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林



“陶学”的建构与贡献——论钟优民先生的陶渊明研究

钟书林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钟优民是当代陶渊明研究专家，他是提出“陶学”建构设想的第一人，并为之不断完善、实践，几十年如一日，自觉地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充实和阐释陶学的体系建设。其《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陶学发展史》等力作，在新发现材料汇编和更新学术方法上，都具有独特的贡献。

钟优民；陶学；陶渊明研究

钟优民出生于1936年，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与钟哲明、钟良明一起，被誉为“苗族钟氏兄弟三杰”，入选《百年中国100位苗族杰出人物简介》。钟先生曾长期供职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任文学所所长等职，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东北地区古典文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85年晋升研究员，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钟先生在陶渊明研究、中古文学和文学史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成就。主要著作有《陶渊明论集》《陶渊明传》《历代陶学研究概述》《陶学史话》《陶学发展史》《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家学渊源，使他对陶渊明具有极为深厚的情感，一生以陶渊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和精力。自改革开放至今，他笔耕不辍，始终奋斗在陶渊明研究的前沿，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钟优民是提出“陶学”建构设想的第一人，并为之不断完善、实践，这是他对于陶渊明研究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

早在1985年，钟优民在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研讨会上，就提出了“陶学”的建构设想。至今30年过去了，“陶学”的提法已为陶渊明学界广泛接受，虽然不乏一些商榷的声音，但它已经深入人心，为陶学界学者所认同。

针对陶学产生的背景，钟优民作了详尽的阐述，他指出：“齐梁以降，具有不同美学趣味、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批评家曾分别从不同视角，对陶渊明其人其文进行多层面的探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选编、集注、校勘、诂笺、辑佚、版本、目录、考据、释文、赏鉴、品味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下浩繁资料。特别是20世纪以来，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思维角度和文艺观念，研究陶渊明的思想和艺术，努力将陶公的智慧和创造溶进现代文明……使具有科学形态的陶渊明研究逐渐定型，直至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分支学科——陶学。它和诗经学、楚辞学、雕龙学、文选学、李杜学、诗学、词学、曲学、红学等学科一样，在长期酝酿、形成、壮大的发展过程中演变为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逐渐成为一门相当迷人的‘显学’。”[1]3鉴于“红学”等古典文学分支学科的发展，钟优民结合陶渊明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首倡“陶学”，应该说是审时度势、眼光睿智超前的。

钟优民对“陶学”给予了清晰的界定。何谓陶学？他在《世纪回眸陶坛百年》开宗明义说：“何谓陶学？乃关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阅读、鉴赏与评估的研究之学。”钟优民的这一界定，得到同辈陶学家的肯定，李华在评论钟优民的《陶学史话》时指出：“陶学，是关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学问，是历代陶学家的感受、理解和评价的总汇。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科，任何天才评论家皆不可能穷尽其对陶渊明的解释。”[2]从而确定了“陶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长久性、无止性。钟优民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点。譬如他在《陶学发展史·后记》末尾说：“歌德说过：莎士比亚是说不完的。我同样要说：陶渊明也是说不完的。”

对于陶学的学科体系建构，首先，钟优民强调当代陶学不同于传统的陶渊明研究。他指出：“当代陶学与传统陶渊明研究颇有区别，它力求摆脱传统陶渊明诗文评点或对个别问题即兴随感性的研究模式，而是将陶渊明的思想、艺术和接受作为一个自足系统加以探讨，倡导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动态性，梳理陶学进展，不再单纯归纳或重复先贤的已有结论，而是为了总结历史，开辟未来，让陶公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生命通过读者的参与和创造不断发扬光大，千古流芳。”[3]其次，他非常重视陶学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设。他说：“陶学研究必须强调树立一种体系意识，把陶学体系的建构视为陶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陶渊明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陶学学科体系的薄弱已成为陶渊明研究产生飞跃的重大障碍，建构陶学学科体系必须引起陶坛同仁的高度重视。”[1]5并且呼吁：“今后的陶学研究亟须在此基础上，更全面深入地清理陶学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诸范畴，将高屋建瓴的宏观鸟瞰与扎扎实实的微观分析有机统一，并结合陶学发展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文学风尚、审美角度等众多因素的变迁，把陶学研究再提高一个层次，进一步完善作为学术史的陶学体系的构架，以充实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1]8

