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泉



中国古代边防思想初探

中国古代边防思想初探

马长泉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防系，河北廊坊 065000）

中国古代边防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之辨、羁縻制度、以夷制夷等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众多特点，如突出华夷之辨，注重北部陆防，发挥因险制胜，实行因俗而治，重视以屯代守，忽略海洋防御，都是历代统治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的结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和促进了中国边防的发展。

边防思想；边防特点；华夷之辨

“边防”一词来源于南北朝时期[1]489。边防作为巩固国家政权的活动，是紧紧伴随着国家产生而产生的，也即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开始，我国便开始了边防活动。边防活动一直是历代政权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举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边防与国防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中国古代边防的发展与古代社会息息相关，处处反映着时代的烙印。因此，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如何，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

中国古代边防思想受到中国历史、文化、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也在不断变化。从目前学者的论述看，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华夷之辨”，一是“天下混一”，这两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基础[2]98。追根溯源，“五服说”或者“服事观念”才是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根源，“华夷之辨”和“天下混一”都由此而生。

所谓“五服说”事实上是古代宗法制度在政治关系上的体现，它按照周边各族与中央王朝在血缘、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疏密程度，施以不同的治理方式。尽管有学者提出“五服说”是后人假托之说，理想成分居多，在实践操作中极为困难，但是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有目共睹。《逸周书·王会》载“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名称虽略有不同，但实质却一致，都讲求按照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族距离的远近、关系的近疏，确定不同的统治方式。《尚书·酒诰》载“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惟宗工”。外服是指分封给邦伯的封地，以及派侯、甸去统治的边境地区[3]22。《尚书·禹贡》则将天下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并以五百里为限[4]110。《国语·周语》记载的“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即较为全面的“五服说”[5]4。西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理念的指导下，建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以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国家防卫制度，通过分封制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全国各地以及相关的区域。“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就体现了“五服说”的形式。《史记》记载，大禹治水后，九州平安，“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即为古代“五服说”的缩影。

从根本上讲，“五服说”是指全国存在一个政治中心，周边的政权和民族都要以之为基础开展各项活动。这一方面体现了古人的天下中心观，另一方面也是对早期国家治理的理解和总结。“五服说”在周朝已经成熟，并在实践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服事观念中，甸服、侯服、宾服以内居住的都是以夏后氏或华夏族为主的居民，在要服与荒服中居住的则是所谓的蛮夷、戎狄等周边少数民族部族，也就是说古人的边防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区域，不但要对这两个范围内的部族实施管理，而且要利用他们对外部部族加以防范和控制。春秋时期所谓的“天下共主”和“尊王攘夷”即是对“五服说”最好的阐释。“五服说”从单一的核心出发，反映了由核心逐步向周边扩散的政治结构，应是其作为中国古代边防思想基础的明证[6]439，符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从某种程度上看，“五服说”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基础。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五服说”在讲求服事观念的时候，并不只利用政权的力量抚绥周边各个部族或政权，也注重使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控制、影响境内的各种势力，对不驯顺的周边部族兴兵讨伐。在中国古代社会，如果服事观念达不到治理国家边陲的目的，统治者便会使用武力手段，这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服事观念的灵活利用。清朝乾隆皇帝所采取的“恩威并重”“剿抚并用”便充分印证了这种方法。当然，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讲求服事观念，也是以国家强大的实力为后盾的。

二

在“五服说”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古代边防思想，衍生了“华夷之辨”“羁縻制度”“以夷制夷”等众多的内容，构成了中国古代边防思想发展的主线。

