殖民政府教育长官伊泽修二等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政教名流的帮助，认真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和实业，以及历史、政治、文化，切身感受到日本迅速崛起的真实情况。“中原士论久纷纷，为向东瀛证所闻”(《宴诸公于富士见轩》)，所见所闻改变了他的思想，“百川更助波澜阔，海水泱泱荡我胸(《嘉纳校长延请诸名人为予讲学累日，以诗谢之，并呈竹添先生即以志别》)。”他把见闻写成《乙巳东游日记》，旅行过程中所写的诗则编为《东游集》，收诗157首。

他的诗表现了日本现代科学的发展。他参观札幌农业学校(今北海道大学)和种畜场，看到札幌农牧业发达，动物们生活的环境干净卫生，优美舒适。采用现代水利技术，解决了干旱问题。自然生态良好，草场丰美，看不见裸露的泥土，郊区到处是牛马，但不会激起灰尘。这是一幅现代化农业的图景。他当时作《札幌农学校二首》，称赞“鸡犬桑麻齐入画，虫鱼草木自能笺”，说农学校研究动植物都很透彻，植物学很发达。后来在山东，他在《部议以青齐沃土宜兴农学感成四首》又回忆札幌见闻：“昔年渡海访蓬莱，札幌之游亦壮哉!鸡犬飞鸣仙世界，牛羊卧起玉楼台。呼龙行水天无旱，牧马连郊地不埃。”

他观察到日本的民族凝聚力、爱国精神和勤奋俭朴的美德。政府官员勤勉敬业，不搞特权，即使俸禄不多，也能廉洁自守。日常生活朴素节俭，但涉及国家的事，却全力以赴。他认为这是日本兴盛的原因，而爱国风气的养成，则是教育普及的结果：“盖日人居家，无不勤俭者，而报国则极其慷慨，成为风气。故日俄之战，其国中妇孺，数钱之积亦出以济军，此其所以兴盛也。尚武之风，固日本旧习，而人人知爱国，则以教育普及之故。”①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20.一天晚上，他经过东京靖国神社，回到住处，站在楼上远眺，有所感慨，写了《晚过靖国神社归后倚楼夜眺》，表彰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

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深远影响增强了他的文化自信。日本人日常生活中还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学校里还在传授中国文化，学者们还在研究中国文化，表明中国文化还有生命力。一些日本学人的中国文化情结让他感动。田所美治是文部省参事，后来担任过文部省次长、国会议员。他刻苦攻读国史，并遍游欧美各国，了解东西方文化。他“意气尤激昂”，为陈荣昌一行讲学几天，把知道的无保留地告诉他们，“出而投赠倾厥囊”。陈荣昌写了《赠文部参事田所美治君》，记载了他们的友谊。田所对如何处理东西方关系发表的看法让他心折：

曰我道自儒术昌，越朝鲜入太平洋，遂令两国同文章。自从西极开天荒，欧风美雨齐飞扬。人物进化理则常，天欲不变难主张，图新舍旧固不妨。就中亦有宜提防，异教如追歧路羊，不如孔孟驰康庄。百科之学枝叶芳，修身两字根中央。身可为表可为坊，那复爱国无肝肠?

田所说日本文化是靠儒家思想昌明起来的，中日两国文化相通。他认为，自从西方文化进入东方，东方国家都试图“图新舍旧”。人类和客观事物都在进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学习西方是必然的，正当的;同时也有要提防的地方，否则，思想的路径选错了，就像岔路上追羊，达不到目的。他坚信孔孟思想是人类的康庄大道，在“欧风美雨齐飞扬”的情况下，仍有价值。儒家之道以修身为根本，是主心骨，其他学科固然需要枝繁叶茂，但都离不开“修身”二字统领。在修身当中，他特别强调爱国，要求拿出“肺肝”来爱。陈荣昌说他讲的都是正大的道理，关于正确处理东西文化关系的观点是万金难买的良药：“万言示我皆周行，此数语者尤不忘，药石无愧万金良。”