对于陶学学科体系建构的艰难性和长期性，钟优民也深表关注和重视。他曾在回眸20世纪，展望21世纪陶学发展时说：“二十世纪陶渊明研究的成就生动显示陶学所具有的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事实上透露出下一个世纪陶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当代陶学体系远未成熟，尚未形成鲜明的独立学派，不为无见。因为体系和学派不是轻而易举就建立并成熟起来的，体系、学派靠的是坚实的独到的理论见解和一系列真知灼见，特别是建立学科的核心概念，即中心范畴。”“陶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它和其他分支学科一样，皆有其特定范畴。如何确定范畴，并借助范畴、概念去把握该学科各个层级上的本质―网上纽结，陶学史的学科体系就奠基于这一系列范畴及其网络系统之上。通过对这些范畴的爬梳、阐释和历史反思，探讨陶学发展的内、外部条件，观照其成就、局限和原因，识其一切因果、联系，疏其重大特色、规律，这是对撰稿者史识、史学、史才和史德的严峻考验。”[4]钟优民并不回避有些论者的怀疑，但是他对于陶学的学科发展充满信心，并通过亲身实践，去建构陶学的发展体系。

对于陶学体系构建，他呼吁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研究模式。他说：“陶学研究内部结构中的一系列命题、范畴，是国内外无数评论家千百年辛勤劳动的积淀，它与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化风尚（包括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道德、宗教等）保持密切联系。陶学发展系统既可以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来把握，其功能是作为文化积累具有永久保存的价值；又可以作为一个鉴赏系统来把握，其功能是提供审美的不同视角、方法。‘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不同，结论各异，见仁见智，千姿百态。”[1]3他将陶学看作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倡议见仁见智，千姿百态，从而使陶学研究永葆活力、青春。

对于陶学学科体系的价值意义，钟优民说：“陶学系统虽然只是关于一个伟大作家的学术研究史，但它却具有普遍意义与典型品格，透过它的深入研究，可以举一反三，了解古代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在历史价值河床中的浮沉变化，看到一个伟大作家千百年来对历代诗人成长的熏陶和沾溉。因此陶学史的研究不但可以为陶渊明研究确定新的起点，为开创陶学研究新局面提供重要参照坐标，而且可以促进古代文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和品位进军。”同时，“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影响”[1]4。钟优民所谈的陶渊明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珍视。尤其是在中华传统文化日益走向世界的大潮中，越发凸显出上述的价值和意义。

二

钟优民不仅提出陶学的体系构建，并且几十年如一日，自觉地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充实和阐释陶学的体系建设。这是他对于当代陶渊明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钟优民即以《陶渊明论集》开始享誉陶学研究界[5]。《陶渊明论集》以崭新的学术视角，开陶学体系建构之先声。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运用西方美学思想体系对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加以体系化探讨，体现出不同于传统陶渊明研究的诸多崭新特点。杨公骥曾经高度赞扬《陶渊明论集》的学术史价值，认为《陶渊明论集》史料精博、考证严谨、论据翔实、论断公允，对于陶渊明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在《陶渊明论集》之后，钟优民不断思索和探讨当代陶学发展的出路。《九江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陶渊明研究”专栏创刊，同时刊发了王瑶的《陶渊明研究随想》和钟优民的《开创陶渊明研究新局面的浅见》，这两篇论文都对改革开放以来陶学发展提出了思考，并指明了方向。1985年，在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研讨会上，钟优民提出了陶学体系的构想。由此可见，他的这一构想，已是思索已久，绝非突然而发。之后，他更是孜孜不倦，深入思考和具体实践其陶学体系构建。从《陶渊明论集》（1981年）出版到《陶学史话》（1991年）问世，整整10年间，钟优民把陶渊明置身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史中，从曹魏时期的曹植，到同时代的谢灵运、鲍照，再到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皆纳入其研究视野，从而深刻而具体地揭示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他出版了《陶学史话》，初步建构起陶学发展史的框架体系。

