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静

（唐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法学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冀东文史研究

元代燕赵名人苏天爵研究述略

郭 静

（唐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法学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关于苏天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天爵著述的点校与出版、苏氏重要著述的研究、苏天爵的生平及其交游的梳理和苏天爵学术贡献及学术思想的研究。《苏天爵研究》的出版，对于丰富元代乃至中国政治史、法制史、思想史、学术史等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学术意义。同时，通过该书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河北地方史的研究领域，挖掘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

苏天爵；燕赵文化；元代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河北正定）人，学者因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他是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也有代表性。正如学者所云，“苏天爵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1,前言,p9]。

一、近五十年来苏天爵研究概貌

据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对于苏天爵的关注始于20世纪中叶。几十年来，相关著述有三四十篇（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诸方面。

（一）关于苏天爵著述的点校与出版

首先是元统乙亥（1335）余治安勤有书堂刊本《元朝名臣事略》影印本的出版[2]。其次是点校本《元朝名臣事略》的出版[3]。再次是点校本《滋溪文稿》的出版[1]。苏天爵的这两部书的点校与出版，极大地便利了学界的深入研究。

（二）关于苏氏重要著述的研究

1. 关于《元朝名臣事略》的研究

台湾蒙元史专家萧启庆先生（1937-2012）发表《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一文，重点探讨了《元朝名臣事略》的内容及其价值、《名臣事略》与《元史》列传的关系，是研究苏天爵的奠基之作。韩儒林先生于影印《元朝名臣事略》序中指出了通行的乾隆中叶武英殿聚珍版诸多讹误[2]。姚景安先生在其点校《元朝名臣事略》之《前言》部分概况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及版本源流[3,前言]。这部分文字同时发表在《文献》杂志上。颜培建梳理了《国朝名臣事略》的成书时间、版本、主要内容、编纂方法、价值与影响[6]。屈宁重点探讨了《国朝名臣事略》的史学价值[7]。刘永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部书的材料来源与取舍、编纂体例与方法等问题加以讨论[8]。

2. 关于《滋溪文稿》的研究

孙克宽研究了《滋溪文稿》的版本源流、基本内容[9]。1997年，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之《前言》部分介绍了该书的成书背景、内容、学术价值、版本源流，是目前为止《滋溪文稿》的最好版本[1]。颜培建对《滋溪文稿》作了较深入的探讨[6]。张力舟重点探究了《滋溪文稿》文学方面的价值[10]。

3. 关于《元文类》和《治世龟鉴》的研究

颜培建学位论文中，对苏天爵编纂的这两部书进行专门研究[6]。周雪根就《国朝文类》的编纂意图、选文标准、编纂思想的内涵及其对元代文学的贡献等问题加以论述[11]。屈宁则探讨了《元文类》的编纂与成就[7]。

（三）关于苏天爵的生平及其交游的梳理

大部分学者对苏天爵的生平、交游有过梳理。较为典型的有孙克宽先生最先制成的《苏天爵大事年表》[9]。周雪根《苏天爵年谱》将谱主的生平事迹按年编排，基本理清了谱主的生平事迹[12]。于纲下用目加以详细注解说明，对相关问题作以钩稽考证，详瞻细密，用力颇勤，是一篇研究苏天爵生平与交游的力作。颜培建根据苏天爵的入仕经历，把他的交游情况分为两个阶段，以供职翰林院前后为划分点。前一阶段主要是从学于名师长辈，后一阶段主要是朋友间的相处[13]。刘永海、武善忠从籍贯家世、国子求学、任职翰林、秉公执法、为官江浙等几个阶段对苏天爵的生平加以考述[14]。赵东平介绍了苏天爵与安熙、马祖常、虞集、袁桷、齐履谦、陈旅、吴澄等七位老师亦师亦友的关系及影响[15]。武香兰着重梳理了苏天爵与宋本、宋褧的交游与友情[16]。

（四）关于苏天爵学术贡献及学术思想的研究

孙克宽先生将苏氏学术概括为义理之学、文献之学、文章之学三大领域，可谓精辟[9]。学界的研究大体是围绕这几方面展开的。

1. 从政治、法律角度开展研究

彭凤鸣重点探讨了苏天爵的真儒善治和经世致用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仁政观念，并对苏氏的思想以及其对当今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做了探讨[17]。赵东平考察了苏天爵的台察实绩及法制思想[18]。饶鑫贤、吴海航研究了苏天爵的法律观、礼治思想与德治观[19]。武香兰对苏天爵最为人称道的三次监察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0]。她还认为，苏天爵具有高尚的为官操行，其优秀的品质，一方面源于严格家教下儒家文化对他的浓厚熏陶，另一方面源于祖辈们尤其是父亲苏志道的榜样示范效应[21]。刘永海、武善忠指出，苏天爵主张官吏要明确国家设官宗旨，牢记为官使命；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举荐贤良，打击奸佞贪墨；充实地方官僚队伍，完善选拔进补机制，裁汰冗官；改革俸禄制度等[22]。这些主张对元末吏治的整顿起了一定作用。