访日见闻和感受对陈荣昌回国后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都有直接影响。辛亥前后，他支持建立共和制度;接受君主和国家二分的观念，在从政治道德方面自居遗民的同时，反复申明自己是共和国的国民;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坚决反对，这些都有访日的影响。教育方面，他更重视实业教育，更理解新学。文化上则具有了更为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胸怀。

四、政权更迭之际的身份认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的腐败无能引起普遍的不满和反抗，统治合法性逐步丧失。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清皇室被迫交出政权，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围绕辛亥革命，陈荣昌写了许多诗，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此次变革和个人在变革中何以自处。

面对政权鼎革，每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陈荣昌也不例外。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他是“大清之遗民，中国之良民”，“既为清吏，不敢背清朝;既生中土，不敢忘中国”。①陈荣昌.复山东周都督书.虚斋文集卷二[A].云南丛书[C].北京：中华书局.2011.这样的定位体现了他的传统政治道德和现代公民意识。他以双重身份去应对旧主与新国，以克服忠君与爱国的两难困境。他把忠君和爱国的关系、臣子和国民的身份分得很清楚，超越了臣民身份，把爱国置于忠君之上，达成公民身份认同。

陈荣昌是清政府正三品官员，享有过王朝给他的权利和荣耀。按照传统政治道德，他必须终身保持对王朝的忠诚，否则就会受到忘恩负义、不要廉耻的谴责，落下污名。作为虔诚的儒家道德主义者，他把这看作是道德底线，是考验自己人格的试金石，“古人辞受间，皦然见大节”(《寄呈李文山年丈》)，不可逾越。因此，作为个体，他拒绝与新政权合作，坦然承认自己是“大清之遗民”。

但是，他不是胶柱鼓瑟的腐儒，他有世界性眼光，也有现代性观念：“国者大器，天下之公物，非一家之私产也，当以天下共之，故共和为治，乃合世界之要求。”②陈荣昌.上岑云阶书[A].谢本书.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上)[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20.也看到清廷犯了无可救药的“国病”而导致统治合法性丧失殆尽，“人心去矣群思乱”(《避地青岛二首》)。变革是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辛亥革命造成的政权更迭并不是传统的王朝更替，共和国是民主政权：“共和政体，以民为主，以法律为主，无易姓而王者，辅而成之，亦无事二姓之嫌。③陈荣昌.上岑云阶书[A].谢本书.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上)[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21.”所以，他也理直气壮地宣称，他是“中国之良民”。

这两种意识在《读诏三首》中均有表现。清廷交出政权，下诏逊位是历史的大关节。陈荣昌读了逊位诏书后，十分感动和敬佩，作《读诏三首》：

不见重华见放勋，深宫让德未前闻。

人心欢欣成新国，我意低回念旧君。

不为一家私帝业，直开万古轶皇坟。

纵然秉笔非燕许，终是乾坤绝大文。

卜年二百六春秋，可洗蒙元短祚羞。

不是晋秦余闰运，并非楚汉割鸿沟。

皇图奚愧一统国，民意还寻九世仇。

毕竟大君能息战，生灵得免杵漂流。

小臣感涕复何言，遥望孤棱慰至尊。

差幸馨香留太庙，又看戎马靖中原。

天心本自从黎庶，帝号依然庇子孙。

只恐君纲从此废，祸机却在政多门。他说逊位诏书是天地之间的绝大文章。这三首诗蕴含的思想，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赞扬爱新觉罗家族效法尧舜，不把天下当作一家人的私产，交出政权，造就一个新的国家，这是前所未有的功德。二是赞美皇室主动逊位，不搞南北分治，维护了国家统一，终止战争，避免了人民血流漂杵的惨剧。三是庆幸皇室得到优待，孤弱的小皇帝有所依托。四是担心从此以后，最高决策者皇帝被废除，可能出现政出多门而天下混乱，造成新的灾祸。