对于《陶学史话》在陶学学科体系实践中的地位，李华尤其肯定了两点，第一是“指明了学科性质，在当代审美观念中探究陶学的美学轨迹”，第二是“明确了学科研究对象，在全景再现中寻绎陶学的客观规律”[2]。他还说：“以当代人所具有的宏观目光来正视陶学研究，恰是《陶学史话》的聚光点”，“陶渊明‘隐逸’论这个陶学研究最大的症结点，钟先生完全是把史料放在当代思想意识及审美观念的时空中进行释解的。这种当代人所具的宏观目光，来自著者的史识、史学、史才，来自对陶渊明其人其作的深邃探索。”[2]《陶学史话》已初步体现了钟优民对于陶学框架体系的建构思路，他将全书“依时分章，大抵归为陶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基本特点、主要成就（关于哲学思想、辞官归田、君臣观念、道德人品与诗品、艺术表现以及代表性作品等）、代表性论著、陶公价值取向等几大类，并从其内在联系的分析中，品评历代陶学家各自的得失”[2]。

在《陶学史话》问世的同时，钟优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陶学基础史料的搜集、整理上，把陶学体系的建构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为此他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陶学发展史和陶学文献史料的整理工作，于2000年推出两部力作——《陶学发展史》《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同年8月20日，《九江师专学报》对两书予以特别介绍。两书洋洋大观近百万字。尤其是《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在20世纪60年代集体编撰的《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的基础上，钟优民以一人之力，新增928位作者1543则资料，其中之甘苦，难尽为人知。而对于陶学发展之重要贡献，为世人所共睹。

《陶学发展史》在《陶学史话》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陶学的体系建构。从1981年《陶渊明论集》尝试探索，到1985年陶学体系构想的提出，再到《陶学史话》和《陶学发展史》，钟优民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酝酿、提出、成型、完善，完成了对陶学体系的建构和思考，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陶学发展史》以充分而扎实的史料，史、评结合，系统而深入地描述和揭示了南北朝至20世纪90年代的陶渊明研究历程和发展规律，其中尤其重视对当代陶渊明研究的总结，特别是港台与国外的陶渊明研究与传播。王卓把《陶学发展史》对于陶学学科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归纳为五个重要的方面，称赞该书“总结出陶渊明研究的角度：伦理道德，社会学，审美，文化学，心理学，哲学，比较文学，接受美学及其他角度。这都是涉及到陶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根本性的问题”[6]。对于陶学发展而言，《陶学发展史》客观地全景式地描述了陶学发展的历程和流变，对陶学发展每个阶段的特征、成就和嬗变进行归纳；同时，它深入具体地为读者展示了陶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如何涉及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结构，由此建立起完整的陶学体系。所以，谷云义称誉说：“《陶学发展史》以开阔的视野和恢弘的气势，建立起一个陶学研究的完整体系”，“这在陶学研究史上是个重大的突破。它把陶学研究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也表明当代的陶学研究登上了一个前人未曾攀登的峰顶。”[1]1

