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苏北民众拥护新四军抗日的原因探析

2015-02-13刘正萍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

关键词：苏北新四军抗日

刘正萍

(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江苏盐城 224051)

抗战时期苏北民众拥护新四军抗日的原因探析

刘正萍

(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江苏盐城 224051)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苏北民众纷纷拥护新四军抗日。新四军贴近群众心理的抗日宣传，有效地激发了民众抗日的热情；新四军纪律严明、政治觉悟高的政治素质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民众认识到新四军是一支与众不同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新四军勇敢善战、出奇制胜的游击战的谋略智慧，让民众深信新四军是一支有力量、有能力的抗日军队；新四军时刻心系民众、扎根民众的为民服务的军人本色，让民众坚信新四军是真正爱民如子的人民子弟兵。由于新四军在苏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自然会得到苏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公理的最好验证。

抗战时期；新四军；苏北民众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被国民政府改编后的中共军队新四军，奉命奔赴江南抗日前线，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军正面战场的作战。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的抗日态度发生了变化：由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由国共合作转变为积极反共，江南的新四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军的双重军事威胁下，抗日大业举步维艰。为了摆脱困境，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遵循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方针，先后来到华中的枢纽之地——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打开华中抗日新局面。由于苏北民众的大力支持，苏北抗日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并成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和华中抗日的指挥中心。实际上，当新四军来到苏北时，受反共谣传影响，苏北民众对新四军并不信任，而后来为何纷纷拥护新四军抗日呢？

一、新四军行之有效的抗日宣传激发了苏北民众抗日的热情

在苏北抗战的岁月里，新四军始终贯彻党的人民战争路线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的方针。

首先，新四军把党的抗日主张变成群众的主张和口号进行宣传。如新四军每到一新的地区，均要发表布告或宣言传单，内容包括唤醒民众一致抗日，践行三民主义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1]148；同时在参议会上，新四军把党的政策方针具体化，使地主士绅了解新四军在苏北要干些什么事，将如何去做[2]124。贴近苏北民众心理实际的宣传，不仅可消除苏北民众对新四军的恐慌心理，而且还容易使抗日宣传深入民心。

其次，对农民、中间势力采取不同的宣传工作方式，以求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方面，新四军派遣民运工作的同志深入到农户家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减租减息的政策，鼓励群众参加各种抗日团体和群众组织，同时了解群众疾苦，及时为苏北民众解决水灾问题(修海堤)、匪患问题、饥荒问题等。尤其是在日伪扫荡时期，新四军在生存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还用赈粮公债救济春荒及扫荡区受灾的人民[2]237，并减少对地主士绅的借粮运动。另一方面，为争取苏北中间势力与新四军一起团结抗战，陈毅、刘少奇等根据中央的指示，通过各种方式与苏北上层社会名流和地方实力派进行沟通与交流，让他们正确理解中共抗日的方针政策，在他们危难时刻伸出援助之手[2]124，并以真诚的态度帮助地方实力派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尤其是他们在与新四军交战失败后，新四军仍以友好的态度，释放所有战俘，归还所有枪支，有时还赠送一些必要的军械物资[3]。新四军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新四军到这里来只求抗日有份、抗日有地，并不是与他们为敌，争地盘、争民利。

再次，对杂牌军、国民党军顽固派尽力做好抗日争取工作。苏北的杂牌军主要由一些土匪、地痞、流氓等乌合之众组成，如果从他们本身利害打算入手做团结抗日的工作，他们就不会轻易地上蒋的当，避免与新四军作鹬蚌之争[1]193。如苏北地区的匪患相当严重，几乎每乡都有土匪，甚至有的全村人都当过土匪，但有部分土匪对新四军的帮助很大，这说明不是所有的土匪都是无良心的，这些土匪是可以争取改造过来的，成为新四军武装力量的来源之一[2]163-164。由于韩德勤国民军中有一部分势力不思抗日，专事反共，给新四军抗日制造了不少事端，新四军往往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仍然未赶走韩顽，遂提出划区抗日。当日伪扫荡韩军时，还同意让韩军退到根据地避战，韩军竟然又挑起事端，在此情况下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最终赶走了韩军，苏北抗日局面才稳定下来。