这些考量，有对皇室的关切，也有对国家和生民命运的关切，从根本上看，体现的是人民本位立场。他的看法，有的未免幼稚，如废除帝制，政出多门，会让人们无所适从。但看看民国建立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雄，混战不已，兵连祸结，他的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当然，这是过渡期特有的现象，不能因此而导出帝制比民主制好的结论。《保少浦博士寄示近作次韵二首》：“身世自悲还自慰，余年应见太平时，”表明他已意识到民主共和能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

在政权更迭过程中，陈荣昌虽然有很多苦闷、忧伤与彷徨，但经过理性的思考、认真的权衡，他站在了共和一边，“辅而成之”。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拟了一份奏折，请山东巡抚孙宝琦上奏，希望朝廷宣告共和，“吾君化私为公，比美唐虞，则中国人民遂其愿望，对于宣统自有相当之供奉，既可绵祖宗之禋祀，又可化满汉之纷争”。孙宝琦认为劝皇帝退位，“此非臣子所忍言”，让他“以个人名义函达监国”①夏莲居.山东辛亥革命中的各派人物[J].春秋.2011，(5).。“监国”即摄政王载沣。陈荣昌认识到孙不能有什么作为，于是辞职离开山东。讽刺的是，辛亥革命后，孙摇身一变，又成为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促成共和，是陈荣昌以国民身份做出的选择，考量的是国家和生民利益;而在个人道路选择上他始终记得“大清臣子”的前定身份，坚守遗民立场，不再出任政府公职，以孤高之节“慰至尊”。

五、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转型期诗歌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命题，指出“现代性”已经在晚清文学中“散播”。他说：

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遗绪，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在这一甲子内，中国文学的创作、出版及阅读蓬勃发展，真是前所未见，并在世纪转折交替处，即“世纪末”(fin-de-siècle)之际，蔚为高潮。小说一跃而为文类的大宗，更见证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然而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却未尝得到重视。

当五四“正式”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反倒被视为落后了。②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王德威是从小说视阈提出这一命题，我们可以把他的理论推广到诗。这段话，有两点给我们以启发，一是“世纪转折交替处”的旧体诗也是“蓬勃发展”的，诗人和作品为数甚巨，不可轻忽。二是此一时期的诗歌也是“新旧杂陈，多声复义”，其中固然充斥传统观念，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思想，体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渐变。过去由于受五四新文学以来建构的新旧诗二元对立的诗歌观念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此一时期的旧诗都是陈腐的，是文学革命的直接对象，因而不予关注。我曾最早用“现代性”观念论证新文学背景下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并把现代性在旧体诗词中的体现追溯到近代黄遵宪、马君武等人的诗。①参见陈友康《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现代性”也是一个“多声复义”的范畴，众说纷纭。我采纳的是康德、马克斯·韦伯等人的解释，指的是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祛魅等思想意涵。本文借用王德威的理论，但“现代性”的内涵和他有同有异，他指的是“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古薄今的创造策略”(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而我指的主要是自由民主一类观念，“求新求变意识”则是相通的。这一思考路径与王德威暗合。研读陈荣昌的诗，可以发现“现代性”也在晚清旧体诗中潜滋暗长，从而也能印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从这一视角切入，则晚清和民国早期旧体诗的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重估。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从“新旧杂陈、多声复义”来进一步总结陈荣昌诗的转型期特点。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专制与共和、守节与顺世等问题上。这些问题是当时士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各有思考和答案。在这些关系的纠缠与紧张当中，正孕育着现代性思想萌芽，孕育着近代思想和文学突破的契机。