三

钟优民爬梳、钩沉史料，慧眼卓识，能够力破陈见，言人之所未能言，取得了一系列陶渊明研究的成果。

第一，钟优民通过十数年的辛苦爬梳和整理，抉发出陶学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次”，刷新了以往陶渊明接受与传播过程中的一些误会和认识。例如，《陶学发展史》指出：第一位写《效彭泽体》的诗人是王僧达，而不是鲍照或江淹。刘宋诗人王僧达第一个赋《学陶彭泽体》诗，在鲍照《学陶彭泽体》、江淹《拟陶征君田居》诗之前。钟优民指出：“以往文学史家多将他推举为拟陶首唱之人，则纯属以讹传讹，有违历史真实。”单凭此点而论，有人称钟优民的陶渊明研究，改写文学史，洵非虚誉。又如，《陶学发展史》指出，第一个为陶诗作注的人是南朝萧梁时的李善，而不是南宋时候的汤汉；是“宋人首次注意到陶公对僮仆的宽容体恤”，是宋人汪藻首次推举“陶公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之祖”，是宋人“开《陶集》集注之先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清人全祖望首次向陶渊明系陶侃曾孙说发难；等等。在史料的发掘上，也是如此。如首次梳理出初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竟有贺襄“自诩为陶潜再世”；首次发现了明代无名氏所作的描述王弘与陶渊明交往的杂剧《陶渊明东篱赏菊》；等等。尤其是首次对于唐末冯贽《云仙杂记》中数则标明出自《渊明别传》史料的发掘，更是为许多陶渊明研究者所未见，遑论一般读者。

第二，这些“第一次”，折射出著者学术史的眼光。例如，对于南朝诗人周舍田园诗的发现，亦言前人所未言。钟优民爬梳发现，南朝周舍接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写有《还田舍》一诗，诗中的“武陵岩”“容我膝”等典故，皆出自陶集；他还指出该诗“虽未曾躬身耕种，对农事缺乏亲切感受，但就其取材而言，却是南朝颇为罕见的较为典型的一首田园诗，往下到初唐，才有王绩类似的田园诗出现，故其在田园诗歌发展的链条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值得重视”。尤其是对北朝诗人的陶渊明接受，他做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陶渊明作品由东晋的自编文集，到南朝萧统搜罗备至的八卷本《陶渊明集》，再到北朝阳休之十卷本《陶渊明集》，其间如何发展变化，钟优民为我们首次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第三，精心探究每一时代的陶学发展特征，并给予极为中肯的评价。以钟优民探讨陶渊明诗文在唐代的接受和传播为例，即可窥见一斑。郭绍虞曾说，唐人视陶渊明“为酒徒或隐士”。而至于唐人对陶渊明接受和传播的具体情形，较长时间内大体是一片空白，直到钟优民《陶学发展史》的出现。钟优民指出，唐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不仅仅是酒徒、隐士和做官的一面，还有对他诗文的接受。钟优民指出，“陶渊明的有关名篇，唐人开始刮目相看，加以重点品评”[1]37，如《闲情赋》《桃花源诗并记》等。他还指出，关于《桃花源记》“桃源”的争论，“唐人首揭序幕”，当时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韩愈、权德舆等，都加入了讨论，对于唐人的这一历史贡献，钟优民评述说：“以后各个朝代，各个阶层，各种思想的人，均对它做出不同接受、阐释和创造，直至当代”，“其势不消歇，唐人首倡之功，不可掩没”[1]40。

第四，注重文学批评史上对陶渊明否定的声音，这是钟优民陶渊明研究中的又一重要创获。学术研究中，人们不免爱屋及乌，为尊者讳，不愿涉足对自己钟爱的研究对象不利的领域，有些学者甚至不能容忍他人批评自己钟爱的研究对象。而钟优民却不然，他对于陶渊明感情甚深，在他的笔下，称呼陶渊明则用“陶公”，但在他的论著中，对历代批评和否定陶渊明的意见，他都一概予以重视，并加以梳理和研究。例如他在爬梳唐人对陶渊明尊崇的同时，也注意到唐代人“对陶公之隐大不以为然者，亦颇有其人”，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中唐诗人刘禹锡，并谈到晚唐杜牧对陶渊明的态度是“视渊明为心胸狭小、眼光短浅之徒”。此外，钟优民还指出“在清人普遍称誉主旋律下，对渊明人品稍有非议者亦偶尔听到，尽管它属于偏颇之论”，如王夫之认为陶渊明被钟嵘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宏而气不胜”；全祖望认为陶渊明“并不具备经世治国之才，如果早有先见之明，当初何必进入官场呢”；冯班不满意陶渊明的酗酒，“开文人视酗酒为风流潇洒之先河，过莫大焉”。

