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然



胡适进化论主张中的悖谬

董然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西方的进化论思想自进入中国以来，国人便对其进行了功利性的解读。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是按自己的理解和需求提出的，存有一些机械性和功利性，不仅损害了进化论的原初意义，而且误导了人们对文学发展的理解，导致许多先入为主式的文学批评和接受。

胡适；进化论；书写进化；机械进化

胡适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领军式人物，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登的《文学改良刍议》奠定了其在新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在胡适早期的发表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白话文学史》等文章和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贯穿其中的文学革命的理念就是“进化论”。经严复翻译并引进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被急于救亡图存的国人奉为改变落后挨打局面的灵丹妙药。而胡适更是把生物学上的进化论直接拿来用在文学上，并提出著名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反思这一文学观念时，当时被贴上真理标签的“文学进化观”，存有许多悖谬之处。

一、不可逆转的“单向进化”

(一) 对被功利化处理的“进化论”的接受

进化论在“五四”前后是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科学理念而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的，这一西方理念的引入对古老而又保守的旧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在当时的知识界成为压倒性的主导思潮。胡适曾说：“《天演论》出版以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以后，这个‘优胜劣汰’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1]70从胡适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进化论作为一种西方科学理念，在中国受到认同接受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科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念正好契合当时国人寻求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心理。从后一个意义层面上来说，国人接受的是进化论的价值观意义。在中国知识分子这里，本来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进化论理念被功利化处理了，开始具有了价值观意义，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胡适正是在这一价值主导和意识形态中接受了进化论，受生物学进化论的启发，并以此为参照对文学史现象做整体把握，提出极具工具化色彩的文学进化论。

(二) 单向线式思维

胡适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文学进化论”。而进化论在被严复翻译引进中国之时，原貌已经遭到相当程度上的损毁。首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明显并未忠于原著，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其实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糅合在一起。根据原作者赫胥黎的观点，生物界的演化过程是同时包含进化和退化两种情况的。而为了切合当时的社会需求，严复便将这种有进化亦有退化的双线进化论，主观性地改为了只有进化的单线进化论，认为世道永远都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在急需变革和寻求出路的旧中国，人们便很容易将“天演”等同于“进化”，又同时将“进化”等同于“进步”。这一观念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深入人心，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提起“进化”一词时，其潜台词就是“进步”。

而胡适的核心文学观念——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实际上是把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运用到文学领域，蕴含其中的是“进步”的价值观。这种进步的进化观否认了文学演变的其他可能性，认为文学永远保持进步的状态。从胡适的很多言论可以看到，他简单地把文学分为“活文学和死文学”“活文字和死文字”“白话与文言”“民间文学与庙堂文学”等二元对立的状态，且前者永远代表文学的最终方向，后者只会腐朽陨灭，这是典型的严复式的“单线进化论”。胡适的单线进化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是这样表述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2]7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分析文学进化观念的具体内涵时也提到，“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3]116−117，还认为“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3]119。胡适的这些进步的文学进化观很显然是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一味地认为后来的文学必然要优于以前的，并且不加区分地否定批判所有的传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式人物，但其对“进化论”的理解有时未必比那些被扣上“保守派”帽子的新文化对立阵营中的人正确，如“学衡派”吴宓就曾经针对胡适的这种进步的文学进化观加以批评：“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祥，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出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4]165胡适的这种单线的进步文学进化论不仅给当时的文学界带来了极大震撼，而且直接影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基调。

然而，文学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它不可能和生物进化过程保持同步。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也和生物进化的规律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虽然生物的进化有可能会按照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朝好的方向前进，但是，从未有任何现象表明文学的发展一定会“后来者居上”。如今的社会早已进入现代化，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你能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作品要比《红楼梦》更胜一筹？还是说当今的诗作水平都远在李杜之上？因此，笔者认为，胡适只看到了所谓的进化，却忽视了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不是所有的进化都是进步，以进步为指向的进化饱含着主体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胡适的这种单线进化观无疑是典型的庸俗进化论。