中国与西方。近代西方的冲击把中国强行带入现代性进程，但列强对中国的蹂躏也激发出国人的愤慨情绪。陈荣昌这类偏于保守的文化人，中国中心论和中国优越论是其思想底色，自然容易产生排外倾向。《遣愤二首》：“汉家大度夸怀柔，满街蛮邸重叠修。赤狄几年处华夏?白鸟一夜飞延秋。”说的是清王朝按照近现代国际外交惯例接受外国在国内建立使领馆。在他看来，这破坏了“夷夏之防”，无异引狼入室，所以用“汉家大度”加以嘲讽。他甚至反对向外国学习，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自我解嘲，《书愤》：“师夷而制夷，聊以解嘲耳”，自请为“夷人”的弟子“上焉国之羞，下焉民之耻。羞耻攻人心，几不愤且死”。他认为只有读“架上古人书”才能解决问题。这反映了他思想的落后和糊涂。闭关锁国，自外于世界发展潮流，虽然出发点是爱国，但客观结果是误国。

但问题不是单面的，置身于“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力交流的网路中”即“现代性”情景中，②夏莲居.山东辛亥革命中的各派人物[J].春秋.2011，(5).他的思想也发生变化。他从只读“架上古人书”，逐渐认识到“而今学在夷”(《将东游上崑山师四首》)。受新观念影响，在道德义愤与人类竞争问题上，他就有不俗的见解。近现代，很多国人解释列强侵华，往往归因为道德邪恶。陈荣昌无疑高度重视道德考量，但面对中国的落后和列强的强势，他还看到这是“人类竞争”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列强“邪恶”的本性使然。他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对“人类竞争”再三致意。他到日本，“所愿闻者，欲于人类竞争，优胜劣败处，得此间名人为之彻底发挥，使吾国人知所警惕，知所兴奋乃为有益。”③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A].清代野史(第一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8：74.他超越了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以来仅把日本作为中国的侵略者、施害者的道德化、情绪化反应，而从“人类竞争”角度看待胜败，认为中国之受辱和危机重重在于自己不争气，不能适应“适者生存”的国际环境，所以国人亟需明白“人类竞争，优胜劣败”的道理，发愤图强，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一角度考量，日本之胜利，不是由于它道义上如何邪恶，而是由于它成功应对了挑战，适应了人类竞争之规律，值得尊敬和仿效，情感上的厌恶和拒斥就不应该放纵。因此，他的诗中，对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和爱国精神极力表彰，并渴望国人也有这样的精神，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

传统与现代。近代以来西方的强大和全球性殖民实际上是以现代化为支撑的，中国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跟上世界现代化进程。陈荣昌亲眼目睹了日本经过维新变革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实业发达，经济繁荣，教育先进，科学昌明，所见所闻，处处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给他强烈刺激和震撼，更深切体会到中国之贫弱落后及缺乏生气。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是“日本维新之力而中国维新之不力”。他希望国人“爽然破前此之酣梦”，“激发愧励之思”，从自欺欺人的酣梦中醒过来，直面差距，感到惭愧，自我激励，“振兴国势，恢张国力”。他反省：“自念我国积弱至此，既失古来旧有之文明，今欲步人后尘，又若有望尘而莫及者，愧耻在心①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A].清代野史(第一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8：36.。”归国以后，他以较为现代的政治思想、教育观念、实业思想观察中国尤其是云南问题，并付诸实践，对云南的现代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文化问题上，他始终坚持中国本位立场，坚信中国文化不会彻底沉沦。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随着殖民狂潮强势进入东方，“欧风美雨齐飞扬”，对中国文化形成严重冲击，其价值受到挑战，命运堪忧，“何来怪雨挟盲风?万古彝伦一扫空”。在纷乱的文化时代，面对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他凭借自己的“定识”和“定力”，坚信中国文化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宣称“后五百年有公论，尼山大道未应穷”(《俯仰今昔得诗十六首语无诠次姑汇志之》)。他从长时段看问题，跳出暂时现象，指出历史发展将证明，中国文化并没有走上穷途末路，五百年后，孔子之道还将延续。