(一) 华夷之辨

中国古代的边防思想强调以中原为中心，突出了“华夷之辨”。“华夷之辨”也称“夷夏之防”，与服事观念紧密相连，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华，也称华夏，最早指中原地区的炎帝和黄帝部落联盟，后指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势力和范围。秦汉统一后，华夏逐渐成为中央王朝统治区域的自称。近代以来，华夏又指向了整个中华民族。夷，也称四夷，最早指生活于华夏集团周边的少数民族，后来不断变化，近代则主要指外国人员和势力。班固在总结前代“华夷之辨”时曾说：“《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7]3830他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华夏人对边防的认识。这种认识由来已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边防思想，“《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7]3834，“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8]2531。

“华夷之辨”反映了“五服说”的基础和核心，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政权关系的体现，它主要突出“华”“夷”政权的区别，强调中原文化的正统和优越感，以期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防止“以夷变夏”，利用文化、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达到政权的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华夷之辨”的观念更多地表现为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之间的关系。春秋时期，诸侯纷争，边境动荡，齐国在管仲的建议下，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成就了齐桓公的称霸之业。孔子赞扬管仲在保持中原正统文化方面的贡献，“微管仲，吾将披发左衽矣”。西晋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不断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并大批涌入，逐步形成所谓的“五胡乱华”时期。太康时期，侍御史郭钦提出了“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的主张[8]2549。后来明代在推翻元朝统治时，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主张。

清朝入主中原后，“华夷之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清朝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不允许“华夷之辨”的观念影响统治基础。因此，统治者多次强调禁止“华夷之辨”。比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9]5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救亡图存”观念的影响下，“华夷之辨”观念逐步让位于“中外之防”，体现为中国与西方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和边防观念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羁縻制度

在中国古代边防思想中，“羁縻”一词应用极为普遍。所谓“羁縻”，是指联系牵制之意，通常是指在不改变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中央王朝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手段，对边区政权施加影响，赋予地方相当的自治权利，从而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史记索隐》：“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羁縻政策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治边制度。羁縻制度的核心是保持中央王朝政治上的权威，“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10]‍卷‍十‍二，给予少数民族政权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自主权，以少数民族作为边疆建设和维护边境安全的主要力量，在其他方面则并不过多干预。

在商朝，政权统治者就已开始使用羁縻政策，即使用封爵、赏赐及联姻等办法，加强对边疆部族方国的笼络[6]14，如鬼方的酋长被商王封为侯。而周朝则在分封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对周边的少数部族实行羁縻政策。秦汉以后，中央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广泛实行羁縻之策。西汉宣帝时，郑吉说：“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7]3008司马相如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11]3049当呼韩邪单于希望归附汉王朝时，萧望之说：“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7]3282班固认为“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是“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7]3834。贯穿汉代以后各朝代的和亲政策，正是羁縻之义的具体体现。魏晋时期，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莫不待以羁縻，防其猾夏”[8]2531。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大量羁縻性的军政机构，将边境少数民族纳入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之中。比如，唐朝在沿边一带设置了安东、东夷、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等都护府；宋朝对回鹘、吐蕃、大理等政权进行了册封；明朝与北部蒙古开展茶马互市，互通有无，安抚各部。后来，这种制度演变为以少数民族为守边主力的守边观念，有效维系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符合“明王有道，守在四夷”的思想。清朝顺应少数民族的习俗和文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是中国古代羁縻政策实施的良好例证。乾隆曾说：“西藏乃极边之地，非内地可比，其生计风俗，自当听其相沿旧习，毋庸代为经理。”[12]386松筠在《绥服纪略》中说的“安边宜自治，时凛训缉熙”[13]193，也正是对清朝统治者贯彻羁縻思想做法的总结。

(三) 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的前提是依靠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威和有利条件，使蛮夷自相攻伐，其核心在于“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也”，“夷狄相攻，中国之利”[7]2281。通过交相使用羁縻、镇抚、怀柔等手段，达到控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保持边疆稳定的目的，有明显的坐收渔翁之利的感觉。