二、主题先行的“书写进化”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不仅是一种价值决定论，还是一种主题先行的进化论。在他的言论中，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大胆假设“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5]45，然后又小心地用“民间文学”求证，由此勾画出一部“白话文学史”，甚至把白话文学奉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明确表明“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6]150。正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为书写白话文学史而书写的主题先行式的文学史理念，使得我们知道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一种主题先行的“书写进化”，它不仅模糊、误读了进化论，而且使得让整个华夏民族引以为豪的两千多年的古代文言文学，被胡适借“进化论”的名目判了死刑，从此，“白话文学”昂起头颅向着所谓的“进步”，一路高歌。

(一) “大胆的假设”

差不多一百年以前，胡适登高一呼“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5]45，他大胆假设“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5]45，然后设定好“白话文学史”的主题和框架，利用自己最拿手的历史考据功夫，从中国古代文言文学史中给我们拉出一条“白话文学”的线索，之后便开始往其预设好的“白话文学史”中填充材料，并使得“古文传统史”与“白话文学史”在书中双线对立。

在书中，为了使“白话文学史”得以成立，胡适简单粗暴地将文学分为“活文学和死文学”“活文字和死文字”“白话与文言”“民间文学与庙堂文学”，认为为考取一职半官的“庙堂文学”是无法和表达小老百姓悲欢离合的“田野文学”相比的，并说“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6]160，依据“白话文学史”的框架，又得出中国的文学分成两条路子的结论，也即是“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6]160。这一论调显然是从预设的主题里拉出来的，而胡适采用的是没有任何科学逻辑推理的判断，直接妄下断言，这恰恰背离了他所主张的“实验主义”。

此外，胡适又将历史的进化分为“完全自然的演化”和“文学的接触进化”，认为前者的演化是无意识的，迟缓的，难保不退化的，后者是“有意的鼓吹”[6]151。在近代有了白话小说后还有人做骈文，胡适认为是因为没有“有意的革命”，认为文学革命就是因为有了有意的鼓吹和有意的主张，所以才得以成行，所以“白话文学的运动能在这十年之中收获一千多年收不到的成绩”[6]152。然而，我们认为，“有意”“无意”或许可以改变文学一时的发展态势，但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显然，胡适犯了不加推理、论证，便直接下结论的毛病，这是受其主题先行理念的影响，为白话文学史的得以存在寻找“论据”。

(二) “小心的求证”

胡适用一部《白话文学史》来求证其假设，他认为死文言绝对产不出活文学，并且拿出历史考据的功夫从二千多年的古代文学中找出了一条白话文学的线索，以表明这两千多年的古文传统中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才有了一丁点儿意味。在书中他把文学史的发展分为白话文学史和古文文学史两条线，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本应是两条线都会“进化”，然而胡适却认为只有白话文学史在进化。胡适为求证其假设而理出的那条白话文学线，其实是在他所谓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田野文学与所谓的庙堂文学对抗的意识形态下产生的，也即是说这并非什么进化，而是胡适的“目的论”“策略论”的表现。为了证明只有白话文学史是进化的等一系列假设，他又用平民文学史完全代替白话文学史来加以推论。因此，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而是一种“有意的”书写，他对待历史是一种主观先行论，而不是客观真实论。

细读《白话文学史》，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这是一个提前预设好结论的“求证”过程，这本书就是为了证明作者所谓的“死文字绝对产不出活文学，只有活白话才创造了两千年来的文学传统中最有意味的文学”的论点。“白话文学”和“古文传统”两条矛盾冲突的线索贯穿于书中，白话文学代表的是活泼的、生动的、表达小百姓喜怒哀怨的活文学，是最自然真实而非僵硬雕饰的死文学的民间文学，是讲究实用、表达民生疾苦的田野文学；又因民间文学多用当时的口语写成，明白浅显，通俗易懂，所以便因此被冠以“白话文学”的称号。而庙堂文学则被刻画成应制的、堆砌的、非实用的、与现实人生无涉的贵族文学，是言之无物、空洞拗口的死文学。于是前者取代后者并成为主流，两条线索的矛盾冲突以及斗争最终以白话文学的独占鳌头和古文传统的末路为结局。这无疑显示了其文学主张的功利色彩以及文学评判标准的实用性特征。以此文学观念来观照文学，定会遮蔽其他一些文学作品的价值。这种论证方式也暴露出胡适文学评价标准的简单粗暴，他定下“白话文学史”的框架，只将那些符合自己白话文学或者平民文学标准的文学作品纳入框架予以叙述，对不合标准的作品则避而不选，使得中国文学史的原貌及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遭到很大程度上的遮蔽。