2. 从史学、历史编纂学等角度着手研究

屈宁探讨了苏天爵的历史编纂思想与理论上的卓识[7]，彭凤鸣分析了苏天爵史学方面的贡献[17]。刘永海撰文说，苏天爵的事功史观主要表现在自觉记述元朝立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成就，浓厚的忧患意识，提倡多施仁政、爱民厚生的思想等方面[23]。他还认为，苏天爵的史学思想中有浓厚的理学倾向[24]。周雪根以为苏天爵重修过武宗实录，修过英宗、文宗实录[25]。孟繁清考证了苏天爵墓址的具体地点所在, 介绍了墓志铭碑盖的一些相关情况[26]。周少川论及到苏天爵的文献学思想[27]。颜培建从文献辑录、历史编纂两方面研究了苏天爵的思想与主张[6]。陈子丹、罗锋探讨了苏天爵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28]。

3. 从文学角度开展研究

闫盟认为，“经世致用”是苏天爵创作的最高标准和评价文章的基本准则，也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文史合一、以文存史，体现了他对汉族文化的继承与延续；“文质彬彬”，既重质实的内容，又不忽略辞采之美，则体现了苏天爵对儒家文学观的坚守；“知无不言”，强调文章的讽谏作用，体现了苏天爵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不平则鸣”则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元文类》的选文定篇、修撰意图，是其文学观念的生动再现[29]。祖籍同为正定县新城铺的梁波先生以文学叙述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元代包公形象[30]。

此外，颜培建简要概况了苏天爵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原因，并对这项研究做了展望[31]。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苏天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在苏天爵生平事迹、交游关系、为官政绩等基本史实方面的考证与爬梳，成果较为集中。基于《元朝名臣事略》和《滋溪文稿》点校本的出版，关于这两部书的内容、版本、学术价值等层面的研究也有不少。近些年，从法律、史学、文学等角度考察苏天爵历史贡献的文章多了起来，说明学界对苏天爵的关注正在日益走向深入。

但是，有些研究还有待深入，从整体上对苏天爵进行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

二、苏天爵研究的新突破

刘永海新著《苏天爵研究》[32]无疑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又大大迈进了一步。

《苏天爵研究》，共20余万字，后附《元史·苏天爵传》《苏天爵简谱》及《〈元文类〉著者、篇名、卷次、类别一览表》。该书对于苏天爵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苏天爵宦海生涯多年，是元代著名官员，出色的政治家，有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思想，并一直努力把这些思想付诸政治活动中。他倡导为臣要忠于职守，致力于报效朝廷；他十分重视教化，时时提倡儒学；他为官一生，清廉一世，克己奉公；他在各地为官，特别注意爱惜民力，体恤民情；他对吏治腐败深恶痛绝，提出过很多行之有效的整顿吏治的建议。他不仅对古代圣哲的政治思想有精当的理解与阐发，在亲身实践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以说，苏天爵为维护元朝的封建统治，改善吏治，做出了特别贡献。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丰厚政治遗产。他的诸多政治思想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是有典型意义的，值得认真研究。该书对苏天爵的深入研究，无疑是继承和发扬这份遗产的最好方式之一。

第二，苏天爵有多年在监察、司法系统中为官的经历，他始终秉公执法，不仅为许多冤狱平反，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贤良，上书弹劾奸恶，惩治作奸犯科的贪墨之徒。所到之处，士民交口称赞，得到了当代包公的美誉。苏天爵对于如何加强司法的公正性，树立朝廷在百姓中的威信，如何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尽可能避免冤假错案的频发，如何加大对贪赃枉法官员的惩处等方面，都有深刻而且切合实际的见解。该书总结了苏天爵在司法监察领域的实践与思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史的内涵，对于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值得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司法工作者认真总结。