总体而言，《陶学发展史》所设计的陶学学科建构，是有目共睹，并且深受好评的。中国台湾学者李华基称赞说：“钟氏之所以能异于时辈，独立开拓‘自来无史’的陶学史领域，是得力于他十余年间对陶学史料钩沉辑佚的功夫。本书从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为陶学这一新兴学科奠下牢固基础，在资料上多有发现。”李华基还指出《陶学史话》一书“附录《陶渊明研究资料索引》，更是从《陶集》古代善本、现代版本、陶学研究专著、论文等几个方面，开列了当今所能看到的最为完备的索引目录（一直收到1991年），其中有的是直接从外文资料翻译过来的”[7]。到2000年《陶学发展史》出版时，钟优民又将陶学研究“索引目录”拓展到2000年，数十年间这一播惠学林的工作，他从没停止过。《陶渊明研究资料索引》搜罗近百年的陶渊明研究论著，其中包含日本、韩国及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的资料索引，令人叹服和敬佩。

四

钟优民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始终活跃于陶学界的前沿。

钟优民平生为学没有离开陶学，始终紧紧围绕陶渊明。偶尔看似偏离陶渊明而转向其他的研究，如他对曹植、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的研究，也都是为了更好地为陶渊明研究打基础。一生只痴心一位古贤或古著，像这样的研究者，在当代学术界，恐怕是较为罕见的。钟优民始终对陶渊明怀有极大热忱，正因为其用心之专、之诚，所以他取得了陶学研究丰硕成果。他曾回首往事，认为自己对陶公人品与诗品的神往，源于新中国成立前初中国文课本中的《桃花源记》，“文革”结束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恢复文学研究机构建制，在筹建文学所的同时，笔者抓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陶渊明研究，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论陶渊明和他的咏怀诗》（《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8年第5、6期合刊）”[1]574。三年后，他就出版了新时期第一本陶渊明研究专著《陶渊明论集》，以崭新的研究视角，阐释一个全新的陶渊明形象，赢得广泛推崇。

《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是陶学的新发现材料汇编，而《陶学发展史》的成功，则是钟优民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学术方法的又一体现。他在《陶学发展史·后记》中自叙，在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激励下，他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史方法研究及其实践”展开了为期数年的探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陶学发展史》。他说：“积平生治学体验，痛感学术史的探讨，重在两端，一为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指引，一为新材料的开拓，舍此而外，别无捷径。”《陶学发展史》在学术方法上，除前文所述的陶学体系建构外，最典型的就是接受美学新方法的引入。早在1991年出版的《陶学史话》中，钟优民就以接受美学的新方法来解读陶学发展历程，并得到好评。钟优民《陶学史话》《陶学发展史》的成功，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接受美学研究的典范之作。钟优民之后，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2002年）、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2005年）、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2006年）等力作，也相继问世。陶渊明接受美学的研究，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都走在了古典文学学科的前列。

钟优民是陶渊明研究乃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较早具有国际合作交流视野并能始终运用于自身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早在1984年，钟优民在《开创陶渊明研究新局面的浅见》中呼吁：“我们还应该放开眼界，关心国外关于陶渊明的研究。这方面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著述不少。”并且指出：“在陶渊明研究工作上，现在已具有良好条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建议有关方面积极发起，在不久即将举行的陶渊明诞生一千六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邀请国外有关陶洲明研究者，届时到陶渊明的故乡或其他适当地点聚会，并邀请台湾省和港澳地方的有关学者前来共同交流研究心得，推动陶渊明研究出现新的高潮。”从这个意义上看，钟优民还应是第一位倡导加强陶渊明国际合作交流的大陆学者。此后，他相继发表《陶渊明与世界文学》《陶渊明与朝鲜文学》等文章，陈忠也发表《日本发表出版陶渊明研究的情况》《韩国40年(1954―1995)陶渊明研究概况》等论文，唐满先、包涵、李寅生等学者，则或与域外学者合撰论文，或翻译、介绍域外文章。与此同时，海峡两岸陶渊明研究专家互赠著述、交流信息、畅谈心得也蔚成风气。不论是在《陶学史话》《陶学发展史》等专著中，还是在《陶学的由来与走向》《世纪回眸，陶坛百年》等论文中，钟优民始终关注着海外陶渊明研究的进展。尤其是在《陶学发展史》的第九章“文化交流称誉寰球”中，洋洋数万字，备叙了东西方各国陶渊明研究的概况。