中国历史上“以夷制夷”的观念影响至深。比如：唐朝政府支持南诏王皮逻阁统一六诏，目的是既扩展自己的势力，又牵制吐蕃。宋朝利用吐蕃牵制西夏政权；明朝对瓦剌和鞑靼的首领也分别封王，使之相互消耗；明末努尔哈赤起兵于东北，建立女真政权，也受到明政府“以夷制夷”策略的重要影响。这种政策利用边疆少数民族熟悉边情的特点，削弱其与中央政府对抗势力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保持了边境地区的稳定，维护了中央王朝的统治。但是，这种政策损害了边疆各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会激化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矛盾，削弱守边的基础。

(四) 守边备塞制度

“守边备塞”是晁错为汉文帝提出的备边之道，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匈奴的进攻，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重要内容。“守边备塞”主要包括在边境地区驻扎军队、移民实边和修建防御工事等多种途径，尤其是“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7]2286。它不但继承了西汉以前的边防观念，而且也为以后各朝边防思想的发展规划了方向。班固所说的“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则表现了“守边备塞”的内涵。司马光在论述汉代的和亲时所言的“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成为历代统治者边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春秋、战国开始，各国边防除了修筑长城等防御工事外，还在边境地区驻扎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是边防思想的一大发展。秦始皇曾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派蒙恬带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11]252，又派五十万人戍守五岭。蒙恬攻取高阙、阳山、北假中以后，“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11]253。这种以武力为基础的防御做法，不但巩固了秦朝的北部边防，而且为汉朝的边防打下了基础。从秦朝以后，一直到明朝，长城不但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而且成为历代王朝边防思想的重要体现。

汉朝在防御匈奴的过程中，提出了“守边备塞”之策，经过汉武帝三次大规模的反击，突破了长城的限制，将北部边防推进到了今贝加尔湖、阿尔泰山及其以南地区。汉武帝曾亲自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11]2912。另外，汉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7]3803。王夫之称赞道：“晁错徙民实边之策伟矣！寓兵于农之法，后世不可行于腹里，而可行于塞徼。”[14]42从此，历朝的统治者均采取“守边备塞”的政策巩固边防，保障政权的稳定。北魏政权不但在长川（今内蒙古集宁东北）南筑长城，“起自赤城（今河北赤城），西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15]63，而且从太武帝继位后，在北边设立了六个军事重镇（即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每镇都设有“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15]2976。隋朝政权则在西北边境地区，设置了河源郡（今青海湖南境）、西海郡（青海湖西岸）、鄯善郡（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郡（今新疆且末县）、敦煌郡、伊吾郡，管理今青海、甘肃和新疆的部分地区，另外，还设立了灵武郡、朔方郡、五原郡、榆林郡，管辖北部的宁夏、内蒙古等地。唐朝政府则设立了安北大都护府，将北部边防的前沿扩展至北起安尔加河，东抵额尔古纳河，西至巴尔喀什湖，南临居延泽的广大区域；在边境地区布置军、守捉、城、镇。自永徽至天宝年间，北庭节度使管镇兵二万人，马五千匹，“又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镇兵万余人，马五千匹”[16]1645。宋代除在与契丹（辽）、西夏及后来金国交界的边境地区驻扎大量的军队外，还设有堡、寨增加边防的力量。北宋庆历年间，欧阳修在谈及防备西夏的部署时说：“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17]4937

明代“守边备塞”最典型的做法是多次修筑长城，并沿长城一线设置多个防御重镇，史称“九边”。明代不但设立卫所制度，还在边地卫所屯田。明成祖时，明政府在东北的库页岛和广大区域设立奴儿干都司，西北则设立哈密卫。有明一代，长城成为北部边防的重点所在，围绕着长城的边防措施层出不穷。朱棣迁都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天子守边”的目的。