最后，对日伪战俘也不放弃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他们反正。每次打仗，必然有许多战俘。新四军对战俘一律实行优待政策：给以好的招待与宣传教育[4]，去留自由并保障安全[1]182，对受伤日俘医治[5]，日本战俘非常感动，有的日本士兵自愿留下为新四军抗日服务[6]；有的士兵回去后，在日军中宣传新四军的仁慈，又起到攻心瓦解作用[6]；还有一些战俘成立日人反战同盟，他们通过写家书、办报刊、火线喊话等形式，使日本军心动摇。如1942年冬至1943年，新四军第3师对下乡“扫荡”的日军展开反击，苏北支部日本同志在锢湖、陈集等战斗中，不顾密集的炮火，靠近阵地前沿对日军喊话，先后吸引十几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6]。日伪军对新四军的政治宣传也十分畏惧，“将受新四军思想洗礼的人随便释放，会反而导致在清乡地区民众内散布毒素的后果，给现在陆续潜伏地下的新四军方面工作人员提供正适宜的隐蔽场所；但如照原样利用他们，又有可能被他们反利用”[7]。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新四军政治宣传工作的显著成效。

综上所述，新四军行之有效的抗日宣传，让苏北民众逐渐消除了对新四军的恐惧心理，并产生了好感，不断向新四军靠拢，为抗战出力。如涟灌阜一个最大的地主派人穿便衣到各处考查，敌占区、韩德勤地区和新四军地区都考查过，经考查后说：“你们共产党干的事情都是对的。”[2]123在盐城沦陷时期，地主士绅当汉奸的极少。如盐城参议长宋泽夫是盐城最大的士绅，扫荡时我们曾派人请他避开，但并没有过来，今天跑来跑去还在那里坚持，并各方面掩护我们的工作[2]123。

二、新四军整体素质高给苏北民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虽然新四军战士的成份来源十分复杂，层次不齐，水平不一，但是在中原局(后为华中局)、军部的领导下，新四军不仅要完成军事作战任务，而且还要及时地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以此作为军事整训和学习教育的材料。1941年10月23日，赖传珠在《苏北秋季反扫荡胜利的意义及经验教训》中强调强化军事纪律、提高部队坚决执行命令的重要性，为此确定今后部队应根据具体的战争环境及我战术上的决定教育的方针和原则[2]98。由于新四军学习的内容多来源于实践，因而他们的学习效率较高，学习效果较显著，整体素质水平提高得较快。

首先，新四军严格遵守军纪。当时驻扎在苏北的军队，除了新四军以外，有日伪军、韩德勤的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游击纵队以及打着抗日旗号的杂牌军。日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是苏北民众心目中的恶魔。其他军队虽然有过抗日举动，但是都以鱼肉苏北民众为条件，是苏北民众心目中的兵匪[8]。而新四军以民为本，行军驻地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赏罚分明，给苏北民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8]。曾有位李老汉在夜里亲身经历新四军过往。新四军只在老百姓屋外的草垛旁停留片刻就悄悄地离开了，天亮时，老百姓只发现屋墙和街墙多了一些白石灰标语：“打倒日本鬼子！”“不做亡国奴！”“中华民族万岁！”这件事让李老汉整整记忆了半个世纪[9]6。新四军刚来苏北时，当时老百姓也是十分恐慌，往往举家逃往外地避难，当看到新四军解放他们家乡时，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才消除了对新四军的顾虑，逐渐对新四军产生好感。一旦发现有骚扰老百姓的现象，党政军领导决不纵容，严肃惩办[2]81。如遇到一些由土匪收编的军队军纪不严问题，该军队的参议员均在会上受到严厉的质问[2]223。可见，纪律严明已成为新四军的自觉行动。