第三，苏天爵是元朝后期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苏天爵几度参与皇朝实录的撰修，关于如何修撰三朝史，有深刻的见解。他著述颇多，今存《滋溪文稿》《元朝名臣事略》《治世龟鉴》《刘文靖公遗事》等，另纂有《元文类》。苏天爵是元代久负盛名的文学家。时人赞“其为文，长于序事”，其文章“成一家之言”，“其诗尤得古法”[33,p4226]。赵汸称赞天爵的文章“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既若“珠壁”那样夺目耀眼，又如同“菽粟之为味”[1,序,p2]，朴实无华，平易温厚。苏天爵为后人提供的丰厚文史资料和可贵思想，是元代史学、元代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梳理。《苏天爵研究》在这一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第四，在元代理学发展史、传播史上，苏天爵也有一定的地位。从学术渊源上，他宗许、刘，崇吴澄，赞陆学，游于南北儒学之间，颇得义理而归之。这在门户之见盛行的元代来说，是十分难得的。苏天爵虽然不是理学家，但其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史学思想都带有浓厚的理学特征。因此，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升迁贬抑，苏天爵可谓一生鼓吹理学，时时以阐扬理学为己任。他还刊印《伊洛渊源录》《正学编》等著述，为理学这一官方正统思想的传播做着扎扎实实的工作。《苏天爵研究》仔细爬梳整理了相关文献，对于准确认识元代儒学发展历程有着积极意义。

第五，随着河北地方史的日益繁荣与深入，苏天爵的历史地位日益凸显出来。因之，本书对于促进河北地方史的繁荣也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苏天爵研究》的出版对于丰富元代乃至中国政治史、法制史、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学术意义。同时，通过该书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河北地方史的研究领域，挖掘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为地方政府的行政、司法、文化建设提供资鉴。

[1] 苏天爵.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2]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苏天爵.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 1996.

[4] 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A].元代史新探[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5] 姚景安.苏天爵及其元朝名臣事略[J].文献,1989(3):101-111.

[6] 颜培建.苏天爵的学术成就及其文献学上的贡献[D].合肥:安徽大学,2007.

[7] 屈宁.苏天爵与元代史学[J].史学集刊,2011(3):60-67.

[8] 刘永海.论元朝名臣事略的编纂义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3(3):58-61.

[9] 孙克宽.元儒苏天爵学行述评[A].元代汉文化之活动[C].台北:中华书局,1968:382-413.

[10] 张力舟.伯修之文初探——滋溪文稿的价值[J].发展,2008, (11):131.

[11] 周雪根.国朝文类研究刍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4): 77-81.

[12] 周雪根.苏天爵年谱[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

[13] 颜培建.元代史学家苏天爵交游考述[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1):40-43.

[14] 刘永海,武善忠.苏天爵生平述略[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3):69-72.

[15] 赵东平.苏天爵师承考述[J].湖南大学学报,2011(4):80-85.

[16] 武香兰.元末名臣苏天爵与宋氏兄弟交游研究[J].兰台世界,2011(5):21-32.

[17] 彭凤鸣.论苏天爵[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6.

[18] 赵东平.苏天爵及其法制实践与思想[D].广州:暨南大学, 2010.

[19] 饶鑫贤,吴海航.苏天爵——元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传播者和卫护者[J].社会科学战线,1998(3):218-213.

[20] 武香兰.元末名臣苏天爵监察活动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4):3-5.

[21] 武香兰.元末名臣苏天爵为官操行溯源[J].韶关学院学报, 2010(4):71-74.

[22] 刘永海,武善忠.论苏天爵整顿吏治的主张与实践[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1):64-67.

[23] 刘永海.论苏天爵的事功史观[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 (4):58-60.

[24] 刘永海.论苏天爵史学思想的理学倾向[J].济南大学学报, 2013(2):34-40.

[25] 周雪根.再论苏天爵与实录——与温岭,陈高华,孟繁清等先生商榷[J].长江论坛,2009(1):76-77.

[26] 孟繁清.苏天爵墓址考[J].中国史研究,2009(1):165.

[27] 周少川.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元代卷[M].合肥:黄山书社, 2002:231-242.

[28] 陈子丹,罗锋.苏天爵与档案文献编纂[J].兰台世界,2009, (23):26-27.

[29] 闫盟.论苏天爵的文学思想[D].保定:河北大学,2014.

[30] 梁波.元代包公苏天爵[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

[31] 颜培建.元代史学家苏天爵研究刍议[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1):111-115.

[32] 刘永海.苏天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3]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

A Review on Su Tian-jue: A Celebrity of Yanzhao

GUO J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Law,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Researches about Su Tian-ju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omments and publication of Su Tian-jue’s writing, the research on his important writings, the analysis of Su Tian-jue’s life and his friends and the study on Su Tian-jue’s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thoughts. The publication of Su Tian-jue’s study has profound academic significant in enriching the study of Yuan Dynasty,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leg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academic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study of the book can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Hebei, probe Yanzhao culture spirit.

Su Tian-jue; Yan and Zhao culture; Yuan danasty

K247

A

1009-9115(2015)06-0001-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6.001

唐山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5B02）

2015-09-25

郭静（1972-），女，河北唐山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