钟优民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取得丰硕的陶渊明研究成就，赢得高度赞誉。王卓曾称赞说：“读过《陶学发展史》，触目惊叹的首推作者全新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像钟优民这代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成名于70年代末的大陆学者，在新时期之后以学术思想的异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人继承了20世纪初至5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传统，一部分人综合了新时期后重入中国文坛的西方现代文论的研究理念，而由《陶学发展史》看，钟优民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兼容二者并辩证创新的人。”[6]钟优民的每一部力作，都以崭新的学术理念，赢得学人的尊敬。魏正申曾这样评述钟优民的学术理念及成就：“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史家、陶学专家钟优民先生，以其巨著《陶渊明论集》，代表我国陶研的一个新高度；以其陶学学术史奠基之作《陶学史话》，标志陶学作为学科的真正意义上的诞生；同时，钟先生又撰写了《中国诗歌史·魏晋南北朝卷》（即张松如教授主编的《中国诗歌史》第二卷），还有曹植、谢灵运、鲍照、庾信等诗人的研究专著，他是我国第一位在宏观总览六朝文学基础上，专题论陶的学者，说明他治陶的根基之深厚。公允地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钟优民登上陶坛，陶学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可见，对这位陶学大师，从其独具只眼的陶学观、陶学理论的建树、陶学研究史的奠基，以及诸多可贵的治学方法等等进行探讨，对推动陶学的进一步发展，有颇为深远的意义。”[8]魏正申是主要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之初的陶渊明研究专家，他对于钟优民的崇高评价，大体代表着陶学界的共识。

钟优民作为陶学学科体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还注重学科梯队人才、后起人才的培育。他生性谦和，毫无傲人之气；他奖携后进，言意敦敦。2012年在河南黄淮学院、江西星子县等地先后召开的陶渊明学术研讨会上，都能见到他奔波的身影。年近耄耋之年的他，在会场上仔细聆听每一位代表的报告或发言，仪态谦逊，始终如一，其学品与人品，无不令后学敬仰。

[1] 钟优民．陶学发展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2] 李华．钟优民《陶学史话》述评[J]．江西社会科学，1996(8)．

[3] 钟优民．世纪回眸陶坛百年[J]．社会科学战线，2001(2)．

[4] 钟优民．陶学的由来和走向[J]．九江师专学报，1997(3)．

[5] 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6] 王卓．精湛的文学史著深刻的学术启示——《陶学发展史》读后[J]．社会科学战线，2001(4)．

[7] 李华基．钟优民新著《陶学史话》述评[J]．九江师专学报，1992(2)．

[8] 魏正申．对陶学两大症结——“隐逸”与“忠晋”的创释——钟优民先生治陶贡献论[J]．九江师专学报，1995(4)．

[9] 钟优民．开创陶渊明研究新局面的浅见[J]．九江师专学报，1984(1)．

〔责任编辑 刘小兵〕

Construc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Tao Study——on ZHONG You-min’s TAO Yuan-ming Research

ZHONG Shu-li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s an expert on TAO Yuan-ming Study, ZHONG You-min is the first man who proposes the idea to set up the Tao Study and continues to improve and practice the study. His new works “ The New Edition of the researches of TAO Yuan-ming” 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ao Study” have unique contribution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study materials and methodologies.

ZHONG You-min; Tao Study; research on TAO Yuan-ming

I206

A

1006−5261(2015)03−0007−06

2014-11-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W008）

钟书林（1978―），男，湖南浏阳人，副教授，博士，珞珈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