(五) 以藩属国为屏障

所谓藩属国，是指历史上一些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周边国家，中国历代王朝对它们国内的重大问题进行指导、干预和控制，并施加重要的影响。中国中央王朝的藩属国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与中国政府在地缘上紧密相连；二是对中国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纳贡、称臣、汇报国内重大问题等；三是中国政府对它们负有册封、保护、安抚等职责；四是它们享有相当高的自治权，自己国内也有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系统。藩属国体制的形成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服事观，突出了“天朝至尊”的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万国来贡、海纳百川、扶危济困等优良传统。朝鲜、安南（今越南）、琉球、缅甸等诸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西方学者也有将藩属国与中国的关系称为“朝贡体制”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善，忽略了经济关系之外的政治因素。明朝人就认为：“帝王之驭夷狄，有本有文。所谓本，明德是已。所谓文，明命是已。非明德之修，故无以感格其良心，而使之慕。非明命之宣，亦何以慑服其邪心而使之畏哉？”[18]9也就是说，使藩属国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听从中央王朝的指挥。清代后期的“保藩固圉”政策即是沿袭了中国古代对藩属国的一贯做法。

以藩属国为屏障，是中国古代边防观念的深化与发展。它不但扩大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也拓展了中国边防的纵深程度，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实用性。但是，这种观念也在无形之中加重了中国政府的负担，使得中国政府在考虑自己国内建设和边境防御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藩属国的各种利益，甚至放弃部分的利益，以显示大国风范。

(六) 以海洋为护城河

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人内向型的文化，中国的边防思想长久以来也深受此种文化的熏陶。加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中国受到从海上来的威胁并不多见，历代统治者虽然也曾将毗邻自己的海洋视为活动区域，但是，对于海防的关心程度远远不及陆地。在近代以前人们的印象中，海洋波涛汹涌，变幻莫测，不易掌控。因此，古代边防的观念是将海洋视为中国内地的护城河，只重视沿海一带的防御，没有向海洋发展的意识和规划。即使隋炀帝东征高丽，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渡海征伐日本，也未上升至国家的海防战略。

明代以后，伴随着中国航海业的发展，中国人对海防的认识有所增加，郑和七下西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高超的航海技术。嘉靖时期抗倭派的代表人物胡宗宪等提出了“御海洋”和“巡海会哨”的设想。但是，明政府却着力于沿海一带的防御，没有更多地向海洋深处发展。清代前期，虽在海防方面设立有水师，也采取了海禁、会哨等措施，但是，与陆地防御相较，海防的力度很小，同时，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官兵的懈怠，会哨最终成为虚设之制。这一时期的海防观念仍然落后，也未考虑西方殖民者东来带来的严重后果。鸦片战争前夕，黄爵滋指出，中国的很多人还希望依托海洋作为防御西方殖民者的护城河，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即使在经受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扰，中国边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之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只是重视陆地的防御，而忽略了沿海及海洋的防御，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当时中国传统认识对边防观念的影响。

三

从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内容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方面的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特点。

(一) 突出华夷之辨

在“五服说”基础上形成的“华夷之辨”，主要从华夏中心地位的角度出发，讲求华夏文化先进性。这一点既是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特点，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也有不同，并不一味排斥周边少数民族。如唐太宗李世民即希望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10]‍卷‍一‍九‍七。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华夷无间”。清代雍正皇帝更是提出“自古中外一家”的思想，反对“严华夷之辨”，要利用少数民族的力量坚守边疆。所有这些，均可视为在“五服说”基础上的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发展。近代以来的“华夷之辨”则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标志着中国边防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二) 注重北部陆防

中国古代边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多数王朝将重心放在北部陆防。秦汉时期，北击匈奴、修筑长城。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乘乱进入中原，致使各北方政权仍然将重心集中在北方。隋、唐、宋各朝也大体如此。元朝疆域辽阔，北到叶尼塞河流域，南及南海万里石塘，西逾葱岭，西北到中亚，东北到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其战略重心也在岭北行省一带。明代把首都迁到北京，并在长城一线建立了防御蒙古的严密体系。清代前期北部边防仍然是国家重点所在，如平定噶尔丹叛乱，解决西域问题等。随着沙俄东进，清朝北部陆防出现了新的情况，形成了防御沙俄的对外防务。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换密切相连。