其次，新四军的政治觉悟高。新四军除了正常的军事整训学习外，还要根据中央的指示[1]149到学校中接受教育培训，以达到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素养的全面提高。在苏北盐城创办的抗大五分校(后改为抗大总分校)的学员来自部队各级干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回归祖国的海外华侨等，后来这些人大多成为军中的领导者或骨干分子。鲁迅艺术华中分院的师生大多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抗日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通过政治课和专业艺术课等课程的学习[10]，他们的政治素养和艺术水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为抗战服务。如《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李闯王》、《苏北的大旗》等都起到唤起民众抗日的作用。汪伪颁布的《清乡工作解说》认为，新四军与一般的匪贼是不同的，在被服、装具破烂不堪、武器、弹药接济断绝的情况下，新四军还能“思想统一，意志集中，行动一致，动作协同。从死到生，从早到晚，今天、明天、现在、将来服从于党，努力于党所授予的工作；不计劳苦，不问成败，不断的，无休止的，把一切都贡献于党”[11]。可见，新四军的政治觉悟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军队。

再次，新四军有着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虽然新四军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编制上隶属于国民党军指挥，但是国民政府发放的给养非常少。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公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对其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企图消灭这支抗日军队。在苏北的韩德勤国民军，曾对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进行粮食封锁，导致该地粮价飞涨，百物腾贵，严重影响当地的军民生活。当时状况正如一首民谣所说：“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兵。”[9]271再加上日伪军的经济封锁，导致新四军的生活十分艰苦，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保证[2]10。新四军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在节衣缩食的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帮助群众生产自救。这样，既能缓解新四军给养困难的问题，又能减轻人民的一些负担。正如叶挺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报告中所述：“三年来的胜利是在给养贫乏，军需穷困，械弹劣少的条件底下，依靠我们大家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忍受这些艰苦，克服这些困难，才能得到的。”[1]803在苏北的一些地主士绅特别佩服新四军干部的艰苦工作的精神[2]124。

最后，新四军有着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新四军在开辟、建立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过程中，与日伪顽等各种势力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斗争，新四军战士都表现得十分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在黄桥战役中，新四军共7 000人(实际战斗人员5 000人)，要抗击韩德勤军队3.4万人的进攻。在东线的陶勇部队已抗击韩军7次冲锋，仍被韩军突破东门冲了进来，距离粟裕指挥所不足200米，就在这危急关头，陶勇又组织警卫连进行反击，就凭着顽强的毅力终将敌逐出东门[12]96。在刘老庄战斗(1943年3月16日至18日)中，新四军3师4连82名战士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和几百户老乡转移，顽强抗击了3 000名日军的轮番进攻，血战整整一天，最后剩下的20多人仍挣扎着全部扑向敌群，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12]232-233。黄克诚在1943年7月1日的《盐阜区反扫荡》报告中总结：“在反扫荡的战斗中，以二十二团单家港战斗杀伤敌人最大，一次进攻杀伤200人以上；二十三团及二十二团一部陈集战斗打得最漂亮，全歼敌军；八滩战斗最激烈，与敌长时拉锯；十九团四连刘老庄战斗打得最壮烈，82人全部阵亡；二十一团一部高作战斗牺牲很少，打退敌军。”[2]322日伪也深为新四军军事过硬、勇猛精进、敢于牺牲的精神所震撼，“新四军从产生就是打从战斗中脱胎而出，在战斗中生长，在战斗中发展，也在战斗中衰败，更后又复从战斗中重新抬头，在战斗中扩张势力及活动范围”[7]。