《题伊利诺大学图为彭玉华作》反映了陈荣昌对待中西文化的双重态度：“昂头天外览瀛寰，彼美西方见一斑。立国百年新大陆，藏书万卷古名山。宏规自足凌欧亚，正学还须让孔颜。安得太平洋外水，直倾洙泗注其间?”他有“昂头天外览瀛寰”的胸怀，突破了传统儒者的视野。他肯定美国立国时间虽短，但制度完备，国力强盛，文化发达，超越欧亚各国——“宏规自足凌欧亚”，这是开明的一面;同时他仍坚信儒家文化是“正学”，胜过美国，希望儒家文化能够通过太平洋倾注美国。美国之学是否要“让”孔颜之学，我们不必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他的文化自信仍然是值得尊敬的。这种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对东西文化相互激荡之时增强文化自觉，延续东方文化血脉具有重要意义。

专制与民主。陈荣昌虽然留恋清朝，但看到建立民主共和才是中国出路所在，因此反对维护专制政体，努力助成共和。他以共和制为中国最佳政体，认识到建立共和是中国的历史性大转折，“前之千古为旧中国，后之千古为新中国”;旧中国“以中国之学说，范围中国之人民”，新中国“合中外之学说，熔铸中国之人民”②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320.，表现出鲜明的民主取向。不过，他与革命者也有区别，他希望达成国民福祉、国家前途和皇室利益三者的平衡。前两点正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也是他信守的核心价值，彼此一致。不同的是，作为清朝旧臣，他还希望皇室得到应有尊重，政权更迭能“延大清之祀，服国民之心，达共和之目的，开中国之创局”③夏莲居.山东辛亥革命中的各派人物[J].春秋.2011，(5).。而要“延大清之祀”，合适的选择就是清廷禅位，而民国也不把皇室赶尽杀绝。他最担心的是，袁世凯挟持皇室与革命军对抗，最后死无葬身之地;或攘窃权柄，架空皇室，“大清不亡而亡”。对皇室命运的关切，表明他不是忘恩负义之辈。民主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之一，陈荣昌诗新旧杂陈，认同民主共和的正当性和优越性，就是新之一端。

守节与顺世。面对政权更迭，旧朝官员无非三种态度，一种是与旧政权共存亡，以死相殉。“辛亥国变”后，为清廷殉节并入《清史稿》“忠义传”者数百人，其中有陈荣昌的莫逆之交张舜琴。一种是随波逐流，摇身一变而加入新政权，“新莺几辈迁乔木”(《壬子四月旣辞复任山东提学之令，感而成诗，寄呈少庚二首》)，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如孙宝琦辈。一种是甘居遗民，继续保持对旧政权的道德忠诚，拒绝担任政府公职，也不对抗新政权，随顺之中有坚守。陈荣昌属于第三种。他坚守传统政治道德，对第二种人自然不以为然，但也不赞成盲目殉节。张舜琴谨守纲常，在滇中发生重九起义时仰药自杀，他作《闻张竹宣先生殉难感赋》，一方面敬佩他“见危而授命”是“大节”，对他的死“涕泗为横集”。另一方面也不赞同他的“愚直”，认为如果认清此次变革的意义，就不会义愤填膺，遽然“戕生”。张舜琴的女婿、陈荣昌的学生袁嘉谷也持类似看法。