书中不仅以是否是“白话”和“田野文学”为标准立论，而且还以作品创作者的阶级身份来立论，侧重于平民的文学创作。在《白话文学史》中，文学要么是代表平民阶级的贴近生活、平适自然的民间文学，要么就是雕琢应制无涉现实的贵族文学。这种划分方法明显是根据等级对立的阶级身份划分的，只要你是平民，那你的作品就带有了“平民化色彩”；若你是贵族，那你即使创作出所谓的“白话文学”，也会被打入“庙堂文学”之流。等级对立造成的风格差异被胡适用来褒“民间”而贬“庙堂”。胡适在整部白话文学史中就是颠倒以往的等级，来扶正后来的平民文学。或许也只有两大线索以及两大线索所代表的两大等级的死活对立，才能切合当时的社会变革需求，只有旧的意识形态被新的代表前进的意识形态绝对打倒，才能为新文学革命制造足够的舆论并提供历史支持。而正是由于这种工具性的功利色彩，胡适在全力推翻旧有古文传统并论证相关假设的时候，并未能给白话文传统一个鲜明的历史支撑，他留下的只有僵硬、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文白”模式。

三、简单移植的“机械进化”

胡适从生物进化论中受到启发，提出“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进化理论正是胡适发动文学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但是，我们知道，进化论首先是一种生物上的进化论，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理论，胡适使用的进化论以及他将进化论运用在文学上是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的。将一种生物学上的进化假设理论简单地移植到人文科学领域，必然是合理性与缺陷同在的。将进化论简单移植到文学领域，给文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了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在胡适的文学观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除上述悖谬之外，这些弊端在语言层面也有明显的体现。

(一) 语言的死活观

胡适曾在其一首打油诗中云“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胡适的文字死活观是其文学观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胡适运用进化论的机械性。文学包括文字的发展，绝不能用简单的生物学上的死活来衡定。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古今使用的文字虽有所不同，但文字亦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化规律，任何文字都不能轻易地被判定为死文字。即使是现在使用不多的文言，依然以多种方式存在于文人笔下或艺术的殿堂，一直参与构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

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实际上就是从语言的角度展开的，他认为文言是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文言的“死”，按照胡适的说法，是指文言喜雕饰堆砌，乱用套语，大量使用典故，讲究对仗，而白话的“活”则是：“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7]314又认为白话有简单而又合乎逻辑的文法，好学易懂便用。由此可知，对于胡适来说白话只是一种易于进行文学革命的新工具、活工具，文言则是腐朽的死工具。白话所具有的广泛的群众性，使得其成为向群众宣传新思想的绝好工具。但我们今天认为，语言的“新陈代谢”原因很多，语言的生命在于是否被使用，只要是还在使用的语言就不能判定为“死的”。而且语言的死活存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索绪尔说：“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8]36

(二) 语言系统的特殊性

实际上，任何语言都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系统，文言也不例外。我们反对胡适的“语言死活观”，是因为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变化，这一系统中必然会有一些当今不再使用的字或词，但我们不能据此宣判文言的“死刑”。因为语言系统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和思想的变化而变化。语言系统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文言系统需要及时地废除旧词旧意，增加新词新意。周作人在《新文学源流》一书中也说过，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难以区分“死”与“活”。我们不能以书面或口头或其他功利性标准对语言的死活做机械划分，文言未必就是死的语言，由于种种情境，那些曾被认为是腐朽的已死去的语言有时会死而复活。新时期以来的国学热以及古典诗词吟诵与创作，或可说明此点。胡适的语言死活观和进化论，是一种机械进化的表现。文言固然有腐朽的成分，但更不乏独特的审美价值。我们在盛赞白话文学的同时，若对中国古典文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便显得粗暴蛮横了。

[1] 胡适．四十自述[M]//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M]//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M]//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胡适论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M]//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胡适．白话文学史[M]//胡适文集：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责任编辑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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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261(2015)03−0087−04

2014-12-10

董然（1991―），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