由于当地的其它部队常表现为素质不良：军纪松散，思想混乱，无心抗战，意志动摇，妥协投降，政治腐败，欺压民众……这些必然会导致军民关系的恶化，遭到人民的痛恨[13]。苏北民众对韩德勤国民军不事抗战、望敌而逃、搜刮如狼的行径编成了两则顺口溜进行讽刺：“国军八十九，不战也不守，敌去它就来，敌来它就走。”“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放着日本他不打，专门祸害老百姓!”[8]苏北省军驻扎在兴化、高邮、宝应一带，由于李长江投敌，敌寇一来扫荡，兴化等地大片国土沦陷，很长时间未能收复。新四军所在地区遇敌寇大举扫荡时，主力暂时转移，但地方党部及武装一直坚守，不久主力返回原地，恢复原状，敌寇要根本驱逐新四军乃是不可能的[2]87。通过比较，苏北民众自然会认可纪律严明、政治觉悟高、吃苦耐劳、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新四军，军民关系必然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新四军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的智慧让苏北民众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希望

就当时的军事形势而言，苏北的新四军面临的是日伪顽三股势力的夹击，常处于‘哀兵’的地位，倘若单凭新四军战士在战场上硬拼是不可能取胜的。粟裕认为要克敌制胜，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14]401，周恩来也认为新四军的作战方针主要仍为游击战，只不过游击战术要比以往有新的发展，即比以往的游击战更加灵活、机动、出没无常、变化无穷[15]101-109。也就是说，新四军要在战役、战略、战术上取胜，谋略不可缺少。在苏北战场上，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的例子很多。郭村保卫战，新四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对进攻之敌各个击破[16]129-130；营溪战役，新四军采取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分割围歼的战术[16]136；黄桥战役，新四军稳住李明扬、陈泰运部按兵不动，集中兵力对韩军主力，采取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12]95-96；淮海区反“扫荡”战役，新四军坚持内外线斗争相结合，避敌锋芒，待机袭敌的战术[12]210-211。上述战例的胜利主要得益于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据相关史料记载，日伪军对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也十分敬畏，新四军“并没有十分雄厚的兵力，他的生存与发展全持运用兵力的巧妙”[17]。在战略上，新四军“在空隙中回旋，在外围绕转，此剿彼窜，去而复来，追上去他已逃走，撤回了又复出现，‘若即若离’，使得对方可望而不可即”[17]。在战术上，新四军诱敌深入，以主胜宾；出没无常，聚散靡定；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分工合作，出奇制胜[7]。这些表述也与新四军对游击战术总结的要点高度吻合[2]96-327。

综上所述，苏北新四军在敌强我弱的军事情形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术，在多次战斗中出奇制胜，为迅速打开华中抗战新局面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新四军进黄桥不到半月，接连拿下日军三个据点，使苏北的一些士绅名流对这支军队刮目相看，极大地激发了苏北民众的抗日热情。在许多战场的前线和后方都有广大苏北民众的积极支援和参与的身影。黄桥及周围五县的绅商在朱履先的倡议组织下，为得不到政府任何经费的新四军募集捐款60 000元，并带头交纳救国公粮，工商各界纷纷响应。黄桥中学多次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每次演出结束都有男女青年要求参军，一个月接收新兵上千名[9]263。黄桥决战前，“数千民兵和人民群众扛着门板和各种器材帮助部队赶修工事，救护站、担架队迅速组成，家家磨面、烧水、烙饼，仅黄桥镇上就动员了60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烙烧饼，由此诞生了以后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14]405。黄桥决战中，黄桥街上灯火通明，男女老少不避呼啸的枪弹，抬伤员的，送弹药的，加固工事的，5里长的黄桥镇几乎是倾家出动。黄桥有6 000多人参加了工、农、商、青、妇、学等抗联会，侦察敌情、巡逻放哨、印传单、做军鞋、开夜市。朱履先看到为战争奔忙着的人群，感叹地说：“韩德勤不得人心呐，看有多少人自愿帮助新四军！凡察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古今如此。”[9]297-298