(三) 发挥因险制胜

中国古代的边防观念及实践过程，特别注重利用地形、地势等自然环境加大防守力度，这主要是受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作为大多数王朝的统治者，为了保护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发挥了因险制胜的思想，并付诸实践。比如，长城将各关隘和重要地形、地势联系起来的积极防御作用就体现了因险制胜的特点。虽然“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19]677，但在边防实践中，清代仍然在重要区域设置有卡伦、军台、鄂博、堡寨等边防机构。

(四) 实行因俗而治

因俗而治是根据不同民族的风俗实施不同的管理方法，由服事观念和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因俗而治是历代王朝在边防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中国地域辽阔，居住于边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往往与中原汉族在历史传统、社会状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俗而治根据边疆地区实际情况而决定，以承认和尊重边疆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权利为前提，对边防治理的成败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秦朝对归附的少数部族首领仍保留其原有的王、长等称号，汉朝设置有西域都护府、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和护乌桓校尉等。东汉在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时，一般“临事制宜，略依其俗”，“防其大故，忍其小过”[20]2895。元代在吐蕃地区设立宣政院，在畏兀儿地区设立北庭都护府等机构，都是“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策略体现，增强了民族融合的动力。清代的因俗而治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在蒙古地区实行札萨克制度，在新疆地区实行伯克制度等，清代前期边疆地区的稳定与清朝统治者的这种认识有着紧密的关系。

(五) 重视以屯代守

所谓的以屯代守，就是根据边疆地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生产落后的特点，通过军队和百姓的屯田，达到边疆巩固的目的。中国古代边防观念中，重视军队屯田和移民实边，加强边疆开发和经济发展。从秦代始，各王朝均有移民实边和军队屯田的举措。西汉反击匈奴后，多次向陇西、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移民。明朝政府非常重视军队在边疆地区的屯田。清末面临边疆危机，政府和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移民实边的主张，希望通过屯田解决边疆空虚的状况，最终清政府开放了边禁，实施了屯田。

(六) 忽略海洋防御

中国古代边防思想忽略海洋防御，这里面有着复杂的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一是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状态，使得历朝统治者长久以来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北部的陆防上面。二是北方各个游牧民族和政权对中国历代王朝的冲击，也是这种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三是古代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并没有使其他国家和政权，包括近代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渡过茫茫大海，越过大洋，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四是周边临海的一些国家，如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生活在东亚文化圈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长久处于中国的藩属国或次要的地位，无力与中国政府对抗，不能从海上对中国造成威胁。

中国古代海洋防御观念的缺失，给中国边防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方面，既隔断了大陆与海洋的联系，也丧失了边防和社会发展的大好时机，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然而，中国历代政府轻视海洋防御是历史与自然发展的结果，绝非可以任意指责的罪过。

产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代边防思想，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边防的发展积累了无穷的经验和财富，需要后世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中国历史悠久，思想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边防思想是在“五服说”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方面的内容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但是，对于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批判，以为今日边防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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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牛建兵〕

On the Frontier Defense in Ancient China

MA Chang-quan

(Chinese Armed Police Academy, Langfang 065000, China)

Thefrontier defense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including “Chinese vs. other Minor Races”, “autonomous minor races”, and “control minors by minors”, etc. It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eady situ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frontier area. It also displays man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ing such as focusing on “Chinese Vs. other Minor Races” and the land defense in north China, making good use of dangerous landscape, applying local customs and neglecting ocean defense. Those are the results of adaptations of the rulers in various periods, which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rontier defense.

frontier defense thought; frontier defen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vs. other Minor Races

E314

A

1006−5261(2015)03−0117−06

2014-11-20

马长泉（1967―），男，河南新乡人，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