陈荣昌“守节”的界限就是不食新政权之禄，“终身为民，不复言仕”。1912年，山东都督周自齐发表他仍任民国山东提学使，多次敦请，他坚辞不就，并作《壬子四月旣辞复任山东提学之令，感而成诗，寄呈少庚二首》明志：“阿兄勖我意偏真，要向夷齐步后尘。元亮诗成题甲子，灵均命苦降庚寅。满朝紫绶今无主，归里黄冠古有人。一饿千秋洵快论，丈夫何事不能贫?”第七句自注：“少庚来书有‘不让夷齐一饿千古'之句。”少庚是他的胞兄陈汝昌。在《幕中作四首》中又说：“彭泽岂须五斗米?叠山要值一文钱。私恩公义谁轻重，九法三纲忍弃捐?犹有青门瓜可种，故侯容易了余年。”核心思想都是坚持传统政治操守，心甘情愿忍受清贫生活。“私恩公义谁轻重，九法三纲忍弃捐”表现了他的思想斗争，忠诚于清朝是“私恩”，拥护民国是“公义”，孰轻孰重，他是明了的，但又不忍心把纲常彻底抛弃，折中的办法就是归隐，种田读书，了此余生。

对于清亡后“守节”而不与民国合作的遗民，过去认为是消极落后。这是一种独断论观点。以现代理念观之，遗民追求的是“消极自由”。此“消极”当然非彼“消极”，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解释，消极自由是“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①伯林.两种自由概念[J].刘军宁，等.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C].北京：三联书店，1995：200.”这是个体的权利，尊重这种权利，人的自由和尊严才能得到充分保障。选择退隐的人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他们只想按自己的道德观和意愿生活，“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则他们的选择就不必诟病。社会因为允许多元选择才更加健康，这是民主社会的真义和魅力。同样，表现“守节”和归隐的诗，也是在追求消极自由，这也是一种现代意涵，不可轻薄。

这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特点使陈荣昌诗具有了与传统旧诗不同的意涵，而形成独特性、新异性和复杂性，对我们认识晚清民初的思想、文化状况，了解转型期文化人的精神状况都有裨益。

这样的人是一个群体、一种类型。与陈荣昌志同道合并产生交集的就有不少。1912年在上海所作《滇山九老图诗并序》载，他和滇人高蔚光、吴式钦、刘谦山、吴熙、王人文、吴煦、秦忠廷、龚发举等人“遭时之变”，邂逅于沪上，相期隐居终老。此外，省外有原两广总督、广西岑春煊，原云南巡抚、福建林绍年，翰林院侍讲、广东丁伯厚，山东青州太守鲍润漪，湖南“大令”胡元吉等，省内有浙江布政使袁嘉谷、署理贵州按察使王仲瑜、昆明太守陈兰卿等。辛亥鼎革以后，他们或聚首谈论，或书信往还，或诗词唱酬，声气相求、彼此撑持，“抱团取暖”，获得了宁愿边缘化，甚至忍受饥寒，也不再参与政治的精神慰藉。从他们的诗文和行事看，他们属于稳健派，既坚守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又能看清世界发展大势，有所变通。他们的诗中，既有传统价值及其附丽的政治体制受到挑战乃至全面崩溃的困惑和痛苦，也看到变革带来的希望，都有“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特点，留下社会文化转型的印痕。研究此一群体及此种类型的诗，有助于丰富对晚清文学的认识。

晚清
——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诗歌样本——陈荣昌诗述论*

陈友康

Samples of poetry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o-cultural transition：A study of Chen Rongchang's poet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 You-kang
(Yunnan Socialism College，Kunming 650031，China)

Chen Rongchang lived in a turbulent and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hina，and his poetry had the features of the coexistence of new and traditional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plurality of voices.Facing the aggressive trend of western culture，he persisted in the truthful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fucianism.Dealing wi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oubles，he expressed in his poetry his deeprooted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He was inspired by his investigating tour of Japan.And in the period of regime change，he achieved the citizenship eventually through identifying himself as an adher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 good citizen of China.The tangl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tradition and modern，despotism and republic，faithfulness and adaption produced the early modern thought and opportunities of new literature.These factors made his poetry a typical reflection of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society.

socio-cultural transition;Chen Rongchang;spirituality;samples of poetry

肖国荣］

I206

A

1000-5110(2015)02-0110-10

陈友康，男，云南宾川人，云南中华文化学院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和现代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