四、新四军扎根民众的本色深深打动了苏北民众抗日之心

抗战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在华中敌后日、伪占领的中心地带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并得到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新四军认真贯彻了人民战争思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首先，了解群众疾苦，急民众所急。新四军来到苏北地区，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新四军一方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另一方面还帮助农民进行生产自救。苏北水灾相当严重，尤其是海啸年年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修筑海堤，新四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顶住了各方的压力，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还拿出一部分军粮来保障修堤群众正常的生活开支[2]333-341，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被称为“宋公堤”。新四军对苏北民众的卫生健康也十分关心。新四军在苏北建立的各级医院，都向群众开放。医疗工作者经常到农民家中就诊，为群众提供一切可能的治病、防病的条件，基本不收费用[18]。

其次，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式抗日团体。新四军派民运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主张和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参加的人员有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儿童、灶民等，分别成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灶救会等团体，在1941年，盐阜区各级农救会成员达到近20万人[2]8。群众运动的大发展，为苏北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的群众基础。

最后，开展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主旨的拥爱工作，密切了军民关系。政工人员通过定期拥爱运动与经常的拥爱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不断让拥爱工作深入下去。新四军通过帮群众做活、开座谈会、军民联欢、给老百姓拜年、清查纪律、自运粮草等形式，了解民情，解决民事，禁止扰民，爱惜民力，促进了军民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淮海军分区的群众说新四军好，表现为替他们做活多，说活和气，不损坏他们的东西。老百姓对他们十分留恋，甚至不让他们离开。由于新四军的拥爱工作的成效很大[2]474-479，大大激发了苏北民众拥军的热情。他们通过参军、援助、支前服务等形式为新四军提供一切帮助，这些不仅发展壮大了新四军的人民武装，而且军民之间结成了深厚的鱼水情谊。1944年，淮海区发动了两次参军运动，共有1.2万人参军，其中涟水县4天内报名参军的达224人，盐阜区春季参军达8 000人，连小学教员士绅都纷纷参加民兵[2]459-461。据1944年不完全统计，苏北民兵人数占全区人口总数的7.57%，占壮丁人数的25%，这些民兵后来大多转化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2]459-461。苏北新四军“反扫荡”时，大批物资及后方机关人员(包括伤病员)均得到群众的掩护帮助，损失很少。日伪对此十分感叹：扫荡时，新四军中本地出身的，各回老家；无家可归的，寄居各户，共同生活，看去宛如一家人；工作人员到达时，看来都系善良农民，但一瞬即化为民兵，以手榴弹袭击区公所，烧毁竹篱[7]。日伪军所言，既证实了新四军保持着扎根民众的人民军队的本色，又见证了民众对新四军多方保护的深厚情谊。

新四军贴近民众心声的抗日宣传，解决民众疾苦的实际行动，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的谋略智慧等，深深地感化了苏北民众。苏北民众相应新四军的号召，与新四军并肩作战，相互配合，置日伪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5]511新四军宣传、组织、发动苏北民众取得抗日胜利的伟大实践，已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2]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北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 胡光．陈毅与华中敌后统战工作[J]．军事历史研究，2001(1)：37-38．

[4] 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57．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6] 唐国东．抗战时期新四军的瓦解日军工作[J]．军事历史研究，2014(1)：52-55．

[7] 方艳华．论日伪言说下的新四军——对铁军精神反证式的解读[J]．军事历史研究，2007(2)：75-78．

[8] 戚厚杰．略论抗战中国民党队与民众的关系[J]．民国档案，2010(1)：100-104．

[9] 王苏红，王玉彬．新四军抗战秘档全公开——中国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备忘录[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10] 王璐．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26-29．

[11] “中共”军内幕之分析(2)[N]．朝日新闻·文友，第1卷第6期，1943-08-01．

[12] 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战史专业委员会．新四军战役战斗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